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大家冯友兰

冯友兰(1895—1990)，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之家，父亲是清朝进士，曾协助张之洞兴办“洋务”。母亲是知识女性，曾任女子学校校长。兄妹三人:老大冯友兰；老二冯景兰，学部委员，地学界元老；老三冯淑兰(沅君)，著名女作家。河南唐河县祁仪镇人。祖籍是山西高平。1901年入家塾读书。1910年考入唐河县立高等小学预科。1911年考入开封中州公学。1912年夏，转入武昌中华学校。冬，考入上海中国公学。1915年夏，中国公学预科结业，考入北京大学法科。当时北京大学设文、理、法、工四科，报考文科的预科毕业生很少，原因是文科毕业没有什么前途，而冯友兰考取了法科，到9月入学时却改入文科。原因是冯友兰在中国公学时热爱学习西方的逻辑，从而引导他走上终生研究哲学的道路。他说:“我学逻辑，虽然仅仅是一个开始，但是这个开始引起了我学哲学的兴趣。我决心以后要学哲学。对于逻辑的兴起，很自然地使我特别想学西方哲学。”(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98页)冯友兰入北京大学的目的是学西方哲学，所以虽考入出路较好的法科，最后还是改入哲学门(当时称门，1917年后改称系)，而当时北京大学虽设中国哲学门、西洋哲学门和印度哲学门，实际上西洋哲学门仅周慕西一位教授，不久去逝了，而印度哲学门是空架子，无教师，故冯友兰最终还是入了中国哲学门。

冯友兰

冯友兰入北京大学哲学门，比陈中凡入哲学门迟一年，比顾颉刚却早一年。他们都听过汉章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冯友兰是这样回忆的:

到了1917年，胡适到北大来了。我们那时候已经是三年级了。胡适给一年级讲中国哲学史，发给的讲义称为《中国哲学史大纲》，给我们三年级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位教授，拿着胡适的一份讲义，在我们的课堂上，笑不可抑。他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200页)

这里说的“那位教授”，即汉章先生。冯又说:“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同上)从现存汉章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目录看，是第一期和第二期内容，即上古至夏商和周。若三年级，则讲第五期隋唐五季，第六期宋元明清。冯在《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一文中则说:“后来陈伯弢先生接着讲，基本上是《宋元学案》、《明儒学案》那一套。”确实胡适讲的中国哲学是删去远古一段历史，经由《诗经》取材。冯友兰无疑倾向胡适的讲法。不过，他对汉章先生的讲课的感受和顾颉刚不一样，正像对崔适的讲课，顾颉刚与冯友兰感受不一样。

冯友兰觉得汉章先生授课内容繁琐。不过，他们两人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是一致肯定的。反之，顾颉刚对崔适春秋公羊学的课“并无好感。他乃今文学家，以《春秋复始》和《史记探源》为讲义，令读者自读《公羊传》、《春秋繁露》。读后甚为头痛，‘这些汉人的迂谬的见解已非我们的头脑所能容受了’。以为‘我不想不作今文学家，就不必理会这一些’”。(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0页)顾颉刚虽对崔适开课，并无好感，但对他的教学态度，却很尊重。“他年已七十，身体衰弱得要扶了墙壁才能走路，但态度却是这般地严肃而又勤恳，我们全班同学都很钦佩他。”(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序》，载《古史辨》第30册)而冯友兰则对崔适讲课“提不出什么问题”。对崔适的教学态度，他也和顾颉刚一样，“他上课，就抱着他的书，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他是那么诚诚恳恳地念，我们也恭恭敬敬地听”。(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327页)同样一位教师讲课，学生们的感受并不一样。

1918年冯友兰毕业那年，哲学系师生合照，老师中有蔡元培、陈独秀、陈汉章、梁漱溟、马叙伦、崔适、康宝忠。冯友兰有个有趣的回忆:“在我们毕业的时候，师生们在一起照了个相，老师们坐在前排，学生们站在后边，陈独秀和梁漱溟坐在一起。梁潄溟很谨慎，把脚收在椅子下面，陈独秀很随便，把脚一直伸到梁漱溟的前面。相片出来以后，我们的班长孙本文给他送去一张。他一看，说:‘照得不错，就是梁先生的脚伸得太远一点。’孙本文说:‘这是你的脚。’这可以说明，陈独秀的‘气象’是豪放的。”(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哲学系那年毕业生共十三人，毕业生成绩第一名为孙本文86.9分，第二名冯友兰86.1分。

冯友兰从北大毕业后，回到开封第一工业学校教国文，一年后的1919年出国留学，于1920年1月上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当时，哥大集中了美国现代哲学流派的一些主要代表人物如杜威等。而指导冯友兰学位论文的导师正好是杜威。所以冯友兰深受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影响。冯友兰还受该大学一位美国新实在论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蒙塔古的影响。后来冯友兰回忆说:“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是当时中国比较流行的西方哲学思想。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时候，在这个大学中恰好也有这个学派。杜威在那里讲实用主义，还有两位助教讲新实在论。因此这两派我比较熟悉。在我的哲学思想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新实在论占优势。”(《三松堂自序》第210页)冯友兰既受中国传统的哲学的影响，又受西方哲学的影响，这就使得他能从哲学史的角度对东、西哲学进行比较研究。他的博士论文《天人损益论》(1924年出版时改名《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就是这种研究的最初成果，其结论是:“人的思想不分国界，哲学不分东西。”(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211页)在上世纪30年代初，冯友兰花五年时间考察欧洲后，更确信了这一观点，他说:“我这次到欧洲游历，看到了许多欧洲的事物和中国相同，这使我更加相信，我以前的，只有古今之分，而无中西之别的意见。”(冯友兰:《游欧印象》，《三松堂全集》第十三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64页)

1923年夏，冯友兰学成回国后，被河南中州大学聘为教授，文科主任(即后来的文学院院长)、哲学系主任。1925年任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兼主任，旋至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并在清华待了24年之久。1952年重返北京大学，度过38个春秋。冯友兰著作尽收入了《三松堂全集》，共14卷，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冯友兰对他自己的重要著作作过概括:“余平生所著，三史六书耳。三史以释今古，六书以纪贞元。”(《三松堂全集》第十三卷第575页)所谓“三史”，即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哲学简史》和9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所谓“六书”，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这六部书被认为是冯友兰哲学创作的高峰。而他的“三史”，是三个不同时期的哲学史著作，尤其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则经历了30年的曲折过程。其中第一、二册，在上世纪80年代重新加以编写。“三史”反映冯友兰不同时期对哲学史的认识和使用的方法。如上世纪30年代写的《中国哲学史》是用西方三分法，即方法论、形而上学、价值论来建立中国哲学史的体系架构，而中国哲学则分为经学时代和子学时代。对于当时的信古和疑古两派，他认为均有偏颇，而换之释古。冯的《中国哲学史》比胡适还未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前进了一大步，故受到时人的好评。《中国哲学简史》是冯在1947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时的讲稿，1948年在美国出版，名为《中国哲学小史》，1985年翻译中文出版，改名为《中国哲学简史》，而在1934年出版的还有一部也称《中国哲学小史》，实际上是两本不同的书。《简史》已有十种语言译本。它虽与两卷内容上有相同处，但非简单扼缩，而是增加了新内容，比如哲学代宗教、儒道互补等内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是上世纪90年代完成之作，它与以前“二史”自然有更大的区别。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从1915年起就搞中国哲学史，在将近五十年的学习写作的过程中，凡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五四’以前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代；在这阶段所学的主要是封建的学术观点和历史方法。”“第二阶段是从‘五四’以后到解放前；在这阶段所学的、所用的以至所教的，都是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和历史方法。”(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自序，人民出版社1962年)而第三阶段则是解放以后，“才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点和历史方法”(同上)。当时，在学习运用过程中，实际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方法，而是很长一段时间把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斗争，冯友兰在他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的第一、二册中，显然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他决心重新改写。这种认识的转变，是经过几十年的心灵和亲身经历的变化，才使他在哲学研究受到了巨大启示，那就是不能人云亦云，而是要通过自己不断努力接近历史真实，写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史。比如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对秦始皇的评价、对太平天国和农民运动评价等就是显例。从这意义上，冯友兰得出的结论实际上和汉章先生对上述事件的看法没有什么重大差别，尽管他们所使用的观念和方法是不同的，但在局部问题上，我说，是局部，是有相同之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