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史史料学刍议

一　建立中国民族史史料学的必要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从远古起，我们各民族的祖先就生息、繁衍在中国的大地上，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相互帮助、相互交融，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和光辉的中国历史。中国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结合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的56个民族组成的。汉族人口最多，约占人口总数的93%，其余55个民族约占总人口的7%，因这55个民族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较小，一般称之为少数民族。

研究中国历史，不仅要研究汉族的历史，而且要研究少数民族的历史，包括今天的55个少数民族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现在已经消失的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这对于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中国历史发展是众多的民族积极参与、相互推动、共同创造的结果。中国历史的发展既是多民族的，又是相互交融、有机联系的整体。没有少数民族的历史，中国历史是不完整的。为写出完备的中国历史，必须加强民族史研究。

作为科学的中国民族史研究，至今只有100多年的历史。20世纪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涌现出一批“中国民族史”的重要著作。如林惠祥、吕思勉、吕振羽、江应睴、王锺翰等编著的《中国民族史》。

研究历史必须首先要从客观事实出发，详细地占有资料。这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马克思说：“在形式上，叙述的方法必须与研究的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1]现在我们看到许多种“中国民族史”著作，但是还没有看到一部关于“中国民族史史料学”的论著。这就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史料在民族史研究中并不重要。其实，每一部“中国民族史”的著作，第一步的工作都是从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开始的。离开了史料，民族史的研究、民族历史发展的过程的叙述，就成为无源之水、就不可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民族史所要研究的是民族来源、形成、演变、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中国民族史，就是研究中国各民族的源流、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特别要研究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进程、特点和规律。历史是人类在特定时空中的活动过程，这个过程不可能重复，但这个过程会留下各种痕迹、传说、实物和文字记录等。这些就是我们借以了解历史、认识历史、研究历史的资料。这些资料就是“史料”。为了正确地研究历史，首先要搜集史料、鉴别史料、认识史料、运用史料。在研究史料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史料学”。在历史研究中，学者们无不重视史料学。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等论著出版，为中国史的研究提供了基本而重要的方法论。方国瑜教授的《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系统、全面、深入地介绍了云南史的主要史料。尽管这部书仅只是介绍云南地方史料的专著，但同时也为中国民族史史料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可是，关于中国民族史的史料学论著尚不多见，这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中国民族史学的深入发展。中国民族史史料学，是中国民族史学科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建设中国民族史史料学是民族史学科深入发展的当务之急。

史料学与历史学是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学科。中国民族史是研究中华民族和中国各民族的来源、演变、融合、发展并探究其因果关系与客观规律的学科。史料就是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残留或保存下来的各种痕迹：口头、实物、文字、音像等资料。史料并不等于历史，也不等于历史学。史料在一般情况下是无意识保留下来的，除了专门的学者外，很少有人会为了记录历史而保存史料。史料与人类社会的历史活动相比所记录的只是人类全部历史活动的一小部分。人类社会已有几十万年，文字的形成只有几千年，而没有文字的时代虽然含混，但并非没有历史。有的史料是人类无意识保留下来的，大部分史料则是人们加工后的资料。自从人类进入等级社会以后，尤其是历史记录作为掌握权势集团和个人的工具之后，历史资料的记录就不可能不打上权势者印记。有权势的统治者，他们不仅具有政治、经济的权力，也具有编造历史资料的权力。他们可以编造美化自己的资料，也可以把不利于自己的资料销毁。由于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的因素，历史上大量史料毁灭、流失，有效保存下来的史料非常有限。

人类社会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演进过程，是脱离史料而独立发展的。历史是丰富多彩的，史料难于将纷繁斑斓、多姿多彩的人类社会活动详细地记录下来。因此，所谓“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的观念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同时，历史学的首要功能是记录和叙述人类社会活动的历程，叙述历史不能凭空编造，必须以史料为依据。在一定意义上，历史学就是通过整理和研究历史史料，描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因果关系和客观规律的学科。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也没有历史学。没有史料我们就无法描述人类社会的任何历史。史料的有无、史料的多少、史料的真伪，对于历史研究具有决定意义。尽管史料不等于史学，但史料是史学的前提与基础则是无可置疑的。人们不断发现新的历史史料的过程，就是不断走向历史的真实的过程；换言之，历史学的发展过程，也就是新的历史史料的发现、整理、鉴定和说明的过程。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都非常重视史料问题，历史学就是根据历史资料来考究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和规律，所以历史学家必须用最勤劳的功夫去搜求史料，用最精细的方法去研究史料，用最谨严的态度去批评审查史料。

中国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没有少数民族的历史，中国历史是不完整的；而缺乏民族史史料学的中国史史料学，同样是不完整的。为写出完整的中国历史，必须加强民族史研究；为写出完备的中国史史料学，必须加强民族史史料学的研究。史料不仅是研究历史的依据，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史料，不仅中国历史成为无源之水，中国文化也无法传承、发展和繁荣。如果我们不注重中国民族史史料学的建设，必将严重影响到对中国历史的整体结构，也必将严重影响中国文化发展的民族特色和整体性体现。将民族史史料学置于中国史史料学发展的整体中加以系统研究，不仅对中国史史学科的建设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于科学的民族史研究，对于民族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不断提高，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发展，有赖于民族史史料学的发展。民族史史料学的建设，对于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发展实在是刻不容缓！

二　民族史史料学的研究对象

史料学是对史料做全面调查，研究史料的源流、真伪、价值和利用方法，为史学研究提供客观依据的一门学科。史料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史料学是研究史料的方法论。史料浩如烟海，学者生命有限，以有限的生命，面对不断增长的无限史料，实在是难于解决的矛盾。史料学就是帮助学者解决研究的需要与无限史料之间的矛盾的一门科学。

史料学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发掘、校勘、鉴别、考订、编纂历史资料。史料学对研究史料的基本要求有四：一是搜集史料务必求全。要做到“竭泽而渔”“一网打尽”。二是审查史料务必求真。把错误的记录与正确的记录区分开来，确定史料的绝对年代与相对年代。三是认识史料务必求透。要对史料有透彻、正确地了解。四是对史料的利用务必求活。不能生搬硬套。史料学着重研究史料的搜集、鉴别、考订、利用的规律与方法。这是史料学的基本原理和通则，可称之为“史料学通论”。为了研究一定时期、一定领域的历史而研究有关史料的来源、真伪、价值与利用的史料学，可称之为“专题史料学”。民族史史料学就是“专题史料学”。它是为研究民族历史而搜集史料、鉴别史料、利用史料的学科。民族史史料学，必须遵循“史料学通论”的基本原理和通用方法。同时，因为研究对象不同，又有其自身特点。

中华民族的历史包括中国历史上与中华民族有关的所有民族的历史，既包括现今56个民族的历史，也包括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现今已经消失的民族的历史。因此，民族史史料学应该分为“民族史史料学通论”与“族别史史料学”。“民族史史料学”是研究中华民族源流、演变、发展的历史资料。“族别史史料学”则是古今某一具体民族史料方法论。如“匈奴史史料学”“突厥史史料学”“藏族史史料学”“彝族史史料学”等。

中国民族史史料学的主要内容是，以研究中国各民族历代史料为对象，序列文献、综述目录、考镜源流、辨章学术。

中国民族史史料学应该担负两个任务，一是阐述中国民族史史料的方法论，一是为学习和研究中国民族史提供的读书门径和治学方法。前一个任务由“史料学通论”解决，后一个任务由“具体的史料学”加以解决。这样，与其说史料学著作分为“史料学通论”和“具体的史料学”并行的两类，不如说，一部完整的史料学应该包括史料学通论和史料举要两部分更恰当。

中国民族史史料学的体系，根据学者的需要，从史料学的规律出发，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系统论述“史料学通论”，第二部分是介绍民族史的主要史料，第三部分是族别史史料举要。

值得注意的是，“史料学通论”不能把文献学中的目录学、辨伪学、考据学、校勘学、版本学、训诂学等照搬到中国民族史史料学中来，一方面要把文献学的基本原理做简明扼要的论述，一方面要结合民族史研究的实际。中国民族史史料学是为研究中国民族史研究提供客观、准确的资料的学科，所以是为研究民族史研究史料学通论，而不是为了史料而研究史料。

三　少数民族史史料的范围

民族史史料与中国历史史料一样主要是文献资料，所以要依靠文献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来搜集、整理、鉴别民族史史料。民族史史料大量保存在我国的“正史”之中。“正史”中，大多数都有少数民族的专门记录。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了匈奴、南越、东越、朝鲜、大宛、西南夷等地区的诸民族的列传，把分布在我国东南西北、西南、西北各地区的各民族都概括在内，把他们从远古之汉武帝时期的历史做了系统的记录。司马迁的撰述方法，是以地域为坐标，每一区域选取一两个大的并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族类为主干系统叙述，同时把与此相关的族类的史事穿插其间，交错叙述。司马迁除专门为四裔的各族类列传记录外，还把与这些族类相关的人物列传编排在一起。他把《李将军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列在《匈奴列传》之前。在《平津侯主父列传》之后是《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之后是《司马相如传》。这就有助于对该族类的全面认识。

后来各朝的史书，除了《陈书》和《北齐书》之外，都继承了《史记》的传统，都有专门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资料的专门记录。但是后来的史家以华夷之别为编纂原则，认为不能把朝臣的传记与少数民族史事并列在一起，所以大都把少数民族传记置于列传之末。从唐代开始，对少数民族的记录有了新发展，新旧《唐书》增加了南诏、吐蕃、回鹘等传记。《新五代史》中，将契丹、吐蕃、回鹘等传，列为“外国”，开了中国史书的新体例，也就是开宋、辽、金、元、明著书“外国传”的先例。《宋史》“外国传”中有夏、大理、占城、龟兹、于阗、党项、吐蕃、渤海等。还有高丽、交趾、天竺、大食、蒲甘、琉球、日本以及南海诸国，将分布在四川、湖北、湖南、贵州、云南等地区的少数民族收入《蛮夷传》，详细记录华西、华南和华西南的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新元史》仿照《宋史》体例，西南部分仍将云南、湖广、四川、贵州、广西等地少数民族收入蛮夷传。《明史》以“土司传”的名目记录西南少数民族的社会与文化生活。新疆、青海、西藏以及葱岭以东诸部统称为“西域”。《清史稿》增加“甘肃土司”，以“藩部”的名目记录松花江黑龙江以西，至青海、西藏等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情况。

“正史”中的民族传记，是民族史的基本史料，但是研究少数民族历史仅仅依靠“正史”中民族传记的资料是不够的。每一个民族在历史上都是在一定的空间活动，有聚居、迁徙的地域。因此记录民族社会与文化生活的历史的资料也保存在《地理志》之中。因此，正史中的《地理志》也有许多民族史的重要史料。在“正史”中的帝王本纪、人物传记中也有少数民族的史料。尽管零星片断，但绝不容忽视。

编年体的史书是研究中国民族史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春秋》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春秋左氏传》合称“春秋三传”，都是研究春秋时期族类及族类间关系的重要史书。

北宋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取材除正史外，尚有野史、谱录、文集等，贯穿1362年的史事，为研究中国民族史提供了系统而丰富的历史资料。清代学者毕沅于乾隆末年编成，于嘉庆六年（1801年）刊行的《续资治通鉴》，是研究宋辽金元族类和族类间关系的重要历史著作。南宋学者李焘仿照司马光《资治通鉴》编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是北宋的编年体史书，是研究北宋族类与族类间关系历史的重要参考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作者李心传继承了《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长编》的优良传统，以官修的日历、实录、会要为基础，广泛搜集各种记载，在精心考订的基础上编写而成，是研究1127年到1163年间中国历史的重要资料。南宋学者徐梦莘编撰的《三朝北盟会编》是宋代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与北方金朝交涉、和好、争战的资料汇编，是研究北宋与女真金朝关系的重要史料。

明代历朝官修的编年体史书《明实录》，从明太祖朱元璋到熹宗朱由校13朝，都纂修有《实录》，保存明代各族类历史许多广泛、丰富而珍贵的资料。

明末清初的学者谈迁撰著的《国榷》是一部编年体的明朝史。本书的特点是对“实录”中一些避而不谈的重要史实，敢于秉笔直书：对满洲先世建州女真的历史记录，可补其他史书记载的不足；编补了崇祯17年的史事。本书对研究建州女真的历史，万历以后70多年的历史、南明王朝与入主中原的满族的历史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清代的《实录》共12部，其中有大量边疆民族的资料，西南地区土司酋长归化投诚，改土归流的资料比较丰富，是研究清代族类与族类间关系不可不读的重要史料。

研究中国民族历史必须运用地方志。地方志是中国记述地方地理、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物产、风俗、民情、人物等情况的综合著作。有全国性的“统志”和州郡志两类。

统志又称总志，是记载全国山川风物、民情风俗、物产贡赋等综合性资料著作。全国性的方志创始于隋代。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全国性地方志。此书以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的郡县为根据，以10道47节镇分篇，分镇记载府州县的户口、区域沿革、山川、古迹、贡赋、物产、城邑等。此书在地理学和方志学上有很大影响，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中有许多民族史的重要资料。宋人所编撰的《太平寰宇记》和《元丰九域志》也很重要。

元、明、清三代朝廷都十分重视统志的修撰，今存的《元一统志》（残本和辑本）、《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都以宏大广博见称。其中保存许多十分重要、珍贵的民族历史资料。

今存最早的地方志书是《华阳国志》。东晋学者常璩编撰。“华阳”是今四川、云南、贵州西部、陕西南部地区的统称。全书包括巴、汉中、蜀、南中等十二志。记录从远古到东晋永和三年（347年）期间巴、蜀、南中、汉中的历史。是今存研究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最早最重要的著作。唐朝人樊绰编撰的《云南志》（又称《蛮书》）10卷，是今存最早的云南地方志书。本书系统全面地记录了唐代云南的山川、交通、城镇、社会、物产、经济、文化、风俗等情况，是研究云南民族历史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自宋代起，记录风土人情的地方志日益增加。《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宋代和元代的方志有27种，存目的有几十种。明代几乎每个省、府、州、县都编修志书。一般的方志多记沿革、山川、人物、风俗、物产等。清代编纂方志更盛。中国现存八千多种方志中，有一半是清代编修的方志。这些方志无疑是研究中国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资料宝库。

在中国历史上先后创制或使用过三十多种少数民族古文字，形成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民族古籍文献。中国很多少数民族使用文字具有长远的历史。佉卢字母在公元前已经传入我国，粟特文有公元2世纪至3世纪的铭文，焉耆—龟兹文有公元5世纪的文献，彝文、藏文、突厥文、回鹘文、于阗文、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东巴文、傣文、八思巴文等都有几百年到上千年的历史，比较晚近的满文也已有近四百年的历史。19世纪随着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他们为传教的需要为少数民族创制了罗马拼音的文字。少数民族在不同的时代、不同地区使用多种文字，甚至在同一地区使用不同文字。少数民族的文字记录保存了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在历史上，以民族文字记录的文献实在难于数计。保存至今的各种民族文字的文献资料可谓“汗牛充栋”。敦煌所出的古藏文资料有五千卷之多。存世的西夏文写本和印本有数千卷。已收集到的彝文、东巴文典籍有一万多册。傣文、察合台文、蒙古文的文献资料也是数量惊人。满文的档案更是以数量巨大闻名于世。这些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对研究文字学、语言学、历史学、政治学、宗教学、哲学、文学、天文学、历法学、医药学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是我们研究少数民族历史必须依靠的重要资料。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是少数民族史料学的重要内容，必须充分重视，深入研究，慎重使用。

考古资料在民族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历史文献记录的局限，许多民族，包括汉族的历史要依靠考古资料补充、印证。特别是在文字出现以前的民族历史，没有文字的民族的历史，考古资料就显得更加重要。华夏民族远古的历史依靠考古资料得以复原和印证，考古新资料的发现，填补了华夏民族远古历史的空缺，使我们对华夏民族的源流有了新的认识。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的考古学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大量新的考古资料的发现，使我们对中国民族史有了许多新的认识、新的发明、新的思路和新的观念。由于许多民族的历史缺乏文字记录，所以考古资料就显得更加重要。

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渐兴起的民族考古学（ethnoarchaeology），是运用民族学材料来研究考古学问题。^[2]运用民族考古学的资料，对于研究民族历史，特别是缺乏文献资料的民族的历史，有广阔的运用前景。但是这方面的工作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相信在民族史研究中，在运用民族考古学资料方面一定会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取得新的成就。

人类学资料，特别是人类学家通过长期深入的田野研究写出高质量的“民族志”，是民族史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民族历史的学者都重视人类学研究，特别是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与民族史研究的结合。先师江应睴教授1983年在《思想战线》发表《论人类学与民族史研究的结合》^[3]。他一再强调：“人类学和民族史是天然生就的一对互相关联的学科，人类学可以在我国历史上文献中找到珍贵的资料，而民族史载依赖文献不能满足需要的时候，人类学正可以补此空白”，二者紧密结合起来，相互补充、共同探索，可以使两个学科都得到发展。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强调田野研究。有的学者认为“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是运用实地考察方法，对各民族的文化和社会进行比较和综合研究的一种学问”^[4]。国内外许多出色的人类学家，在中国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地区做了大量的田野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民族志资料。20世纪一些学者在少数民族地区做艰苦的田野研究，取得引人瞩目的成果，如颜复礼、商承祚在广西凌云对瑶族的调查（1928年），林惠祥对台湾高山族的调查（1929年），德国学者史图博和中国学者李化民在浙南和闽北对畲族的调查（1929年），史图博对海南岛黎族、苗族的调查（1931年），凌纯声对东北赫哲族的调查（1930年）、对湘西苗族（1932年）和浙江畲族（1933年）的调查，罗香林在广东北江等地对客家文化的调查（1932年），凌纯声、芮逸夫等在湘西南对苗族、瑶族的调查（1933年），陶云逵对云南彝族的调查（1934年），刘咸对海南黎族的调查（1934年），凌纯声、陶云逵等对云南边疆的民族调查（1934年），费孝通、王同惠对广西象县对瑶族的调查（1935年），方国瑜周历滇西边区对傣族、拉祜族、佤族的调查（1935年），徐益棠在广西大藤山瑶族聚居的山区的调查（1936年），费孝通在吴江县开弦弓村的调查（1936年），林耀华对福建莆田和义序的宗族社会的调查（1934年、1937年），杨成志、江应睴对广东曲江等地瑶族聚居的山区的调查（1936年），江应睴、田汝康在云南德宏地区对傣族的调查（1937年），吴泽霖、陈国钧等在贵州对苗族的调查（1939年），费孝通和他的助手在云南禄丰大北厂村的调查（1939年），凌纯声、芮逸夫、马长寿等在川康地区对彝族、藏族、羌族等的调查（1941年），许烺光在大理的调查（1941年），杨成志、林耀华、徐益棠等对大小凉山彝族的调查（1943年），李安宅在川康地区的调查（1944年），陶云逵在怒江地区对独龙族、傈僳族的调查等。他们的调查大都写成论著刊布，他们成为民族学田野研究的典范，他们的著作是中国民族志的经典，是研究这些民族历史必须依靠的重要史料。

从1950年开始的民族识别，从1950年至1956年为少数民族社会改革做准备的民族调查，从1956年开始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规模的社会历史调查，数以百千计的调查者，深入中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历时八年，积累了数千万字的调查资料。根据这几次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编辑出版了各民族自治地方概况、全国各少数民族简史、全国各少数民族简志“三套丛书”。1979年开始，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支持将五六十年代民族调查的成果，整理、修订、编辑、出版《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点查资料丛刊》等“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尽管“三套丛书”和“五种丛书”不同程度上存在一些时代的局限和一些明显的不足，但这些资料无疑是我们研究中国民族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历史的重要史料。

传说的资料在民族研究中也应该加以特别的关注。对民族史来说，民族的起源是首先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但是，民族的起源在前，历史文献的记录在后，不少少数民族没有文字。在有文字记录以前的历史，或没有文字的民族的历史，主要是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保存民族的记忆。口头的传说是早期的民族集体记忆的历史资料。当然，不少传说与真实的历史有或多或少的差距。有的传说看来是夸张、虚幻和荒诞的。但是，神话与传说照样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我们不应该因其夸张而完全排斥，相反，应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透过神话与传说，来分析研究各民族史前的历史或没有文字记录的民族的历史。当然，在运用这些资料时，应该特别谨慎。应该通过认真、细致、深入的考究。不能把传说与神话当作“信史”。

民族史的史料还应该包括游记、笔记、日记、诗文等。这些，在史料学中应该以一定的篇幅给以论述。

四　少数民族史史料学的现状

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史料学一直得到学者们的重视。20世纪在民族史研究的过程中，许多学者首先致力于民族史料的研究。尽管尚无中国民族史史料学的专著出版，但族别史的史料汇编并不少。举其荦荦大者，做一简要介绍：

关于突厥的史料汇编有：《西突厥史料》，法国学者沙畹著，1930年出版。冯承钧翻译，中华书局1958年12月出版。原书是汇编了西突厥的基本史料，但有不少讹误、遗漏，冯承钧在翻译时对原书的讹误做了考证，对遗漏做了补充。《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岑仲勉著，中华书局1958年4月出版。本书主要是补正冯承钧翻译沙畹的著作《西突厥史料》一书中的欠缺。将原书中遗漏的有关西突厥的史料按年代补录，凡有疑义则加以考订。本书还收录专题论文17篇。《突厥集史》，岑仲勉撰，中华书局1958年10月出版。本书上下两册。上册为突厥集史编年，共八卷。下册为突厥本传校注，突厥部属传校注，突厥文碑志校注和附录六卷。

关于匈奴的史料有林干编辑的《匈奴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本书分上下两编，收录正史、别史、文集、汉简及金石中有关匈奴的资料。上编收录汉文典籍中有关匈奴的史料，下篇收录匈奴“别支”：屠各、铁弗、卢水胡、稽胡和山胡等的史料。作者将匈奴的史料分为三部分：一是匈奴及匈奴人物传记，二是“散见资料系年录”，三是杂录。作者以注释的方式对史料的真伪、时间、方位、讹误等多做了深入考订。是研究匈奴史史料学的一部好书。

关于藏族的史料汇编主要有：《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9月出版，选编从唐代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资料，按年代分为唐代至13世纪以前，元明清，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藏族人民和全中国人民的胜利四编，较为系统地汇集了西藏历史的主要史料。《西藏历史资料汇编》，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1959年8月编辑、出版。汇编了1899年到1949年50年间西藏的历史资料。全书共10册，分为清朝末年（1－2册）、北洋政府时期（3－4册）、国民政府时期（5－10册）三个时期的西藏历史资料。《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西藏社会科学院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全书选编了自古代至1951年西藏地方历史的资料。《藏族史料集》，陈燮章编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出版。本书从我国正史中辑录出关于藏族的历史资料共四册。第一册为隋唐五代时期的藏族史料，第二册为宋辽金时期的藏族史料，第三册为元明时期的藏族史料，第四册为清时期的藏族史料。《藏族编年史料集》，陈乃文、陈燮章辑录，民族出版社1989年11月出版，全书共三集。第一集为唐五代时期史料，第二集为宋代史料，第三集为元明时期。《藏文史料译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室、西藏区档案馆1985年7月编印，本书翻译了从13世纪到18世纪的8篇藏文史料。《迪庆三百年大事资料简编》，迪庆藏族自治州概况编写办公室1985年5月编印，汇集了从清顺治元年起到1957年迪庆藏族自治州成立时止313年的历史资料。《通鉴吐蕃史料》，苏晋仁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本书将《资治通鉴》中有关吐蕃的史料记录出来汇集成册。《〈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证》，苏晋仁、萧鏳子校证。本书将《册府元龟》中的吐蕃史料近九百条记录出来汇集成册，分为“总论”与“编年”两部分，对史料做了“校勘”“考证”“补遗”。《清代藏事辑要》，张其勤原稿，吴丰培增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出版。这是一部用编年体叙述清代对于西藏地区的史料，起自清初，迄于同治末叶，记录二百余年间的重要史事。《清代藏事辑要续编》，吴丰培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出版。本书从光绪朝《东华录》中辑录有关藏事的史料。《宋代吐蕃史料集》，汤开建、刘建丽校辑，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7月出版。本书将《续资治通鉴长编》和《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二书中的有关吐蕃的史料辑录出来汇编成册，是宋代吐蕃编年史料。《敦煌吐蕃文献选》，王尧、陈践译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出版。本书是敦煌遗书中的藏文文献的译文集。内容有律例、社会经济文书、古代藏文译文、藏文记载的其他族群的情况、古代藏医药文书等史料。《吐蕃简牍综录》，王尧、陈践编著，文物出版社1985年3月出版（又有旅游教育出版社1986年3月版）。本书辑录了在新疆出土的绝大部分吐蕃简牍464支，内容有经济、军事、氏族、文书、宗教等，是研究吐蕃军队在西域活动的重要史料。《〈明实录〉藏族史料汇编》，顾组成等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出版。本书从《明实录》中记录有关藏族史料3500多条，约40万字，并附录《明史》中有关藏族的历史资料。《〈清实录〉藏族史料汇编》，西藏民族学院历史系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本书将《清实录》中有关西藏的历史资料摘录汇编为10册。所收史料起于崇德二年（1637年），迄于宣统三年（1911年），270年间有关藏族史料约200万字。

彝族的历史资料主要有：《四川彝族历史调查资料档案资料选编》，四川省编写组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7年4月印行。本书辑录了20世纪50年代四川省彝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和部分档案资料，分为“彝族土司”“彝族家支”“反帝反封建历史”“清代宁县彝族档案”等四个部分。《凉山地区古代民族资料汇编》，“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编写组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78年9月出版。本书收集了凉山地区15个民族的汉文资料，起于战国时期，迄于南宋时期。《彝族史料集》，魏治臻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本书汇集上自公元前285年，下迄1949年有关彝族史料1524条。《元代罗罗斯史料集考》，杜玉亭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79年11月出版。本书汇集了元代凉山彝族的历史资料。本书分史料编年、史事汇编、问题考释三部分。《〈清实录〉彝族史料辑要》，徐铭编，四川省民族研究所1985年5月印行。本书将《清实录》中有关彝族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史料摘抄汇集在一起，按照《清实录》原来体例编纂。《〈清实录〉彝族史料辑要》，魏治臻辑，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1月出版。

新疆地区的民族史资料汇编主要有：《新疆地方历史资料选编》，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所收资料起于新石器时代，迄于1919年，依时间顺序编排，是编年体史料汇编。《维吾尔族史料简编》，冯家升等编著，民族出版社1981年11月出版。本书分上下两册，上册起于公元前72年迄于公元1545年。下册起于1600年，迄于1910年。《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陈高华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出版。本书分为“传记”“编年”“其他资料”三部分。

蒙古族的史料汇编主要有：《清末蒙古史地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本书选编了《定边纪略》《乌里雅苏台志略》《库伦志》《三多库伦奏稿》《奉使喀尔喀纪程》《游蒙日记》等资料。《包头蒙古族史料》，包头市民族宗教志办公室1987年8月编印。收录包头市1950年以前的历史资料28篇。包括旗政、军务、财贸、土地、文化、教育、寺庙、宗教、人物等资料。

有关少数民族的历史资料的著作还有：《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方国瑜编撰，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出版。本书分“傣那”（今德宏地区）、“傣泐”（今西双版纳）两个地区，将史料编年纪事，对地理、地名做了详细的考释。书末附录傣族地区的有关资料，主要是李京、马可·波罗、钱古训、李思聪等人关于傣族地区的记录。《壮族历代史料荟萃》，覃兆福、陈慕贞编，广西民族出版社1986年5月出版。本书主要从二十四史、类书、地方志书等古籍中摘录、汇编有关壮族的历史资料，分为族源、地理、政治、人物、经济、社会六部分。《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潘一志编著，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民族文史研究组1981年5月印行。本书汇集了正史、方志、档案、碑碣、民间传说等有关水族的历史资料。《鄂西少数民族史料辑录》，胡挠主编，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1986年6月印行。本书从我国历代正史、方志、家谱、碑碣中辑录鄂西少数民族的史料，上自春秋、下迄1920年。《黎族古代历史资料》，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1964年6月编印。较为全面地收集了黎族古代历史资料。《畲族古代历史资料汇编》，蒋炳钊编。厦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民族研究室1979年印行。汇集了畲族古代历史的基本资料。《龟兹史料》，新疆大学图书馆编，新疆大学出版社1987年5月出版。本书记录了汉文古典文献中有关龟兹的基本史料。《柔然资料辑录》，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料编撰组编，收录起于西晋迄于唐代，正史、碑碣、文集中有关柔然的历史资料。

《明实录》与《清实录》是明清两代官方修撰的编年体史书。明代定制，凡新皇帝即位，就诏修前一代实录，由皇帝任命总裁、副总裁及纂修主要官员。“实录”中史料广泛丰富。凡一朝的诏敕令旨、政务活动、财政赋役、典章制度、官吏任免升迁、历史事件、民族关系等都以编年体的形式，不间断地记录下来。它是研究明清两代历史最重要的基本史料，也是研究明清民族历史、民族关系史的基本史料。所以，不少学者从明清两代“实录”中摘录汇编有关民族史史料。主要有：《〈明实录〉青海民族史料摘抄》，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1981年12月编印。本书从《明实录》中青海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民族、边防等方面的史料，按照年代编纂，同时还收录了张雨编著的《边政考》中有关青海的民族资料。《明实录（有关云南历史资料摘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调查组等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11月出版。本书上下两册。收录了有明一代云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战乱等历史资料。《〈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民族研究所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本书辑录《明实录》中有关贵州的历史资料。分为建置、任免、土司、军事、经济、财政、事件、人物、文化、职官等条目。《〈明实录〉广东少数民族资料摘编》，刘跃荃编，陈铭志校补，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出版。《〈明实录〉瓦剌资料摘编》，《准噶尔史略》编写组编纂，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出版。从《明实录》中摘抄了有关瓦剌的资料。

从《清实录》中摘抄民族史料的，除上举徐铭、魏治臻从《清实录》中照抄彝族史料汇编成册外，还有《〈清实录〉有关云南史料汇编》四册，云南历史研究所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摘抄了有关云南的重要史料，其中民族史料占相当大的比重。《〈清实录〉贵州资料辑要》，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贵州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64年11月出版。《〈清实录〉藏族历史资料汇编》，西藏民族学院历史系编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本书还将当时蒙古和硕特、准噶尔等部的史料收录其中。全书10册，每个分册附有分类索引，全书附有人名地名简要索引，查阅较为方便。

清朝“实录”馆的官员在完成《实录》编纂后，将已故皇帝生前的谕旨分类编辑成《圣训》，其史料价值在《实录》之上。内有不少民族史史料。程贤敏等从中摘抄有关西南民族史料，以《清〈圣训〉西南民族史料》为题，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地方民族史料中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方国瑜先生的《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与由他主编，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的《云南史料丛刊》。

《云南史料目录概说》著录自汉至清记载云南史事之书，搜访殆尽。重要材料，或一书中仅有只言片语也详加考核；而无关史实的记载，如明清时滇人诗文集近千种，书中仅只著录数种，以概其余。此书对于云南史料（包括文物资料）的搜集、整理，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本书对于云南史料的著录、评说，是迄今最为完备的一部，是超迈前人的力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以读书要求为主，结合各家，求其完备，也就是为研究云南历史“提出资料、提出问题、提出意见”。此书的一大特色，即不仅说“书”，而且论“史”；不仅注意对史料的来源、流传认真考核，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而且确定史料的历史价值，结合历史事实进行评述，以求阐明历史真相及其发展规律。

《云南史料丛刊》是在方国瑜先生《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的基础上，把云南史料汇编成册。《云南史料丛刊》13卷1333万字，广征博录，涉猎史籍400余种，除录入二十五史中所有涉及云南地方史、民族史的资料外，还转载了汉代以来各个时期的官员奏章、清季外交史料、历代野史、文人著述、诗歌、旅行记、见闻录、金石文物题跋、考证等。从汉代到清代有关云南的史料搜罗殆尽。《云南史料丛刊》是以科学的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开创了前有“概说”，末有“后记”编撰地方史料的新体例，既注意到了中国历史文献学的一般特点，又突出了云南民族历史文献的特殊性；既收录了史料，又考证了史料的来源，评价了史料的价值，“收集资料，求其完备；校录原文，求其确实”。实现了方国瑜先生制定的“得此一部，众本咸在”的原则，达到了让使用者“信得过，用得上”的目标。

《云南史料丛刊》不仅对云南史史料学的建立树立了里程碑，而且为中国民族史史料学的建立提供了样板。

近年来，在整理利用少数民族文字文献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显著成绩。不少学者利用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在研究民族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医学等方面都取得重要突破。在研究少数民族文字文献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黄润华和史金波合著的《少数民族古籍版本：民族文字古籍》（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本书是第一本系统论述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版本的专著。作者选取少数民族古籍中有代表性的文献加以介绍。分别叙述了佉卢字、焉耆—龟兹文、于阗文、粟特文的古籍，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文古籍，契丹、女真文古籍，八思巴字、蒙古文、托忒蒙古文古籍，满文古籍、西夏文古籍，藏文古籍，纳西文和哥巴文古籍，译文古籍，方块壮字古籍，傣文古籍，白文、水书和苏沙巴文古籍，论述了各种少数民族文字的构成和特点，古籍概况、主要版本，是学习和研究少数民族古籍版本的重要参考书。李杰的《中国少数民族文献探研》（民族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是研究少数民族文献的著作。本书分“史书”“文书”“近世铭刻”“宗教典籍”“文学”五章，分别叙述了藏族、蒙古族、彝族、傣族、维吾尔族、高山族、纳西族、侗族、柯尔克孜族、壮族、畲族、白族的文献。对于我们了解、学习、研究、运用少数民族文献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世纪中国民族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进展迅速，硕果累累，甚至有了史料和史料工作研究的深刻总结，为中国民族史史料学学科的产生和形成创造了前提和条件。随着中国民族史学研究的繁荣，中国民族史史料学也“呼之欲出”了。

五　建设中国民族史史料学学科

中国民族史史料学是中国民族史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前提与基础，它的主要功用是帮助研究者如何寻找史料、收集史料、鉴别史料、整理史料、运用史料。民族史史料学的研究虽然已经有不少可喜的成果问世。但是还不能说，我们已经建立起完整的科学的民族史史料学的学科。现有的涉及中国民族史史料学的著述，还仅限于具体的民族史料或少数民族文献的研究。主要是介绍史料，没有比较深入的理论探讨与方法研究。至今尚无一部完整的“中国民族史史料学”专著。对中国民族史史料学研究的发展进程尚待阐述和总结。中国民族史史料学是要在长期研究民族史史料的基础上加以总结而形成其理论和方法的。开展中国民族史史料学研究所应具有自己学科特点的方法论尚待探索和创新。

由此可见，中国民族史史料学的研究还处于初创阶段，更难说已经形成自己完善的学科体系。但随着中国民族史学研究的开展，日益迫切需要尽快建设中国民族史史料学学科，以促进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为了建设中国民族史史料学这一学科，似应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重视中国民族史史料学的理论研究。中国民族史史料学不仅只是介绍史料，更重要的是探讨寻求史料、收集史料、鉴别史料、整理史料、运用史料的理论与方法。民族史史料学的理论，既包括揭示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唯物史观，又包括揭示民族史具体过程的历史理论；既包括关于民族史学的方法论，又包括关于史料学的方法论，都需要认真加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历史理论、中国民族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并结合中国民族史史料学的具体实践进行研究，才有可能对上述问题做出理论上的科学阐述。同时，也不能脱离史料空谈理论。离开史料的研究与整理的实践，就不可能产生真正史料学的科学理论与方法。

第二，拓宽中国民族史史料研究的范围，加深对中国民族史史料工作的探索，完善中国民族史史料学的学科体系。中国民族史史料学发展的基础在于对中国民族史史料的研究和中国民族史史料工作的规律性的总结。如果不广泛地接触史料，系统地研究史料，深入地总结史料工作的经验，也就谈不上民族史史料学的形成和发展。中国民族史史料学的学科构成大体应包括：论述学科性质和任务，研究对象和目的，内容和结构，与相近学科关系等的理论部分，考察学科形成和发展源流的学术史论述；论述中国民族史史料的搜集、鉴别、考证、校勘、解释、运用诸问题；论述中国民族史的基本史料，阐述中国民族史史料的方法论，为学习和研究中国民族史指示读书门径。只有对上述问题而进行认真研究并有了理论上和方法上的深刻总结时才可能使中国民族史史料学的学科结构渐趋充实和完善。

第三，注意收集整理少数民族文字的史料。我国民族众多，少数民族文字的史料相当丰富。研究少数民族历史离不开少数民族文字记录的资料。我国对少数民族文字及其文献的介绍，已经取得不少成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从史料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还有不少工作要做。要正确对待少数民族文字记录的社会历史资料。不能因为少数民族文字记录的资料与汉文资料有不同，或夹杂神话传说，就轻率地否定。对少数民族文字记录的资料，要组织学者认真收集、整理、翻译、研究。缺少少数民族文字史料，就不能有完整的少数民族史史料学。现在，不少少数民族文字的古籍已经翻译整理出版，对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研究相对薄弱。需要培养年轻的少数民族文字的学者，使少数民族文字的古籍研究薪火相传，不要等到出现“青黄不接”时才着手培养，现在就要抓紧少数民族文字人才的培养，为他们的学习研究与成长创造良好的条件。

第四，注意口述历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人类社会最早的信息应该都是口耳相传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口述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在我国，像《论语》这样的著作，也是由孔子口述再由其弟子们记录整理成书的。司马迁《史记》中的许多篇章，也依据了太史公南北游历专访史老而获得的口述史料。西方也是如此。古希腊、古罗马的《荷马史诗》和希罗多德的作品，都是第一流的口述历史。口述历史的传统十分悠久，但它作为一门历史学的学科分支，是现代才真正建立的。现代口述史学始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参与者不但有史学工作者，也有新闻记者、作家和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学者。口述史学的引进和发展除了全球性的共同原因，还有中国的特殊原因。就研究者方面而言，单凭文献研究20世纪的中国历史，局限性很大。许多重要的事件，没有留下文字记载；许多重要的档案尚未开放。寻找历史事件当事人进行口述采访，便成为拓展史学空间、廓清历史谜团的一条可行之路。我们研究20世纪的民族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必须依靠口述的历史资料。口述的历史资料，可以提供更多的细节，更具有客观性和生动性，较前者更能从感性层面上帮助人们理解历史。口述历史有能补正史之不足的社会功能。正史受各种正规的体裁体例的限制，再加经过史官、史家的修补与剪裁，成书之后往往只有骨架而没有血肉，读起来常使人感到索然无味。而口述历史的内容因是口述者的亲历、亲见、亲闻，大都是直接的第一手资料，往往显得更加具体、细腻和生动。特别是当代的口述史，以当事人叙述其所经历的当代史事，史料就更富有现实性、鲜活性。研究当代的中国史难免有各种局限和不利条件，许多重要的档案文献，长期不能开放，致使研究者很难全面掌握有关史料。在这样的情势下，寻找重要事件、重大活动的当事人，深入采访，详加笔录，整理成书，就有助于廓清一些历史疑团，有可能提供了解历史真相的史料，以拓展史学空间，补正史之不足。在研究20世纪中国历史的过程中，口述史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相比之下，在20世纪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口述历史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这个时代，是天翻地覆的时代，是风雷激荡的时代，是社会飞速发展的时代，是凯歌高奏与欢乐飞旋的时代，但也是充满血与火、痛苦与伤心的时代。这个时代，我们各民族的社会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现在我们应该趁许多当事人还健在的时候，及早动手，尽快记录他们的口述资料，为20世纪留下珍贵的史料。这是民族史史料学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

第五，提倡史料工作和民族史研究人员从事中国民族史史料学的研究，培养具有高素质的史料学研究和教学人才。现在从事民族史研究的学者不少，相比之下专门从事民族史史料学研究的人才不多。我们应该通过有关学校、史学工作岗位，通过学会学术活动培养中国民族史史料学方面的人才。如果我们能普遍提高中国民族史史料学研究水平，并培养出一些专门人才，将会大大推动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

（载《西南古籍研究》2004年卷）

【注释】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7页。

[2]汪宁生：《谈民族考古学》，见《汪宁生论著萃编》（上），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3]江应睴：《江应睴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北京）1992年版，第456－467页。

[4]汪宁生：《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