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边疆面临空前的危机。在东北，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和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强占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在西北，1864年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69年签订《科布多界约》和《乌苏雅苏台界约》、1881年签订《伊犁改订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强占从唐努乌梁海、科布多到巴尔喀什湖、帕米尔地区大片领土，进而窥视我国的东北、蒙古、新疆。英国在把印度、缅甸沦为殖民地后，将北起帕米尔高原、经西藏至云南的不少中国领土并入其殖民地。法国在把越南等沦为其殖民地后，把云南的孟乌、乌得等中国土司地划入法属印度支那。日本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的第二年，强迫中国签订中日《马关条约》，将中国的台湾省割让给日本。葡萄牙强租澳门，英国强租香港、威海，德国强租胶州湾，俄国强租旅顺口大连湾，法国强租广州湾。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以割地赔款为主要内容，中国边疆出现空前危机，研究边疆问题成为当时保卫国家，捍卫领土极为迫切的课题，于是涌现出一批研究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问题的学者如祁鹤高（砋士）、徐星伯（松）、张石洲（穆）、魏默深（源）、何愿船（秋涛）、龚定庵（自珍）等，他们“时代略衔接，相为师友，而流风所被，继声颇多，兹学遂成道光间显学”。[1]这个时期的边疆研究不仅继承了中国历代治边的传统，主要是对边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的调查与研究，而且出现了与传统不同的应对边疆危机的论著。
20世纪初期，中国的边疆危机进一步加深。日本在东，俄国在北，英国在西，法国在南，帝国主义列强日益进逼，窥我边陲，危及堂奥。民国初年，俄国在外蒙古导演“独立”“自治”事件。1914年俄国出兵霸占唐努乌梁海地区，1931年、1942年英国策划了西姆拉会议企图侵占西藏，中国政府拒绝签署并严正声明不承认所谓英藏《西姆拉条约》。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严重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于日本，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蹂躏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南等地区，不仅大片边疆领土被日本侵占，中原腹地不少地区先后沦陷于日军。
内忧外患迫使中国人民寻求富国强兵、保卫疆土、独立自由的途径，中国边疆研究随着亡国危机的加深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传统的边疆研究向现代的边疆学科演进，一个新的现代学科——边政学，在应对边疆危机、亡国危机中形成。
本文以顾颉刚、吴文藻、方国瑜、江应睴四位学者在边政学上的贡献为线索，阐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边政学的形成、发展、运用。以此为深入研究边政学的引玉之砖，希望得到方家的指教。
边政学的肇始——顾颉刚关于边疆问题的调查和研究
边疆之学，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向来属于不为学者重视的“偏僻”课题。帝国主义为了侵略中国，对中国边疆的研究相当注重与深入，日本俄国对东北、俄国对蒙古新疆、英国对新疆西藏云南、法国对云南广西都有专人研究，出版不少论著。相比之下，我们自己的研究显得较为薄弱。
20世纪30年代，面对祖国边疆危机，有识之士莫不关注边疆问题，掀起了鸦片战争之后研究边疆问题的又一次高潮。顾颉刚就是这次高潮的主将。他痛感国人对国家边疆研究得不够，创办“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计划编写《中国民族史》和《地理沿革史》，揭露帝国主义歪曲中国历史、侵夺中国边疆的狼子野心。1936年，顾颉刚提出《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呼吁国人要认真研究祖国边疆的历史和现状，如果我们对边疆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不如外国，如何保卫祖国边疆！为此，顾颉刚强调：“苟欲洞悉边情，一赖实地调查，一在考究典籍。”[2]在考究典籍，著书立说的同时，顾颉刚积极组织并参与边疆调查。
1934年夏，顾颉刚与燕京大学同事组织了绥远考察。通过这次考察，不但收集到许多塞外的历史文化资料，而且察觉日本帝国主义在内蒙古策划支撑所谓“自治运动”企图将内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经过这次实地考察，《禹贡》半月刊对于边疆问题的研究逐渐从传统的沿革地理转向现实问题。“乃扩大地理沿革之范围而及于民族史、边疆史，半月刊屡出专号，讨论东北、西北、蒙藏、南洋诸方面事故，又集燕京师生立边疆研究会，以假期从事旅行调查，平日则一星期开一次讲演会，选延一二边疆人士之游于北平者及内地人之为边疆学者分主讲座，以是因缘，得广与远宾交，而诸同人之边疆知识亦日趋系统化。”[3]这次考察对于中国边疆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发表了一批调查报告和研究成果，更培养了一批有志于研究边疆问题的年轻人才。
1937年9月到1938年9月，顾颉刚先生考察甘肃、青海的教育现状，他不顾道路艰险，不畏条件艰难，不怕生活艰苦，走访十几个县及乡镇，对当地的师资、校舍等做了认真的调查分析。他在临洮、渭源等地举办师资辅导班，在讲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农田水利、农村卫生等知识的同时，特别宣讲时事并讲述英、俄、法、日等帝国主义与我国边疆的关系，普及边疆历史文化的知识，提高民众捍卫边疆、抵御外侮的自觉性。考察团提出的《补助西北教育设计报告书》评述了西北教育的现状，教育改进的设计方案，提请补助经费的预算。顾颉刚先生建议西北各县应有中学，使广大民众有机会接受中等教育。同时要兴办女子小学，有利于妇女地位的提高。
顾颉刚先生还对西北的交通、民生、民俗、吏治、医疗、方言、移民、土司等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他在考察中注意到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紧密相关，如果不及时处理好民族问题，“不但亡国，且灭种矣。”他在伊斯兰会上发表题为《如何使中华民族统一起来》的演讲，希望中华民族精诚团结，共同抵御外邦的挑拨离间和分割阴谋。历时一年的西北考察，使他对边疆与民族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曾准备编写一本不专以汉族为本位，而是以中华民族全体之活动为中心的新的中国通史。
1938年3月，顾颉刚先生与史念海合著的《中国边疆沿革史》由商务印书馆（长沙）出版。顾颉刚先生是在“外侮之凌逼，国力之衰弱，不唯汉唐盛业难期再现，即先民遗土亦岌岌难保”的危机中，研究中国疆域的变迁与盈亏，是想唤起全国人民的警觉，奋起保卫国家的每一寸山河，不应当轻易地付诸敌人。全书论述了自夏代至“中华民国”各朝代民族及其活动区域的沿革，以及与疆域沿革相关的地方制度、行政区划、人口迁徙等问题。这是顾颉刚通过考究典籍与实地调查而编写的中国第一部疆域沿革史，为研究中国疆域变迁奠定了基石，也是中国边政学的肇始之作。
应云南大学熊庆来校长之聘，1938年10月顾颉刚到昆明，任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12月当选为校务会议代表。顾颉刚主讲中国上古史、经济史。1938年11月，北平研究院在昆明重建史学研究所，顾颉刚继续任史学研究所历史组主任。1938年12月，《益世报》在昆明复刊，负责人于斌主教和方豪神父，邀请顾先生为《益世报》编辑《边疆》周刊。顾颉刚觉得自己在西北考察一年多，对边疆问题不仅有文献的积累，更有实地考察见闻与体验，欣然同意主编《边疆》周刊。他请沈从文先生题写《边疆》的刊名，于1938年12月19日创刊。顾先生在“发刊词”中说，二千余年来统治阶级不重视边疆，采取任它自生自灭的政策，引起各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创办《边疆》周刊的宗旨在于，“要使一般人对自己的边疆得到些知识，要使学者们刻刻不忘我们的民族史和疆域史，要使企业家肯向边疆的生产事业投资，要使有志的青年敢到边疆去作冒险的考察，要使边疆的情势尽量贡献给政府确立边疆政策，更要促进边疆人民和内地同胞合作开发的运动，并共同抵御野心国家的侵略，直到边疆……也成了中原而后歇手。”顾先生强调：“必须开发了我们的西边才可收复我们的东土，亦必须开发了我们的西边才可巩固我们的东边。”
顾颉刚先生在昆明创办《益世报》的《边疆》周刊标志20世纪中国现代边疆学科在应对边疆危机中兴起。边疆问题不再是一个不被重视的边缘学科，而是关乎国家兴衰、民族存亡的重要学科。
顾颉刚先生为《益世报》撰写《“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一文，作为星期评论发表。他指出：日本人使用“中国本部”的概念是分化我们的毒策，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征服中国必先攫夺满蒙，硬造出来分化我们的名词，“使大家以为日本所垂涎的只是‘中国本部’以外的一些地方，并不曾损害了中国的根本。”“如此，中国人觉得尚有忍受，外国人觉得尚可原恕，而日本人的阴谋就得成遂。”“我们该依据了国家的实界和自然区域来划分我国的全境，而不该颟顸糊涂，随便使用别人蒙混我们的名词，以致国家疆土尚未受敌国武力侵略的时候竟先在自己的观念里消失了”。顾颉刚先生在西北考察一年后，明确中国西部不仅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东部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东部与西部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中国边疆与中国内地更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中国有内地与边疆的区分，但不能如日本人那样，把中国分为“本部”与“外部”。不能把边疆当作“本部”以往外的区域。边疆的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无不是中国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顾颉刚先生在《益世报》上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他认为，“五大民族”一词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授帝国主义者以分裂我国的借口，所以我们应当正名，中华民族只能有一个，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再分析出什么民族。并强调：“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费孝通先生不同意顾颉刚的观点，给顾颉刚先生写了一封信提出异议。这封信在该年五月一日《益世报》的《边疆》副刊上公开刊出，题目是《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于是顾颉刚先生于五月八日和二十九日发表《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这就引发了一场关于民族问题的大讨论。翦伯赞、白寿彝、张维华、陈碧笙、陶云逵等人都参加了讨论。后来，费孝通先生在《顾颉刚先生百年祭》一文中说：“后来我明白了顾先生是激于爱国热情，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成立‘满洲国’，又在内蒙煽动分裂，所以义愤填膺，亟力反对利用‘民族’来分裂我国的侵略行为。他的政治立场我是完全拥护的。”顾颉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不仅在当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满蒙回藏等民族问题分裂中国有重要的作用，对于今天我们将56个民族凝聚为一个中华民族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是边疆学的核心课题。顾颉刚先生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推动了中国边政学的建立与发展。
边政学的建立——吴文藻的“边政学”理论
1938年秋，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省立云南大学改为国立。校长熊庆来聘请吴文藻担任文法学院教授、中英庚款特请社会学讲座。在吴文藻的倡导下，1938年冬，云南大学成立社会学筹备组，1939年5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同意云南大学成立社会学系。1939年8月更名为社会人类学系。吴文藻担任社会人类学系主任。1939年，在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下，吴文藻代表燕京大学在云南大学建立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实地调查工作站。1940年9月13日，日本飞机轰炸昆明，云南大学惨遭轰炸。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迁到昆明附近的呈贡魁星阁。
1939年2月5日，吴文藻在《云南日报》发表《云南大学与地方需要》。在昆明工作五个月的吴文藻教授，根据他的观察与体验，指出：一个带地方性的国立大学较之一个带全国性的国立大学任务是不同的。一个全国性的国立大学仍然可以探求真理，增进知识，发扬民族精神，开创国家文化，为其唯一天职。而一个省治内的国立大学则不然，树立纯粹学术基础，提高地方文化水准，固为其应有的使命；而训练实际人才适应地方需要，尤为当前的急务。云南大学新近虽由省立改为国立，而其办学方针，仍应密切配合地方环境。云大如以服务地方社会为理想，可有两种益处：1.就大学与社会的关系言，大学有了区域的概念，则大学教育就可以真正适应地方需要。地方需要的重心在哪里，大学设施的重心即寄托在哪里。2.就云大本身言，如将有限的经费，精密筹划，妥善分配，使各院系的工作除了适可维持各学科内应有的基本训练以外，大家齐心一志，集中精力，共同实现一个中心目标，同谋解决一个中心问题，则不但校方可以节省人才经费，而全校师生且可因此养成一种高尚纯洁的服务精神，各人本学以致用，而用其所长，服务国家，造福桑梓。吴文藻先生认为云南大学地处边疆，民族众多，应该注意边疆与民族问题的研究，把建设云南边疆作为学校教学与研究的重心。为此应该对云南社会做实地考察，只有通过实地考察，才能认识云南社会，服务边疆。
吴文藻提出在边疆危机日益加剧，国难日益加重的时刻，建设一门关于边疆政治的专门学科——边政学，是不容迟缓的急迫任务。吴文藻认为：“民国以前，中国有筹边政的策论文章，而无研究边政的专门学问。‘九一八’以后，国内大学有少数设立边政学系，而却无边政学的科目。”[4]抗日战争以来，大学有了“边政史”“边政学”“边疆政治”“边疆政策”等课程的设置，但是对边政学的性质、内容、能否成为一门独立学问等问题，尚未加以讨论。
吴文藻指出：边政学，就是“研究边疆政治的专门学问。通俗地说，边疆政治就是管理边民的公众事务。用学术语言，边政学就是研究关于边疆民族政治思想、事实、制度、及行政的科学”[5]。边政学在学术上，“可以使专门知识日益增进，举凡人口移动、民族接触、文化交流、社会变迁，皆可追本寻源，探求法则。”在实践上，“可使边疆政策有所依据，边疆政治得以改进，而执行边政的人对于治理不同族不同文化的边民，亦有所借镜。”[6]边政学的建立，一方面可以使边疆政策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促使边疆政治得以改善，使从事边疆行政、边疆民族工作的人深入认识边疆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科学看待对不同文化的“边民”，以科学的方法把边政建设提高到新的水准。
吴文藻认为，边政学具有重大的意义。就国内而言，有利于促进各民族共同组成一个自由统一的中华民族，建立一个多民族国家；就国际而言，有利于使世界各国都信守民族一律平等的要义；使中国的王道文化精神、英美的委任统治观念，以及苏联的少数民族政策，相互融会贯通，成为一个共同理想，以跻世界于大同。[7]
吴文藻提出：“研究边政学的观点有二：一是政治学的观点，一是人类学的观点。”他特别指出：“目前西洋所谓应用人类学，大都是以殖民行政、殖民教育、殖民福利事业，以及殖民地文化变迁等题目为研究范围。在中国另换一种眼光，人类学的运用，将为边政、边教、边民福利事业，以及边疆文化变迁的研究”。[8]边政学的内容包括思想、事实、制度、行政四个部分。思想，“就是哲学眼光来讨论有关民族的政治思想与理想”。“凡五官可以接触而有客观存在的实际现象，谓之事实。此种事实，是第一手资料，是科学的张本。所以搜集可靠资料，不论是属于过去或现在，乃是树立边政学科学基础的要务。”“有思想有结构，以思想支持结构，以结构实现思想，即谓之制度。人类本思想而决定政策，本政策而建立制度，必须制度建立以后，才能使思想见诸事实。”行政，就是“实施政策的技术与方法”。“边疆行政系统的确立，边疆行政机构的活用，乃是实施边政成功的关键。对外所谓国家领土及行政的完整，对内即是国内各民族的统一与协调，亦即国家行政与地方行政的统一。”
吴文藻的《边政学发凡》是中国边政学建立的标志性论文。这篇论文不长，但内容丰富、含义深刻，观点正确，对于中国边政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边政学在应对边疆危机中产生，很快就得到专家学者的赞同和支持。国民政府十分重视这门新兴的学科。国民党中央在边疆施政纲要中提出：“设置边政研究机关，敦请专家、搜集资料，研究计划边疆建设问题，以贡献政府参考，并提倡边疆建设之兴趣。”[9]为推动边政研究、培养筹边人才、加强边疆建设，1941年9月中国边政学会正式成立，隶属于蒙藏委员会。边政学会由吴忠信任理事长，吴文藻任常务理事兼研究主任，研究边疆历史、民族问题的学者参与其间。《边政公论》《边疆研究论丛》《中国边疆》《边疆人文》等研究边疆问题的刊物应运而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新亚细亚》《东方杂志》等也刊登历史学家、地理学家、人类学家深入西部边疆调查研究的报告与论著，包括边疆的政治、经济、历史、民俗、宗教、语言、地理、边界各个方面。
为培养边政人才，蒙藏委员会开设蒙藏政治训练班、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设立边政专修班、西北大学建立了边政学系，中央大学设置边胞社会民俗组，随后建立边政学系。云南大学等开设了边政课程。
在政府与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在中国边政学会的积极推动下，应对边疆危机，研究边疆问题的边政学一时间成为举国关注的“显学”。
边政学的发展——方国瑜在西南边疆研究中的贡献
与东北、北方、西北的边疆研究相比，对西南边疆的研究一直处于相对滞后的状况。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方国瑜教授开始研究西南边疆问题，西南边疆研究才取得较大进展，逐步改变了西南边疆研究相对薄弱的状况。
1923年4月，方国瑜从偏僻的云南丽江山城来到文化古都北京，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学习。1926年夏，患大病住院，不久休学回家。1929年秋，北上复学。此时，“整理国故”之风方兴未艾，乃立志于国学研究。复学时便要求入北师大国文系本科，系主任钱玄同，以他在预科读书时已有几种著述，准许跳级，直接在本科二年级注册。1930年春，在钱玄同的鼓励下，方国瑜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同时在两个学校研读，先后师从钱玄同、余嘉锡、马衡、刘复诸先生，攻读音韵、训诂、目录、校勘、金石、名物之学。方国瑜在研究生期间深入研究隋唐声韵，写成《隋唐声韵考》和《〈广韵〉声读表》两书，得到董作宾、罗莘田等语言学家的赞赏，成为20世纪研究隋唐声韵的传世之作。其后，方国瑜写成《广韵声汇》一书，得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导师们的一致肯定，同声赞扬。《广韵声汇》一书不仅是方国瑜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毕业论文，而且是20世纪汉语史、音韵学最重要的创造性成果之一。是中国音韵学研究史上不可忽略的标志性著述。
在刘半农的建议和指导下，方国瑜到丽江地区研究纳西象形文字，写成《纳西象形文字谱》，被中外学者誉为纳西象形文字研究的经典著作，方国瑜被尊为“纳西语言与历史学之父”。
正当方国瑜在音韵学、汉语史、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上渐入佳境时，帝国主义对我国边疆，特别是对中国西南边疆的侵略给他极大刺激，他再也无法安心地在书斋继续对古代音韵学做深入研究，强烈的爱国情感，深厚的民族自尊，促使方国瑜从音韵转向界务，从古代转向现实，从中原转向边疆，开始了对西南边疆政治、历史、地理、民族、文化的研究。方国瑜在回顾他人生的这一重大转折时说：“长期以来，边地历史遭到歪曲诬蔑，真相被隐晦，考究史事之作甚少。至近世始稍有改变，则因帝国主义侵略，俄、日在北方，英、法在南方，窥我边陲，危及堂奥，有识之士，留心边事，乃有西北地理及满蒙之学，蔚为风气，多有著作，打破已往沉寂。而西南，则英帝自印度侵占缅甸，法帝囊括印支三国，侵入我云南。当中英、中法交涉界务时，有‘既失藩篱于前，又蹙边境于后’之叹。时人多有愤慨文章，登诸报刊，至于研究史事只专著则甚鲜，比之西北、东北、北方逊色多矣。”[10]正是严重的边境危机使方国瑜放弃已取得显著成就的语言学研究，从当时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回到边城昆明，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来到云南大学，开始了西南边疆问题的研究。
20世纪30年代初，方国瑜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呼吁国人“督促政府，据理力争，以保我滇边之完整而杜外人之觊觎”。1935年4月9日，民国政府外交部与英国驻华公使共同签换照会，重勘悬案三十余年的滇缅南段界务。方国瑜得到这一消息，立即撰写了《滇缅边界的昌蒲桶》《葫芦王地之今昔》《条约上滇缅南段未定界之地名》《滇缅南段未定界之孟仑》《滇缅南段未定界管见》等一系列边界问题研究文章刊登于《新亚细亚》《边事研究》《民族杂志》等刊物上，以历史文献，雄辩地说明这些地方应属中国边界，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中英滇缅边界谈判提供了可靠的重要历史依据。
1935年8月，方国瑜师以中英会勘滇缅边界南段未定界务中国委员随员身份参加界务交涉。他在昆明查阅政府档册一个多月，初步了解滇缅边界的相关资料。当年10月30日从昆明启程，11月28日抵达孟定土司区域，12月6日至南大寨，中英滇缅界务会议在此举行，边境诸部前来参与会议。12月27日界务会议移至耿马，1936年1月3日与会双方人员到达耿马，诏谕绍兴、绍巴诸部参与会议。2月底中英滇缅界务会议迁至冈勐。3月16日从冈勐出发，经勐角、勐董，于3月26日至募皕厂，中英滇缅界务会议在此继续举行，并于4月6日闭会。中英滇缅界务会议结束后，方国瑜取道缅宁（今临沧）至保山、下关，返回昆明。7月返回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方国瑜参加中英滇缅南段界务会议后，更加认识到研究边疆问题对于捍卫祖国边疆、维护国家统一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知识分子的爱国良知、社会责任、历史使命促使方国瑜放弃南京中央研究院的优越的学术条件和已取得显著成就的学术课题，毅然决然回到云南省昆明市，执教于云南大学。
在教学之余，方国瑜将参加中英滇缅南段界务会议的实地考察八个月的记录，整理为《滇西边区考察记》一书。全书由“班洪风土记”“炉房银厂故实录”“卡瓦山闻见记”“滇缅南段界务管见”“裸黑山旅行记”“摆夷地琐记”六篇组成。《滇西边区考察记》将历史文献、实地考察结合起来研究边政问题，并将自己独立研究的成果贡献给中英滇缅南段界务问题作参考。方国瑜从象牙塔走到广阔滇西边区，不仅完成了从整理国故到为国家存亡研究学问的巨大转变，而且他撰写的《滇西边区考察记》一书获得边政学、民族学的经典地位。
1938年冬，方国瑜先生参加《云南通志》的编纂工作，负责撰写《疆域沿革》，编成《沿革志》《沿革考》《沿革表》《沿革图》共十卷，对云南历代的疆域沿革作了深入细致的考证，对县以上的地名也进行了考究，确定了方位。填补了云南历史地理的空白。
方国瑜在参与编撰《新纂云南通志》的同时，撰写了《南宁州都督府与安南都护府的边界》《南诏之疆界》《明清时期云南东南部边境与安南的关系事迹》《明季以来云南西部边境与木邦之关系事迹》《清代云南边界地名事迹》等论文，全面、系统、深入、细致地考证了汉代以来中国西南边疆的边界问题，既有实地的考察踏勘，更有长期的资料和史实的积累；既有对界务争端问题的对策性研究，更有对边界地区长期形成的历史和民族深入细致的考说；既科学客观地阐述了界务历史的真实，又批驳了在界务问题上的一些谬误说法，是迄今为止中国西南边疆界务问题方面最丰富也最为可信的研究成果。
方国瑜不仅做高深的学术研究，也注意将学术研究的成果向人民大众推广普及。他在繁忙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之余，拨冗为昆华民众教育馆主编《云南史地辑要》，组织凌纯声、杨
、张凤岐等专家教授，编写介绍云南历史、地理、民族、经济、界务等为题的通俗文章。他自己撰写了《云南沿革》，系统介绍云南的建制沿革，强调云南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就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方国瑜到云南大学任教不久，西南联合大学成立。1942年，方国瑜在云南大学创办西南文化研究室，并担任主任，邀约来昆的向达、闻宥、凌纯声、陶云逵、楚图南等创办《西南边疆》杂志，成为当时边疆、边界、民族问题研究的重要学术阵地。方国瑜先后在该杂志上发表了《读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马可·波罗云南行纪笺证》《云南与印度缅甸之古代交通》等有关边政、民族、历史的学术论著。方国瑜克服资金不足，纸张缺乏、印刷不便等困难，主持编辑出版《西南研究丛书》十一种。《西南边疆》杂志和《西南研究丛书》的出版，是西南边政研究从滞后走向先进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西南边政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标志着边政学学科的新发展。
经过方国瑜坚持不懈地努力，原来比较薄弱的西南边疆研究得到加强，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马大正研究员在回顾20世纪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术史时说：“以方国瑜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以云南大学等高校为主要基地，较为稳定地开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主要是西南边疆史地研究）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进而使本较北部边疆史地研究明显滞后的西南边疆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从而有利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整体推进。”[11]
边政学的运用——江应睴的边疆行政设计
边政学从建立开始，就是一门应对危机的运用学科，是保卫边疆、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稳定边疆的学科。许多研究民族问题、边疆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语言问题的学者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都投入到边政研究之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江应睴是其中颇为杰出的代表。
江应睴1909年生于昆明。1932年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1936年夏，以《研究西南民族计划》一文考取中山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组的研究生，师承朱谦之、杨成志教授。1937年夏，江应睴得到云南省政府的支持和芒市土司方克光的帮助，到腾龙沿边地区（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做社会调查。1938年他以《云南西部的摆夷研究》一文通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被聘为中山大学历史系讲师，抗日战争爆发后，江应睴为中山文化教育馆撰写的《抗日战争中的西南民族问题》一书，作为该馆“抗战丛书”第53种出版。中山大学迁到云南省澄江县后，他多次带领学生到澄江、昆明、路南（现石林）、武定等地做民族田野调查。1940年，中山大学迁回广东省坪石，江应睴受命留在云南省完成学校交给的三个任务：到重庆为民国政府教育部开办的边疆民族训练班和边疆学校教授三个月的民族历史文化；到大凉山做彝族社会调查；调查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社会。在完成授课任务后，1941年初春，江应睴只身一人进入凉山彝族聚居区，披毡衫、穿草鞋、吃苞谷饭、住木架屋，对彝族社会做实地考察、深入研究。7月回到昆明，写成《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因战乱，身处昆明的江应睴与在坪石的中山大学失去联系。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十分注意作为既是大后方又是前方的[12]西南边疆的稳定和建设，急需正确认识边疆民族的历史文化。1938年5月国民政府内政部的密件指出：“查西南各省区，汉夷杂处，自古多事。明清以来，苗变层见叠出，考厥原因，实由于当时政府忽略宣导，边官措施失当，坐令民族间之情感隔膜，有以致之。值此全面抗战期间，所有地方秩序之稳定，民力之团结，在在俱关重要，对于苗夷等族亟应因势利导，予以组织训练，使其效忠党国，藉以增强抗战力量。本部即拟编订宣抚苗夷方案，惟恐不明情形，将来实施困难，特制定西南边区民族调查表，先事调查，俾资参考。”这次调查填报的内容有：民族名称（种类）、居住（分布）区域、人口数目（男、女）、教育情况、生活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开化工作等。
根据国民党中央五届八次全会边疆施政纲要“设置边政研究机关、敦请专家，搜集资料、研究计划边疆建设问题，以贡献政府参考”的要求，1943年10月，云南省政府民政厅成立了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江应睴先生应云南省政府聘请担任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负责主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工作的江应睴首先编写了《边疆行政人员手册》作为边疆行政人员工作的指南。这本手册分上下编。上编阐述边疆的基本概念，从地理环境、住民生活、语言文字诸方面说明边疆的基本特点，介绍了边地“土民”的概况，土司的历史、现存土司和土司政治实情。下篇论述革新边疆行政的基本要点：首先应建立政府威信，建立威信必须整顿吏治，“官吏为代表政府之机体。政府虽有爱民之心，而官吏们所为皆害民之事，则边民对于官吏既无好感，对政府自必无尊崇服从之信心。”因此，政府应该在“廉、信、实”三个字上体会并力行，才可能在边疆各民族中建立政府威信。其次，应该改变“边民愚顽，非以威镇之不足以制服”的片面看法，主张“应以开化政策，代替高压政策”。通过提高边民文化水准，改进生活方式，保存固有美德，统一语言文字，提倡夷汉通婚等措施开化民智。江应睴编写的《边疆行政人员手册》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讲述了边政工作的目标、原则、措施，纠正了以往在边政工作中的不正确的认识与一味高压的错误做法，对于指导边疆行政人员从事边政工作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这本书被列为云南省民政厅编纂的“边政丛刊”之一。
紧接着，江应睴以自己的社会调查得来的真知，撰写了《大小凉山开发方案》，作为“边政丛刊”之二。他建议由川、滇、康三省合组“凉山建设委员会”，统筹凉山的开发。开发凉山的原则是：要平等对待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同胞，开发边疆地区经济以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提高边疆的生活与文化水平，而不是打着开发的旗号掠夺边疆地区的财富。要通过移内地人民入凉山屯垦，将凉山强夷分居内地，成立县治，逐步将凉山“内域化”。正因为，江应睴曾亲自到凉山实地考察，所以他拟定的《大小凉山开发方案》“虽属平易之见，但其内容全根据实际情形立言，尚无空谈高论之失”。[13]
江应睴依据他在腾龙沿边地区所做的实地考察，撰写《腾龙边区开发方案》，作为“边政丛刊”之三。腾龙边区的居民以傣族为主，其次是景颇族，还有汉族、傈僳族、阿昌族、德昂族等。这是历史上“三宣六慰”的土司区域。民国初年，在这里设置梁河、盈江、莲山、陇川、潞西、遮放六个设治局。腾龙边区，“地当国际交通要冲，国家边防重镇，更兼平原广大，物产丰饶，开发与否，对整个国家，关系极大”。[14]但是，“沿边土地，大多尚保有原始制度，所有田土，皆由土司一家掌握，形同私产，人民尽为土司一姓之农奴。以此之故，地不能尽其力，民不能得其利。而山林宝货五金矿产，亦深藏而无由开发，诚所谓国有沃壤，野有饿殍。此从救济民生，发展经济而言，本境不能不亟求开发也。”[15]江应睴提出，腾龙边区的开发的措施是：改现在的设治局为郡县体制，以树立清廉政治、改进民生、发展地方生产为原则，依据地方实情，实施各项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他认为在开发中要处理好政治、经济、教育三者的关系。“教育文化为开发边疆之基本大业，政治建设则为开发边疆之原动力，经济事业即为推进上两项事业之燃料。”[16]
作为云南省政府“边政丛刊”之四的《思普沿边开发方案》，是江应睴主持云南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的又一重要撰述。思普沿边，是车里宣慰司属地，又称“西双版纳”（十二版纳），气候温和、河流纵横、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地广人稀，生产生活条件优良，“惟反观本境边民，则又皆文化落后，生活原始，挣扎于疫疾死亡之中而不能自拯”，“则本区之亟待开发，岂容再缓”[17]。江应睴认为思普沿边，“一阻于交通，再危于瘴疫，纵沃野千里，何能凭言开发？”因此思普沿边的开发以交通设施、医疗卫生为要，同时调整政治机构，整理土地、移民垦殖、发展农林、促进畜牧、兴办电力、开发矿产，并使本土的茶叶、樟脑、油漆等产业现代化。如果“开发方案”中提出的交通计划得以实现，铁路、公路、航空、水运计划完成，则东通越南、南达泰国、西入缅甸而至印度，使十二版纳成为国际交通之枢纽，则开发本区之价值，当远超乎常人想象之外”[18]。
在江应睴的指导下，杨履中编写了《云南全省边民分布册》，作为“边政丛刊”之五，于1946年出版。民政厅长张邦翰在本书的叙言中指出：“本省住民宗族，向极复杂，但可大别为二：一为操汉语之汉人，一为操土语之边民。边民种类，据《云南通志》载达一百四十二种，据民国二十五年本厅出版云南民政概况所载亦达四十八种，但此种记载，所谓‘种类’仅系各种边民‘名称’之汇集，其实有不少重复者，所叙分布地域，仅略举一二，亦有不少省略疏漏者。”“本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有见及此，特发动本厅外勤人员及各地方政府，加以调查，由会整编统计，辑为斯册，并分上下两篇。上篇以县局地方为纲，以宗族为目，各该县局地方有若干种边民，何者最多，何者最少，依次胪列，人数及分布乡镇村落暨所占县局地方人口之百分比，逐一记载明确。下篇以宗族为纲，在全省中何者最多，何者最少，仍依次胪列；各宗族名称及人口数之下，列以分布县局地方名称及人口数目，使全省每一宗族人口总数，在全省人口百分比中占若干，何县最多，何县最少均得一览无余。不特可供行政之参考，且可作研究民族学者之重要资料。”[19]该书在书写民族名称时，不再用虫、兽、鸟、犬等偏旁，全部改为“亻”字旁。将原来150余种族类识别为85种。
除江应睴先生主持编辑出版的“边政丛刊”五种之外，云南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还编写了《云南边疆概况》《云南沿边各县土民分布今昔比较研究》《边民生活今昔比较研究》《滇越边疆设治概况》《云南边民种属分布》《云南边疆建设首要问题》《滇越边区盘夷实况及治理方案》《设立中缅边区及卡拉山区特派员行政公署意见书》等。这些书稿没有公开出版，但对云南省政府边疆行政工作或多或少都起到重要的参考资政作用。
江应睴在主持云南省政府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的同时，还在《边政公论》《西南边疆》《蒙藏月刊》等杂志上发表《苗人的来源及其迁徙区域》《西南边疆的特种文字》《云南土司制度的利弊与存废》《摆夷的种属渊源及人口分布》等论文，为当时的边疆研究、边疆改革、边疆建设提供自己的研究成果。
1945年夏，江应睴完成云南省政府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的工作后，1945年8月以车里县（今景洪市）代理县长的名义，到西双版纳做民族社会调查，周历西双版纳的橄榄坝、大勐龙、小勐养、南糯山、勐海、勐遮等地。1947年回到广州，受聘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并兼任珠海大学文史系主任。1948年受聘于云南大学，任社会学系教授。在云南大学授课之余，到滇南地区做社会调查。出版了依据他在傣族地区多次深入调查而写成的《摆夷的经济生活》《摆夷的生活文化》两本著作。
江应睴擅长民族调查，长期在边疆民族地区做实地考察，有极为丰富的田野研究经验，又有深厚的文献功底，他还参与云南省政府的边疆建设的行政事务，将自己学术研究的成功运用到边疆行政建设中，推动了云南边疆地区的建设，使之朝着科学的方向发展，是边政学实际运用的典范。他的一系列著作在边疆民族问题研究中获得了经典的地位。他主编的云南“边政丛刊”是边政学在云南成熟的标志。
边政学的特点
边政学是应对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和抗击外国侵略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兴起的一门新学科。《边政公论》在发刊词中提出，边政研究有两个主要课题：一是政治实施必须凭借的政策与机构；二是推动政治所寄托的社会要素“人”“地”和“文化”。可见边政学的研究对象是治边策略、边政机构、边疆制度、边防建设；边疆的民族问题、移民问题、人口问题；边疆的自然环境、地理沿革、界务问题；边疆的经济开发、文化推广、教育普及等。边政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需要政治学、历史学、文献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经济学、教育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并运用这些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研究边疆诸问题。其中，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于边政研究特别重要。可以说，人类学是边政学建立与发展的基础。
边政学是从政治学与人类学同时着眼，所以边疆的定义，亦应该同时包括政治上及文化上两种意义。一方面是国界上的边疆，一方面是民族上的边疆。对外谋国家之独立自由，对内则是各民族一律平等。在某种意义上，国家的独立自由具有政治意义，国内各民族的平等则更多地代表文化意义。
边政学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研究边疆的历史、边疆民族（边民）的历史，历代治边方略，边疆制度史等，所以必须注重历史文献的研究与整理，把史料的收集、辨析、诠释置于重要位置。当时研究边政问题的学者如顾颉刚、方国瑜等无不重视历史资料的发掘、收集、整理。方国瑜参与《永昌府文征》的编纂工作、独立完成《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等，为研究西南边疆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社会等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边政学研究的边疆诸问题，尤其是少数民族（边民）问题，因历史记录大多简略且偏重政治、争战，所有记录无不带有歧视与偏见，因之边政学的建立与发展不能仅依靠文献，不能在书斋中进行，必须走向田野，做长期、深入、切实、认真的社会调查（田野研究）。顾颉刚、吴文藻、方国瑜、江应睴等从事边政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学者都在边疆地区做过扎实的田野研究。顾颉刚的《西北考察日记》，方国瑜的《滇西边区考察记》，江应睴的《滇西摆夷的社会经济》《凉山彝族的奴隶制》《摆夷的生活文化》等都是边疆社会调查的传世之作。
边政学研究边疆民族问题必然遇到民族语言问题。因之对民族语言的研究，是边政学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20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语言学家对云南的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做了许多有益的基础工作。方国瑜是研究纳西象形文字的开山之祖。江应睴熟悉傣族的语言，有《西南边疆的特种文字》一文问世。罗常培在《边政公论》1943年第九、十期合刊上发表《语言学在云南》一文，较详细地介绍了1938—1943年语言学家对云南民族语言调查研究的成果，有云南汉语方言、彝族语、傣族语、藏族语、哈尼族语、傈僳族语、么些语、贡山俅（独龙）语、贡山怒语、山头（景颇）语、民家（白族）语等的研究。
边政学离不开对边疆自然地理、历史地理、人文地理、经济地理的研究，换言之，地理学是边政学的基础。研究边疆问题的学者大多有深厚的地理学素养。顾颉刚在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时候，特别是在研究《尚书》的《尧典》和《禹贡》时，就注重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他在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开设“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顾颉刚在燕京大学培养的研究生谭其骧毕业后在辅仁大学也开设“中国地理沿革史”，1934年2月，顾颉刚与谭其骧创办《禹贡》半月刊，接着创办以研究中国沿革地理和相关学科为宗旨的“禹贡学会”。禹贡学会成立之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秋，保家卫国、救亡图存的责任心促使顾颉刚领导的禹贡学会学人，转向民族历史与边政学的研究。方国瑜研究边疆问题从边疆历史地理入手，不仅深入考究历史文献、政府档案，而且到边区实地考察。他撰著的《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已经列入20世纪史学名著之林，成为从事西南边政工作或学术研究必读的教科书。方国瑜主编的《西南边疆》刊登了许多有关边疆地理的文章。他主编的“西南研究丛书”第一种就是张印堂撰著的《滇西经济地理》。
边政学必须注意研究邻国的政治、历史、社会、文化等，尤其要研究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只有对邻国的情况了如指掌，才能够提出正确的治边策略、处理好国际关系，既能做到友好睦邻，又能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方国瑜非常重视中国西南与东南亚交往历史的研究，认为云南“与印度、暹罗（泰国）、马来半岛诸境亦相近，不论民族、宗教、经济诸端，莫不息息相关”。方国瑜在主持西南文化研究室的研究项目中列有“西南边裔之研究”一项，具体研究“历代经略藩属之史绩与诸境之现状诸问题”。方国瑜主编的“西南研究丛书”十一种，就有两种是研究邻国的著作，即李田意的《缅甸史纲》和陈修和的《越南古史及其民族文化》。20世纪40年代，方国瑜在报刊上发表了《重新调整中缅关系》《论滇缅经济关系》等中国西南对东南亚关系的文章。他在云南大学开出了缅甸、泰国、越南诸国史等课程；编写《中国纪录暹罗古代史》《马来西亚诸国古代史》《印度尼西亚古代史》等讲义；撰著《永昌郡徼外诸国》《南诏邻近的诸国名及城镇》《〈宋史·蒲甘传〉补》《暹罗古国考》《云南与印度缅甸的古代交通》等论文，考证、诠释、阐述了东南亚诸国的族类，云南与东南亚的交往。这些论著是研究云南与东南亚诸国关系的开拓与奠基之作。
边疆的居民大多为少数民族，因此研究民族历史与文化就成为边政学的核心课题。顾颉刚认为民族与疆域问题和中国古代史研究是“同心连体”，不可分割。他把民族史研究与教学视为救国的大事。1934年，顾先生在《禹贡》半月刊《发刊词》中强调：“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他在给胡适、傅斯年等人的信中也说：“禹贡学会，要集合许多同志研究中国民族演进史和地理沿革史，为民族主义打好一个基础，为中国通史立起一个骨干。”他在昆明《益世报》主编《边疆》周刊，在发刊词中明确指出，办这个刊物的目的，是要使一般人对自己的边疆得到些知识，要使学者们时刻不忘我们的民族史和疆域史，并共同抵御野心国的侵略。吴文藻在《边政学发凡》中明确指出：边政学就是“研究关于边疆民族政治思想、事实、制度及行政”的学科。他在云南大学建立社会学系与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重点研究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聚集了费孝通、田汝康、谷苞、史国衡、王康、林耀华、李有义、许烺光、瞿同祖、胡庆钧等青年社会学人类学工作者，到边疆民族地区作实地调查，写出了一批科学的民族学论著。方国瑜在西南民族史研究中做出开创性与奠基性的卓越贡献。江应睴主持云南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就是对“边民”（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研究，把“边民”的文化教育、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列为边疆稳定、边防建设、边民团结的根本举措。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边政学为应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兴起并成为一时之显学。从事边政学的人才辈出，有关边政学的论著迭现，蔚为大观。由于能力和时间所限，不可能对当时参与边政学建设与发展的所有学者及其论著做全面、系统的的综述，仅从众多的学者中选取顾颉刚、吴文藻、方国瑜、江应睴四位大师略加陈述，以窥见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边政学兴起、发展、功用、成效的一斑，对当今方兴未艾的“边疆学”贡献愚者一得，切盼智者不吝赐教为幸。
（2007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的兴起”学术研讨会发表，收入《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的兴起》论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注释】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载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64页。
[2]顾廷龙辑：《边疆丛书》甲集，禹贡学会出版发行。
[3]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实地研究中心1983年版。
[4]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边政公论》第一卷五六期合刊。
[5]同上。
[6]同上。
[7]同上。
[8]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边政公论》第一卷五六期合刊。
[9]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主席团：《关于加强国内各民族及宗教间之融洽团结以达成抗战胜利建国成功目的之施政纲要》，《边政公论》第一卷1941年第一期。
[10]方国瑜：《滇史论丛·自序》，《滇史论丛》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11]马大正：《20世纪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12]1942年4月日寇侵入腾龙边区，怒江以西大片领土沦陷。
[13]江应睴：《大小凉山开发方案》弁言，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编印，1944年。
[14]江应睴：《腾龙边区开发方案》，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编印，1944年。
[15]同上。
[16]同上。
[17]江应睴：《腾龙边区开发方案》，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编印，1944年。
[18]同上。
[19]杨履中：《云南全省边民分布册》，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编印，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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