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门师弟国学大师章太炎

章太炎

一般人们习惯称呼汉章先生与章太炎先生为同学，其实这样称呼不太准确，应该说是同门师兄弟，正如比陈先生大十三岁的崔适(也是北大史学系教师)一样，不能称之为同学，而是同门师兄弟。这是因为他们虽均是俞樾的门生，但入读杭州诂经精舍的时间不一。三人中，崔适最早，其次是汉章先生，最后是章先生。汉章先生先后两次入读精舍。第一次是1886年，时间很短，从该年二月初八日接到诂经精舍的甄别题(类似入学考试)，到同年的四月初七离开，正好是两个月。两年后，即1888年，汉章先生到杭参加乡试。八月乡试，他五月到杭，再次入读诂经精舍。中举后，同年九月即离开。而章太炎先生入读诂经精舍是在光绪十六年(1890)，比汉章先生晚两年。章先生虽在诂经精舍苦读七年，而汉章先生此后一次也未到精舍，故不能说他们在“一起，师事俞曲园先生”的同窗同学。

汉章先生与章先生虽不是同窗，但他们之间书信往来十分密切，“称一时瑜亮”。据顾福漕回忆:“有一次，余与老伯谈及国事，他说及与另一位有名之国学大师章太炎者，时有书信往来，并拿出信件给余看。余读过多封之后，在往来信件中所写之字，个个正书，未有一个带草者。由此可知，国学大师所写之字，如此端正，真是难得一见之事也。”(顾福漕:《忆陈汉章老伯》，载《经史学家陈汉章》第29页)这是顾福漕与汉章先生同在中央大学教书时，在汉章先生处见到的章太炎信件。可惜至今一封未存。

章太炎先生给汉章先生的评价是很高的，他说:“浙中朋辈，博学精思，无出阁下其右。”这个评价语，初见之《缀学堂丛稿初集·序》。而章先生对汉章先生的评价，则是取自章先生给汉章先生的信件。此序文写明信件是“光绪辛卯”，后又把“辛卯”两字改成“某年”。若是辛卯，则为1891年，时汉章先生二十八岁。笔者在拙作《国学大师陈汉章》一书，把它也定在辛卯。前几年点校汉章先生《经学通论》一书时，发现该书引用章先生两封信件，内有此评价语，确知此信件不在辛卯年，而是丙申岁(1897)，时汉章先生三十四岁。关于这两封信将在下面提及，读后，更可以明白太炎先生对汉章先生的器重。

又有一件事也说明章先生对汉章先生的重视。那是1912年11月，章先生与马相伯、严复、梁启超等欲仿法兰西学院成立函夏考文苑。法国的法兰西学院，成立于1634年，是法国最高荣誉的学术机构，进入该学院就意味着是进入法国文化史上的不朽者，名额仅限40人。其入院须全体成员投票选举通过，且要在某成员去逝空出名额以后才有可能。章先生等希望我国也成立类似独立的学术机构，不受政治干扰，“不上属政府，下不属地方”，纯粹是以表彰学术、振兴道德和引领社会为己任。但章先生怎么用“函夏考文苑”，而不叫中国学院呢?

“函夏”二字，出自扬雄《河东赋》:“以函夏之大汉兮，彼曾何足与比功?”(见《汉书·扬雄传》第2627页，中华书局版)“服虔曰:‘函夏，函诸夏也。’师古曰:‘函，包容也。彼谓尧、舜、殷、周也。函与含同。’”(见《汉书·扬雄传》注文)所以函夏可以理解为大汉帝国包容诸夏，此处是借用指中国。“函夏”，也可理解为中国。“考文”语出《礼记·中庸》:“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见《礼记直解·中庸》第697页，《十三经直解》第二卷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其意是:不是天子，就不议论礼制，不制订法度，不考订文字，只有天子才能制订礼制、法度、文字。所谓“考订文字”，是指考订文章典籍，“考文”便引申为高深之学术著作。而“苑”，是马相伯对“阿伽代米”之翻译。“Academe”本为希腊园主之名，他曾以其园供柏拉图等哲学家讲演之用，后演变成国家最高学术机构。这样，“函夏考文苑”可以理解为有高深学问的学者聚集的地方，也就是中国最高学术机构，即中国学院。

章先生他们提名的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初选的名单如下:

马相伯、章太炎、严复、梁启超(以上为发起人)

沈家本(法理)杨守敬(金石、地理)

王闿运(文辞)黄侃(小学、文辞)

钱夏(玄同)(小学)刘师培(群经)

陈汉章(群经、史学)陈庆年(礼学)

华蘅芳(算学)屠寄(史学)

孔毓筠(佛学)王露(音乐)

陈三立(文辞)李瑞清(美术)

沈增植(目录)

从这份初选15人名单，包括发起人共计19人，若是作为正式名单公布，必然会引起学术界人士的质疑，在今天看来，问题也不少。刘克敌在《章太炎与章门弟子》一书中就指出以下几点:

首先，“该名单特别指出‘说近妖妄者不列，故简去夏穗卿、廖季平、康长素、于王任秋也不取其经说’。显然，此名单大概是章太炎所拟或至少听取了他的意见，因为他对晚清以来的今文经学代表人物抱特别轻视态度，所以康有为、廖季平等不仅都未入选，而且被训斥为‘说近妖妄’。但不清楚的是，这个名单是否征求了梁启超的意见。如果是，则是否意味着梁启超已经背叛老师和放弃师说，因其取舍标准显然与章太炎的古文派立场一致。”因此可说，这份名单拟订人为章太炎先生的可能性极大。汉章先生给徐行可、汪旭初的信中都提到章太炎的名字。如给汪旭初信中汉章先生说:“太炎于民国初年，欲创立一函夏考文苑于贱名下……”以学术派别取舍标准，自然缺乏公正性。

其次，“章太炎等四人是以发起人身份列入初选名单的，但如果被问到他们究竟以何种学术成就入选，则也是问题。章太炎自然问题不大，其国学成就早已是第一流。对梁启超有些异议，他的学问渊博是毫无疑问的，但不仅学术界公认他是不专不精，他自己对此也不否认，如此是否能得到学术界认同呢?还有严复，其翻译成就当属近代以来第一，但仅靠翻译就能成为院士，这在法兰西学院可能也没有先例。至于马相伯自己，则也许可以凭其教育家的身份获得认可，但分量似乎稍显轻了一些。最后，名单上的其他初选者，估计也会引起学术界的争议。”马相伯作为著名教育家的身份是可以肯定的。1903年创办震旦学院，1905年创办复旦公学(后改复旦大学)，1925年创办辅仁大学，都与他密切相关，但能否据此入中国学院，是可以讨论的。马氏为创办函夏考文苑奔走十分卖力，但由于当时环境复杂，未能成功。

又:“这个设想中比较敏感的还有章门弟子入选问题”。(以上均引自刘克敌，卢建军:《章太炎与章门弟子》，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114—115页)

笔者觉得章氏弟子中有问题的是钱玄同(1887—1937)大可质疑。钱玄同于1906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读师范科，1910年五月回国后在浙江海宁中学任国文教员，还在湖州中学代过课。1911年任浙江嘉兴中学堂国文教员，暑假后回老家吴兴，任浙江第三中学国文教员。他有什么著作呢?据现有资料可知，钱玄同在1910年发表四篇白话文:一、《刊行〈教育今语〉杂志之缘起及章程》；二、《中国文字略说》；三、《共和纪念说》；四、《说文部首今语解》。他用“浑然”的笔名发表在他和章太炎、陶成章合办的杂志《教育今语》上。不过，据黎锦熙说，凡署名“太炎”各篇(指发表在杂志《教育今语》的文章)均为他代作，如《说文段注小笺》。1911年十二月，“他参考《礼记》等书及清代黄宗羲、任大椿、张惠言、黄以周等人关于古代深衣之说的考证，作了《深衣冠服说》(按:深衣，是古代士大夫朝祭之服，又是庶人的“吉服”)并照做了一身，表示推翻满清政府，便应恢复汉族的一切典章文物了。”(曹述敏:《钱玄同年谱》，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18—19页)1912年三月，钱玄同进浙江教育司当科员，“曾经戴上‘玄冠’，穿上‘深衣’，系上‘大带’上办公所去，赢得大家大笑一场，朋友们从此传为笑柄”。(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语丝》第八册，1925年1月5日)

从上所述，1912年以前，钱玄同是我国最早的白话文提倡人，比胡适创作白话诗还早，《新青年》也是后来才创刊。其次，是他的反清意识比较突出，而他的学术成就几乎没有什么可谈。钱玄同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学术成就都在此后获得，体现在如《文字学音篇》、《中国文字概论》、《音韵学》等著作中。他是汉字革命的旗手，白话文的倡导者和实行者。但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事。故此时把他列入名单，实在讲不通。黄侃不大会有人质疑，虽然他的力作也是稍后的事。刘师培不是章门子弟，他的著作，基本上都写在1912年前，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作为章太炎先生师兄的汉章先生，那时已有《缀学堂初稿》(光绪十九年刻本)、《周易古注兼义》、《周易杂说》、《诗学发微》、《论语征知录》、《公羊旧疏考证》、《经义斠话》、《孔子弟子传后录》、《漠北水经注》、《西北水经注》、《江水篇》、《西南水经注》等著作。此外，尚有有关乡贤的著作《张忠烈公年谱》等三种，佚著有《尔雅句读》、《古历谱考》、《古医考》等六种。这些汉章先生称之“弱冠之作”的，均在三十岁以前所作。此后有《明农考》、《通经致用》、《政俗偶觇》、《水经注补正》(佚)、《孔贾经疏异同评》、《礼书通故识语》、《周书后案》、《周官经长篇》、《唐书注》、《周礼孙疏校补》、《周礼杂记》，佚著还有《十三经疏中疏》、《读礼通考续考》、《五礼通考续考》，以上均作于1912年前，不计单篇。故汉章先生列入名单更不成问题。但学界对这份名单中大多数人很生疏，以后也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著作问世，受人质疑是肯定的。名单中科学家很少，仅有华蘅芳一人，而且他已于1902年去世。

再说一件事，1929年汉章先生在中央大学史学系任主任时，曾为章太炎先生一本书《体撰录》写过跋文。这本书，章先生用算术诠《易》、《礼》。跋文对《易》、《礼》的内涵作了分析。太炎先生的书是汪旭初交给汉章先生，汉章先生跋文写好后也交给汪旭初，汪那时是中央大学国文系主任，也是章先生的门生，此跋文不见于太炎著作，故未面世，幸好底稿尚存。文章不长，不妨引之。手稿有两个版本，文字相差不多，现引一文:

体撰录跋

太炎近用算术诠《易》、《礼》，以体天地之撰，名其书曰《体撰录》，由吴县汪先生旭初出示写定本。凡说《易》者二，曰大衍数，曰极数定象。说《礼》者二，曰夕桀术，曰周量、汉量，分为五篇，皆可通以夕桀一术。夕桀，自臧氏琳不解所谓，疑《周礼注》为后人所加。钱氏大昕欲改为互椉。张氏文虎始以夕为衺，桀为揭，然说为树衺望，则与重差、旁要无甚异。故又云:“旁要所以测方，夕桀所以测圆。”孙氏《周礼正义》沿用其说，尚未知旁要、勾股为三角法，夕桀乃垛积法也。今太炎以梅氏堑堵测量，李氏垛积比类诸法，通郑、马、干注。所谓夕桀术，单平立方递乘求各积数，转因积数求级数，推之《考工》嘉量及《易》之极数定象，无不交畅，旁达曲尽，其理诚发前儒所未发。而尤以大羡之说为能，拟议以成其变化焉。昔孔顨轩所著书，用句三、股四、弦五之冪说大衍，许月南宣西通用圆径一周三一五一九〇七之率说大衍，皆未密合。盖以二术与大衍之数相坒参，不独和与较无所因，即开方割圆亦有所不尽。惟郭太史垛积招差，可申五十相乘之理。故即天地之数，列积垛于横线，距角作一斜线，截作圭形以入算，非臆测也，即夕桀术也。向尝斤《虞氏易》说大衍之数五十有五之非，谓夫五十五为天地生成合数，五十为阴阳老少合数，天数二十五，合地数三十，得五十五；老阳数二十六，合老阴数二十四，亦五十。少阳数二十八，合少阴二十二，亦五十。则五十五之数，《易》也。五十数，太极也。两合之数，两仪也。老少阴阳，四象也。但有体而无用，故其用必四十有九，由是而卦一分二揲四，以生八卦，法象自然有异于焦氏、姚氏诸家《易》说。然苦无术以会通之，见是书，乃自知其所见之，欢喜赞叹，赘书数语，以复旭初先生，太炎以为然乎不也。(手稿收陈氏《文稿》第一一〇册，藏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现已收《陈汉章全集》第十九册第732—733页。个别地方文字不同)

从上述几件事，可以明白章、陈之间的关系以及章氏对汉章先生的重视。下面把他们作一比较。首先说说他们的相同之处。

首先，他们都反对崇洋迷外。

著作也好，讲课也好，汉章先生都高举爱国之大旗，反对崇洋迷外，被茅盾称为“爱国怪人”。他曾对茅盾说:“鸦片战争以后，清廷畏洋人如虎，士林中养成一种崇拜外国的风气，牢不可破。中国人见洋人奴颜婢膝，实在可笑。忘记我国是文明古国，比洋人强得多。即如校长胡仁源，也是崇拜洋人的。我要打破这个风气，所以编了那样的讲义，聊当针砭。”

章先生在1906年七月十五日东京留学生召开的盛大欢迎会上也曾说:

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灭。因为他们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章太炎:《演讲录》，《民报》第六号)

同年，章氏在《俱分进化论》一文中，也反对盲目崇拜资本主义的演化，对有些人崇洋迷外的不良倾向，表露了深切的忧虑。他在《齐物论释》一文中强调不发达国家、民族及其文化都有存在的权利，指出世界多元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不难看出，他们都是反对崇洋迷外，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爱国主义的精神。

其次，他们都反对立宪、代议制。

汉章先生一向疏于政治，不如章先生热衷政治和革命。但在反对立宪、代议制上两人却意外地一致。汉章先生曾写过一篇《议院古明堂说》，提出了他的政治主张。文章说古代明堂，即今之议院，在“三皇时已有之”。不仅有议院，而且有议员，还有推荐议员措施。只不过，此后所议明堂，已不明古制。

章先生反对立宪、代议制，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清朝末年，在野政界分成两派。一派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一派是以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他们都主张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建立一个民主共和政府。不过，前者主张法国那样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政府。而后者则主张维持清朝的统治者，如日本那样通过温和的立宪来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国。于是双方开展了一场空前大论战，结果梁启超他们败下阵来。章先生在他主持的《民报》上发表一系列的文章。在《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发表在《民报》第十七号上)一文中说:“宪政者，特封建世卿之变相。”至于清廷所进行的所谓立宪，认为纯粹是一场政治骗局。他对1908年清廷公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作了详细分析，指出它“不为佐百姓，亦不为保乂国家，惟拥护尊皇是急”，并指出“虏廷之疾，已死不治，而欲以宪法疗之；宪法之疾，又死不治”。(章太炎:《虏廷宪法》，《民报》第十八号)

章先生不仅反对立宪派和清廷的立宪活动，而且对代议制采取更严厉的批判态度。他发表在《民报》第二十四号的《代议制然否论》和其他一些文章中，反复强调代议制不仅有碍于民族主义的实现，而且有碍于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实现。如果进行选举，必然会出现“上品无寒门，而下品无膏粱，名曰国会实为奸府，徒为有力者傅其羽翼，使得媵腊齐民”。

汉章先生和章先生虽然都反对当时的立宪、代议制，但彼此立脚点不同。汉章先生是纯粹反对西方的立宪和代议制，认为不必向西方学习，可向我国古代学习。而章太炎先生则从革命派立场出发，认为清廷所搞的立宪和代议制是骗局。一个从反西方出发，一个是从反清出发，彼此立脚点完全不同。

第三，他们都反对康有为所主张的托孔改制之说。

历史上曾发生过两次经古文学的争论。一次是在汉朝，一次是在清末。清朝经今文学作为独立的学术派别而复兴，滥觞于乾嘉间继吴、皖两派之创立的常州派。俞樾早年向该派的代表人物宋翔凤问学，而章先生本人也向谭献和庄存舆这两位经今文学的巨子问过学。至于汉章先生，则如其师俞樾经今古文学兼治。但到了清末，康梁他们所主张的经今文学，即康有为精心构造的新孔学和积极筹划建立孔教则变了味。康有为的新孔学主张，主要体现在他的三本代表著作，即《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康有为的“新学”，原指“东汉新莽之学”，所谓“伪经”，是指《周礼》、《逸礼》、《左传》及《诗》之毛传，凡西汉末刘歆所力争立博士者。用梁启超的话说:“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不仅如此，康有为还建立起新孔学，即借孔子改制之说，作为政治上变法维新的依据。而孔子所立的教义，康有为归之“三统三世”之说。他引证《礼运》、《公羊春秋》、《论语》加以说明。所谓“‘三统’者谓夏、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改革也。……‘三世者’，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愈进也。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27页)

章太炎先生对康有为，曾说过:“论学虽殊，而行谊、政术自合也。”论学也不是没有一点相合之处。他在汪康年在上海办的《时务报》上发表不少文章。《时务报》黄遵宪参与，梁启超主笔。章氏的文章受到他们的好评。他在《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凾宜保护》一文中，就借用春秋公羊学大一统、通三论之说，来论证维新变法的合理性。章还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离开诂经精舍至沪入《时务报》任笔政。但对康有为之新孔学，则认为无可靠的历史依据。他提醒梁启超:“变法维新为当务之世，惟尊孔设教有煽动教祸之虞，不能轻于附和。”这一点，连参与《新学伪经考》的梁启超、陈千秋“亦时时病其师之武断，然卒莫能夺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66页)尤其是对康氏弟子，“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于是“大声疾呼，直攻其妄”。(章太炎:《致谭献书》，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因为章氏在《时务报》说及不信任康氏孔教之说，结果遭到梁启超学生梁作霖等一批人围攻殴打，混乱中他打了梁启超一记耳光，愤而离开《时务报》。《时务报》于光绪二十一年(1896)七月(1895年8月)创刊，章先生于第二年三月(1896年4月)离开。此时，他一方面撰写《〈新学伪经考〉驳议》，另一方面则写信给汉章先生，发出求助。信件内容被引用在汉章先生的《经学通论》一书上，共两封，尽管是引文，但未收章氏文集，不妨转引如下:

昔汪穰卿同年，设时务报馆于上海，远来相招，却之未赴。后馆中同学友人来书云:“《公羊》之学，深入人心，举世欢哗，并欲黜周王鲁。南海康某，著《新学伪经考》，诟厉古文，谓皆刘歆伪造。其书武断无理，甚于温舒、延年之治狱。初成剞劂，求序于曲园师。师以模棱两可签之，遂之决裂。江浙两省，信之者少，弟意不过覆瓿而止。不料近年以来，读是书者，竟若风行草偃。报馆同事，率多左袒其言。其自称国士，慷慨欲任事者，莫不奉此为圭臬，乃云大圣出世。合儒、释景教为一，其狂悖可笑，固不待言。然当此群言殽乱，安石之《三经新义》，足以变易视听，私忧过计，谓其害甚于秦政焚书。以东汉流派为不足学。而伪托于西汉，以古文章句为不足信，而谬附于今文，其意非但欲祧迁许、郑，排击贾、马而已。直欲以素王改制，见之施行。所言变法，意不在西政西艺，尤多孱杂景教之言。变乱黑白，混淆鹿马，鸣鼓而攻，刻不容缓。浙中朋辈，博学精思，无出阁下右者。伏望举其书诬妄之处，分条指驳，使无遁辞。有以大张吾军，是则梦寐不妄者矣!”嗣复来书云:“康学诸子，初尚作调停语。卒以何、郑同室，不欢而散。余时方遍览《二十四史》，未暇为之作辨也。后闻张文襄命侯官陈石遗先生辨之。”(陈汉章:《经学通论》，《陈汉章全集》第二册第377—378页)

从上述两信内容看，写第一封时章先生还在时务报馆，第二封时已离开上海返杭。信未点明谁写，但从信的内容看，当出自章先生手笔。从“同学友人”、章先生在《时务报》的经历和对汉章先生的评价，都可证明这一点。章氏希望汉章先生加入批判康有为的托孔改制，“有以大张吾军，是则梦寐不妄者矣!”

汉章先生在他不少著作中，对康有为、龚自珍对经古文学的否定以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都作过批判。《经学通论》有详细论述。沈雁冰在《也算纪念》中也谈及汉章先生痛斥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是荒谬的。

总之，章、陈对经今文学的看法有一致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他们一致地方是对康氏托孔改制的批判，而章氏后来日趋经古文学，而对经今文学持否定态，陈氏则有所取舍，并非全盘否定。

第四，他们都反对白话文。

1936年十一月十一日，汉章先生给黄侃的亲家徐行可的信中谈及他反对白话文。详见本书《自称弟子的徐行可》一文。

同样，太炎先生也持此观点，这里不妨引一段鲁迅对他的一段批评:

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觉，小学的大师，倘谈文献，讲《说文》，当然娓娓可听；但一致攻击现在的白话，便牛头不对马嘴。(鲁迅:《名人名言》)

章、陈两位先生反对白话文，提倡文言文，不合事宜。不过，章先生对中国语言起源、建立现代统一的民族语言方面做了开拓工作。后来他的弟子胡以鲁、周树人、朱希祖、马裕藻、许寿裳联合提议采用他们所制定的注音符号，在1913年教育部召开的“读音统一会”上得以通过。实际上太炎先生对白话文已默认。而汉章先生也只是在友人信中提及自己的意见而已。

第五，他们都向西方学习新学。

汉章先生曾对其儿子自述:“中年鉴于国家多故，默念知己知彼之论，乃取当时所出算术、格致、农学、兵学、外交诸译著，一一加以研讨，冀于致国富强之术有所贡献。”(陈庆麒、陈庆粹:《先考行述》)汉章先生对西方著作不只研读，而且在自己著作，如在京师大学堂读书时的札记、《本草纲目补正》等等中，加以引用。

章先生也心仪新学。1897年与兴浙会骨干创办《经世报》，不久又与王仁俊创办《实学报》，同年十一月创办《译书公会报》。从《译书公会章程》可知，这是一个以采译欧美日本“切用书籍”为主要任务的团体，“凡有关政治、学校、律例、天文、舆地、光、化、电、汽诸学、矿务、农学、军制者”，只要属于“近时切要”之书，都是公会购买与翻译的对象。

章、陈两位最初的打算和实践都差不多。不过，汉章先生后因是“鉴于清廷变法多枝节为之，而欧风东渐，异说并兴，人心浸已不正，于是深惟经正民兴之义，仍返求之于经学”(陈庆麒，陈庆粹《先考行述》)。而章先生则继续接触西方学说，对斯宾塞尔、康德、柏拉图、黑格尔、泰勒、侯夫勒、雷侠尔等人的著作，都有不同程度的接受(特别是斯宾塞尔对他早期影响较大)，并吸取他们有益的东西，作为他的理论依据。简言之，章先生向西方学习经历了三个阶段。“甲午战争以后，他向西方学得的主要是进化论；一九〇〇年以后，他向西方学习的内容是资产阶级社会学和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价值取向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教育、宗教学说；一九〇六年到东京以后，他极热心而精心研究的则是西方哲学著作以及当时日本革命志士中风行一时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学说。”(姜义华:《章太炎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25页)因为他接受西学，所以可以看到他借鉴西学对国学进行新的解说。他在《国学讲习会序》中明确指出:“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挈合者也”；同时，“今之言国学者，不可不兼求新识”。所以他虽坚持经古文学的研究，但并不反对新文化。这一点与汉章先生是不同的。汉章先生坚守国学阵地，而对新文化觉得有隔膜并忧虑。

最后，他们都是国学大师，朴学权威。

胡适在其《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说:“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鲁迅在其《名人与名家》一文中说太炎先生是“小学的大师”。章先生著作甚丰，集清三百年朴学之大成，海纳经学(特别是《春秋左传》研究)、诸子学、佛学及西方哲学，形成一个庞大的治学体系。今有《章太炎全集》六卷。

汉章先生除西方哲学涉及较少外，他的治学范围比章先生更广、更全面，可谓博大精深，如经学(比章氏更广)、史学、诸子学、文字训诂、音韵、校勘、算学、地理、金石、辑佚书、方志之编纂、丛书之校勘、类书之编纂、天文、医学，无不一一涉及，不计遗失(至少上百万字)，其全集将出二十八册，1500多万字，他人很少可与之相比，可谓晚清以后第一人。

上述只是粗略述说他们相同的一方面，其实他们属于两类不同的人。他们的最大差别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章先生是一个革命者，又是学者，而汉章先生是个纯学者。鲁迅曾对章先生的一生作过如下的评价: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的，实在比在学术史还要大……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大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意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章太炎先生二三事》)

鲁迅的评价十分准确，章先生对康有为的批判，对袁世凯独裁的英勇抗争，确是并世无第二人。他参加反清革命，其师俞樾骂他不忠不孝，他公然声明脱离师生关系。章自称“疯子”。他参加童子试，试题为:论灿烂的大清国。他却在试卷中疾呼:“吾国吾民当务之急乃光复中华也!”他在日本东京旅居，日本警视厅调查户口，他在表格填出身“私生子”，填职业“圣人”，年龄“万寿无疆”。谁会这么干?章先生参加革命活动及其他社会活动的时间，远远超过他的治学时间，所以周作人说他“参加不成之后才做学问”。他是在牢狱中研究佛学，在逃亡日本时研究国学、哲学……所以鲁迅说他是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

和章先生叱咤风云相比，汉章先生一生则在书斋中度过。他虽同情革命，但无从政之心。1905年，“闻徐锡麟、秋瑾遇害，极为悲愤，曾谓‘男儿当如锡麟，女子皆似秋瑾，国事可为’”。(孙常炜:《爱国史学家陈汉章先生》，载《经史学家陈汉章》第25页)他两次考职，均无出仕，两次拒绝当议员。“在京十余年，多次谢绝孙传芳、吴佩孚、汤寿潜等邀其出山作官之请。”(同上书)关于汤寿潜请汉章先生出山做官之事，笔者在本书《同年汤寿潜》一文中提出质疑，需寻找资料证明。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他参加追悼会，仰慕他的革命品质。

总之，章太炎先生是革命者加学者，而汉章先生是个爱国的学者。

其次，章先生广纳西学，汉章先生接触有限。

章先生在日本住了六年多，对于西方的文化、社会有一定的了解，故其观察社会、研究学问时能加入新的元素，融入新的方法。比如民国成立以后，他主张法国式的体制，但不照搬。所谓法国式的体制，就是内阁制，不是总统制。而汉章先生则从古代找良方。又如治经学，太炎先生提出“必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也就是经学研究要建立在近代科学基础上进行批判与总结。汉章先生虽努力学习西学，主张读史要有世界眼光，但他是用传统思想和方法研究古代文化。所以章太炎先生的学术研究突破传统，而汉章先生则重在捍卫传统。又在传统层面上，汉章先生是兼容性学者，虽有取舍，但不一味排斥，而章先生门户之见甚深，所以梁启超说:“炳麟谨守家法之习甚深，故门户之见，时不能免，如治小学排斥钟鼎文龟甲文，治经学排斥‘今文学’。”

可惜，两位同学挚友，却留下一桩憾事。事情是这样的。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先生因哮喘病发作，病逝苏州。汉章先生发去文诗联悼念。他给太炎先生门生汪旭初的信中说:“太炎、季刚作故，海内同声悼叹，奚啻朋友之悲。”而此时，汉章先生从汪旭初那里要到太炎先生给季刚写的《黄季刚墓志铭》，读了之后，心中骤然升起一股怒火。他不仅给汪旭初信中进行申辩，也给季刚亲家徐行可的信中进行驳斥。现转录他给徐行可的信如下:

又一事不敢不辩者，近见太炎所为季刚墓志，竟有非常可怪之论云:与象山陈某“言小学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决”。不知何以造次至此!汉章之知有季刚也，太炎于民国初年，在末拟立函夏考文苑，于汉学列贱名下，次列季刚名。嗣于北大相遇见如故交。时刘申叔已病，尚同为教员，三人谈艺甚相得。季刚见拙撰《周礼行于春秋时证》，谓闻所未闻，太炎言周礼成而未行，坚欲如于申叔例，北向称弟子，固不敢当。后为其同门某某所排挤，不安于讲席，辞回武昌。远送至国门外，始终无闲言，何尝如毛西河之于李天生，洪北江之于章实斋。乃太炎之文又云:“后又善遇焉。”“善遇”两字，尤欠斟酌。昔人论学不同，无妨各行其事，所遇之善与不善，何足重轻。季刚初固未尝不善，而其后相遇于南京，无异相遇于北大乎!汉章尝痛恨戴东原，一为纪文达所援引，至显达，即轻视其师。江慎修先生，谓为吾乡老儒，其为书如《水经注》校本等，多抄袭前人，而高自位置，排斤宋儒。由是谈汉学者，不惜逾闲荡检，大悖江先生表彰《近思录》之教法。斯言亦为安徽马通伯、姚仲实、叔节诸先生言之，为季刚言之。季刚极服膺东原之学者，心不谓然，但微词谓通人之一蔽而已，何尝有论小学事哉?季刚尝谓太炎所作《文始》一书实出其手，又《小学答问》亦同参酌焉。汉章固未与言及小学也……诚怪其耄未及而诬人太甚狂言也。(陈汉章:《复徐季刚行可书》，《陈汉章全集》第十九册第674页)

这段文字，否认他与季刚因谈论小学而“欲以刀杖相决”之说无事实依据。汉章先生谈及两人如何成为故交，季刚如何北面称弟子，季刚离开北京时，如何相送等等。

对汉章先生的辩诬，因死无对证，一时难辨真相，按季刚之狂傲，是否真的“欲以刀杖相决”?后来读了《黄侃日记》，虽未说及此事，但季刚对汉章先生的敬意，还是溢于言表。《黄侃日记》中提及人很多，均直呼其名，惟对章先生和汉章先生例外，一个称其师，一个称其先生。详见本书《北向称弟子的国学大师黄侃》一文。黄季刚曾为汉章先生《史通补释》作序，自称“门下蕲春黄侃拜识”。黄侃在序文中谈及与汉章先生、刘申叔三人关系时说:“象山先生之学，深于礼与史，为当今之魁儒，即征数典，必完其溯。平生所见，自仪征刘君外，与未先生酬酢未有能如盛均之终席者也。”又说:“受读竟日，欢喜弗胜。”这里黄侃把汉章先生称为“当今之魁儒”，也可以看出汉章先生在季刚心目中的地位。而季刚所作《庐山诗》也呈先生“求作序”。看来，章先生听信误传，所说纯属子虚乌有，故汉章先生对太炎先生之轻率狂傲武断十分不满，以至于把季刚告诉他的“太炎所作《文始》一书，实出其手，又《小学答问》亦同参酌”之事，和盘端出。太炎先生的小学著作尚有《新方言》和《国故论衡》。

最后附带说一下《章太炎全集》第五卷中保留两份《黄季刚墓志铭》，另一份是徐行可保存的章先生手稿。两份文字未大差别，仅个别差异。不过关于季刚未参加刘师培筹安会称说帝制，发表一份是“此其大节崭然者”。而徐一份称“是时微季刚君几不得脱”。关于陈黄相决之文，原文如下:“始与象山陈汉章同充教授，言小学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决，后又善遇焉。”此段文字已被一些著作广泛引用。近读杭师大刘克敌教授《章太炎与章门弟子》一书，书中写道“最令人叫绝的是，堂堂大学教授，黄侃竟然为小学研究中的问题，与另一教授陈汉章大打出手。两人‘言小学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决’。”(该书第164页)以章太炎的声誉，自然会使人相信，引用也是难免的，何况是一段趣闻呢?但“欲以刀杖相决”和“以刀杖相决”，中有一字之差，其文意是不一样的。故引申为大打出手，就完全违背本意，原是“欲”，只是在想做，并非已行动，这样引用，性质完全变了，何况他们并未有此事。因之前也有人说起此事，不光刘教授一人，故特另作一段文字解释之，以免一再误传下去。

最近看张松主编的《北大那些人》一书，也谈及汉章先生与黄侃谈小学的事，其文更离谱，文说:

黄侃在北大时，主讲小学。其时陈汉章也在北大讲授小学，因学术观点不尽一致，黄扬言要与陈“刀杖相决”。后来在同事们的劝说下，才结束了这场因学术之争而引起的决斗。(该书第99页)

短短几句话，错误不少。其一，说“黄侃在北大时，主讲小学”无任何凭据。其时在国文门(系)讲小学的是汉章先生，不是黄侃。同在国学门，两人不会同时在讲同一门课。其二，“刀杖相决”也同属误传。其三，说“在同事们的劝说下，才结束了这场因学术之争而引起的决斗”，更是无事实依据，完全臆想而说，这就太不严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