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兼同乡马叙伦

马叙伦

马叙伦和汉章先生几乎同时在北京大学哲学门任课。1913年汉章先生从北大毕业，马叙伦此年在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任文职教员，并应邀在北大哲学门兼课，他教的是诸子哲学、宋学。他后来还在北大史学系兼课，教的是秦史，为研究科目。史学系当时除了基础课外，还有研究科目，如柯劭忞的元史研究。后来他和汉章先生同为史学系教授，同为《国故》月刊的特约编辑，当时也被归为守旧派。不过，马氏社会活动甚为活跃，他曾为抗议袁世凯称帝离校出走，人称“挂冠教授”。此外，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后的索薪运动中，都赫赫有名。

1920年1月20日，史学系马叙伦、朱希祖、徐宝璜等联合本校其他教职员公布“启事”，认为有组织北京大学教职员的必要。3月20日，北京大学教职员会联合会成立，史学系马叙伦(214票)、徐宝璜(161票)、朱希祖(109票)三教员当选为教职员会委员。马叙伦为总务会议文书组主席，朱希祖为文书组委员，徐宝璜为游艺组委员。但据马叙伦回忆，在这之前已成立北京大学教职会。马叙伦回忆说:“推康宝忠做主席，我做书记，由北大教职员发起组织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会联合会，也推康宝忠做主席，我做书记，后来康先生因心脏病死了，我就改任主席，沈士运(也是北大教授，现任考试院什么处长)任书记，我因此和北京教育界发生了紧密的关系。”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叙伦作为教联会推举的八代表之一，曾闯入禁地，看望被军阀“幽禁大小朋友”，并在“武装同志”监视下发表演说。因为这些“目不识丁”的“武装同志”，听不懂马叙伦咬文嚼字的话，他就“有恃无恐，很安详而慷慨地把外边消息隐约告诉了他们，再鼓励了他们一番，赢得他们个个拍掌，我才转了‘词锋’，劝告他们各自回家(这是监视的‘武装同志’嘱咐过的)，他们都回答我一句‘宁死也不回去’”。

另一件事是索薪。索薪作为一场运动，发生在五四运动后一年，但这之前，1918年北大已经为薪金事致信教育部。当时因纸币价跌，教职员们要求教育部多发现洋。为此，马叙伦、马寅初征求同仁签名致教育部。为此汉章先生写了《戊午八月钞币价跌太甚，月薪暗亏。同仁有请余名共请教育部发现洋者，诗以答之》:

硕田逢恶岁，呼吁碧翁翁。

杲日歌其雨，云霓属望同。

来件有“吾辈，舌耕之徒，饔飧不继”语。教育部于同月20日(9月24日)指令北京大学，据该校教员马寅初等称:票价低落，生计实难一节，经咨商财政部，请其多搭现金，讫未准复。兹将9月份薪俸搭现三成稍资济。(据《北京大学纪事》)

五四运动后不到一年，北京大中学校教员发生索薪运动。马氏回忆说:“北京大小各校教员因挨不起饿，发起了一次‘索薪’运动。这时，因五四的经验，大家都晓得组织的重要了。运动开始，便组织了‘北京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联合会’，除私立各校外，大、中、小几十个学校都联合了，声势自然不小。我呢，又被举做主席。这时，我真要红得发紫，因为我兼任高师、医专的教员，所以，不但北大教职员是我主席，高师、医专也硬把我推上主席，因此，我办事很有把握，而学生联合会又有了紧密的联系。”到了1921年春天，大家对当局欠薪更不满意，于是到了六月三日那天，上万的教职员、学生走上街头，马氏是八校教员联合会主席，走在前面，结果遭到军警弹压，他和几个同事都被打得头破血流而住院。但此次运动，迫使徐世昌溜之大吉。有个叫谢兴尧的人著文说:“叙伦字夷初，北大教授，讲诸子哲学，又长于诗文之国学家也。中等身材，留着两撇牛角胡子，貌似老儒，而思想激烈，每逢会议，必慷慨激昂，每请愿游行，必手执号筒，前队冲锋。与李石曾、顾孟余等，均能抓住群众，且极具浓厚之民党色彩者。与太炎为友，又与吴稚晖、李石曾为同道，盖学生运动中之老英雄。”(《红楼一角》，载于《子曰丛刊》第2辑，1948年6月)

马叙伦于1915年至1926年在北京大学任教(中途曾离开)，几乎与汉章先生相处十来年。他们两人离开北大也几乎是同时:汉章先生是1926年6月离开北大，马叙伦也于此年离开北大。他说:“我算不断地被任为评议员，直到十五年张作霖据北京，我离开北大。”(马叙伦:《从五四运动到“六三索薪”》)。汉章先生于1927年底到中央大学(当时还称中山大学)，1928年底马叙伦在南京任教育部次长，两人再次相聚在一起。此时汉章先生有诗相赠，题为《赠马夷初》，诗云:

骅骝开道路，天马驭行空。

杜老诗篇在，君侯英概同。

著书方写定，从政夙明通。

大略小天下，高轩过雨中。

昔时纾旱望，以往豁前蒙。

德化须叟盛，东屯有醉翁。

马叙伦著作中曾引用汉章先生的文章，据李渔叔在《记陈伯弢》一文中称:“桐城马其昶、杭县马叙伦《训诂老子》，并引伯弢之《天道犹张弓一章解谊》等语。”何志浩在《陈汉章先生传》中也说:“桐城马通伯、杭县马叙伦，并刊先生所著之《天道犹张弓一章解谊》。”马叙伦有《老子核诂》一书，非谓《训诂老子》。马叙伦著作，除《老子核诂》外，尚有《天马山房丛书》、《中国文字构造法》、《说文解字研究法》、《庄子议论》、《读两汉书记》、《六书解例》、《读吕氏春秋记》、《读书小记》、《六书例证》、《读书续记》、《石鼓文疏记》、《马叙伦言论集》、《我在六十岁以前》、《石屋续沈》、《老子校诂》、《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庄子天下篇述义》、《马叙伦学术论文集》、《读金器刻词》、《中国文字之源流与研究方法之倾向》、《马叙伦诗词选》。

马叙伦(1884—1970)，字彝初，后改作夷初，号石翁、寒香，晚号石屋老人，生于浙江杭州市下羊市街金刚寺巷一户书香人家。马叙伦早年师从杭州养正书塾总教习陈介石，据马氏回忆，此人对他影响较大。他在《我在六十岁以前》一书中回忆说:“我听了他老对历史上的议论，很感兴趣。他老因为言语不通，总是用笔来考问我们。他老不但‘循循善诱’，还懂得‘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法。我们经他几次启发，没有不五体投地的归依他老了。……他老又叫我们在课外看《天演论》、《法意》和《黄书》(王夫子)、《伯牙琴》、《明夷待访录》(黄宗羲)一类书，我们又不知不觉懂得须要革命了。”后因陈介石与学塾总理杨文莹在无故开除学生上意见相左离校，马叙伦也随陈介石赴上海办报，此时(1902年)书塾已改名为杭州府中学堂(即现在杭州第一中学)，故马为府中肄业。1909年加入南社。1911年，随同学汤尔和赴日本，在东京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后，马返国与章太炎在上海创办《大共和日报》，任总编辑，后任浙江都督府秘书、印铸局局长。自1915年起，先后四度在北京大学任教，直到抗战爆发前夕。

马叙伦与杭州高级中学很有缘。前面提到他曾在杭州养正书塾读过，养正书塾后来改名为杭州府中学堂，后又相继改名浙江官立第一中学堂、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浙江两级师范、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直至今天的杭州高级中学。马叙伦先是在养正书塾读书，1909年至1912年是浙江两级师范的教员，1921年至1922年又任浙江一师的校长。他任校长期间，学生社团特别活跃。如有名的晨光社、湖畔诗社相继成立，还有由叶圣陶、刘延陵主编的新文学史上第一个诗刊《诗》月刊也在此创办。

马叙伦曾与蔡元培避难象山石浦、东门岛。前已在《校长蔡元培》一文已述。不过，他在《我在六十岁以前》一段文字，不妨转录如下:

这年年边，我得到蒋介石的任命状，任命我做浙江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同时，委员除了国民党里的共产党党员两位外，还有褚辅成、蔡元培、査良钊、魏炯、沈钧儒、朱少卿(还有别人，记不得了)，主席是张人杰，代理主席是褚先生。那时，浙江省城仍旧入了孙传芳手里，所以我们从上海到鄞县(宁波)去就职(我在这时，把二十多年的长须剃去，为预备“亡命”)，其时宁波也没有正式被收复，不过没有孙传芳的军队，只有浙江第二师的旅长石铎(和我是养正书塾的同学)在那里。我们当夜得了段××旅往宁波开来的消息，就在魏炯先生的家里宿了一夜，第二日大早，分头各奔前程。

我和蔡先生同了三位青年朋友:一位是姜绍谟，一位是励乃骥，一位是戴应观从上海来的。这日，就请戴先生回上海报告我的家庭，姜、励两先生作伴同行，乘小火轮到象山县城宿一宵，晓得段旅已到宁波，我们又乘过山篮轿到东溪励先生家里，住了六七日，有象山县县知事要来拜访，虽则他并没有“恶意”，我们却有“戒心”，一伙儿又投黄公岙励先生的同学史文若先生家里，住上几天，风声还是不好，又投奔石浦励先生的妹夫纪先生家里。纪先生的父亲是一位孝子，又是慈善家，他在石浦是惟一无二受尊敬的，石浦又是一个大镇，比较东溪、黄公岙局面开阔得多，我们倒像“隐居阛阓”，不过久住总会泄露消息。因此，雇了两只帆船，乘夜上船(这时多了一位励先生的同学王永祥先生同行了)，我和蔡先生坐了一只，姜先生等三人坐了一只，我虽则“曾经沧海”，但是都乘轮船的，帆船漂海是第一次，白天倒也平常，夜里遇到风浪，听到船家转舵时呼叫的声音，和船身的倾斜起伏，倒觉得有些骨悚，我和蔡先生都是睡着起“腹稿”，消磨了两天已到福州。

这段文字，不光叙述两位逃难至象山，也可以回答某些人对他们为什么没拜访汉章先生的质疑。这是逃难，不是来象山观光访友。

解放后，马叙伦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新中国第一任教育部长、高等教育部长、中科院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