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形式美

诗的形式美

我不擅诗，但常被某些诗句震击，最乐意向诗人鼓掌，有一次还花费自己整月的工资，买来一堆民间油印诗刊，在朋友圈广为散发并为之大吹大擂。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事。自那以后，我大概仍算得上半个诗读者，一般来说，既为不少诗坛新作而一再惊喜，也为某些诗作的泡沫化而渐生困惑：比如有些诗的情感造作（想必那家伙只是冲着镜子开发灵感），有些诗的意象枯涩（想必那家伙正操一本词典狂搜奇词怪语），有些诗人笔下语言的肥肥大大松松垮垮（比写一张借条或收条更不用心似的）——白话诗就是这样一种口腔随处排泄么？

据说旧体诗容易束缚人的思想感情，当然是事实。为文造情或以辞害意的四言八句，乃至文言政策体、格律口号体，实为一大流弊。不过，把诗体革命理解为信口开河，理解为随意分行的大白话，自由排列的词汇表，放任无拘、恣意胡为、捡进篮子都是菜，则可能是受制于末流译诗的误导，出自对西洋诗的误解。事实上，把译诗当作原诗很不靠谱。大多数西洋诗原作也是讲求声韵效果的，其精美处若未能呈现于译作，只能赖译者，或翻译本身的局限。

文学毕竟是文学，不可缺少一种形式美——或者说是一种积蕴并融化在形式中的“潜内容”，即文化、历史、哲学、道德之全部隐形信号，乃至心律、耳膜、血流、气息、神经的生理所需。在这一方面，汉文学形式美源远流长，其声韵经验至为丰饶和深厚。作为数千年来百炼千锤的美学遗产，且不说粘对、骈偶、词曲制式，光是汉字四声、五声乃至九声（如粤语）的声调乐感，较之拉丁语系与日耳曼语系的两声结构，就曾让不少西洋人士惊羡。这有什么不好呢？有什么丢人吗？莫非这些东西一度被误用为枷锁，就得被今人一股脑儿地弃之若敝屣？其实，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写小说、写理论、写新闻、写公文、写广告或招牌，甚至一个民间草民开口说话，都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讲求语感和语趣，包括词句的品相与搭配，包括节奏与旋律的贴切，难道一个诗人写诗，写文学中的文学，倒是必须口腔随处排泄？

因一次南方访学的机会，与范晓燕久别重逢，谈及以上感想，竟获得她的赞同，让我快慰与欣喜。据说她由此坚定了写诗之志，更令我意外。她长期从事古典诗词的研究和教学，又有现代诗词写作实践，当然比我更有资格谈诗。她的诗作既得古法，又多新意，自成一体，多彩多姿，一再用“新古代”和“旧现代”的文字幻境，把读者引向电子世纪的烟波细雨，都市岁月的绿荷黄鹂，飘出超市或汽车的伊人裙裾，还有眼看就要投入开发或销售的霞染江天……这些白话新诗，自由而轻快，字里行间却又不时闪烁出李清照式的缠绕，辛弃疾式的铿锵，常给人不知今夕何夕之疑。诗人呼吸着现代的炫丽、拥挤、忙碌、浮嚣、富饶、厌倦、凉薄以及零乱，却又深怀一个千年长梦，总是把想象托付给日月山川，凝定于春雨或落叶。这种瞬时与永恒的自我精神紧张，始终深隐于诗体形式的某种古今交集。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古典诗体美学的一种现代复活吗？至少，不失为汉诗进化的宝贵探索之一吧？

范晓燕是我的大学同学，虽在另一个班，其诗名却早得我闻，一男生曾在课堂上以手抄诗示我，其中便有她不胫而走的少作。几十年后，作为一个现代都市人，她仍能“诗意地栖居”于千年长梦，已足以值得人们尊敬和羡慕。

我应再一次鼓掌致敬。

2010年6月8日

（此文为范晓燕《風裳水珮》序，长江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