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生命的萝卜

一个有生命的萝卜

我与张柠还没见过面，只是看过他几篇批评文章，又因为《天涯》一篇文稿的关系，与他有过一两次电话的交谈。老实说，对于他的研究，我还不具备评价的资格。他的很多阐述在我的知识范围之外，他的博学常令我惊异。从我已读到的有限几篇文章来看，这位批评家至少已经配置了结构主义的、历史主义的、存在主义的、东方神秘主义的（如佛学与《易经》）等多种批评方法，学接今古，识涉中西，理法操演不拘一格。对多种知识资源的吸纳和占有，使他的批评总是不时洞开文明史的纵深空间，接引读者与人类的智慧相遇。

更使我感兴趣的是，作者似乎并不执迷于方法，在使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时，表现出了应有的审慎。他不是方法的仆役、发烧友或者宣传推广机构，一方面大胆运用各种方法，另一方面则较为注意特定方法对于特定批评对象的适用性，眼药水不会抹在脚上。他也明白方法的局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解读可以从多个不同的角度进行”，他的批评“不过是众多互文的一种”。这种实践者的通达当然赢得了我的信任——因为看破了方法之短，所以最有可能用好方法之长。

20世纪从独断论之下解放出来，加上文化资本的超常膨胀，一串串的新主义、新学派、新方法正从学院里涌现出来，让人目不暇接。随手捞上一个作家，都可以变成课题，然后养活几个文学教授。随便摘取文学作品中的一只蝴蝶、一纸病历，或者两个特异的修辞句型，也足以让某些批评家展开言之凿凿的逻辑体系和话语空间，在学术讲坛上建构流派。

这是一个众声喧沸的时代，方法辈出和方法超产的时代。

照理说，方法没有什么不好。方法是以逻辑组结起来的知识体系，既是认识的成果，也是认识进一步逼近事物真相的手段。没有相应的方法，我们如何能够检测出萝卜里面的维生素？没有其他方法，我们如何知道萝卜里面还有糖？还有氨基酸？还有水？还有空气？对文学的深度分析就是这样展开的。

但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文学是这样一种萝卜，并不是萝卜中各种成分简单的相加，更不仅仅是其中的某一种成分。测出维生素固然很重要，但维生素这东西萝卜里面有，白菜里面同样有，而且臭烘烘的垃圾里面也会有。执迷者最常见的错误，就是“维生素主义”治天下，于是杰作与垃圾无从区别，真前卫与仿前卫成了一回事，优质解构与蹩脚解构成了一回事。他们甚至会把根本不会写小说的人，把最可笑的学生腔，也当作文学的流行品牌，来印证自己方法的胜利。

由此可见，批评的方法并不能等于批评。批评的方法载舟亦覆舟，即便是最高明的方法，也有它的边界，也有它的陷阱，弄不好就有可能使批评离艺术更远。批评最重要的功能是知心见性，是美的发现。在这一点上，万法同宗，批评家也许更需要倚重于他自己用来创造、选择、运用、超越乃至扬弃各种方法的生命感受。这种感受是他们与作品最本质的相互关切。

张柠潜心于他的作品论，并且说过，他对忽略“文学性”的批评抱有警惕，也不赞成“用不合国情的西方术语来强说”中国的作品。我不知道他这些说法的全部具体所指，但我相信他正在获得一种驾驭方法的眼界和能力，正在保护和复活理法中的智慧，器识中的性情，方便多门之下精神的无限丰富性。

一个成熟的作家或作品常常是多解的代数式。如果要借用“主义”来抽象，这个作家或作品可能既是现实主义的，也是现代主义的；既是古典主义的，也是浪漫主义的；既是形式主义的，也是历史主义的；既是理性主义的，也是直觉主义的……严格地说，优秀的文学总是超主义的心智奇迹——至少是一个有生命的萝卜。

其实，优秀的批评何尝不也是如此？没见过面的张柠也许能同意我这一点感想。

1996年9月

（此文为张柠《叙事的智慧》序，山东友谊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