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云南研究的意义

人类学是从西方引进的新学科。人类学在中国传播、发展经历了百余年的历程。自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中国确立之始，云南就成为人类学家研究的宝地。中国第一批成就斐然的人类学家大都在云南做过深入的人类学田野研究，并撰著了杰出的人类学论著，为人类学在中国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与云南研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人类学的云南研究。不过专门探讨人类学云南研究及其意义的文章尚不多见。本文通过百年来人类学的云南研究的简要回顾，探讨人类学云南研究的意义，以为引玉之砖，期盼学术界能够透过人类学的云南研究，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实现人类学研究的中国化。

一、人类学云南研究百年回望

一百年来，云南的人类学研究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西方探险家、旅行家、传教士、新闻记者、学者、官员等对云南社会生活与文化特点的记录。这些还算不上人类学研究，但为我们从事历史人类学研究积累了生动、鲜活、珍贵的资料。这些资料所包含的殖民主义目的十分清楚，且直言不讳。例如英国圣道公会传教士塞缪尔·柏格里（Pollard Samuel）的《云南北部见闻录》《云南北部的碉堡》《未被踏查过的中国地方》等，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保禄·维尔亚（Vial Paul，中文名邓明德）的《云南罗罗文研究》《罗罗的历史、宗教语言及文字》《罗罗与苗子》等，法国神父彭茂德（Jean Theodore Monveig）的《西藏、打箭炉及维西》，法国传教士利埃达尔的《云南罗罗——华南的一个土著部族》，法国传教士田德能（Alfred Lietard，1872—1912）的《云南罗罗：中国南方的原始民族之一》等。

英国旅行家李特的《滇西北旅行记》，科尔洪（Colquhoun A.B，）的《横渡金沙江》，澳大利亚人莫里循（Morrison George Ernest）的《在中国的一个澳大利亚人：穿越中国到缅甸的一次安静之旅》，英国人安德森（John Anderson）的《滇西探险报告》《从曼德勒到勐缅》、巴克（Edward Colborrne Baber）的《从大理到腾越：格罗夫考察团笔记》，法国探险家安邺（Garnier Marie Joseph Francis）的《柬埔寨以北探路记》，法国外交官方苏雅（Auguste Francois）的《领事的眼光》。英国记者柯乐洪的《从广州到曼德勒旅行记事》《在掸人中》，英国人丁格尔的《丁格尔徒步旅行记：从上海到缅甸》，英国军官戴维斯（H.R.Davis）的《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流域的链环》等。

云南真正的人类学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1928年夏，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夫妇、中山大学教授容肇祖和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助理杨成志，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遣，到云南开展人类学调查。实际的调查工作由杨成志一人独挑。他于1928年9月从昆明出发，经嵩明、寻甸、会泽到巧家，深入彝族聚居区学习罗罗语，调查社会组织、生活习惯、语言文字、思想信仰等。行程约400千米，过村落200余，于1929年12月回到昆明。杨成志是在云南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先行者。主要著作有《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罗罗族巫师及其经典》《罗罗族的文献发现》《罗罗的语言文字与经典》等。杨成志的学生江应睴在云南研究中成绩斐然。他只身一人深入大凉山彝族聚居区、滇西德宏傣族七土司地，作长期深入的田野研究，撰著《彝族凉山奴隶制》《云南西部的摆夷研究》等。凌纯声、陶云逵、芮逸夫于1934年在云南做田野研究，并对纳西、佤、傈僳、傣、拉祜、哈尼、德昂、景颇等做了深入研究。方国瑜参与中缅边界的界务交涉，周历傣、拉祜、佤聚居区，写成《滇西边区考察记》。生活于西双版纳的李拂一在当地做了较深入的调查，写成《车里》一书。

20世纪40年代是云南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高潮。抗日军兴，北京、南京的学术机构、大学与学者纷纷播迁云南，昆明成为一时的学术中心。在吴文藻的帮助和领导下云南大学成立社会学系。1939年，在洛克菲勒基金资助下，吴文藻代表燕京大学建立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1940年昆明遭日军飞机轰炸，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迁到呈贡魁阁，故又称魁阁工作站。在吴文藻、费孝通的领导下魁阁工作站培养和造就了一批20世纪中国杰出的人类学专家：许烺光、田汝康、谷苞、林耀华、史国衡、瞿同祖、胡庆钧、李有义、王康、张宗颖等，推出了一批具有经典价值的人类学论著：《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的农业与手工业》《祖荫下》《芒市边民的摆》《滇缅边境傣（泰）族宗教仪式研究》《个旧锡业矿工生活》《昆厂劳工》《内地女工》《汉夷杂区经济》《传统的乡村行政制度》等。

与此同时，云南大学在方国瑜的组织、领导下，成立了西南文化研究室，编辑出版《西南边疆》杂志，出版“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丛书”十一种。

20世纪50年代，社会学被当作资产阶级、殖民主义的“反动学科”而取缔。人类学中的体质人类学归到自然科学中属于生物学学科，称为“人类学”。考古人类学与人类学分离，归属历史学学科，语言人类学归属语言学学科，文化人类学的名称不再使用，代之以民族学作为学科名称。

民族学因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社会、边界等问题的需要得以保留。不过已经归属于历史学科，失去独立学科的地位。

20世纪50年代的云南的民族研究集中在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与云南大学历史系。主要工作是：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识别，编写少数民族“三种丛书”（20世纪80年代改为“五种丛书”）。云南大学历史系的师生在参加这三项工作之外，注意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在方国瑜的组织领导下，成立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教研室，开展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编写了《中国民族史》《彝族史》《傣族古代史》《傣族近现代史》《白族历史》等讲义，油印供学生与学者作为学习与研究的参考资料。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云南的民族学人类学逐步复兴并走向兴盛。云南民族研究所成立，云南省民族博物馆成立，云南大学成立人类学专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人类学博物馆、民族研究院。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成立民族研究所。涌现出许多优秀的人类学工作者。人类学通过云南研究逐步推进本土化。台湾、香港的人类学者到云南来做田野研究，与云南学者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国外学者到云南来学习、研究，先后有十几位国外人类学的青年学生以云南研究获得博士学位。国外学者与云南学者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合作取得不少令国际人类学界赞赏的成果。云南的人类学研究登上国际舞台，人类学云南研究逐步走向国际化。人类学云南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有不少具有典型范式，对丰富和发展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产生了积极作用。

二、人类学云南研究的经验

人类学的本土化是人类学云南研究的基本经验，也是人类学在云南发展的基本条件。人类学本土化就是从云南的实际出发，做长期、深入、扎实、细致的田野研究，在田野研究的基础上，对当地族类的文化做出实事求是的判断。我们重视西方和苏联的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但必须用云南人类学研究的实践加以检验和修正，得出符合云南实际，根植于云南本土的人类学理论与方法。

人类学的本土化的重要标志是改变西方人类学研究的动机、理论和方法。西方人类学是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是直接为殖民主义服务的。我们运用西方人类学研究云南问题，显然不能站在殖民主义的立场上。西方人类学界的云南研究，有两个偏向：一是试图将云南从中国分离出去，在所谓民族独立的幌子下，将云南变为其殖民地；一是歪曲云南的历史与文化，把历代王朝对云南的统一、开发、建设当作“殖民主义”加以抨击，在“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的幌子下，反对中国历代王朝对云南边疆地区的统一、开发与建设，同样是为了将云南从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分离出去。

人类学云南研究的本土化，就是去西方化，把人类学的云南研究从西方的殖民主义为导向改变为中华民族的自立自强为导向；把西方的民族分治、民族分立、民族独立的人类学取向，改变为中国的民族和睦、民族融合、民族团结的人类学取向。

云南边疆从汉代元封二年（前109年）设立益州郡以来就是历代王朝的一部分，云南边疆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不是中国的殖民地。云南边疆族类繁多，云南边疆的众多族类的文化虽有差异，但这是大同之下的小差异，而不是导致不同的大差异。因此这些差异可以在大同之下存在而不会导致纷争、离心、独立。不能用西方人类学中的“民族独立”的原则，将云南边疆的民族问题视为“外交”问题，也不能用苏联“民族自决”的原则将云南边疆的民族问题视为“自立”问题，更不能用西方“民族分治”的原则将云南边疆的民族视为“国家”问题。

用“他者”的视角，重新估价民族文化的价值，从每一个族类内在的文化评估、考量其文化的意义，学会欣赏不同族类的不同文化。从而减少族类之间的误解、偏见，从而避免族类之间的矛盾、冲突，促进族类之间的和睦共处。这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原则之一。人类学的云南研究贯彻了这一原则，并取得成功。

云南边疆的现代化与传统文化没有根本的冲突。保护每一个族类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学研究的社会职责与良知。每一个族类也需要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传统文化中的野蛮习俗，如佤族中的“猎首”，汉族中女人裹小脚等恶习劣俗，都应该毫不留情地抛弃。在边疆地区巩固国防，推进民主、发展经济、普及教育、提高科技、改善生活、统一语言等都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中华民族是一个。早在20世纪30年代，研究民族问题的许多学者就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原则，其代表人物就是顾颉刚先生。顾颉刚先生不是在其他地方，就在云南这个族类众多的省份提出这个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忽视。甚至视为“谬误”而加以批判和抹杀。现在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哲学深意和政治价值。

1962年4月，方国瑜教授发表《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一文，用历史事实从理论与史实的结合上论证“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与统一性”。他说：“中国历史的发展，自秦朝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以来，在二千多年的时间里，政权统一是正常情况。但也有过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以及辽、金与宋的分立，形成几个政权同时存在的局面。这些时期，破坏了统一，但没有破坏整体；不论是统一政权与不统一政权的建立，都是在中国整体之内，都为中国的历史。”“秦汉以来中国形成比较稳定的人们多民族国家，以汉族为主干，汉族与其他各族联系成为一个整体。”方国瑜关于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的理论，深刻阐述了中国多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因素和固有规律，也是方国瑜对历史学、人类学重要的杰出贡献。

云南民族的史学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族别历史，探讨每一个族类的起源、形成、发展，考究其历史与文化特点；一是探讨各族类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云南民族的史学研究，寻求各族类的形成与发展的规律，考究各族类之间关系的本质。云南民族的历史最基本的特点是：从人类起源到旧石器、新石器时代，从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直至蒸汽时代、电力时代、电子时代一直连续不断，没有缺失。云南与中原华夏文化的联系从汉武帝于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在云南建立益州郡以来就连续不断，从未割裂。云南文化虽然多姿多彩，但始终是以中原华夏文化为主旋律，这一主旋律有激越的高调、有悠扬节奏、有舒缓的行板、有华彩的乐章，始终没有停顿更没有休止。各族类在这一主旋律下相互依存、和谐共处、逐渐融合。华夏文化的本质在于“致中和”。也就是《中庸》所说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致中和，就是相互依存、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交流、相互促进，达于“融为一体”。我们不怕被别有用心的人把“融为一体”歪曲为“大汉沙文主义”。因为“融为一体”不是单一的“同化”，而是多元的统合。是“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风。

在致中和的理念指导下，历代王朝在族类众多的云南按照“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原则，从各族类的不同社会状况，实行与之相适应的策略。汉晋实行边郡制、唐宋实行羁縻制、元明清在行省体制下分别实行土官制、土司制，在时机成熟的地区实行改土归流。经过2000多年的逐步发展，云南各族类融为一体。云南的居民从“西南夷”发展为“云南人”。云南人与东北人、山东人、河北人、江西人、湖南人、四川人等一样都是出生地、居住地的差别，大家都是中国公民，每一个中国公民也就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56个族类有文化差异，但这些差异都是在大同之下的不一致，整体性之中的不平衡，56个族类都不会自外于中华民族，都具有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每个云南人都会自觉地说我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出生于云南的音乐家聂耳，谱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表达了中华民族的心声：“万众一心”！这颗心就是中华民族团结、自立、奋进之心。

尊重人类学的学科特点，尊重人类学工作者的独立人格，保证人类学工作者思想的自由，尊重人类学家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是人类学学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人类学工作者发挥智慧、做出成绩的环境。不是要人类学家诠释解读行政首领既定的方略，而是他们应该认真听取人类学家的真知灼见，采纳他们苦心研究的科学成果，作为制定方略的参考。

云南大学1923年4月招生开学以来，一直重视云南历史文化的研究与教学。根据云南族类众多的特点，1938年熊庆来校长礼聘社会人类学家吴文藻在云南大学筹建社会学系，社会人类学成为云南大学具有鲜明特色的学科。云南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在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方面为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影响深远的重大贡献。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方国瑜、杨、江应睴等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的专家不仅受到云南大学的重视，而且得到省政府长官龙云、卢汉等的礼遇。

1950年以后，新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巩固边防、稳定边疆、建设边地，十分重视边疆少数民族工作。周恩来总理于1955年4月8日，在翠湖宾馆接见云南大学中文系法国文学教授张若名及其丈夫社会人类学家杨教授。他指出要注意研究和发展民族学。4月10日，周总理到云南大学视察。针对云南地处边疆，民族众多的特点，周总理指示：云南大学要办成一所能体现社会主义伟大祖国边疆文化的大学，“要根据云南的特点，着重研究民族问题，要研究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特别要研究少数民族对我们伟大祖国的贡献。”4月12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云南省著名民主统战人士时，指出：云南地处边疆，“民族问题也值得很好研究”。为了做好云南少数民族工作，云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十分重视云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与人才培养。云南省委的历任领导：宋任穷、谢富治、阎红彦、周兴等都把民族问题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多次接见方国瑜、江应睴、杨等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的专家，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采纳他们科学研究的成果，作为制定民族政策与策略的依据。云南大学的民族学／人类学在省委领导的关怀下，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取得丰硕成果，成为国家重点学科。

三、人类学云南研究的意义

云南是中国的西南边疆，与缅甸、老挝、越南山水相连，与印度、泰国、柬埔寨相近。中国有56个民族，在云南定居的有52个民族，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有26个，人口在500人以下的还有26个。云南不仅是世界上族类最多的地区之一，云南也是世界上宗教种类最多的地区，这里有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和非制度化的各种民间信仰。以佛教为例，有汉文经典的佛教，也有藏文经典的佛教，还有巴利语经典的佛教。没有一个省区有如此多的宗教及流派共存一地。不同的族类又有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风俗习惯。但是，云南不仅是中国最安定的地区，也是世界上最和谐的地区之一。一百年来，云南几乎没有发生过大的族类骚乱和文化冲突。

当今云南的稳定、和谐、友好、团结、进步与历史上云南的动乱、纷争、血战、分裂、独立、停滞形成极为鲜明的对照。从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在云南建立益州郡以来，云南的争战几乎没有停止过。其荦荦大者有：始元元年（前86年）益州郡的廉头、姑缯三万之众的抗争；王莽时期句町王率先反抗，整个益州烽火连天。建武十八年（42年）栋蚕为首的六县民众的反抗。永平元年（58年）姑复（今华坪县）的民众在大牟领导下的反抗；建初元年（76年）永昌（今保山）哀牢人群起反抗，攻陷唐（今隆阳区）。元初五年（118年）遂久（今丽江）民众群起反抗，杀死县令。延熹四年（161年），犍为属国民众起兵反抗。熹平五年（176年）益州民众把益州太守雍陟囚禁起来。三国时期益州地区的大姓势力据地自雄，严重威胁蜀汉政权，诸葛亮不得不在建兴三年（225年）率大军兵分三路征讨。晋朝时，云南一直扰攘不宁，大姓与夷帅通过联姻的方式结成同盟以对抗王朝，时常发生“祸变”。永嘉元年（307年）五月，“建宁郡夷攻陷宁州”，死者三千余人，南中“外逼李雄，内有夷寇，吏士散没，城邑丘虚”。永和三年（347年）晋将桓温伐蜀，李氏政权败灭，爨氏便据南中自雄，在云南建立起独立王国。唐朝初年，云南一直动乱不宁，天宝年间唐朝几度派兵征伐南诏，前后死亡约二十万。南诏与吐蕃结盟，借助吐蕃势力在云南建立独立王国。贞元十年（794年）南诏弃蕃归唐。可是到太和三年（829年）南诏率兵侵扰西川，攻破成都外廓，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而归。咸通年间，南诏“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盗西川”，搅得唐朝天下骚动，十有五年。以致《新唐书》的作者认为唐朝的灭亡与南诏的骚扰不无关系。宋代，云南为大理国独立时期。元代至元元年（1264年）云南发生舍利畏为首的约30万众的反抗。明代有麓川之乱、沙普之乱。清代初期有吴三桂之乱。清朝咸同年间有杜文秀领导的民众大反抗，杜文秀在大理建立独立政权，长达16年之久。我们暂不讨论这些反抗斗争的是非成败得失。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些斗争与族类间的矛盾有关，也与统一和分裂有关。

回顾云南两千多年冲突、动荡、争战不断的历史，我们更加感到一百多年来，云南处于一个相对和平、友善、安定的发展时期，除了关乎全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抗日战争、“一二·一”反内战争民主等等同仇敌忾的革命外，没有发生族类之间的纷争、冲突、动乱、流血。更没有出现任何分裂、独立的倾向。这无疑是一个奇迹！与世界不少地区频频发生族类之间、教派之间的冲突相比，云南众多族类和谐相处、友好团结、共同繁荣的局面更是一个奇迹！

奇迹是如何发生的？不能说这是人类学研究的功劳，但也不能说与人类学研究毫无关系。正是一百年来人类学的云南研究为一百年来云南的政治家们提供了治理云南的科学依据，政治家们从人类学家的科学研究中吸取了如何处理族类问题的智慧。

云南的奇迹，无疑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取之不尽的“富矿”。学者们可以在这里研究不同的族类如何和睦共处，不同文化如何相互尊重、相互交流，一个遥远的边疆地区如何自觉地认同国家统一、维护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的原则，云南人民坚决抵制分离的内在凝聚力是如何形成的。这些研究不可能从西方人类学理论中寻求答案。只能从云南社会文化的发展人类学研究中找到新的启示，从而提出全新的理论与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蕴含许多化解族类矛盾、推进和谐统一的价值。人类学的云南研究无疑会对人类学的发展做出新贡献。

早在明代，白族学者李元阳即提出“华夷无间，天下一统”的原则，成为云南各族人民内在的规范与行动的准则。任何分离华夷、破坏统一的言行都会遭到云南人民同声斥责，群起声讨。人类学的云南研究秉承这一优秀传统，高举“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旗帜，推进云南诸族类的和谐共荣，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由于人类学工作者的辛勤、坚韧、执着的调查与研究，不断地推出科学研究的成果，培养了具有人类学智慧的人才，所以，在云南没有“文明冲突”的市场，更没有“分裂”“独立”的天地，只有各族人民同心协力、一心一意、团结和睦的主旋律在各处飞扬。

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学云南研究积累的经验、提出的理论，不仅在中国具有范式的意义，在世界上也有普世的价值。

（原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