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门印派之余风与吴门篆刻之多元

清代从康熙年间后期开始，江南的经济中心逐渐由苏州移至扬州，到清中期，扬州的商业经济在全国所享有的地位和影响是举足轻重的，发达的水路交通与两淮盐运的贸易使扬州成为东南的经济大都会。据《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一载，乾隆年间，扬州盐商“富至千万”，“百万以下皆谓小商”。经济上的种种变革和发展，必然要反映到意识形态中来，于是“扬州无论贵贱皆戴花”，“着衣尚新样”（《扬州画舫录》）。随之，“广陵风俗之变，愈出愈奇”（郑板桥《扬州竹枝词·序》）。当时的各类人，尤其是从事艺术职业的人，为适应这种变革，已不满足于陈旧的一套，从而产生了一些革新的思想。在康熙、乾隆年间，一些来自四方、出身各异、汇于扬州的“八怪”书画家，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诞生的。他们力破陈规旧习，革故鼎新，大胆实践，所成书画风格影响深远。书画的大胆创新，必然直接影响篆刻艺术，况且许多书画家本人也从事篆刻（如“四凤派”及后来所谓的“扬州派”等）。另外，为了生活，一些印人亦纷纷流寓扬州，如“东皋”的部分印人、“浙派”的代表人物丁敬以及“皖派”的代表人物邓石如等都在扬州居住过。这种艺术革新势必扩散和影响到周边。

有人说，扬州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徽商的开拓，扬州最早是徽商的“殖民地”。徽商在扬州的经济势力必然吸引了一些怀有篆刻、书画等一技之长的徽籍艺人去谋生，如清初的歙人程邃，42岁定居扬州，生活长达32年。晚明时期显赫于吴门印坛的徽籍篆刻家之弟子后学，以及求艺于苏州的闽中印人，便多流寓扬州。由此，吴门印派的辉煌渐成往事，但由于吴文化的积淀，历史的传承，使吴门篆刻不可能顿时销声匿迹，后继印人亦在努力跋涉之中，遂有吴门印派之余风。

清代中期，乾嘉“朴学”考据之风弥漫文坛，对传统学术的整理和总结蔚然成风，不少文士对出土日多的古器物文字之训诂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对篆刻艺术向深层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追求“金石气”渐成印坛主流。由于考据之风等因素的影响，乾嘉以后的书法从帖学转向碑学，许多书家由唐碑上溯到六朝碑版，乃至三代、秦汉文字，从而扩大了篆刻艺术的取字范围，并启发了部分篆刻家“印从书出”“印外求印”的创作思想。清代中后期的文人篆刻流派较之前又迈进了一大步，而且为之一新，如清中期挺于皖中的邓石如，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创立“邓派”（亦称“皖派”）的。（图4-1）

乾隆年间及以后，浙江钱塘、仁和两地（今均属杭州）先后崛起了“西泠八家”，他们主张篆刻要坚持在秦汉印中讨生活，追求寓方于圆、结构简朴、挺拔苍劲的艺术特点，对刀法有独到的理解，遂创成“浙派”（图4-2），印坛进入群雄继起的时代。浙派势力和影响不断扩大，使得一些吴门印人如郭鮕、杨遚、王应绶等纷纷易帜学浙，加之释达受、杨大受、陈埙、管云升等浙派印人客居吴门，以致吴门篆刻几乎刮起“浙风”。从此，“吴门印派”的地域性完全被打破。当时，既能从浙派入手，又能在一定程度继承吴门印派的篆刻家便是杨遚，他以切刀法刻印，但并非像“浙派”印风那样一味求阳刚之气，而寓柔于刚，刀法较为含蓄，转折亦较为婉转，另具面目。

图4-1　“邓派”篆刻

图4-2　“浙派”篆刻

清末民初，由于受到西方先进思想的影响，新文学、现代音乐、舞蹈、摄影等新的艺术门类蓬勃兴起，传统的中国画亦在西洋画引进之后有革新的论争，书法方面对碑学、帖学有新的思考；篆刻方面，亦受到西方传来的考古学影响，许多印人更关注出土文物中古文字的研究整理，将甲骨、钟鼎、碑版、砖石、画像及至简牍文字纷纷引来入印，从而进一步拓宽了篆刻艺术的用字范围。因此，清代中后期的吴门印人，未必皆恪守吴门印派之传统而抱残守缺，而是改换门庭，另有追求，在传承中有扬弃，于是苏州地区呈现出吴门印派之余风与吴门篆刻多元发展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