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嘴多舌的沉默

多嘴多舌的沉默

我所说的，我并不那么相信。

甚至连刚才说的这一句，也可以立刻使我陷入踌躇和犹豫。

比方说，“我”是什么意思？物质的我为男性，七十多公斤，由骨血皮肉组成，源于父母的精卵以及水、空气、阳光、粮食、猪肉等一切“非我”的物料，“我”就由它们暂时组合并扮演着。那么心智的“我”呢，从儿时学会第一个词开始，每个人都接受了先于他存在的文化，脑袋里的概念来自父母、朋友、教师、邻居、领袖、学者、新闻编辑、广告制作者、黑压压的大众等一切“非我”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从来只是历史和社会的某种代理，某种容器和包装。没有任何道理把我的心智单独注册为“我”，并大言不惭地专权占有它。

换一个主词来看吧——“相信”是什么意思？人类几千年来“相信”的真理，总是不断被新的认识超越，暴露出不值得过分相信的褊狭和肤浅。而且“相信”意指赞同、信任、认定，是一种理智行为。我们使用这个词时，已暗示了一种前提：人是理智的，是能够而且乐意接受真理的，是一些讲道理有礼貌也不会随地大小便的高等物种——我们在描述猪狗时从不用“相信”这个词，就自证了这个词的高尚人性。但是，“相信”在欲望面前一直是脆弱的，我们“相信”人类应洽处自然，同时却会毫不犹豫地污染和破坏环境。我们“相信”暴力十分邪恶，同时却会一直漠视甚至制造这里那里的流血。贪欲一次次在心底暗燃，常常不被理智遏止；相反，“相信”一再成为这种隐形改造工序的许可证和障眼法，成了一种习以为常的自欺欺人。

只要稍加注意，语言就显得如此令人举步维艰。那么语言所垒砌的思维大厦，如何能使人安居？

任何一个词，都是某种认识的凝定，也是对现实大大简化了的命名，就像用一纸结婚证来象征婚姻和爱情。认识的主体在不断流变，认识的对象也在不断流变，它们组成并不断置换词语的隐秘含义，层层叠盖，错综复杂，暧昧不清。它们只有在某种读解默契之下，才能被人们有限地跟踪和探明。因此，结婚证不等于婚姻和爱情。

语言符号总是与真实所指或多或少地疏离，如同禅宗宣称的：凡说出口的，不是禅。

语言同时体现着人类认识的成就和无能，语言使人们的真知与误解形影相随。如果说语言只是谎言的别称——这也是至少说对了一半，但我们还是需要言说。包括禅宗，除了棒喝踢斩之类公案，他们不比别人说得更少。

于是，一种新的言语观出现了。

言语者总是对自己的所言保持一种批评性距离，对语言的信用指数深怀戒惧——当他抨击“恶”时，他知道恶也是人类文明的动力之一，甚至是激发、孕育、锻造、标测“善”的基本条件。他“表现”孤独时，他知道孤独一经表现，就已悄悄质变为炫示、哗众、叫卖、求赏，成了一种不甘孤独、不愿孤独，而且渴求公众目光的急迫展销。如此等等。在这里，人们面对陷阱密布的语言当然不必闭嘴，各种表述仍将是有意义的。新的言语者只是强调：为了让心智从语言困境中解放出来，人们也许不必许诺任何终极结论，不必提供任何稳定的一点，不必设置任何停泊思维的港湾。

对于艺术家来说，恐怕尤其如此。科学求真，是有限之学，最终落实于对物的操作，在操作中必须非此即彼。艺术求美，是无限之术，一开始就是心的梦幻，免不了虚实齐观、是非相因、物我一体，更少一些确定性。科学家与艺术家都会有言语的自疑，都习惯于多嘴多舌的沉默，但科学家可能会说：我虽然不那么相信我的话，但在眼下既有的条件下，只能相信；艺术家可能会说：我虽然相信我的话，但面对时空无限，我只能不那么相信。

好吧，暂且让我武断地相信这一切。

1992年12月

（此文为散文集《夜行者梦语》自序，上海知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