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陈云的声明—兼怀陈云老师

陈云老师离开我们已有半个多月了，眼前常出现她温暖的笑容，耳边常响起她风趣的话语。

最近几天，接连有两个“为我着想”的朋友向我指出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一个说：“你与周围搞不好关系，应该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话是听进去了，但一时间确定不了原因之所在。有一次见到水果摊上少人问津的榴莲，想一百个人中难得有几个人喜欢此物，难道是榴莲错了吗？

昨天又有一位朋友向我提出同样的批评，并说出了他认为的原因：“人家之所以不喜欢你，是你老是摆出一副权威的架势。你是权威吗？你为什么不能说得委婉些呢？做什么‘公知’？‘公知’是要挨骂的。”我请其出示实例，他便从网上搜出我不久前写的《观展有感》一文。我说我心里也很沉重，我知道文章发表后会得罪很多朋友，但有些话总要有人去说。我不是权威，但因理直而气壮，人即以为我自诩权威。我也没法。我不想做什么“公知”，对挨骂我也无所谓。例如这篇文章中所说的话，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心，是客观还是主观，大家一看就明白。我觉得有些话还是我说比较合适：一是我没有公职，不怕揪辫子；二是我天性如此，不吐不快。读师范时即易名“谔”字，就足见顽固由来已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何况人人都有说话的自由。朋友听了，摇头叹息不已。

这让我想起陈云主席的一件往事。

十几年前，陈老师还没退休。一天我去文联尤主席处谈事，出来时经过她的办公室。门开着。陈主席便喊：“杨谔，进来坐坐。”

她是大嗓门，我也大嗓门，才说了几句，隔壁的尤主席就踱了过来。

这时，笑嘻嘻的陈老师突然对尤主席正色道：“尤主席，我现在当着杨谔的面正式向你声明：我以前对杨谔的评价作废。”顿了顿，她又接着说：“我原来认为杨谔这个人很狂妄，说话也冲，不好。最近几次开会，我发现他能为一个多次说他坏话的人说公道话。那个人昨天还在说杨谔的坏话，而这些杨谔又都知道……”

去年，河南的许雄志来，客套后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杨兄，你的文章很尖锐啊！”北京的管峻，与我见面的第一句话是：“多次拜读你的文章，很深刻。”或许，所谓的“尖锐”与“深刻”，就是“冲”与“狂妄”的近义词。这我知道。

沈从文早年评价鲁迅的《阿Q正传》，说此文是低级的谐谑，缺少其他意味。又说鲁迅的“战斗”，是中国人的“任性”，是属于“名士”一流的、“病的颓唐”的任性。到了后来，沈从文自己颇多地体尝到了人生的况味后说鲁迅与陈独秀、胡适相比，在文学理论上最具有明确切实的贡献。又说鲁迅的杂文锋利如刀，“能直中民族中虚伪、自大、空疏、堕落、依赖、因循种种弱点的要害。强烈憎恨中复一贯有深刻悲悯流注”。我无意自比鲁迅，众人也非沈从文，我不过是由此及彼，想起陈云主席当年的“自纠”声明，进而又生出了一些联想而已。

陆游说：“诗到无人爱处工。”我深以为然，并于此也有几分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