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顾颉刚

顾颉刚

顾颉刚(1893—1980)，出身书香门第，苏州人。他入北大预科读书时用的名字是诵坤，入北大本科时则用顾颉刚。原来，他1913年3月入北大预科读书时，因看戏劲头挺大，以致到期末考试临头，自知有几门功课要考不出，就提请休学半年。而到了1916年的7月，北大本科招生，按规定预科未毕业者是不能报考本科的，于是他以同等学历者的名义并改名顾颉刚，考入北大中国哲学门。

顾颉刚刚入北大预科时，汉章先生是否教过他我们不清楚，但他入读北大哲学门时，听过汉章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还听过崔适的春秋公羊学，陈大齐的西洋哲学史概论、心理学、伦理学，马叙伦的宋元理学。

顾颉刚对汉章先生上课的评价带有两面性。他说:“哲学系中讲《中国哲学史》一课的第一年是陈伯弢先生(汉章)。他是一个极博洽的学者，供给我们无数材料，使得我们眼光日益开拓，知道研究一种学问应该参考的书是多至不可计的。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讲到《尚书》的《洪范》。”(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论文集》，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4页、第90页)汉章先生学问渊博，《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九通》读得烂熟，上课信手拈来，使他们无限钦佩。他虽自编讲义，但从不照本宣科。不仅如此，他还尽可能介绍多种学说，以供学生研究、选择。他在回答学生的书面问题时说:“拙撰讲义，意在博取前辈诸说，俟善学者择善而从。”又说:“学术无穷，圣教不隐，详说始能反约，温古文可以知新。”但并非罗列各说，而是有所“驳正”。顾颉刚当时在笔记(从1913年开始做读书笔记，一生写了200余册)说:“自受业于伯弢先生，颇愿为根本之学，以执简御繁，不因陋就简。”(同上)不过顾颉刚对汉章先生从伏羲画卦说起，讲了一年才讲到《尚书》箕子陈《洪范》有所怀疑，他早已读过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知道这些材料大都是靠不住的，但到底爱敬他的渊博，不忍有所非议”(同上)。

可是，到了1917年“一至二月，为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停止陈伯弢先生中国哲学课事作呈校长，未发”。(顾潮:《顾颉刚年谱》第41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先说顾颉刚对汉章先生上古史部分表示怀疑。原来顾颉刚在未听汉章先生课之前，先听过提倡古文学的章太炎的课，以后又读提倡今文学的康有为的著作。早在1913年12月，章太炎在北京所开国学之讲学，顾颉刚每晚都前去听讲。对章太炎抨击孔教会倡导复古和对廖平、康有为等今文学家所发出种种怪论，提出批评。顾听后极为气愤:“想不到今文学家竟是这类狂人!我以前在书本里虽已晓得经学上有今古文之争，但总以为这是过去的事情，哪里知道这个问题依然活跃于当世的学术界上。”(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24页)听太炎讲课后，顾颉刚深信经古文学的观点“极合理的”，“愿随从太炎先生之风，用了看史书的眼光去认识六经，用了看哲人和学者的眼光去认识孔子”(同上)。不过，到了1915年，“愿在经学上做一个古文家”的顾颉刚，读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方知经今文学家有经今文学的道理，经古文学家也有不可信之处。这就是顾颉刚对汉章先生讲的伏羲画卦、《尚书》等表示怀疑的道理所在。此时的顾颉刚实际上对经古文学和经今文学都不完全赞同。后来顾颉刚产生疑古的动机、走上辨伪的道路，不能不说始于此时。

那么为什么从钦佩汉章先生的博学，而后又提出要停开中国哲学史这门课呢?这不能不说到那一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1月13日即聘陈独秀任文科学长。此时校内学风渐变，文科尤甚。顾颉刚说:“以前我虽敢作批评，但不胜传统思想的压迫……到这时，大家提倡思想革新，我始有打破旧思想的明了的意识，知道清代学者正因束缚于信古尊闻的旧思想之下，所以他们的学问虽比郑玄好了千百倍，但终究不敢不破他的偶像，以致……妨碍了自己的求真工作。于是我更敢作大胆的批评了。”(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35—36页)这是在新的条件下，有了新的勇气。

除了这一点以外，顾颉刚对哲学史这门课也有自己的想法。他上书给蔡校长及陈学长，请求变更中国哲学讲授方法。“他认为作为一门学科，应能总汇众理，施以纲领条目，不可被一代一人之言所限。比如讲授《庄子》，虽将《逍遥》、《齐物》解说尽致，然它与中国哲学如何关联，与外国哲学如何比较；在它如何由逻辑立其言，在我如何由逻辑以评判其说，绝非专守本文所能讲清。”他认为那样讲授“是为国故而非科学”，“难寻普遍之理而易为章句之解”，故建议另外制定讲授方法，而将《墨子》、《庄子》等课改为“特别演讲”。(顾潮，顾洪:《顾颉刚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43页)顾颉刚上书后，便受到蔡的肯定。

由上述两条，顾有停开汉章先生中国哲学史的想法就不足为怪了。汉章先生当年教的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虽有油印本、铅印本，均未见完整的本子。我们见到的中国哲学史分六期:

第一期上古至夏商一卷。(这就是顾颉刚文中讲到的部分)

第二期周二卷卷下述诸子

第三期汉及三国一卷

第四期魏晋南北朝二卷卷下印度佛教

第五期隋唐五季一卷

第六期宋元明清二卷卷下附及回耶宗教

第一期、第二期和第六期已佚，现见到的是第三、四、五期，是把油印本和铅印本合起来，才完整地看到这三期的讲义。

后来汉章先生教的中国哲学史并未停开，不过有所变化，即胡适来了以后，胡适教一年级的中国哲学史，而汉章先生则在三年级教中国哲学史。大概中国哲学史开头部分让胡适，而后一部分则由汉章先生教。不过，这仅仅是笔者的推测而已。

胡适教的中国哲学史，就是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他回国后完成的博士论文。他所讲的确实和汉章先生讲的不一样，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他删去了远古这一段，抛开唐、虞、夏、商。他的哲学史第一章称《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经由《诗经》中取材，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胡适这一改，顾颉刚回忆说:“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桥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进分子，还没有闹风潮。”(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有的同学举出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的新诗，作为嘲笑的资料。也有人产生了把他赶下台的企图。不过顾颉刚则不同，他说:“我听了几堂，听出一个道理来了，对同学说:‘他虽没有陈伯弢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那时傅孟先生(斯年)正和我同住一间房间，他是最敢放言高论的，从他的言论中常常增加我批评的勇气，我对他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学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么样说才好的。你虽不是哲学系，何妨去听一听呢?’他去旁听了，也是满意的。从此以后，我们对于适之先生非常信服；我的上古史靠不住的观念在读了《改制考》之后，又经过这样地一温，但如何可以推翻靠不住的上古史，这个问题当时绝没有想到的。”(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35页)顾颉刚受到胡适“历史演进的方法”的启发、影响下，加上他对宋代理学的憎恨。顺便说说崔适开的课，也令他无好感，且带来许多疑问。他“以《春秋复始》和《史记探元》为讲义令读；又自读《公羊传》、《春秋繁露》。读完甚为头痛，‘这些汉人的迂谬的见解已非我们头脑所能容受了’。以为‘我既不想作今文学家，就不必理会这些’”(《中国上古史研究课》第二期讲义序目、《古史辨五》第258页，转引自《顾颉刚年谱》)。顾颉刚与钱玄同相识，钱玄同既向章太炎学习，从日本回国后，又是崔适的弟子，所以他兼通古今文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顾颉刚:“今文学是孔子学派所传衍，经过长期蜕化而失掉真面。古文经异军突起，古文家得了一点古文材料，用自己的意思加以整理改造，七拼八凑而成其古文学，目的是用它来做工具而和今文学唱对台戏。所以今文学攻击古文学的伪造，这话说得对；古文学攻击今文学不得孔子的真意，这话也说得对。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学家，又该用今文学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学家，把它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方显露他们的真相。”顾颉刚听了非常痛快，且为他打开了治学的大门。凡此种种，促使顾颉刚走上疑古的道路，一生致力于辨伪求真，造就了他独特的震撼史学界的层累构成说，故有人认为他“奠定了中国史学现代化之基石”。这是台湾梅寅生翻译施耐德《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书《译序》中说的话。序中还说道:“他讨论知识分子的地位、角色，探索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希望找出新的文化传统并试图建立一个新的中华民族，而主要的目的在企图对历史中国描绘出正确的新面貌。”

笔者不是研究历史的，对顾颉刚先生的学术贡献也不是本文要说的，但顾颉刚认为汉章先生靠不住的议论，笔者在《国学大师陈汉章》一书中有几句议论，不妨转引如下: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公案，我们不能不为汉章讲几句公平话。胡适也好，后来的顾颉刚也好，他们否定《诗经》以前的历史，说均为伪造，现在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证明不少史实并非子虚乌有。比如伏羲、神农是神话人物，因而否定此两人存在；现在有王献唐的《炎黄氏文化考》、日本学者御手洗胜的《古代中国の神话》对伏羲异称之谜、伏羲名字用意之谜，都作出考证。丁山在《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中论述了关于神农的异称，但没有解决是否有此二人。而刘正的《周易发生学》在《第一章伏羲神农和画重卦关系考》中，采用大量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利用文字学上对字义的分析，认为神农重卦说“是占筮解说方法论上的变革。伏羲是画卦又重卦的代表”人物。(刘正:《周易发生学》，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他在该章第四节《伏羲神农和三易成立考》中，就采用安阳出土的商末四盘磨上的铭文中有三个数字卦和古籍证明之。又如《周礼》也被今文学家及顾颉刚斤为伪书，有趣的同是陈汉章的学生、顾颉刚的同学范文澜在他的《群经概论》中，专门列入一节“周礼不伪证”。他说:“考之于古，凡得六证。”即汪中的六条；又引陈澧复考得四条，黄季刚一条。他还全文引汉章的《周礼行于春秋时证》一文。同时还引用汉章在1916年《中国学报》上发表的《今古文学家法述》长文(分四期载完)。此文分:“今古文，肇于马班，中古文独秀于中垒”、“厥初文字之分”、“继乃家法角立”、“汉武继周而王，立学官者今文”、“光武营洛以还，行民间者古学”、“唐宋之间，古文更伪，今文双殽”等六部分，论述古今文的发生、变化，驳斤了一些不当说法。如第一部分就驳斤了龚自珍不信中古文所立的十二证。据近年学者的研究，将西周金文所见官制与《周礼》所言相参证，断定《周礼》中记载的官制有相当多部分为西周官制之实录。(详见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学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214页)此外，张心澂在《伪书通考》中也说《周礼》是“采西周及春秋时制度参以己意而成”。总之，经过不少学者的考证，《周礼》成书战国时代，有其历史依据，并非刘歆所伪造，但不限于反映西周一代的现实，而是综合了西周至战国的情况，也包含编纂者的理想成分在内。廖平《今古学考》、康有为《新伪经考》及以后的疑古派顾颉刚等认为不可靠的伪书，现在看来是缺乏依据的。这说明，汉章讲述上古书和经古文学的著作，并不是随便可以否定的。

我们在这篇短文中，对这样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不可能完全说清楚。笔者想要表达的是，顾颉刚并非完全错，汉章先生也并非完全对，只是说，顾颉刚完全否定上古史，是依据不足的。可惜，我们今天未能见到汉章先生中国哲学史第一章上古至夏商这一部分，凭空是无法加以论述的。因无法知道哪些讲得对，哪些讲得错，但像顾颉刚、胡适那样全盘否定，已无法与当今考古发掘的文物资料和当今学者研究相吻合。我们常说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如若以胡适、顾颉刚之说，我们便要从文明古国中排除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