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遗忘抗争
与廖宗亮好些年没见面了。最近接到他的信,很高兴为他这一本作品集写序。
我翻阅他的部分书稿,发现其中有一篇竟是写我的,写某年寒冬我曾为他新生的孩子取名。我十分吃惊,对此事已毫无印象。
我能够记得他当年黑黑脸庞上的笑容,记得他敦厚的惊讶或焦急之貌,当然还记得我们曾一起渡过汨罗江,沿堤岸观看牛和飞鸟,坐在乡村小学的操场上看星斗与流萤,凑在他家昏黄的油灯下推敲诗歌和剧本……问题是,他是否还能记得起这些情景?是不是他也会对江边的某一头牛怎么也想不起来?
人的记忆很不可靠。我们的往事总是在遗忘中流散,被时间慢性谋杀,于是身后常常只留下一片空白。贵贱沉浮,冷暖忧乐,在这一片空白中当然都已经无从区别,于我们来说也就毫无意义。如果事情就是这样,那么一种向身后无限倾泻着空白的人生,与猪狗的状态,与痴傻者的状态,其实并无二致。这种失忆如果不造成迷狂错乱,倒会是生理学上的一件咄咄怪事。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写作是对遗忘的抗争,是对往事的救赎,甚至是一种取消时间的胆大妄为——让难忘的一切转化为稿纸上的现时性事件,甚至在未来的书架上与我们一次次相逢。
只有在这一过程中,人性才能够获得记忆的烛照,才能够获得文明史的守护和引导。
本书作者在写作中珍藏、清理、复活自己的记忆:关于阴暗岁月里铭心的耻辱,关于清贫日子里访友的欢欣,关于沉醉高山流水时的物我两忘,关于观察一虫一草时的偶有所思……毫无疑问,他的笔迹实际上也是在编织一个精神世界,让自己在一个物欲横流的世俗现实中,再次寻求和确证人生的意义。
在这里,我不能说他的第一本集子已完成了这一点,也不能说他在体验、知识、写作技能等方面的局限不再构成他的障碍;恰恰相反,每一个写作者都面临漫漫长途,作为业余作家的他更是这样。但写作并不是一种历史丰碑预制活动,不是一种意在赢得喝彩的竞技表演,从最本质上说,写作是个人与自己的对话,是对自己记忆的咀嚼和消化,从而养育自己的未来,与他人并无太大关系。
我被他的记忆所打动,也为他记忆的富有而深感欣慰。
1999年6月
(此文为廖宗亮《走出青青山》序,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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