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

京师大学堂成立于1898年，改名北京大学则在1912年5月3日，此时大学堂总监改称大学校校长，这是国民政府教育部总长蔡元培提出并获批准的。当日，临时大总统令:“任命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此令。”在这之前的2月25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命令:“……所有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事由严复暂行管理。”所以严复管理事实上从2月起。

严复当校长时，汉章先生还在读三年级。所以汉章先生可算严复的学生。不过，严复仅仅干了七个月，于当年9月即辞职不干。10月1日，临时大总统任命章士钊为北京大学校长，章并未到任，于是10月8日临时大总统又任命马良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一职。马良到12月27日又辞去代理校长一职，章士钊也获准辞职。到任的是何燏时，一直至1913年11月又由北京大学工科学长胡仁源暂管校中一切事务。北大校长频频调换，其中与汉章先生有关系的有两人，一是严复，另一个是何燏时。前者曾约见过汉章先生，后者按旧约，留任汉章先生为北京大学教授。

严复

何燏时(1878—1961)，浙江诸暨人。他是我国在日本的留学生中正规大学毕业的第一人。1909年京师大学堂设经、文、法政、医、格致、农、工、商等八科，设每科监督(即院长)，何燏时是八个监督之一。1912年11月马相伯辞去北大校长，由何燏时接任校长。1915年5月汉章先生从北大史学门毕业，留下任教，正是何燏时当校长时。同年11月，何燏时辞职。

严复(1854—1921)，福建侯官(今闽侯)县阳崎乡人。初名传初，乳名体乾，后改名宗光，字又陵。后又名复，字幾道。他是维新派的干将，更是中国“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胡适语)。毛泽东在总结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经验时，也把严复和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称之为“在中国共产党未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论人民民主专政》)。严复曾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后来却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反对者转变为拥戴者、崇拜者。

严复约见汉章先生应在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那么此时汉章先生还是他的学生。有一天，下着雨，汉章先生撑着油纸伞，穿着木屐去见严校长，遭到门房的阻拦。如此穿着打扮，哪能见校长呢?门房显然这样想。汉章先生见门房阻拦，于是请他把他的名字转告严复。于是门房告知严复，那时在严复那里还有宾客，大家都站起来，一起出来迎接汉章先生。这使门房目瞪口呆。

为什么一位学生，会受到如此尊敬呢?

原来汉章先生入京师大学堂是被聘来当教员的，却弃教从学，一说是为了实现翰林梦，汉章先生那时还是一位举人，故想入大学堂后得一翰林；一说是他因见大学堂藏书楼藏书丰富，于是辞去教职当一学生。不管何种说法，汉章先生来大学堂之前，已是学贯满斗。加上在大学堂的进一步学习，汉章先生在大学堂已是人人皆知的有学问的人了。严复之前的总监督刘幼云(廷琛)，“慕先生学行，聘为教习，先谦不就，自欲入学为学生，幼云嘉之，特予重礼，每唱名及先生，起而颔首，互为礼。时桐城姚仲实永朴、叔节永概兄弟，吴县吴玉缙等，均执教职，讲解毕，每询先生然否，一时传为学府佳话”。(何志浩:《陈汉章先生传》，见《经史学家陈汉章》第31页)姚永朴和姚永概兄弟，均是桐城著名学者。姚永朴于宣统二年(1910)正月即在京师大学堂经文科当教习。民国元年严复当北大校长，兼任文科学长，但校务繁忙，难以兼顾，于是另设文科教务长，此任由姚永概担任，他又请其兄姚永朴、姐夫马其昶来校任教。所以他们都曾是汉章先生的老师。胡(非吴)玉缙是宣统二年至三年在京师大学堂经文科当教习。汉章先生在京师大学堂周礼门(系)读书时所做的《周礼杂记》有他的评语。此外，经科大学监督柯劭忞，曾一度任代理总监督，名为经学教员的陈衍和饶叔先，实际上讲授史学课程。还有一位姓王的经科教习，也是汉章先生的老师。对汉章先生有好评，至今我们还可见到几位老师的评语。此处不妨引几条。

1.作者于经小学工夫颇深，用力尤猛，甚为钦佩，他日必自成名家。

2.陈焯札记特详博，似可悬牌奖励，未悉尊意如何!

柯大人梫初十日

3.总监督牌示:查经科陈焯所呈札记，穿穴群书，博通精核，洵属学有心得，深湛嘉奖，仰更奋勉精进，益求远大，本督有厚望焉!

上述引的是京师大学堂老师和总监督(校长)对汉章先生学业的肯定和鼓励。这位老师仅写了一个“梫”字，他姓章。柯大人，应是经科监督柯劭忞，而这个总监督，还不确定是刘廷琛呢，还是柯劭忞。刘廷琛任总监督的时间为1907年11月至1910年8月，代理总监督柯劭忞是1911年9月接任的。从写的日期为七月初八日推测，刘的可能性最大。

讲述上述情况，是为说明汉章先生当学生时就是不一般的学生。这就是他能受到严复这位大学者注意的缘故了。

最后，笔者要说明一点，严复约见汉章先生，笔者把它定在学生时期，但提供这段佳话的人是汉章先生同邑的郑鼻峰。他在《陈汉章先生传略》中却是这样说的:

其在北京任教，前校长严复相邀，会宴天雨，执纸伞、踏木屐以往，门者斤立户外，及通主人，宾坐尽趁出迎，斤之恧然。

这里点明是“在北京任教”期间，那只能定在1914年到1916年6月6日之间，袁世凯1916年6月6日在一片讨伐声中羞愤而死。作为鼓吹帝制的筹安会“洪宪六君子”的第三号人物严复，已托人撰文为自己洗刷污名。因此，之后严复不可能相邀汉章先生，更没有满座高朋了。而严复这段时间鼓吹帝制，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造舆论拉人马，似乎也有可能。文中说“会宴”是严复宴请汉章先生等人。当时“洪宪六君子”之一的刘申叔也是如此做的，不过遭到黄侃痛批。汉章先生，应该也不会与黄侃持不同立场，所以汉章先生在这段时间不可能去见严复，而可能性最大的时间是汉章先生还在当学生期间。当然，笔者希望提出这一疑点后，得到学人指点，搞清事实真相。

严复约见汉章先生，显然是出于对这位学生的重视。不过，他们彼此应该是不同的。严复是近代启蒙思想家，维新派干将，有的言论也相当激进。严复曾在天津《直报》发表过多篇文章，如《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等，猛烈抨击禁锢思想的儒家“旧学”，提倡新学。他曾在《救亡决论》一文中指出:辞章和汉学考据，“然吾得一言以蔽之，曰:无用”。对宋学义理，“吾又得一言以蔽之，曰:无用”。这和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如出一辙。汉章先生汉宋并治，这是差别一。其次，严复之后迷失方向，倒退复古，鼓吹恢复帝制，成了历史前进的绊脚石。当然这一点，在当时还没有完全开始显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