经学大师俞樾

俞樾

汉章先生入杭州诂经精舍从师俞樾(1821—1907)，先后两次，这是因为俞樾是当时全国最有声望的经学大师之一。而诂经精舍和广东的学海堂是当时研究、传播乾嘉汉学的大本营。因此，汉章先生进诂经精舍从师俞樾是理所当然的事。

杭州诂经精舍是阮元(1764—1849)于嘉庆五年(1800)出任浙江巡抚时，在杭州西湖孤山创建。太平天国期间毁于战火。1866年，浙江布政使蒋益澧拨款重建。阮元是“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不仅在仕途上有显赫的地位，而且自己也是一位经学大师。他创办诂经精舍的目的和宗旨在《西湖诂经精舍记》中说得很明白:“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可。汉人之诂，去圣贤尤近。”此汉人是指汉朝时的人，所以他推崇汉经。俞樾在《重建诂经精舍记》中也说，修复精舍是为了“使肄业士子者，讲求古言古制，由训诂而名物，而义理，以通贤人之遗经”。这与阮元提出的要深刻理会圣贤之道，采用由训诂而通义理的方法是一致的。因为尊经崇汉，所以在祭祀上阮元接受孙星衍的建议，奉祀汉朝两位大儒许慎和郑玄，而不是奉祀程、朱。诂经精舍是要造就年轻的汉学家。阮元后来在广东仿诂经精舍建的学海堂，也是这个宗旨，只不过教学方法上有所差别。

阮元提出“凡所论述，期实有济于用”，因此除传授“经史、苍雅、星纬、金石、考订、文艺之学”外，还“旁及小学、天部、地理、算法、词章”等内容，其中尤关注数学和天文学。很明显，“专勉实学”，将科举之学排除在外。这些也被俞樾所认同。他认为“学问之事，莫大乎通经，通经之道，义理尚矣”，然必须即名训诂以求义理，而存微言大义其中，就是训释诸经的疑字难句名物，进而阐释经义本文。他强调为学之要，“不在乎明心见性之空谈，月露风云之浮躁”，崇尚实学，身体力行。这都是和阮元完全一致的。他们治学的基本原则，就是“实事求是”。

汉章先生先后两进杭州诂经精舍。第一次是1886年，汉章先生二十二岁。他从正月二十一日离家，二十九日到杭，路上共九天时间。入诂经精舍，需要其他书院介绍，汉章先生是否由象山丹山书院介绍笔者还不清楚。但肯定是经过甄别考的。根据汉章先生的《俞楼日课》记载，汉章先生在杭参加甄别考试不仅是诂经精舍一家书院，还有其他四所书院。如二月初四日:“下午接三书院甄别题”，初五日:“鸡初鸣，三书院文稿脱，就寝”，初八日:“接诂经题目”，初九日:“接东城讲舍文诗题。晚膳过脱稿”。这五家书院，两家已明，而另外三家不明。查同月二十二日载:“崇文、敷阳二书院俱除名”，这说明这三家中有崇文、敷阳两家。当时杭州有五家书院，除上述四家以外，还有一家是紫阳书院。奇怪的是汉章先生在《戊子五月至杭日记》中出现有学海堂的课艺。五月二十二日:“下午，作学海堂朔课。”第二天，“上午交卷于红门局朱公馆”。那么留下一家，难道是远在广州的学海堂?学海堂实行的是季课，而诂经精舍则是月课，所以这种可能性也有，但仅此一次，不见第二次。还有是“除名”什么意思也不明。二月十五日的日记中，汉章先生也被诂经精舍除名，却按诂经精舍要求在入读做功课，而崇文、敷阳则未做任何功课，两次日记也从未提起。敷阳当时属省级书院。

汉章先生在诂经精舍日课分句读、抄录、评校和著述四种。句读抄写由老师指定。从《俞楼日课》看，归纳如下:

一、点看经书。在甄别考试前，点《礼记》、《仪礼》，甄别考试后，继续点《礼记》外，点《尚书注疏》、《尔雅》、《周易》、《毛诗注疏》、《左传注疏》、《周礼》、《诗》等。点毕有《周易》、《诗疏》、《书疏》、《礼记》等。

二、抄录。抄《诗经》、《诗疏》。

三、著作。《六畜五牲三牺考》(甄别考试前)，《幽人贞吉解》，《来牟解虚》，《白堂赋》五言排律、七言排律各一首，《宗族图》，《田获三品解》、《赤刀大训解》，《夔曰数语重见说》，《春光好词》，《西伯郑王异义说》，《春秋书归入奔□□人□□说》，《经解》，赋、诗各一首。这些诗文不明是给那家书院。

四、考试。诂经精舍是实行月课，东城讲舍也一样。每月有朔、望两次考试。通常朔日考词章，望日考经文。《俞楼日记》中记载:三月初二日“钞望课”，同月初七日“钞诂经朔课”，同月二十一日“诂经卷出”，二十九日“钞东城望课”，四月初七日“交诂经卷”。内一次点名是东城讲舍望课。

以上是《俞楼日课》中所载汉章先生在诂经精舍从学的大致情况。汉章先生在俞楼从三月初八日“接诂经题目”起到四月初七日交卷离杭止，前后不过两个月。汉章先生为什么如此匆忙离开，他本人没有说明，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是由于当时俞樾不在杭州而在苏州。汉章先生来诂经精舍之前，应该说做过充分的准备。1881年他十八岁时，就读过俞樾的《春在堂杂文》。1884年二十一岁时点校《古书疑义举例》。1885年二十二岁时，读过俞樾《春在堂随笔》、《春在堂诗》、《群经评议》、《茶香室丛钞》。汉章先生是从二十岁开始记日记，他是因为读了俞樾的《春在堂杂文·序》和日本驻华大使竹添井井的《栈云峡雨日记·序》之后，始知记日记。但十八岁至十九岁两年无日记，不明是否读过俞樾其他著作。不过从上所述，俞樾《春在堂全集》二十种中，汉章先生已读过他的主要几种著作，即《群经评议》、《诸子评议》、《古书疑义举例》，这些都是他文字训诂方面的代表作、古文献的专著。因此，汉章先生来俞楼前，所作准备不能说不充分。此外，这一年的十二月，汉章先生还与诂经精舍在读的王梦薇书信往来，“问各人书馆情况”(见《乙酉日记》十二月初六日)。既然冲着俞樾而来，而俞此时在苏州讲学，家也在那里，汉章先生就回家了。

汉章先生第二次来杭，主要是参加那年的乡试。乡试是在八月，他五月即到杭，再次跨进诂经精舍。据《光绪戊子五月至杭日记》载，六月十九日，“出访俞师于慈溪馆”。九月三十日，“出钱塘门至俞楼，谒曲园师”。这是汉章先生两次见到俞樾的可查记载，此外，就不清楚了。

这次日课与上次相较有同有异。相同的是点、校、圈、抄经书；这三个月，点有《求古录礼说》、《瑟谱》、《学海堂文集》、《周景益先生时文》、《唐书》；校有《礼记·曲礼注疏》、《目耕斋文》；圈有《曲礼注疏》、《檀弓注疏》、《日知录》；阅有《艺林类撷》。另外，虽仍有朔、望课，但次数增加；再一个是这次增加小课。又所交课艺，既有批改，也有评级。这是上次所没有的。如六月十四日，“作四书文一首，诂经望课，取内课第一名，又第四名”。同月二十六日，“六月，诂经小课取超等第二名”。

汉章先生在诂经精舍前后两次时长加起来不过五个月，不如章太炎长达七年之久。俞樾的学术成就主要是研治群经和诸子，对汉章先生应该有所影响。特别在治学方法上，重视训释诸经疑难字句名物，进而阐明经文本义的方法。但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只传播乾嘉汉学，对此汉章先生是不苟同的。他对儿子说:“病乾嘉诸君子摈程、朱，兼治汉宋而不偏于一家。”(陈庆麒、陈庆粹:《先考行述》)乾嘉学派著名考据学者有惠栋、江声、戴震和他的弟子段玉裁、王念孙等，此外还有钱大昕、崔述、阮元。这一学派，非常重视考据。由训诂字词解释经义，用戴震的话说就是:“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戴震:《戴东原集·与吴仲明论学书》)俞樾治学一意规摩王念孙、王引之，“其大要在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由经及诸子，皆循此法”(俞樾:《春在堂杂文》卷一)。这种治学方法比较注重细节，它是以考据为其重要特征，而宋学比较重视议论思辨。其后汉学与宋学之争论，实际上是两种治学途径、治学方法的争论。而汉章先生觉得两者各有偏颇，所以“兼治汉宋而不偏于一家”。这一点，正是汉章先生不完全与其师等同的地方。

汉章先生对俞曲园的著作，常有所引用，对其师之不足也常予以指正。其中尚有专文指出俞氏不足的文章，名之《德清俞樾说》，或称《说俞补说》。1936年昌国卫俞氏修谱时，汉章先生写了四篇文章、一首词，《说俞补说》是其中一篇。文章以“说曰”、“补曰”，分条叙述，即引一段俞樾的文字，然后对这段文字加补说。如最后一段:

说又曰:俞字又为愉。《庄子·天道》篇:“无为则俞俞，俞俞者忧患不能处。”按:俞俞，即愉愉也。《仪礼·聘礼·记》:“私觌，愉愉焉。”《释文》作俞俞是其证。

对此段文字，汉章先生加以补说:

补曰:曲园先生既说俞与愉字通，而未及引古诸侯国有愉州氏，亦智者千虑之一失也……

汉章先生这是引古籍证明，古有愉州氏，指出愉州氏必立国于俞山，又指出俞山即岐山，得出:“古字州与周通，而俞州国或即歧周，其立国在周。”又从《西山经·西次四州》的“中曲之山，当即愉州，所伐曲集之国”，得出:“愉州或即俞柎后人所封国名。”而“曲园先生说俞乃不自信为俞柎之后，而信《左传》之郑公子俞弥”，故汉章先生经过考证，认为俞姓应以俞柎为始，次则古诸侯愉州氏。

关于汉章先生与俞曲园之间在学术方面的交流研讨，有待于专文研究，这里不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