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的诗人

1958年农历九月，满城桂花，香风阵阵。可唯美诗人邵洵美无心欣赏这金秋美景，他正为一餐饭钱愁坏了。

这个曾经腰缠万贯、挥金如土的大少爷，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有囊中羞涩的一天。而时至今日，他仍然“不靠谱”，因为让他一筹莫展、愁容满面的，是陆小曼的六十岁生日。

因吸食鸦片，陆小曼牙齿掉光，腮帮凹陷，曾经风华绝代的她，与上海弄堂里寻常人家的老太太已毫无差别。美人迟暮，最是堪怜。陆小曼和徐志摩都是邵洵美的好朋友，他的旧日沙龙里，她是常客，更是主角。三十多年前，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时，一片反对声浪中，邵洵美是鼎力支持的少数人之一。他为他们作了一幅画，内容仅为一只壶一只杯，题字：“一个茶壶，一个茶杯，一个志摩，一个小曼。”

最终，他一咬牙，将一枚祖传印章托好友代为转让，这枚吴昌硕为祖父邵友濂刻的“姚江邵氏图书收藏之章”，是他珍爱的传家宝，最后仅换了二十元钱。筹得宴请款后，“败家子”邵洵美终于展眉而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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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洵美出身优渥，家族显赫，祖父邵友濂是清廷一品大员，外祖父盛宣怀是清末著名实业家，富甲一方。邵洵美在上海公共租界贵族区长大，他是长房长子，自然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他的家几乎是《红楼梦》里大观园的翻版，家产多少，他自己也没数。读完家塾，他进入有名的教会学校圣约翰中学，接受了全英文教育。十七岁时，邵洵美便学会了开汽车，当时开汽车在中国绝对奢侈，因每车购价自千金以至万金。暑假期间，他常开着福特车到处兜风，混迹于跑马场、电影院和舞厅中。这个上海十里洋场风流倜傥的阔少，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识。

传统大家庭里，赌博、鸦片、纳妾是贵族子弟的通病，这些嗜好，邵洵美也有。他好酒、好赌，自称“赌国诗人”。据说，他输得越多，诗写得越好。他的父亲和他一样嗜赌，可算是赌国世家。他们赌的筹码，不是金钱，而是地契，一掷胡噜，输赢百万，不足为奇。

拥有这样的家势，他注定成为地道的“城市闲人”，不用为生计发愁，只沉醉于美与诗的世界，与现实的残酷永远隔着一段真空。他身上集中了“西方化”与“中国式”的两种生活方式，他的书房里摆放着估价五千金以上的希腊女诗人萨福像真迹，二十万镑在伦敦拍来的史文朋的手稿，羊皮纸装订的波德莱尔《恶之花》第一版，以及徐悲鸿描绘巴黎酒吧“红磨坊”即景的帆布油画。

邵洵美长得俊美，眉清目秀、长发高额，有希腊式完美的鼻子，极具贵族气质。他又非常爱美，喜欢穿长衫，跳西式舞，似“公羊之鹤”。因皮肤苍白，他出门前要薄施胭脂，并戏称这是学唐朝人风度。

邵洵美和盛佩玉的结婚照

十六岁的邵洵美爱上了表姐盛佩玉，他表情达意的方式颇有趣。他喜欢古诗，当读到《诗经》中《郑风·有女同车》一节时，他一眼瞥见“佩玉锵锵”一句，又看到“洵美且都”四字，不禁拍案叫绝。“洵美”意为“实在美”，“且都”意为“而且漂亮”。以“洵美”对“佩玉”贴切极了。于是，他决定改本名“云龙”为“洵美”，以名寄情表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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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岁那年，邵洵美随“留学风”进入了剑桥大学依曼纽学院读书，原本学习政治经济学，因喜爱文学，转而研读英国文学。剑桥读书期间，邵洵美和徐志摩成了好朋友。他那金粉世家在他身上贴了许多颓废享乐之气，加上受徐志摩影响，邵洵美迷恋上萨福、史文朋等唯美主义先驱。连他自己也说：人总是半人半兽，一方面被美来迷醉，一方面又会被丑来牵缠。欧洲游学期间，他奉萨福为生命中的女神，他仿造“萨福诗格”把中国诗写成希腊文，他还凭想象写出诗剧《莎茀》（今通译萨福）。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所有的城市中，上海无疑是最适合唯美主义萌芽的。回到上海后，邵洵美天天不避远道，前往南京东路新雅茶室交朋会友。文人雅兴，每天在此喝茶、谈文，一坐就是几个钟头。他的老朋友刘纪文出任南京特别市长，邀请邵洵美去当秘书。邵洵美骨子里不是当官敛财的料，只干了三个月，就厌倦了官场的道貌岸然，弃官回家，并发誓一辈子再也不当官。

诗人的感情，总是丰富、敏感而热烈。邵洵美有声，有色，有情，有力，是大家公认的好诗人。他创办了《狮吼》月刊，又用祖上遗产创办了金屋书店及《金屋》月刊，并亲自撰文、翻译、评介。金屋书店先后出版了几十种书，小说、理论、诗歌、译著，多具唯美色彩。他还鼎力支持新月书店，让徐志摩、林语堂等人将《新月》编办下去。

邵洵美的毛笔手写

山雨欲来、天昏地暗的时代，邵洵美仍一味吟风诵月，追求唯美。他爱写诗，且要在没格子的白纸上写，落笔字迹秀丽，行列清晰，匀称洁净，甚至可以直接付印。他的英式诗风，唯美诗句，在陈梦家看来，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气，艳丽如一个应该赞美的艳丽的女人（她有女人十全的美），只是那倦绵是十分可爱的”。他名正言顺地被冠上“唯美主义诗人”称号。他赞同柯勒律治的诗观：“诗歌就是最好的字眼在最好的秩序里。”一个真正的诗人一定要有他自己“最好的秩序”。他的诗确有一种秩序美，还有一种格调美，《昨日的园子》、《五月》、《颓加荡的爱》、《Z的笑》、《季候》……无不体现出秩序与格调。有的诗，如《女人》，如谱上曲，今天可能还在流传：“我敬重你，女人，我敬重你正像/我敬重一首唐人的小诗——/你用温润的平声干脆的仄声，/来捆缚住我的一句一字。/我疑心你，女人，我疑心你正像/我疑心一弯灿烂的天虹——/我不知道你的脸红是为了我，/还是为了另外一个热梦。”将颓废又唯美的诗歌艺术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

但邵洵美对自己的诗作成就并不太在意，只是享受读诗和作诗的乐趣。他要求低：写成一首诗，只要老婆说好，已是十分快乐；假使熟朋友再称赞几句，便是意外的收获；千古留名，万人争诵，那种故事，是当神话看的。他的《花一般的罪恶》问世后，毁誉备至，有位孔先生读了《Z的笑》中“啊！你蛇腰上的曲线已露着爱我的爱了”一句后，不知听谁说腰上的曲线只有一条，便向邵洵美发难：“曲线”怎么就可以“露着爱我的爱了”？邵洵美毫不客气地回敬：“假使诗而要处处依了科学，那么，我想诗者至多不过是科学的方式或定义而已。”诚然，恐怕是孔先生头脑里僵化狭隘的弦绷得太久了，已然不识美为何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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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钞票用得光，交情用不光。”为人热情、坦诚、仗义的邵洵美，常把这话挂在嘴边。他的家总是高朋满座，郁达夫就说邵家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邵洵美特意将自己的书房布置成举行沙龙的场所，供朋友们聚会。他还在报上发表文章说：“但愿我国诸交际领袖，把麻将扑克的约会，易为文学的谈话，则真正的文艺复兴，不难实现也。”他的沙龙是诗人、小说家、画家聚会的场所。画家鲁少飞曾戏谑地画了一幅《文坛茶话图》，好比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坛的集体照，上海的大部分文人都在其中，他配的文字这样描述：“大概不是南京的文艺俱乐部吧，墙上挂的世界作家肖像，不是罗曼·罗兰，而是文坛上时髦的高尔基同志、袁中郎先生。茶话席上，坐在主人地位的是著名的孟尝君——邵洵美，左面似乎是茅盾，右面毫无问题的是郁达夫。林语堂口衔雪茄烟，介在论语大将老舍与达夫之间。张资平似乎永远是三角恋爱小说家，你看他，左面是冰心女士，右面是白薇小姐。洪深教授一本正经，也许是在想电影剧本。傅东华昏昏欲睡，又好像在偷听什么？也许是的，你看，后面鲁迅不是和巴金正在谈论文化生活出版计划吗？知堂老人道貌岸然，一旁坐着的郑振铎也似乎搭起架子，假充正经。沈从文回过头来，专等拍照。第三种人杜衡和张天翼、鲁彦成了酒友，大喝五茄皮。最右面，捧着茶杯的是施蛰存，隔座的背影，大概是凌叔华女士。立着的是现代主义徐霞村、穆时英、刘呐鸥三位大师。手不离书的叶灵凤似乎在挽留高明，满面怒气的高老师，也许是看见鲁迅在座，要拂袖而去吧？最上面，推门进来的是田大哥，口里好像在说：对不起，有点不得已的原因，我来迟了！露着半面的像是神秘的丁玲女士。其余的，还未到公开时期，恕我不说了。左面墙上的照片，是我们的先贤，计开：刘半农博士，徐志摩诗哲，蒋光慈同志，彭家煌先生。”

这大概可算是中国近代文坛最好最美的时光吧。

有“孟尝君”之称的邵洵美，用金钱，也用人格魅力画了一个大大的交友圈子，作家、翻译家、画家、政要，几乎每个行业都有他的朋友。他热心每一个朋友的事务，捐钱办沙龙、搞笔会、办刊物、帮忙出版，还替人打抱不平……为此，鲁迅就曾数度半讥讽半调侃地说：“邵公子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做文学资本。”所言也许不假，但是，又有多少有钱的大少爷会热衷于文学，愿意为朋友慷慨解囊？他有没有让文坛更精彩不敢说，但没有他，上海文坛肯定会寂静许多。1933年，萧伯纳访问上海，由世界笔会中国分会接待。当时邵洵美是分会会计，分会没经济来源，平时花销都是邵洵美自掏腰包。那次在宋庆龄寓所设素宴招待萧伯纳（萧是素食者），就是邵在功德林要的一桌素菜，席上有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林语堂和邵洵美。所费四十六元大洋就是邵洵美埋单的。这是邵洵美第一次见鲁迅。会后，正遇下雨，很冷，邵洵美见鲁迅站在屋檐下，像是在等车，脸冻得发青，便立即邀请鲁迅上他的车，一直把鲁迅送回寓所。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滩文艺界多元并局、鱼龙混杂，邵洵美拥有左、中、右的一大批朋友。胡也频遇难后，沈从文要陪丁玲带着刚生下不久的婴儿去湖南避难，可身无分文，邵洵美慷慨解囊，送了一千元给丁玲，并声明不需还。看样子，慷慨解囊这种事，邵大公子做起来十分顺手。他的夫人盛佩玉晚年回忆丈夫说：他重友情，轻金钱，物质财富在他眼中微不足道，为了接济朋友，甚至是不相识的文人，他赔光了自己继承的家产，是一个十足的“书呆子”。

邵洵美极像古龙小说里的花满楼，总是用温柔的眼神注视着他的朋友。因坠机而英年早逝的徐志摩，是他一生最好的朋友，他发表了《天下掉下一颗星》一诗，深切怀念挚友。甚至多年后，提起徐志摩，他仍然带着悲伤：“志摩站在一座七层楼的窗口，指着远处没有云也没有景物的天边，说生命的永久；可是诗人和他的夸口现在都已消灭在太空里了。”其实吧，对朋友深切的爱和怀念，跟钱没有多大关系，更多的应该是他善良而柔软的心。这世间为富不仁之流、贪得无厌之辈多得去了，谁说富人的钱慷慨起来，就没有穷人的有分量有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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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显赫身世和传奇人生，邵洵美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与美国作家项美丽的一段恋情。这段恋情在当时，堪称现实版的“倾城之恋”。

略带忧郁的男人，总是更能激发女人的爱，何况邵洵美宽容善良，幽默风趣，俊俏优雅，见识广博，又有中性阴柔的诗人气质。圈子里的女人们总是试图通过他的家人来接近他，他身上过滤了刚性的粗糙，最适合消磨她们那些绵长柔软、慵懒散淡的光阴。

只是，太多爱恋的目光，也像一壶醇酒，让人醉，也让人腻，邵大公子那带了桃花的眼波，总是没有停伫的焦点。项美丽的出现，像一道闪电，擦亮了他繁星密布的心。

1935年，作为美国《纽约客》杂志社通讯记者，埃米莉·哈恩从美国来到上海，她准备写一本有关宋氏三姐妹的书，不远万里到上海搜集素材。接风宴会上，她一见邵洵美，立刻被他的容貌和气质打动，再见便倾心于这位面白鼻高的希腊式美男子。几度相会下来，他那一口纯正英语，一首首精美的英文诗作，令她震惊。女性的爱慕之情，总是伴随了些许崇拜之心、敬佩之意的。

邵洵美对项美丽的爱，有别于他与表姐盛佩玉的爱情的纯真柔美，来得热烈又猝不及防。他陪伴她探访金陵，登临黄山，放棹西湖……还给埃米莉取了个中文名字“项美丽”。

这段爱情，持续了五年。他们的爱情也不只是风花雪月，他们还合办“抗日杂志”——中英文版的《自由谭》。封面上“自由谭”三个大字，是邵洵美模仿颜体的手迹。画面是一幅木刻——日本飞机在轰炸，大地在燃烧，一头牛被炸死在原野上，一个孩子手捂着脸在流泪，一个农民托着自己被日寇炸死的孩子，孩子的伤口还在滴血……这震撼心灵的血泪控诉，具有强烈的宣传效果，当然也是历史真实的记录。他们还合作翻译了沈从文的《边城》。

虽然，这段生活在项美丽九十二年的人生中只是一小段，却美丽妖娆，动人心魂。她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她只爱过两个男人，一个成了她厮守终生的丈夫，一个就是中国人邵洵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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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衷于出版业是邵洵美人生的重头戏，开书店、出刊物于他是事业，更是娱人悦己的梦想。他效仿英国北岩爵士办出版业，出自己的书，也为朋友出书。他先开办“金屋书店”，后成立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再创建“第一出版社”。他前后办了十一种刊物。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同时出版的刊物有七种，每隔五天便至少会有两种期刊面世。他的“宝贝们”装帧精美、内容丰富，在当时独树一帜。他出版的诸多报刊书籍，无论是量上，还是质上，很长时间都无人可匹敌。

这应该跟他不以谋利为目的有关吧。

不以谋利为旨，便可经常“感情用事”，奔着梦想而去；不以谋利为旨，也便常在亏损累赔下，还“不思悔改”地倾注全部心血和财力去经营。他花巨资从德国购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全套影写版印刷机，成立了时代印刷厂，成本和印刷质量一再提高，价格却一降再降，最后连妻子的嫁妆都拿出来亏损掉。他在自己喜爱的工作中不知疲倦，常整天地耗在印刷厂里，每次走过心爱的影写版印刷机，他总会习惯性地轻轻抚摸，满心欢喜地翻看那些刚刚印刷出来的带着墨香的刊物。

他尤其爱当伯乐，为一大批朋友出了书，遇到贫寒的尚未成名的文人，总是赔钱给他们出书。沈从文就是一例。邵洵美看到沈从文璞玉般的文字，大为赞赏，立即为他出版，还出钱接济沈从文，且极力向文坛推介他。

上海解放前夕，胡适为邵洵美订了两张赴台机票。但他以不忍离开家人和工厂无法处理为由婉谢。外交部长叶公超说服海军用军舰带邵家的人与机器一道迁台，他也谢绝了。上海是邵洵美的家，更是他的精神故乡。除了上海，没有一个城市和他心灵的呼吸契合，也没有一个城市让他如此眷恋。他静静等待上海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邵洵美搞出版、办书店的热情不减，但不久，《人民日报》一连七天刊文批判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物中的错误，出版社被迫停止运作。所幸，他还有译介世界名著的机会。但更大的不幸很快降临。1958年，他因一封向项美丽要借款的英文信，而以“历史反革命”罪名逮捕审查。出狱后，他与儿子媳妇一起住个小房，后来穷得没办法，把床也卖了，睡在地上。但他唯美之心始终不改，还是要用老妈子的刨花水，把头发梳得油光水滑。即使贫病交加，也照样把印有“杜甫草堂”的邮票制成书签自赏……他的老朋友施蛰存就感慨地说：“洵美是个好人，富而不骄，贫而不丐，即使后来，也没有没落的样子。”真正的优雅，应该是这样子吧，即便贫病交加，即便斯文扫地，而仍能坦然自若，自得其乐。

邵洵美和妻儿

晚年，邵洵美在致妻子信中写道：“你为我买了两只香肚，好极了，我立刻便感到馋涎欲滴。我想有机会再尝尝真正的南京鸭肫肝，也只要几只，放在口里嚼嚼鲜味。”这位当年上海“一品香”的常客，此时，却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幻想烤炉和火鸡一样。他最终死于“文革”。他的女儿回忆说：“我最后见到的爸爸，是一个饥饿、衰弱、斑白头发、面庞紫乌、上气不接下气、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老人。只有他一眨一眨跳动的右眼才捉住我的回忆，叫我一阵阵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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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邵洵美是文学史上被低估得最严重的作家。对此，他似乎生前就已释然。1936年，刚过而立之年的邵洵美写了一首《你以为我是什么人》的诗：“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是个浪子，是个财迷，是个书生，/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你错了，你全错了，/我是个天生的诗人。”

是啊，被低估又有什么关系。风过霜过，花过月过，倾过心倾过情，倾过力倾过囊，已是彼岸的幸福。岁月之河无声流过，总有一些浪花翻卷中，会翻起一段往事，或者，一段无声的爱恨，也总会有一只船能让那个优雅的灵魂，泅渡。

黄永玉先生曾作了一首诗《像文化那样忧伤——献给邵洵美先生》，或许能安慰到那颗诗人的心。

下雨的石板路上

谁踩碎一只蝴蝶？

再也捡拾不起的斑斓……

生命的残渣紧咬我的心。

告诉我，

那狠心的脚走在哪里了？

……

不敢想

另一只在家等它的蝴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