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师中的大师

那是滴水成冰的冬日，一弯冷月像一只清冷的眼睛，徘徊在水木清华园内，风声雨声读书声渐次歇了，不远处激烈的枪炮声此起彼伏。饱经战乱的人们，和那些寒风中萧瑟的草木一样，脆弱的神经又一次如履薄冰。清华大学掌门人梅贻琦心中斗争的激烈程度，并不亚于隆隆的枪炮声。走，还是留，就像哈姆雷特那死亡还是生存的纠结，撕扯着他的心。

这是1948年12月，解放军兵临北平近郊，气势如虹，蒋家王朝摇摇欲坠。平津三大高校的教授们都面临着走还是留的抉择，国民政府也正加紧实施“学人抢救计划”。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已经走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岑留下了。最后关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这位大师中的大师抛下他倾注了毕生心血的清华园，提着一架打字机，几本书，满怀苍凉却毅然决然地登上飞机，像一位孤独的骑士，独自去远方，守护他永远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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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前，也是一个萧瑟的十二月。北平清华园，却如春潮涌动。

“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个眉眼清朗、气宇轩昂的中年人，以他一贯沉静稳健的口吻，正在发表让后人传诵不已的校长就职演说。

台下掌声雷动。十个月没有校长的清华园，心高气傲的清华大学师生，接纳了这位与清华大学气场气质相契合的“掌门人”。

这就是梅贻琦。这年他四十二岁。

梅贻琦没想到，在驱逐校长成风的清华大学，他一当就是十七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风雨飘摇的十七年，他与清华生死与共，抵死缠绵。水木清华园是他的挚爱，他所有的梦想与荣光都离不开清华。

1908年，梅贻琦考取清华大学庚款留美生，去了美国东部的伍斯特理工学院。八年后，获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回国，先后担任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和留美学生监督。他曾饱蘸感情地写道：“生斯长斯，吾爱吾庐。”

临危受命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后，梅贻琦大展身手，将教授治校与校长治校完美结合，使清华大学走出了迷茫，走向了辉煌。梅贻琦留美经年，饱受中西文化濡染，且长期活跃在教育第一线，深明大学办学方略，特别是在留美学生监督任上，他对欧美大学前沿进展特别熟悉。他的办学主张有着明显的美国教育底色：崇尚自由研究，坚持教育独立、教授治校和学生自治。他坚持教授是大学的主体，在清华大学建成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大学制度，“教授治校”成为学校主导性治理模式。清华大学教授会由所有的教授、副教授组成，权限主要包括审议改进教学及研究、学生成绩审核与学位授予、推荐各院院长及教务长。在他执掌清华大学后，清华大学成为一所民主自由空气浓厚的学府，出现了“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职员是狗”的局面，但高级职员们也甘心为教授们“抬轿子”，就连梅贻琦也开玩笑说：“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

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之初，就把学校生存与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大师”身上，他不仅注重教师“学诣”，更注重教师品德，始终坚持德识统一。他认为，“大学像是水，学生从师，像是小鱼随大鱼游，“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好的教授能潜移默化学生的精神修养。因此，师资遴选和延聘，是他执掌清华大学后的重头戏。清华大学选聘教师，坚持不唯学历，不唯资历，只凭真才实学。一系列的破格，让一个个真正的人才像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茁壮成材。这种延揽人才的理念在华罗庚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只有初中学历的华罗庚被破格召进清华大学培养，又破格从系资料员转升为助教，且被允许修习大学课程，后破格送到英国剑桥大学去“访问研究”，最后又破格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而被聘为教授。

梅贻琦关心教师的生活和培养，首创带薪休假制：凡教师连续服务学校满五年以上的，都可带薪休假研究一年。民国时期，教授流动性大，长期固定在一所学校任教的名学者极少，但清华大学的师资团队非常稳定，且大师名流们不断涌入。这离不开梅贻琦独特的人格魅力和管理艺术。冯友兰回忆说，教育部长蒋梦麟邀他南下出任教育部司长，他一口拒绝了。在他看来，当一个司长，做不出什么事来。况且，无论从物质待遇还是社会地位上看，都不及清华大学一个院长。正是清华大学的宽松环境，让冯友兰得以完成了《中国哲学史》等力作。

通才教育和全人格培养，诸育并举，是梅贻琦的一贯坚持。他认为，教而不可用，是教育的失败；教而不能用，是整个社会的损失。梅贻琦不同凡响的教育智慧，在当时的中国独树一帜。他反对“只重专才，不重通才；重实科，不重文理”的教育模式，主张大学应从知、情、志三方面促成学生人格成长。他接纳希腊人崇尚体育的精神。罗家伦任清华大学校长时，很瞧不起体育，一度把体育课时和任课教师砍去一半，甚至把享有盛誉的马约翰教授降格为“主任训练员”。梅贻琦则一视同仁，给予马约翰和其他系科教师同等的职称和待遇，终于把清华大学发展为“体育大校”，且注重体育的校风一直延续到西南联大。

清华大学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灵魂，使其在短短十年时间内，声名鹊起，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名牌大学，连欧美著名大学校长都大加称赞：“西土一千年，中邦三十载。”面对各界如潮的赞誉，梅贻琦淡然笑称自己只是京戏里“王帽”的角色，运气好而已。这样的谦逊又何尝不是一种底气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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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能言善道的大学教授相比，梅贻琦可谓寡言少语，被人誉为“寡言君子”。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导师之一的陈寅恪曾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开会时，梅贻琦一直持“吾从众”的态度，偶尔发言，很少斩钉截铁。清华大学学生曾作打油诗来模仿他说话的语气：“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梅贻琦寡言少语，不是思想贫乏，性格木讷，而是嘴里不说，骨子里自有分寸。“为政不在言多，顾力行何如耳”是梅贻琦的座右铭，他更是“行胜于言，行成于思”的践行者，他的同事兼好友叶公超用“慢、稳、刚”三字形容他刚毅坚卓的性格。梅贻琦曾多次告诫黉门学子：要有勇气做一个平凡的人，不要追求轰轰烈烈。他要求清华学子必须克服浮躁的心魔，“保持科学家的态度，不存先见，不存意气，安安静静地去研究，才是正当的办法，才可以免除将来冒险的试验，无谓的牺牲”。他还殷殷告诫出国留学的学生：“诸君在国外的时候，不要忘记祖国；在新奇的社会里，不要忘掉自己；在求学遇到困难问题的时候，务要保持科学态度，严求真理。”在今天看来，梅校长的这些观点依然适宜现在的出国留学生。

但好脾气不代表无原则。1933年1月6日，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向学校要求缓考，理由是“平津动摇、人心骚动，日方态度未明，时局瞬息万变，同学爱国有心，避危乏术，忧心忡忡，不可终日……”梅贻琦二话没说，断然拒绝，学校立即发出梅贻琦亲笔起草的《告同学书》：“当我们民族生命在呼吸之顷，我们如果不能多做事，至少不要少做事。假如你们真去拼命，我们极端赞成你们不读书。假如你们担任了后方的切实工作，我们决不反对你们告假。且平心静气地、忠实地想一想：有，不必说；没有，你们就该做你们每天做的事，绝对不应该少做，不做……”这几乎是宽厚谨慎的梅贻琦对学生最强硬最决然的一次。其实，他并不是反对学生参与政治活动，而是不喜欢学生在大时代面前的自私和畏葸。梅贻琦时常劝诫清华学子要时刻不忘救国重责，但在救国方法上要采取一贯负责任的行事风格。他认为，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就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

1935年底，华北危急，清华大学学生蒋南翔发出著名呼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抗日救亡运动大幕就此揭开。浪潮般的学生运动让当局紧张不安，他们想方设法阻挠镇压。军队荷枪实弹开进清华园抓捕学生，二十多名学生被捕了。梅贻琦这次不再“大概或者也许是”了，他先以极沉痛的心情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然后，他大义凛然地对警察局长说：“学生出了事情，我做校长的是不能退避的，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清华学术上的独立。”再冰冷的世道，有这样一份担当，足以抵御世上任何一种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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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使弦歌不断，希望不灭，华北高校纷纷内迁。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奉命迁到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岑组成常委会，梅任主席。西南联大期间，蒋、张二常委先后去重庆中枢任职，梅则始终坚守校内，校务完全倚赖他主持，师生们都亲切地称他“梅常委”。

执掌西南联大期间，梅贻琦在处事方法上与之前在清华完全不同，他一反惯例，变得异常果断，一贯低调的梅贻琦说过这样一段“高调”的话：“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仁校友敢说一句‘幸告无罪’。”西南联大时期，战火硝烟弥漫，梅贻琦毅然带领广大师生，靠着一股艰苦拼搏的精神，安心耕耘一片心灵的净土。

当西南联大的“船长”确实难。这难，不仅在于国难，还在于“联”。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本有“通家之好”，关系一直融洽，但是要让一直以“最高学府”自居的北京大学没意见，则不是件容易事。而梅贻琦却能在八年时间内，创造出西南联大“筚路蓝缕，弦歌不辍”的局面，关键的奥妙在于梅常委的“大”，他心中只有西南联大，没有清华大学，更没有他自己。“人到无贪品自高，事能知足心常泰”，这是梅贻琦喜爱的楹联，当然，他也常书常行。1940年9月，美国母校邀请他参加校庆，并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他丢不下艰难竭蹶中的西南联大，没有前往。西南联大时期，梅贻琦以身作则，带头勤俭节约，他用废纸起草公函，不用学校配给他的汽车。他家常吃的是白米饭拌辣椒，偶尔一盆菠菜豆腐汤算是一家人改善生活了。教育部给西南联大学生提供补助金，梅贻琦的四个子女都在西南联大读书，但他从不让子女领取补助金。为渡危艰，清华大学教师组织了“清华服务社”，知识分子发挥自身优势生产自救、服务抗战和社会，取得微薄报酬，以改善教职员工生活。梅贻琦用该社所获利润，让西南联大全体同仁分享，每人多发一个月薪酬。

西南联大期间，一向对政治不感冒的梅贻琦破天荒地“火线”入党，并被擢升为“中委”。他的入党目的，只为让政治远离学校，让学术自由原则得以保全，让师生可以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他认为清华大学应追随蔡元培兼容并包之态度，以恪尽学术自由的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1941年9月，在昆明举行的物理学会和新中国数学会联合年会上，他发表了“不合时宜”的观点，提出学术界可以有、也应该有“不合时宜的理论”和“不切实用的研究”。他还斗胆向教育部长朱家骅提出：大学可否不设训导长？三民主义青年团可否不在校内设分团？他希望减少外来干扰，还大学以单纯和宁静。

在西南联大时，梅贻琦从不干涉学生活动，从来没禁止学生开会。特别是后期，民主运动高潮时，学校广场上常有集会，闻一多教授在台上“嬉笑怒骂”，梅贻琦从没制止过。国民党政府曾多次暗示他解聘闻一多等教授，梅贻琦根本不予理睬。1946年6月，梅贻琦赴南京面见蒋介石，蒋约他谈大学复校问题。梅贻琦侃侃而谈：“仍当注重学术研究风气恢复，倘使教授们生活得安定，研究设备得充实，则研究工作定更有进展。”他还主动提到：“清华教授中有少数言论行动实有不当，但多数同仁深不以为然，将来由同仁自相规劝纠正，谅不致有多大影响。”他进一步解释：“此数人以往在学术上颇有成绩，最近的举动当系一时冲动。”最后，他还向蒋介石提出提高教授待遇、改善生活的建议。这种不畏强权的爱才惜才胸怀，在他之后，再也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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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事们眼中，梅贻琦是一位中西合璧的真君子。作为一家之长，他是优秀的丈夫、和蔼的父亲。他对家人的关爱也体现出他的民主和平等理念。他的妻子韩咏华回忆：“从1933年开始，我在清华大学旁听了英文、日文和逻辑学，前后共两年。那时我已经四十岁了。后来在国外，甚至到了五六十岁的年纪，还在夜校念英文。他对我像对我们的孩子一样，十分民主。愿意工作就让你工作，愿意念书就让你念书。”艰难的昆明时期，梅贻琦对妻子的关爱仍一如既往。韩咏华为补贴家用，曾放下身段，自己做糕点出售。卖糕时，碍于校长丈夫的面子，她穿着蓝布褂子，只称自己姓韩。

1920年，梅贻琦夫妇与出生不久的长女梅祖彬合影

梅贻琦教育孩子有套独特的方法。他从不训斥子女，认为教育子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身作则，身教胜于言传。梅贻琦尊重孩子们的意愿，对于他们的选择，他会提建议，但不会干涉他们选择的自由。大女儿想嫁给一个华侨，他内心并不很认同，与女儿耐心长谈后，女儿依旧坚持己见，梅贻琦尊重了女儿的选择，只是无奈地调侃一下：“可惜不是个读书人，不过所幸‘高度’相当。”抗日战争后期，儿子梅祖彦决定放弃学业去当军事翻译员。做父亲的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能在西南联大读书，机会难得，应先将学业完成，报效国家以后有的是机会，但因儿子坚持要去，他也未强加阻拦。

1930年，梅贻琦一家在美国

1954年，在美国的梅祖彦决定返回大陆，为新中国的建设尽绵薄之力。梅贻琦知道儿子和一些同学在策划远行回国，他虽未动声色，但心中焦虑万分。梅祖彦是他唯一的儿子，远在大洋彼岸的他，对新中国如火如荼的批判胡适运动略知一二。但他还是尊重儿子的意愿，只是临行前，他伤感地说：“你回去是有用的，我就不行了，可能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语调低沉，充满沉重和悲切，可惜年轻的梅祖彦并没有读懂父亲的心。不幸的是，一语成谶，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梅祖彦才有机会到父亲坟前献上一束鲜花。

1939年，梅贻琦一家在西南联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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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身离开故土家园般的清华园，舍弃相伴七十年的清华大学，梅贻琦心中的苦痛难以言表。要怎样的决绝，才丢得下这镌入血肉的情感，就像一朵花开得正起劲时，却戛然而止，活生生结束一个春天？当年，飞抵南京后，国民政府要他出任教育部长，梅贻琦坚辞不就。他沉痛地说：我身为清华大学校长，把清华弃置“危城”，只身南来，深感惭愧，怎好意思跑出来做官？

他为什么要出走？他并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也绝非因利益权位的利诱承诺，更不是“缺乏历史觉悟”，他是舍不得他的命根子——清华基金。后来，梅贻琦对朋友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就没有办法保护起来。”

在美国负责管理清华基金时期，梅贻琦仅有一间办公室，只聘一位半天助理，自己定薪每月三百元。为给公家省钱，他不住公寓，搬进一处破旧不堪的老房子，逼仄得连一间单独的卧室都没有。梅贻琦微薄的薪水，远不能维持家人生活开销，妻子韩咏华就四处打工，此时，她已六十二岁。

晚年清贫，但他的内心是宁静的。

好友叶公超每次到纽约看他，都劝他赴台，把这笔基金用到台湾。梅贻琦总是忧心忡忡地说：“我一定来，不过我对清华的钱，总要想出更好的用法来我才回去。”

他不愿用这笔钱拿到台湾盖大楼、装潢门面，他想用在科学研究上。台湾有人因此骂他“守财奴”，他也毫不在乎。1955年，他终于找到“更好的用法”，到台湾后，他把这笔款子用在筹建“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和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上。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他逝世后，秘书遵从遗嘱，将他病中仍带在身边的手提包封存了。后在各方人士见证下，封条被揭开，手提包里装的全是清华基金的明细账目，每一笔支出都写得清清楚楚。

梅贻琦葬于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取名“梅园”，他终于与挚爱的清华长相厮守了。他像一只谪入人间的天堂鸟，遭受完别离的重罚，又可以翩然在自由的天堂里了。他是清华人心中“永远的校长”，他当年的决然离开，他在清寂中的坚守，都是因为对清华大学的爱。他的爱，写尽了一个时代的斯文，也维护了一个学者灵魂的纯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