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豪茅盾

北京大学八十周年大庆时，茅盾写了一篇文章叫《也算纪念》，提到他在北京大学读预科时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教他地理的桂蔚丞，另一位是汉章先生。

茅盾在1913年夏，从杭州私立安定中学毕业后，遵照母亲诣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同年9月入校就读。入学时北京大学校长是何燏时，两个月后，11月5日，何燏时校长辞职，由北京大学工科学长胡仁源，暂行代理。预科主任是留美归来的沈步洲。预科教师有沈尹默、朱希祖、马幼渔、沈兼士等。汉章先生是那一年刚从北京大学史学门毕业，既教北大预科，又在哲学门、文学门任教。所以茅盾入预科后，汉章先生教过他。茅盾回忆说:

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理的教师给我印象深，此刻记忆犹新的，是中国历史教师陈汉章。他是俞曲园的弟子，章太炎的同学。据说，前清末年，京师大学堂有这么一条:毕业钦赐翰林。陈汉章是为了想得到翰林这个头衔而宁愿当学生的。可是辛亥革命来了，成立中华民国，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陈汉章当翰林的希望完全破灭，而北京大学当时的校长胡仁源仍请他当中国史教师。(沈雁冰:《也算纪念》，原载1981年4月5日《中国青年报》)

茅盾

这段回忆两点需纠正:其一，汉章先生与章太炎只能称同门师兄弟，汉章先生早于章太炎两年离开杭州诂经精舍。其二，其时北大校长还是何燏时，是他践约请汉章先生留校任教。第三，进士之说存疑。

茅盾回忆说:

陈汉章是前清末年就名驰国内的史学家，他教中国历史，自然要显一手。他自编讲义，从上古史开始，特点是重点在于从先秦诸子的作品中搜罗片断，证明欧洲近代科学所谓声光化电，都是我国古已有之，而那时候，现在的欧洲列强还在茹毛饮血时代。甚至说飞机在先秦就有了，证据是《列子》上说有飞车。(沈雁冰:《也算纪念》)茅盾提到当年汉章先生给他上课自编中国历史讲义现已佚失，他后来编的现存《中国通史》、《上古史》都没有这方面的内容，但他现存不全的《中国哲学史群经讲义》中，确有茅盾回忆的这方面的内容。《中国哲学史群经讲义》分《作述篇》、《名实篇》、《传授篇》和《概念篇》，现尚存《作述篇》和《概念篇》。在《概念篇》中，他重点讲述西方各门科学，“求诸经学之系统，则群经并有之”。讲义涉及算学、重学(力学)、汽学、热学、声学、光学、电学、化学，以上属普通自然科学；宇宙通论、天文学、地文学、地质学、矿物学、普通生物学，以上属无机科学；植物学、动物学、人类学、人种学、言语学、修辞学、历史学、教育学、动作学、美学，以上属精神科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学、政治学，以上属国家科学。引用的书，基本上是秦以前的《易经》、《周礼》、《礼记》、《大戴礼记》、《尚书》、《尔雅》、《论语》、《管子》、《荀子》等古籍。他在附记中说:“此外见于诸经者尚多，不及遍引，亦不敢滥说，恐涉附会也。善学者触类引申可矣!下仿此。”上述内容，似乎与茅盾回忆的内容相差无几，不过“飞机在先秦时就有了，证据是《列子》上说有飞车”这一条未见。

汉章先生这样讲，与当时西方科学已相对普及情况下，尤其是已有一些科学知识的群体，自然会引起怀疑。事实确是如此。茅盾回忆说:

有一天，他讲完课，正要走出课堂，有个学生忽然问道:“陈先生，你考证出现代欧洲科学，在中国古已有之，为什么后来失传了呢?”陈汉章皱了下眉头说:“这就要继续考证其原因了，这要在先秦时代以后的历史讲到。”那时我插了一句:“陈先生是发思古之幽情，光大汉之天声。”这句话可作赞词，亦可作讽刺。陈先生看了一眼，不说什么就走了。

想不到的是，汉章先生并非敷衍一下，而是道出他的讲义为什么这么编的苦衷。这一点，茅盾的回忆，使我们解开了疙瘩。茅盾说:

可是那晚，他送个字条来，叫我到他那里去谈谈，不免有点踌躇，猜想起来，他会教训我这黄毛小子(当时我实足年龄十七)，但还是去了。不料他并不生气，反而说:“我明知我编的讲义，讲外国现代科学，在二千年前我国都已有了，是牵强附会。但为什么要这样编写呢?扬大汉之天声，说对了一半。鸦片战争以后，清廷畏洋人如虎，士林中养成一种崇拜外国的风气，牢不可破。中国人见洋人奴颜婢膝，实在可耻。忘记我国是文明古国，比洋人强得多。即如校长胡仁源，也是崇拜洋人的。我要打破这种风气，所以编了那样的讲义，聊当针砭。”(沈雁冰:《也算纪念》)

汉章先生这一席话，使茅盾大受感动。茅盾说:“我当时觉得陈先生虽迂而实倔强，心里肃然起敬。”当时的北京大学崇洋迷外风气很浓，教师中以讲外语为荣，尤其是讲德语，甚至教师开会也用外语，致使外籍教师也感到不解。这对汉章先生自然触动很大。作为教师，他只能利用讲台，表达他的爱国情怀。而茅盾也深有感慨，在早期北大，“也有陈汉章那样的爱国的‘怪’人。可惜陈先生早逝，倘若他见得今日之北大，不知将如何欢欣鼓舞，因为他梦想中的强大的‘同白种人并肩无愧色’的中国早已成为现实，而且正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举国一心，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而他早年教过书的北大也面目全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作出贡献”。

不过，今天我们重新评价汉章先生当时给茅盾等的讲课内容，所引证我国古籍群经的内容，也并非完全牵强附会。比如关于教育学，汉章先生引《周礼》和《礼记》和《大戴礼记》，即:

《周礼》，大学五，小学则分遂学十二，州县学六十，党族学三百，其外郊里及甸公邑、采邑之学，尚不在内。

《礼记·内则》及《学记》详言教育之法。《大戴记·保傅》篇同。现以《礼记·内则》为例。《内则》的“则”，是指法。内则是指男女在家室中孝父母公婆必须遵循各种礼和法则。文章一开头就说:“后王命冢宰:降德于众兆民。”意谓天子命令主掌邦国之治的冢宰(六卿之长)，对天下的万民进行德的教化。古人认为治国必先齐家，而齐家的关键在于孝道，故德的主要内容是男女孝事父母公婆的方法。下面引一段，说的是儿子早晨鸡鸣时起来，梳洗穿戴后，即去见父母时要做的事情。

以适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气怡声，问衣燠寒；疾痛苛痒，而敬仰掻之。出入，则或先或后而敬扶持之。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则授巾。问所欲而敬进之，柔色以温之。、酏、酒、醴、芼、羹、菽、麦、、稻、黍、粱、秫，唯所欲。枣、栗、饴、蜜以甘之，蓳、荁、粉、榆、免、薧、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尝而后退。

若译成白话，则谓:儿子媳妇到父母、公婆住处去。到达后，要用低下和悦的声音，问寒问暖，问有无病痛或疮痒，然后恭恭敬敬地给他们按摩挠痒。父母、公婆进出走动时，要在前或在后恭恭敬敬地扶持着。送水给他洗手时，年小的捧着盆，年长的捧着装水的器物，为父母、公婆烧水洗手。洗好后把布巾递给他们拭手。然后问父母或公婆还需要什么，而后恭恭敬敬地递给他们。稠粥、稀粥、酒、甜酒、菜、肉、豆、麦、芝麻、稻、黍、粱、秫，这些食物，父母、公婆想要什么，就给他们送上。并要在食物中加上枣、栗、糖、蜜使之甘甜，蓳菜、荁菜、枌叶、榆叶，或用新鲜的或用陈的，用水淘洗后拌和而使食物柔滑可口，再用油脂调和，使食物香美。一定要等到父母或公婆尝过食物后，儿子媳妇才能退下。

这是《内则》中关于孝道的一部分教育。而真正谈得上教育学的内容，恐怕是《礼记》中的《学记》，这篇文章记叙了办学兴教的意义，论述了教育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教育制度、教育理论，以及教学的原则和方法等等，是一篇完整的阐述教学原理的文章。如第一节，从治国化民的角度强调了教育的重大社会作用。第二节讲教学互相促进的道理。第三节介绍古代教育机构，教学目的和教学安排。第四节提出古代教学的七大原则。第五节论述了课内外并重，知识传授与技能训练相结合的教学原则。第六节分析了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导致教学失败的种种错误举动。第七节论述了教学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几项具体原则和应该预防的几件具体事项。第八节提出作为一个教师应具备的条件，并提出择师的重要性。第九节讲尊师的重要性。第十节讲教学活动中学生提问和老师答题的正确方法。第十一节讲教师对传授知识应有透彻了解，从而因材施教。第十二节讲述要重视基础入手，循序渐进。最后两节，讲教育的作用，即进一步阐明教育在政治和人伦、在人生万事中的重要作用。

现举《学记》中关于古代教学的七条原则:

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即《小雅》)肆三，官其始也。入学鼓箧，孙其业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视学，游其志也。观时而弗语，存其心也。幼者听而弗问，学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伦也。

此段意思是:大学开学时，要穿礼服，用藻菜一类的物品祭祀先圣先师，以此来表示重道敬师。此其一。然后教学生学习《诗经·小雅》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首诗，入学之初就让学生明白做官的道理。古人认为《鹿鸣》主于和乐，《四牡》主于君臣之道，《皇皇者华》主于忠信。这三者入官从政是不可缺少的。此其二。授课时，先击鼓把学生召集起来，然后打开书箱拿出书籍来，要学生恭顺谨慎地对待学业。此其三。用夏、楚两种体罚学生的东西，用来使学生有所畏惧，整肃校风。此其四。大祭之前，天子、诸侯不到学校视察，这可以使学生能充分按自己的志向努力学习。此其五。老师要时常观察学生的学习情况，学生有疑惑时，先不解答给他听，以让学生用心多思考。此其六。年小的学生只听老师的讲解而不能提问，这是由于学习要循序渐进而不能越级而进。这七项是教学的大原则。

通过上述部分的阐述可知，汉章先生提出我国二千年前已有教育学并不虚言，由此，我国古代在人文方面的建树是辉煌的。下面介绍一下汉章先生在自然科学方面所引用的材料。他在算学方面引了四条，现举两条。

其一:《易·系辞传》:“河出图，洛出书。”

如果把河图、洛书，如南北朝时期的数学家刘徽(公元3世纪)那样看作我国教学的远源，那么其年代不止两千多年了。河图、洛书是怎么来的?现在已有明确的结论。刘正在他的《周易发生学》一书中，从文字起源角度证明河图、洛书起源于自然，数的结论表示法，与八卦图的形成无关，与龙马、神龟之间种种传说无关。河图、洛书与算学有什么关系，汉章先生未作解释，但河图、洛书确是可用数字表示出来。其图如下:

河图

洛书

河图中的白点代表阳，黑点代表阴，即一、三、五、七、九是奇数，为阳，称天之象；二、四、六、八、十是偶数，为阴，称地之象。此天地之数各自相合，正是五十有五。即《系辞》所说:“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同样，洛书中的白点为阳，黑点为阴。一、三、五、七、九为奇数属阳，二、四、六、八为偶数为阴。此上阴阳也称为天地之数。图中之数:载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正好与后天八卦相符。

关于天地数，还有大衍数的种种解释往往附会多于科学，但也有一部分是有一定科学意义。如天地之数的解释及数的奇偶性和自然数的求和。关于这方面研究甚多，都涉及几何学。李光地(1642—1718)以勾股解河图、洛书，也是显例。《易经》涉及数学方面很多，这里不一一介绍。

其二:《九章算术》:“方田以御田畴界域，粟米以御交质变易，衰分以御贵贱禀税，少广以御积幂方圆，商功以御功程积实，均输以御远近劳费，盈不足以御隐杂互见，方程以糅正负，勾股以御高深广远。”案:此例开方，三角八线，代数微积，并出《九章》。

《九章算术》和《周髀算经》大约成书于两汉时期。它开辟了中国传统数学的模型论传统。其设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九章，几乎囊括了现今初等数学中算术、代数和几何的大部分内容而分为九类算法模型。此书从东汉始为学者所重视，唐设算学博士，《九章算术》被列为教科书。隋唐时还流传到朝鲜、日本。有人认为《九章算术》及刘徽作注开辟的数学理论化的模型道路，作为数学研究的范式，可与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公理论范式对举而论。

再举天文学为例，汉章先生说:

《尚书·尧典》:“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

《舜典》:“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

《周礼·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二有辰、十日、二十八星之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

汉章先生这里举了《尚书》和《周礼》两书中有关天文学的记载。《尚书·尧典》中汉章先生仅引“乃命羲和”这一条。还有“分命羲仲”、“申命羲叔”、“分命和仲”、“申命和叔”。羲和:羲氏与和氏，相传为世掌天地之官重黎民之后代。羲和当为羲伯、和伯。《尧典》是记录了帝尧时期的为政之要，以及帝尧指示安排关于考察、培养接班人舜的一些事务。而上述的几条，就是记载帝尧和具体政绩，即任命四位天官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去四方观测天象，并确定历法。在接班交接之际，只谈如何安排天学事务，足见我国古代对天文学的重视。而《尧典》此文，竺可桢以为在殷末周初。董作宾、日本学者认为在四千年前。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我国天文学产生之早了。《周礼》中提及掌天文的不仅仅是冯相氏和保掌氏两位掌天文事务中的职官，其实《周礼》一书还提到其他四位掌天文的职官，只不过汉章先生未引用而已。不管怎么说天文学在我国确实产生很早，而且一直到元代，我国天文学仍很先进，只不过到了明末，其发展不如西方快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是我国历代皇帝不准私人搞天文研究。统治者搞皇权神授，自然重视天文学，前面提到尧帝让位，只提到四位掌天文的官，由此天文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但又恰恰是天文学被少数人掌握这一点，又限制了它的发展。皇权神授另一个结果是把天文学神秘化，而不是作为一种科学向公众宣传，这自然限制了天文学的发展。

上面我们从我国古代的教育学、算学和天文学等方面分析了汉章先生引证史料，说明我国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并非一无是处。当然，汉章先生引用的我国古籍里的种种学说，和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科学，毕竟相去甚远，尤其是自然科学方面。比如关于电学，引了三条，其中一条引《易》:“《易·复卦·象传》:‘雷在地中。’外国人丁韪良在《电学入门》中引之。”复卦，由上坤下震组成，也就是上坤为地，下震为雷，这仅仅是我国古代人对观察到雷电现象的表述，虽十分高明，但与一门科学相差甚远。

明清之际，东西方文化碰撞，那时产生“西学中源”说。先由黄宗羲、方以智提出，后以王锡阐提供证据，当然是错误的。后经阮元等人的大力鼓吹，流传了三百多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年此说的倡导者希望以此来提高民族自尊心、增强民族自信心。当然，汉章先生早年或许受此影响，不过在此时，他显然已不属“西学中源”学说的拥戴者，但华夏文化至高无上的情绪，仍然影响着一部分知识群体，汉章先生也不例外。在很多洋人任教的北大，特别是外文系，学生中受西学影响较深。汉章先生曾在法文班一学生卷面中留下这样一段批语:“文后半转欲崇拜其用夷政策，不思吾辈为中国人，岂可菲薄国魂，反有取于外族……”他在《中国哲学史群经讲义》的《引言四则》中发出这样的感叹:

闭关以前，知古不知今，其患在知中不知外。海通而知，知今不知古，其患又在知外不知中。知外不知中，外人所可可之，外人所否否之，外人所新新之，外人所旧旧之。外人曰:今世进化，古道幼稚，即并中国之古道而弁髦之，即并中国之古训而土苴之，遂之神州陆沉，万流盲瞽，其亦思古今中外。历史绝不相符，且亦思外近今，殊不乏考古之学者。如波斯侯美耳之诗，埃及披落沙之史，与希腊琐克剌底、柏拉图、亚利斯托儿之学说，搜辑保存，辗转移译，以与新学相印证。而况我古代哲王哲人遗传之经训哉。学者弗以中国古经，为外国所无，而视之如弁髦土苴。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纷，则中国哲学，将由群经而冠乎世界各国之上，富有之大业，日新之盛德，微诸君其与欤?

汉章先生热切呼唤，至今仍可感受到他的爱国情怀。今天挖掘、保存、发扬我国五千年古代文明，仍是摆在我们身上的历史责任，不要因崇洋迷外而忘了祖宗，不要把五千年文明随意斩去几千年，汉章先生一生都在维持这一传统，尽管这中间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并不损害他的功绩。

茅盾又回忆说:“陈先生有一次发给我们一份油印的材料《论经古今文学派》，是他自己编写的。他说，大学本科有个学生提出这个问题，作此答之，也给你们看看。这篇文章是骈文，每句下都有他自己写的注释。文章有万把字，评述经今古文学派之起源、演变，而他自己则赞扬郑康成破今古文学派的顽固的家法，铎经今古文学说有舍有取，可谓有功。他痛斥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是荒谬的。”茅盾所说的这篇文章至今还在。当时是回答北大哲学门黄鄗闵同学的问题而写。后在1916年《中国学报》第二(2月)、三(3月)、四(4月)、五(5月)期上发表。该文收入范文澜《群经概论》，作为该书第一章的一节。标题为《古今法家法》，并注明“陈伯弢先生“字样。详见本书《史学家范文澜》一节。

此文最后部分，对经今文学家龚自珍等持否定态度，而茅盾所说的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批评今文中不见。可能当初发的讲义有这些文字，公开发表时删去了。但汉章先生对《新学伪经考》持批评态度，茅盾回忆肯定是对的。不是对《春秋公羊传》的批评，而是批评康有为托孔改制的种种附会。这在汉章先生的其他文章中均见到过。

茅盾的回忆，也是极为珍贵的史料，故不妨一一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