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以前

第一章

现在杭州的这块土地，是一块古老的土地，其古老的程度令人难以想象。

发生在4.46亿年至4.44亿年前的奥陶纪末期的生物大灭绝，被认为是在地球上发生的五次生物大灭绝中的第一次生物大灭绝。这次生物大灭绝，使地球上80%的物种消失。

接下来的志留纪(距今4.4亿年至4亿年前)早期，地球上的生物迅速复苏。但是考古界却一直没有找到连接这两个时期的生物演化证据，也就是那些在大灭绝中幸存的种子。

然而在杭州的余杭，却找到了奥陶纪末期大灾难的幸存者：只有3毫米至5毫米大小的腕足动物。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奥陶纪末期到志留纪早期生物演化连接的唯一证据。这块土地的古老由此可见。

西湖的历史星空最深邃处，还是一片混沌的世界。在人类文明刚刚初始之时，在现在杭州的这块土地上，根据现代考古发掘得到的信息，曾经出现过建德人、跨湖桥文化、良渚文化等古代人类的痕迹与文明。

跨湖桥遗址发现的独木舟

1974年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浙江省博物馆的专家，在今杭州的建德市李家镇新桥村乌龟洞地层中，发掘出一枚古人类的牙齿化石及大量古脊椎动物化石。经过鉴定，这枚人牙化石距今约有5万年的历史，被中国科学院命名为“建德人”。“建德人”是在浙江省境内首次发现的“新人阶段”的古人类化石，说明约在公元5万年前，杭州地区已经有人类繁衍生息。建德成为浙江和杭州历史的源头。有学者认为，“建德人”是浙江原始民族越族的祖先。

跨湖桥遗址，位于杭州市萧山区城区西南约4公里的城厢街道湘湖村。遗址西南约3公里处为钱塘江、富春江与浦阳江三江的交汇地，江水在此形成曲折之形，往北再折向东流入东海。遗址南北均为低矮的山丘，往北越过山岭可见钱塘江，南面为东西向连绵不断的会稽山余脉。坐落在这一环境中的跨湖桥遗址，以古湘湖上湘湖和下湘湖之间的一座跨湖桥而命名。由于长期的湖底淤泥沉积，遗址的表土厚达3米至4米，从而使遗址内的文物保存比较完整。遗址出土有大量的陶器、骨器、木器、石器以及人工栽培的水稻等文物，经碳14测定和热释光测定，其年代在距今8000年至7000年之间，属新石器时代。

良渚文化也是中国新石器文化遗址之一，分布在长江下游的太湖地区，其中心区域在杭州市良渚镇。该文化遗址1936年被发现，1959年依照考古惯例按发现地点命名为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存续时间约为距今5300年至4200年前，属于新石器时代。这一文化遗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有璧、琮、钺、璜、玉镯、玉管、玉珠、玉坠、冠形器、柱形玉器、锥形玉器、三叉形玉器、玉带及环等。另外，出土的陶器也相当精致，有黑陶、印纹陶、素面陶等。

1977年，考古专家苏秉琦、严文明来到杭州，到良渚文化遗址参观考察。考察结束以后，他们一起来到附近的大观山果园休息。在严文明写的《良渚随笔》中，记录了他们坐在大观山果园里的一段良渚考古史上的经典对话：

苏先生问我：“你说良渚这个遗址怎么样？”

“很大，但是一下子看不清楚。”我答。

“我是说，它很重要。你看重要在什么地方？它在历史上应该占一个什么位置？”

“我看很像是良渚文化的中心。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假如良渚文化是个国家，良渚遗址就应当是它的首都。”我答。

“你说得也对。”苏先生停顿了一下，“我本来是想说良渚是古杭州。你看这里地势比杭州高些，天目山余脉是它的天然屏障，苕溪是对外的重要通道。这里鱼肥稻香，是江南典型的鱼米之乡，杭州应该是从这里起步……把良渚比喻成首都，也有道理……考古学更重视经济、文化的研究，所以你说的这里是良渚文化的中心或者首都，我说是古杭州，好像我们坐在这里大发奇想，其实都是有道理的，只是还要做许多工作……”

考古的很多推论，有许多是要等到发掘之后才能证实的，它需要时间和运气。在两位专家当时坐着讨论的地方，下面就是日后通过发掘震惊了考古界的良渚文化遗址中的核心区块：莫角山遗址。严文明在《良渚随笔》中也记录了这一惊人的发现：

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

……104国道(旧)余杭段动工扩建，在通过大观山果园的公路两侧发现了大量的经火烧过的土坯……1987年12月1日，我和李水城到了工地。一看正是10年前我和苏秉琦先生休息和谈话的地方……

牟永杭和王达明向我展示了一张万分之一的地图，图上清楚地显示这大观山果园实际上是一个长方形土台子，东西长约670米，南北长约450米……自然力量是不可能形成这样一种长方形土台子的，换句话说，这面积30万平方米、高5米—8米的土台子竟是人工筑成的……王达明还特别补充说，在已经开挖的13个探方中，在红烧土坯以下的看似生土的地层，实际是经过人工搬动的，是人们用自然土筑成的，其最深的一处已达7米!听到这里，我真的惊呆了：良渚文化时期果真有能力营造这么巨大的工程吗？

2007年11月29日，浙江考古界发布了更为引人关注的新闻：在良渚文化遗址区内发现了一座面积为290万平方米的古城遗址。

据许多考古发掘的资料显示，约在距今4700年至2300年前，在杭州的老和山、半山水田畈、良渚、反山、瑶山等地，已经有人类生存，从出土的石斧、石锛、石凿、石刀、石钺、石铲、石箭头、石网坠等石器来看，他们主要从事农业、渔猎、制陶、制玉等生产活动。从瑶山、汇观山遗址发现的祭坛遗迹来看，当时已有祭祀活动。

在春秋战国时期，现在杭州的这片地区最早属于越国；吴越争霸，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打败越国之后，杭州地区就属于吴国了；当时吴国的中心在苏州。后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越国终于重新崛起，于勾践二十四年(公元前473年)灭了吴国，杭州地区又属于越国了；到了战国中期，楚国打败了越国，占据了越国的大量土地，杭州地区又归属于楚国。

反山遗址出土的玉器

有关当年吴越争霸的这段历史，如今在杭州的萧山区还留有物证。位于萧山湘湖的越王城山是越王勾践屯兵抗吴之地，故名越王城，又名越王台。

越王城山是距今2500年前的遗迹，是目前我国保存最完好的春秋末期城堡遗址。经文物部门考古发掘，这里出土有石刀、石锛、印纹硬陶、原始青瓷等文物，证实为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存。越王城山高128米，山顶上有一个2万平方米的盆地，中间低四周高，是越国军队的屯兵处。高处是一条长1090米的城墙，筑于峻峭的绝壁上，外陡内缓。山上现存勾践祠、洗马池、佛眼泉等多处遗迹。

《越绝书》记载：越王城山四面环水，易守难攻。在春秋末期吴越争霸时，越王城山因其天堑优势，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越王勾践命范蠡在此建屯兵城，称为“固陵”，是越国重要的军事城堡。公元前494年，吴越在夫椒(今吴兴县)决战，越军大败，勾践率三千残部退守钱塘江南岸，凭借城山险要，夯土为墙，屯兵困守。吴王夫差统领兵马追击越军，将城山团团围住。“吴意越必乏水，以盐鱼为馈。越取双鱼答之，遂解围。”对此事，《嘉泰会稽志》中也有记载：“越取双鱼答之，遂解围。”就是越军从山顶井中取出鲤鱼一双以回报吴军。吴国军队知道城中有水，遂解军而去。

越王城山素有“周朝胜迹，越代名山”之称。1989年，越王城山被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春秋时期，伍子胥是楚国大夫伍奢之子，伍奢因遭谗言被杀。伍子胥投奔吴国，说动吴王进攻楚国。作为吴国大夫的伍子胥曾率领军队驻扎在吴山一带，还到钱塘江边巡视防务。他多次向吴王夫差忠谏，要他防御越国入侵。后来吴国与越国交战，越国战败，伍子胥力劝吴王夫差不要放掉兵败投降的越王勾践，结果由于夫差听信谗言，对伍子胥产生了恶感，就赐剑令伍子胥自杀。伍子胥死后，其尸体被抛进了钱塘江。

《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伍子胥死后，“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名胥山”。吴国人同情伍子胥，为他在钱塘江边的山上建了祠，这是吴山上较早的一座祠宇。杭州吴山，春秋时是吴国的南界，故称吴山。因山上建有伍子胥庙，又名胥山，也称伍公山。伍子胥后来被奉为钱塘江潮神，庙中香火不断。伍子胥庙可算是杭州最早的寺庙古迹。

秦始皇缆船石

唐朝诗人白居易有诗曰：“涛声夜入伍员庙。”宋嘉熙年间，海潮大溢，乡人传说是伍子胥英灵不灭，素车白马立于潮头，于是伍子胥被祀作“潮神”，香火日盛。后来经历朝加封，祠宇不断得到翻修。清咸丰时庙遭兵火焚毁，后虽经重建，但已不如当年。到了近世，其庙日趋衰败，仅剩下一个民居式的院落，但仍可见其基本格局及清时的部分建筑。现在伍公庙已重建，还以伍公庙为中心建起了休闲度假区。

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将王翦率军南下占据楚国的江南地区之后，秦国在吴、越旧地设置了会稽郡(治所在吴县，今苏州市)，同时置钱唐县、余杭县，隶属于会稽郡。

汉会稽郡统辖26个县，其中之一的钱唐县是杭州历史上最早的建置。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多次巡游各地。《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这样记载秦始皇南巡的情况：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越绝书·越地传》中对这件事也有记载。浙江即钱塘江，由于当时西湖仍与江、海相通，和烟波浩渺的钱塘江连成一片，波涛汹涌，秦始皇只好再溯江西行120里到如今富阳境内江面较狭处过渡去绍兴。

相传，在今天杭州的宝石山下，还有一处“秦始皇缆船石”的遗迹。元代人陶宗仪记载此事说：“父老相传云，此石乃秦始皇系缆石。盖是时皆浙江耳，初无西湖之名，始皇将登会稽，为风浪所阻，故泊舟此处。”又据传说，今将台山为当年秦始皇因渡江而登山瞭望的地方，故名“秦望山”。对以上说法，也有的学者不以为然，认为可能性不大。

钱唐县在秦朝时已建立，是杭州历史上最早的建置，后来又成为西汉会稽郡统辖的二十六县之一。西汉的历史书《史记》上最早出现“钱唐”之名。“钱唐”作为县名，从秦朝一直沿用到隋朝，到唐朝改为“钱塘”。“钱唐”与“钱塘”的主要区别，就是它们是不同历史时期对这个县名的不同写法。在唐朝之前，史书中以用“钱唐”的居多，也有少数用“钱塘”的；从唐朝开始，基本上改用“钱塘”，在一些诗词中还会出现“钱唐”的称呼。

然而，钱唐县的治所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史学界讨论了多年，以后还会讨论下去。比较传统的说法是在灵隐山下，主要依据是刘宋文帝时的钱唐县令刘道真写过一篇《钱唐记》，这篇记中称：“昔一境逼近江流，县在灵隐山下，至今基地犹在。”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有一段文字，给刘道真的说法以佐证：“浙江又东迳灵隐山，山在四山之中，有高崖洞穴，左右有石室三所。……山下有钱塘故县。”林华东在《钱唐故址考辨》一文中说：“结合《水经注·渐江水》所载山名，方位和历史地理研究，我认为秦至西汉时期的钱唐县治应该在茅家埠（鸡笼山下）至灵隐寺，再沿灵峰山下顺东北方向由白乐桥至玉泉和浙大，然后沿浙大路南折入曙光路、西山路至西湖宾馆（即刘庄）一带范围内。这里方圆数里，地势较平，三面环山，一面水，确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好地方。”杜正贤在《钱唐故址新探》一文中，根据其考古的实践，对钱唐县治的地址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是在如今的半山一带：“杭州在战国时已经建县，战国秦汉钱唐故址就在缓坡南端，刘文村、石塘、沈家浜范围内。”

在三国东吴时期，钱唐县属吴郡，是吴郡都尉治。《汉书·地理志》记载：“钱唐，西部都尉治。”意思是说钱唐县是大会稽郡西部都尉的治所。西部都尉的地位仅次于太守，负责管理军事等事务。《三国志·朱治传》中说，朱治任吴郡西部都尉时，治所在钱唐县。他要从钱唐出发进攻吴，以取得全吴郡的控制权。朱治是孙坚军队中的一员战将，朱治率领军队入治钱唐，是孙坚的一个战略部署。朱治进入钱唐以后使孙坚在这里有了一个根据地。然后，他把孙坚一家从丹阳郡下的曲阿接到了钱唐。孙坚死后，朱治是辅佐孙策的重要人物。后来孙策以钱唐为据点，进攻会稽郡。这是汉末和三国时期发生在杭州地区的一件大事。

建安元年(196年)，孙策率军队渡浙江，战败钱唐太守王郎，于第二年占领钱唐。建安三年(198年)，汉献帝任命孙策为讨逆将军，封吴侯。建安八年(203年)，陆逊领钱唐县事。建安十六年(211年)，孙策的弟弟孙权分余杭西部置临水县。到晋太康元年(280年)，临水县改名为临安县。吴黄武元年(222年)，孙权割据江东，建立吴国，钱唐县、余杭县都属于吴国。这些都说明，汉末和三国前期孙氏集团对钱唐的关注和重视。

杭州灵隐寺附近有飞来峰和呼猿洞。宋代苏东坡写有“溪山处处皆可庐，最爱灵隐飞来孤”诗句，可见其对飞来峰的偏爱。

飞来峰一名灵鹫峰，有“武林第一峰”之称。飞来峰山高209米，林木苍郁，怪石峥嵘。它与四周灵隐山、天竺山、北高峰高峻的外貌不同，因此使人有外界飞来的感觉。飞来峰由石灰岩构成，是二叠纪地壳变动时的产物。飞来峰名字的由来还有这样一段故事：东晋咸和元年(326年)的一天，印度僧人慧理来到杭州，看到这里峰峦突兀，风景绝异，就说：“此乃中天竺国灵鹫山之小岭，不知何以飞来？佛在世日，多为仙灵所隐。”他又说道：“此峰一向有黑白二猿在洞中修行，必相随至此。”他在洞口一呼，果然从洞中出来黑白二猿。飞来峰和呼猿洞之名由此而得。

理公塔老照片

《灵隐寺志·开山卷》记载：“慧理连建五刹，灵鹫、灵山、灵峰等或废或更，而灵隐独存，历代以来，永为禅窟。”

咸和五年(330年)，慧理在附近建翻经院，即如今的上天竺寺。

经过历代僧人的建设，现在灵隐寺已成为杭州最古老、影响最大的寺院，成为杭州传统的旅游景点。灵隐有一座理公塔，是为纪念灵隐寺的开山祖师慧理和尚而建的。据传，慧理圆寂后，他的骨灰就存放在这座塔下。

东晋时的杭州地区，还没有像样一点的城市，到处有原生态的自然山水，空气清新。这时，有一位名叫郭璞的人随王室南迁，来到了杭州。郭璞是文学家和训诂学家，作有《山海经注》、《尔雅注》等。他还是一位术算大师，能洞察人生玄机、预言未来，擅长写游仙诗，相山水之象。他在登临杭州的山水之后，写了一首流传至今的山水诗：

天目山前两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塘。
海门一点巽峰起，五百年间出帝王。

这首诗说的是，杭州的玉皇山、凤凰山有龙凤之姿、帝王之气，500年间将出帝王。果然，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国对这首诗做出了印证。

西湖北山葛岭半山腰有一座抱朴道院，相传为晋代道士葛洪设炉炼丹修炼之所。葛洪(284—364年)，自号抱朴子，江苏句容人。他幼时父母双亡，家道贫困，以砍柴所得买纸抄书，刻苦攻读，终成知识渊博的道学家。葛洪晚年来到杭州，他见到美丽的西湖山水后，便不想再往别处去了：“此地可卜吾居矣。”他要在西湖的群山中选择一个能供他隐居炼丹的地方。

有一次，葛洪从栖霞山经过，见一道山岭蜿蜒回环，左边山岭上可迎东升的旭日，西边山岭下林树茂密，可纳夜蟾。岭上有石，可以静坐；岭边有泉，可以汲水；岭上还可安鼎，便于炼丹。他就在岭下筑一间茅屋，住了下来，此屋名“抱朴庐”。他安顿下来之后，就在山上挖井，筑台炼丹。每天在这么好的地方静坐修炼，葛洪的身体自然便好了起来，以前有的病都治好了，活到80岁身体还很好，可以满山地跑。

“葛洪化学为世祖，抱朴丹书传道家。”葛洪是我国古代炼丹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大家，开创了中医药中矿石入药的先河，对隋唐炼丹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南朝刘宋元嘉(424—453年)年间，任钱唐县令的刘道真，在任期间广收文集、深入考察，撰写了《钱唐记》一书。《钱唐记》虽已散失，但在唐宋文献中多有引录，其中反映了不少杭州古时的信息，如华信筑塘、明圣湖、灵隐山等，是如今我们了解当时情况的重要资料。《钱唐记》也可以说是杭州历史上最早的一本地方志。

干宝，字令升，他的祖籍是新蔡(今属河南省)，晋时南迁居到临安。干宝少年时很勤奋好学，读了很多书。长大以后，因为有文才而被朝廷召为著作郎。后来因为参与平定杜弢有功，被朝廷赐予关内侯的爵位。晋元帝时，开始编撰国史。后来还担任过山阴县令、始安太守、散骑常侍等职。

干宝的贡献主要在文史方面。他撰写的《晋纪》，起于宣帝，迄于愍帝，凡53年，共有20卷。这本书“简洁，直而能婉”，被后人誉为“良史”。干宝最著名的作品是《搜神记》，收集了古代至他那个时代的各种神奇灵异人物，是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生活、民情风俗的宝贵资料。

南朝时，还是世外桃源般的西湖，来了一位后来成为中国山水诗鼻祖的谢灵运。谢灵运是会稽始宁人，东晋名将谢玄的孙子。他4岁时被寄养在钱唐道学家杜明法师家中，15岁时离开杭州回建康，因此被称为“客儿”。

谢灵运在晋朝时被袭封为康乐公，以后成为著名的山水诗人和旅行家。杭州和西湖作为他的故园，对他以后的思想和山水诗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相传，在灵隐山中曾有一座梦谢亭，为杜明所建。谢灵运在灵隐居住时，曾在下天竺后“三生石”旁的一个石台上翻译过佛教典籍，在下天竺莲花峰附近有被称为“翻经台”的石台。《西湖游览志》记载：“翻经台，相传谢灵运为儿时，翻经于此。”唐朝姚铉有诗写其事：

康乐悟玄机，寂寥此栖息。
经翻贝叶文，台近莲花石。

据苏东坡考证，杭州的龙井茶是谢灵运从天台山带来种植的。

道教在杭州传播较早，南齐时杭州出过一位五斗米道的传人，名字叫杜京产。杜京产(438—499年)，字景齐，他们家世传五斗米道，祖父杜运、父亲杜道鞠一脉相承。杜京产少年时就性格恬静，不在乎仕途，注重学习，尤其专注于研究黄老之学。虽然郡主和朝廷都召他入仕，但他不去朝中做官，而是与志同道合者顾欢一起在始宁东山开馆授学。后来，他又请儒士刘瓛到山舍讲课，刘瓛对他的礼贤美德很称赞。

永明十年(493年)，一些朝中的大臣联名推荐杜京产，说他“洁静为心，谦虚成性，通和发于天挺，敏达表示自然。学遍玄、儒，博通史、子，流连文艺，沉吟道奥”。请他出山做官，但仍被杜京产拒绝。

《杭州市志》记载：“齐永明三年(485年)，富阳人唐寓之起兵，攻占富阳、永兴、桐庐、钱塘、余杭等县，于钱塘称帝，国号吴。不久失败。”那一年的冬天，唐寓之领导的起义军攻下富阳，次年春进攻钱塘县，钱塘县令刘彪弃城而逃，起义军一举占领钱塘县。唐寓之在钱塘县城称帝，建立吴国，年号兴平。此后，唐寓之派兵攻打东阳(今金华)、长山(今金华)、山阴(今绍兴)，后来被南齐派兵镇压，唐寓之也兵败被杀。

对这一事件，《南齐书·沈文季传》中有详细的记载：“寓之至钱塘，钱塘令刘彪、戌主聂僧贵遣队主张玕于小山拒之，力不敌，战败。寓之进柳浦登岸，焚郭邑，彪弃县走。文季又发吴、嘉兴、海盐、盐官民丁救之。贼分兵出诸县，盐官令萧元蔚、诸暨令陵琚之并逃走，余杭令乐琰战败乃奔。是春，寓之于钱塘僭号，置太子，以新城戌为天子宫，县廨为太子宫。”

西湖是怎么形成的，有不少学者进行过探究，因为这对了解西湖的历史，对西湖的现在和未来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一种说法认为是由于筑塘而形成的。西湖本与海通，这是古今比较一致的看法，据刘宋文帝时钱唐县令刘道真在《钱唐记》所记，东汉时钱唐郡议曹华信为防止海水侵入，招募城中人民兴筑了“防海大塘”，大塘建成后，“县境蒙利”，因此连钱唐县衙门也迁来了，这就是如今杭州市的前身，西湖从此与海隔绝而成为湖泊。

这一说法为历代学者所承袭，流传至今。著有《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的魏嵩山先生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认为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会稽，“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可见当时杭州附近的钱塘江水面仍相当辽阔。而《汉书·地理志》所载“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东入海”，则更清楚地表明直到西汉时期西湖仍为海湾，杭州市区尚未成陆地。魏嵩山因此确信刘道真《钱唐记》所载的华信筑大塘之事，认定西湖与海隔绝成为内湖，时间应当是在东汉。据此，有人认为西湖的历史，可以从2000年前东汉华信筑塘算起。还有人研究认为，华信筑塘的位置在今湖滨一带。

林华东先生不同意“西湖是因为东汉华信筑塘成功后才形成”的说法，认为如果确有华信筑的“防海大塘”，其功能应是防御海潮冲击吞没陆地的捍海塘，说明东汉华信筑防海大塘的时候，内侧地带早已成陆地，然而因为常受潮患，所以在海潮冲击要害处“立塘”，保护陆地不被海水吞没。因此，还不能说明筑起一条如同建造水库时的拦洪蓄水大坝后，就促成了西湖的形成。他认为海塘的位置在今中山路一线，在东汉以前西湖早已形成。

陈文帝天嘉元年(560年)，有天竺僧人持辟支的佛骨舍利来到如今的杭州一带，在孤山建永福寺，还建造了一座辟支塔藏舍利。后来到唐元和十二年(817年)，有一位名叫惠皎的僧人，在严维、白居易、元稹等人的资助下，在永福寺一块宽五十七尺六寸、高六尺五寸的石壁上镌刻法华经，历时七年，于长庆四年(824年)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