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形成问题新探

弁　言

白族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国少数民族之一。根据最新统计，白族人口约160万^[1]，其中120万人说白语。85%的白族人住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其余的分布在云南省各个地区，有少部分白族散居在四川西昌、贵州毕节和湖南桑植县等地。

由于白族在中国历史上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云南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所以从19世纪末以来，研究中国民族史、中国边疆史、唐宋历史、东南亚古代史、云南史的学者大都对白族的起源与形成问题作过研究。

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关于南诏国统治者族属问题的争议。1949年7月徐嘉瑞先生出版《大理古代文化史》^[2]，提出建立南诏的蒙氏“非哀牢夷”。1954年向达教授在《历史研究》第2期发表《南诏史略论——南诏史上若干问题的试探》，提出了白族来源与形成的问题。1956年9月，云南学术界对白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方国瑜、杨、马曜、龚自知、周泳先、孙太初、李一夫等先后在《云南日报》上发表了若干篇论文，云南人民出版社于1957年5月将在《云南日报》上发表的有关文章21篇汇集在一起，以《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为名出版。在《云南日报》就白族起源问题展开争论前后，不少学者也发表研究白族历史的论文，探讨白族的族源与形成问题。陈碧笙先生在《厦门大学学报》1956年第5期发表《试论白族源出于南诏》。王叔武先生在《历史研究》1957年第6期发表《关于白族族源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就白族历史问题展开了讨论。中共大理地委、大理县委邀约当地学者和干部座谈讨论白族历史问题，许多白族人士踊跃发表自己的见解，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和有益的意见。这是关于白族起源与形成问题最广泛的一次研讨，为深入研究白族的起源与形成问题奠定了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6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马长寿先生的《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一书，讨论了南诏的部族组成等问题，认为南诏是彝族建立的国家。1962年向达出版的《“蛮书”校注》是20世纪研究南诏历史重要的著作之一。1963年王忠先生撰著的《新唐书南诏传笺证》由中华书局出版，也是研究南诏史、白族史的必读参考书。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曜、尤中、王叔武等学者又对白族起源和形成问题发表了新的论述^[3]。1991年杨仲录等主编《南诏文化论》，汇集了我国学者在20世纪下半叶研究南诏历史文化的代表作37篇，书中还附有蒋原编辑的《南诏文化论著要目索引（1936—1988年）》。这部书无疑是研究白族形成问题的重要参考书。

木芹教授在1990年3月出版《南诏野史会证》、1995年12月出版《〈云南志〉补注》，对白族的来源与形成问题做了深入的论述，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1981年美国学者巴库斯（Charles Backus）出版《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在第三章“南诏国的形成”中讨论了南诏的民族问题^[4]。

日本学者林谦一郎在其向云南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中，也对白族的起源与形成问题提出了新的意见^[5]。

关于白族形成的问题学术界论见歧出，经过长达七八十年的争论，迄今尚无定论^[6]。这固然反映白族形成是一个难度较大的课题，同时我们在研究中也存在有待解决的史料、理论与方法等问题。

本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白族形成问题提出自己的一点心得，期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教正。

洱海人：洱海区域最早的居民

“洱海人”，不见于文献记录。

最早记录中国西南地区族类的文献是《史记·西南夷列传》。当时居住在洱海地区的居民是“昆明”。他们“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7]。昆明是一个以游牧为特点的族类。直到唐代初期，昆明还是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爨蛮西有昆明蛮。一曰昆弥，以西洱河为境，即叶榆河也。距京师九千里。土歊湿，宜粳稻。人辫首、左，与突厥同。随水草畜牧，夏处高山，冬入深谷。尚战死，恶病亡，胜兵数万”^[8]。

大理地区的科学考古工作，始于1938年11月，当时吴金鼎先生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教授之命，与曾昭遹、王介忱到大理调查古迹。特别注重“史前遗址之寻求”^[9]。他们发现的史前遗址所在，“多为山之缓坡，每址包含四五台至十余台不等。每址居民散处各台上，不相连接。大概当时居民，同一血统或同一部落者，散居于同一山坡上，每家各就其住处营其附近之农田。”“在发掘各址中，均发现纺轮、纺坠等物，证明纺织技术在苍洱文化早期即已发达。”他们参考史籍，将这些遗址分为“白氏时期，值汉与魏、晋与南北朝，此时以前，渺茫难稽”；“六诏分立时期或洱河蛮族期，值唐初”；“南诏统一时期，值盛唐至晚唐”；“段氏时期值宋元二代”^[10]。《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的资料表明，在史前时期，洱海地区的居民不是游牧的“昆明”，而是农耕的族类。吴金鼎诸先生认为：“南诏民族是否为史前民族之苗裔，尚属疑问。南诏文化一部分似承袭史前，然史前文化与南诏文化之关系之若何程度，仍为悬案”。吴金鼎诸先生谨慎地推论，南诏文化与史前文化有“承袭”关系。他们没有判断创造史前文化的居民族类。表现了严谨的学者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1972年春，宾川白羊村农民在农田建设时，发现一个新石器遗址。面积约3000平方米，云南省博物馆于1973年11月至1974年1月发掘了290平方米遗址，文化堆积较厚，内涵丰富。发现了房屋遗址、窖穴、墓葬，出土大量石器、骨器、角器、牙器、陶器、谷物、果核、动物骨骼等。白羊村遗址的年代，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C14测定，距今3770±85年。也就是说，这是公元前1820年左右的文化遗址^[11]。云南省博物馆认为：“白羊村遗址是以农业为主，兼营狩猎、采集与饲养家畜的社会经济。从出土大量的磨制生产工具分析，当时的农业已较发达。遗址中发现贮藏禾草类的叶子、谷壳粉末的窖穴23个，表明粮食作物已是当时重要的食物来源。整个遗址的文化堆积较厚，房屋遗迹较小而颇密集，近旁又发现储藏粮食作物与生产工具的窖穴，说明白羊村遗址是一处长期定居的村落遗址”^[12]。考古报告的作者没有提及宾川白羊村遗址居民的族类问题。

1993年5月，永平县向东扩展县城时，发现大量石器和陶片。确定为永平新光遗址。1993年12月14日至1994年3月31日，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州文物管理所、永平县文物管理所联合在永平新光遗址做了发掘。发现了房屋遗迹和灰坑、火塘、沟等遗迹，出土大量石器、陶器。新光遗址出土了石磨盘棒、石刀、石镰等农业生产工具。但数量较少，“不能反映当时农业的确切状况。而石矛、石镞及小型切割工具却很多，或许说明当时狩猎采集生活占据了经济生活的主要地位。”根据C14同位素测定，新光遗址距今约4000～37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13]。这篇考古报告同样避而不论遗址居民的族类问题。

1957年3月底到4月初，云南省博物馆筹备处在剑川海门口遗址做抢救性发掘，出土大量石器、陶器、角器、骨器、铜器、谷物等。云南省博物馆筹备处的遗址清理简报认为，这是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居民主要从事渔猎，遗址没有发现过农具，所发现的谷物为数甚少，而且是没有秆的穗子，分明是采集野生的作为副食^[14]。

《考古通讯》的编者不同意《剑川海门口古文化遗址清理简报》作者的意见，认为，“这遗址显然是属于铜器时代的，至少也应归入铜石并用时代，绝不能算是新石器时代。”“至于生产情况，新石器时代文化便已是以有农业和家畜为特征的，但在特别的地理环境中，也可以用捕鱼为主要生产工作。”“剑川遗址的居民以捕鱼为业，这是可以肯定的；有时也从事于狩猎，这也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作者因为兽骨和禽骨堆积如山，并没有做过鉴定兽骨种类的工作，便断定狩猎也是他们的主要生产，这是有问题的。这些兽骨或禽骨可能有一部分或大部分是属于家畜或家禽的。在没有做好鉴定工作之前，是无法做这样结论的。”“至于农业生产，实已有明证。石刀即是农业生产上割穗之用的；石斧除了砍劈木头以外也可以用作农业上掘地之用。所发现的稻和麦（小麦？）它们是人工培植的品种呢？或是野生的品种呢？这由农学家可以很容易作鉴定。我猜想大概都是人工培养的品种。因为野生的稻和麦（小麦或大麦），在全世界的地理分布上，仅限于极少数的几处小区域内。”“但作者因为它们是没有秆的穗子，便断定‘分明是采集野生的’，这未免太武断了。用石刀收获人工栽培的谷物，也可以仅割取穗子而不必连秆一起割取的”^[15]。

1978年4月云南省博物馆再次对海门口遗址进行发掘。其后由肖明华执笔写成《云南剑川海门口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对出土遗物做了较详细的介绍。对动物遗骸做了鉴定，有梅花鹿、水牛、狗、家猪、野猪等。可见，剑川海门口遗址已有家畜和家禽的饲养。对农作物遗骸的鉴定表明，海门口的农作物主要是稻谷，分为籼稻和粳稻^[16]。肖明华的文章对1958年《剑川海门口古文化遗址清理简报》做了若干补充与修正。肯定剑川“海门口遗址属于青铜时代初期无疑。”“虽进入青铜时代，但仍大量使用石器。”“上承新石器文化，下启青铜文化。从这个遗址，我们可以看到红土高原上新石器文化向青铜文化过渡阶段的情况”^[17]。文章没有论及剑川海门口遗址的社会经济，尽管作者没有正面否定1958年“清理简报”中关于剑川海门口遗址不是定居农业经济的意见，但从作者肯定这是一个青铜时代早期遗址的观点看，显然认为剑川海门口遗址所反映的应该是农业经济文化。

无论是1958年的《剑川海门口古文化遗址清理简报》，还是1995年的《云南剑川海门口青铜时代早期遗址》都没有论及剑川海门口遗址居民的族类。

1980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阚勇研究员等在剑川鳌凤山等发掘古墓。发掘面积540多平方米。共发现土坑墓217座，瓮棺葬34座，火葬墓91座，出土随葬器物共572件。A类墓M50的人骨经C14同位素测定距今2420±84年，年轮校正值2450±90；B类墓中M19的人骨经C14同位素测定距今2295±75年，年轮校正值2305±80年。“鳌凤山土坑墓的时代大致在战国末至西汉初期”^[18]。“从鳌凤山土坑墓的埋葬情况和出土的器物看，彼时已有固定的公共墓地和家畜猪、羊等，还有粗具规模的青铜冶铸业与纺织业，说明当时人们已经过着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定居生活”^[19]。作者已经注意到《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居住在洱海地区的主要民族是“昆明”，他们“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尚处于游牧阶段。但是，没有对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差异做任何说明。

1964年3月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在祥云大波那发掘清理了一座木睳铜棺墓。“从随葬器物上看，家畜和家禽模型所占比例较大，其次则为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生产工具以锄类为最多，一部分有使用过的痕迹，可以证明是实用物；生活用具中有杯、樽等酒器出现，此外还有‘干栏’式的房屋模型。这些情况，表明当时已处于比较定居的农业社会”^[20]。在判断墓葬的时代时，云南省文物工作队认为，“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大体在西汉初期，洱海地区还处于‘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游牧阶段，而此墓中的器物则已显示了定居的农业社会的特征。因此它的时代最早不致超过西汉中期，大约与晋宁石寨山第Ⅲ、Ⅳ类型墓葬同时”^[21]。这是依据历史文献来判断大波那木睳铜棺墓的年代。云南文物工作队认为“此墓的死者可能属于汉代的‘昆明族’，它跟当时居住晋宁一带的‘滇族’，在文化上已有一定的联系”^[22]。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报告（四）》，祥云大波那木睳铜棺墓距今2350±90年^[23]，约当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因此，此墓的死者是否就是汉代的“昆明”，也就值得进一步推敲。

1977年6月，大理州文管所、祥云县文化馆在祥云大波那村联合清理一座木椁墓。其文化内涵，与1964年清理的木椁铜棺墓相近。这座墓同样显示了定居农业社会的特征。李朝真、何超雄在执笔撰写清理报告时，开宗明义就说这是一座“战国时期的木椁墓”，在小结中又说，“此墓出土的铜器，绝大部分与1964年清理的木椁铜棺墓（M1）中的一致。因此，此墓的时代当与之相近”^[24]。可见考古报告的作者，也依据碳素测定把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的时代确定为战国时期，并认为这两座墓葬属于同一类型。

1977年上半年，大理州文物管理所与祥云县文化馆联合在禾甸检村发掘了三座石椁古墓。出土一批铜器和陶器，还发现了铁制的残手镯一件。考古发掘者认为，其时代上限为战国中期，下限可至西汉早期。与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当属同一文化系统”^[25]。

1981年1月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与大理白族自治州文管所联合在弥渡苴力清理10座石墓。“弥渡苴力发现的这批石墓，墓室的构筑方法及埋葬习俗，与祥云检村发现者相同，属同一文化类型；而和已知的洱海区域青铜文化有着极大的区别。同时，和德钦纳古的石棺墓以及姚安、四川西昌地区等地发现的大石墓相比较，也有许多不同之点。从出土的铜器来看，虽然是青铜制作的明器，形式却和祥云大波那古墓葬所出土者极为相似，未见西汉中期以后在云南常见的铁器和钱币等汉式器物，推测弥渡苴力石墓的年代，可能与祥云大波那木睳铜棺墓的年代相当或稍晚，约为战国早中期，或可延续到晚期，即距今2100－2400年”^[26]。

类似的石棺墓在祥云县的大波那、弥渡的苴力、青石湾、新民村、长田、石洞山、大庄村、土锅村、马官庄等地发现数十座，均与检村石棺墓相类似。时代应在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27]。

在洱海地区发现的新石器和青铜器文化，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注意和重视。阚勇先生问道：“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又是哪个定居民族在洱海地区活动？”这是在看到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后大家都会想到并提出来的问题。

阚勇先生的回答是：“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西南夷中，农业经济最发达的正是‘滇’。他们即是古代滇国的主体民族——人。楚雄万家坝所出土器物多属金属农具。祥云大波那所出器物以锄类为主，少许尚有使用痕迹；生活用具有杯、尊等酒器；铜制六畜模型中之猪、鸡只能是农业民族的家畜、家禽。由上推之，洱海地区的人业已跨入定居的农业社会。”“毫无疑问，在滇西青铜文化中，滇西北地区当属芖都夷的墓地；洱海地区则属于人的墓地”^[28]。人不是洱海地区土著的居民，他们原先居住在岷江流域，经历漫长的历史时期，到晋代后才逐渐迁到洱海地区^[29]。（详后）

阚勇先生关于洱海地区青铜文化的创造者是人的观点，与马曜先生把人（滇）视为白族的主要来源大体一致。不过，马曜先生主要从文献资料论证，而阚勇先生则以出土的新石器与青铜器文化的特点做推测。马曜先生在他主编的《白族简史》的第一章《白族的来源》中说，“关于白族的来源，根据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的记载，本来是不成问题的，他们是‘人’，由于融合了一部分楚人，又称‘庄蹻之遗种也’。庄蹻‘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而滇国的主体民族是‘人’，又称‘滇’，故二说在实质上是一致的。”“‘昆明’是汉、唐间西南的大族。”“唐、宋称之为‘乌蛮’，……元、明以后又称之为‘罗罗’，他们是今天彝族先民的主体。而与之并行发展的‘滇’、‘叟’（‘爨’）、‘白蛮’（包括‘西爨白蛮’）、‘民家’是今天白族先民的主体”^[30]。马曜、王叔武先生依据历史文献认为，白族先民的主体是“滇”，他们从文献考究，认为在汉晋时期，滇主要居住在滇池地区，还有一部分“筇”亦称“西”，原住在青衣江上游。汉初开青衣道后，当地的人已大为减少，主要集中于邛都地区。越叟帅高定元被蜀汉击败后，其部散亡。唐初的“松外蛮”和“姚州白蛮”，“当是越叟人与建宁叟人在战乱中迁来的。”“公元8世纪中叶，南诏统一洱海后继而征服了东西爨。在击破西爨后，一次用武力强迫迁徙‘白蛮’20万户于永昌城。”在他们看来所谓永昌“当是泛指滇西地区”^[31]。也就是说，直到公元8世纪中叶，滇才迁到洱海地区。这样，马曜、王叔武先生的考证与论述，就与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不同，与阚勇先生关于春秋、战国、秦汉时期人（滇国主体民族，即滇）在洱海地区创造了新石器、青铜文化的观点相抵牾。无论是马曜、王叔武先生在《白族简史》中的论述，还是阚勇先生关于滇在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创造洱海青铜文化的观点都值得进一步推敲。

汪宁生先生认为，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公元前3世纪庄蹻入滇以前云南地区分布着很多部族，统称“西南夷”，分属两种经济文化类型。一种是“椎髻”民族，过着“耕田有邑聚”的定居生活；另一种是“编发”民族，过着“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游牧生活。“云南青铜文化不论其分布在滇东或滇西，一般应是定居的‘椎髻’民族所遗留。”他特别做了一个“注”说，“《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定居的‘椎髻’民族分布在滇池地区，游牧的‘编发’民族分布在滇池以西地区，只是就其主要部分而言。实际上两者在很多地方都同时并存，交错杂居，即在滇池地区已有昆明人的活动。故说大波那铜棺墓的死者是昆明人，当然是不对的；为了反对这种说法而认为昆明人分布只能更在洱海以西，同样是不能令人信服的”^[32]。汪宁生先生认为定居农业，青铜文化，一般应是“椎髻”民族所遗留，也就是“滇”的遗留。他坚持认为，编发的昆明，只能是游牧文化，只有椎髻的滇才是云南青铜文化的创造者。他的这个看法“同样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昆明人是秦汉时期洱海地区的主要居民，这是不容置疑的^[33]。当然，“昆明”的社会经济以游牧业为主，也是不容置疑的。

张增祺先生指出：“新石器时代，洱海区域有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一种是以梯形石斧和半月形石刀为主的农业文化；另一种是以有肩石斧为主的游牧民族文化。”“澜沧江及其支流河谷的新石器文化是‘昆明蛮’创造的。”“洱海区域的农业文化是当地‘斯榆蛮’创造的。”他的主要根据是：“‘斯榆蛮’是洱海区域的古老民族，洱海亦称‘斯榆泽’。《蛮书》及《新唐书·吐蕃传》上所说的‘西洱蛮’即‘斯榆蛮’；‘西洱河’亦即‘叶榆泽’。‘西洱’、‘楪榆’、‘斯榆’乃一音之转。”“从洱海区域考古学文化的连续性看。根据近年来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新石器晚期至秦汉时期，洱海区域的古文化一直是连续发展的。如洱海区域新石器时代常见的梯形石斧和半月形石刀，至青铜时代虽说消失了，但代之而起的是铜锄（）和铜镰，不仅用途相同，器形也很接近；稻谷是新石器时代的主要农作物，到青铜器时代仍有种植；新石器时代的木结构平房和‘干栏’式建筑，在青铜时代也很盛行；双耳陶罐，到青铜时代演变为器形相似的双耳铜釜等。另外，从文化层的叠压和衔接关系，也可以说明洱海区域古代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文化上的连续性，说明创造这一文化的主人是同一古代民族，亦即洱海区域的古老民族‘斯榆蛮’”^[34]。张增祺先生认为洱海地区的文化有游牧民族文化与农耕民族文化两大类，游牧文化是“昆明蛮”创造的，农耕文化则是“斯榆蛮”创造的。从文献上考察，“昆明”与“叶榆”“斯榆”同为一个族类，其分布区域、文化特质基本相同。方国瑜先生对此做过详细考证^[35]，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方国瑜先生的意见是经得起推敲，是符合历史本来面貌的。张增祺先生认为“斯榆蛮”分布在洱海区域，从事农业生产；“昆明蛮”则分布在澜沧江及其支流河谷，从事游牧生产。与文献对照，实在有些牵强，难以令人信服。不过，张增祺先生提出洱海地区（亦即西洱河）的居民应该是与“昆明蛮”不同的另一族类，的确是富于启发的新思路。

李东红教授认为：“考古发现证明，洱海区域存在着两种类型的青铜文化，即以土坑墓为主的农业文明，与以‘石棺葬’为代表的游牧经济。因此，秦汉时期洱海区域的主要居民‘昆明之属’，应包括游牧的昆明族群与从事农业生产的族群。我们可以把‘昆明之属’中从事农业生产的部族，诸如‘人’、‘靡莫’、‘廉头’、‘姑缯’、‘叶榆’、‘邪龙’、‘姑复’等，判定为洱海区域青铜农业文明的创造者。而将‘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昆明人视为石棺葬文化（游牧文化）的创造者。前者，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定居于洱海区域，后者可能是从北方南迁而来，但已是与当地民族相融合的游牧部族”^[36]。李东红把“昆明之属”分为游牧族群与从事农业生产的族类。但是，我们很难在文献和考古资料中找到“昆明之属”中，有从事农业生产的族类的记录。直到唐代，我们从文献中看到的记录依然是“随水草畜牧”的族类，他们“辫首、左，与突厥同”^[37]。昆明之属，基本上都是以游牧为主业的族类。判定“昆明之属”中的一部分族群为洱海区域青铜文化的创造者，证据尚嫌不足。而且，把“人”等归为“昆明之属”也大可商榷（详后）。

日本学者林谦一郎，在云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与我多次讨论白族的来源。我们意识到，在研究白族来源的问题上，不能照过去的老路子，用今天民族识别的方法^[38]，生搬硬套地追溯古代族类与今天民族的直接关系，而不注意每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步演变的进程。民族不是自古就有的社会现象，而是在长远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稳定文化的人们共同体。我们应该看到，每一个民族在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既不是单一的直线发展，也不是脱离周围其他族类的相互影响而孤立地演进。我们通常把西南古代的族类，划分成“氐羌”“百濮”“百越”三大类，应该说这样的分类是有科学依据的，也是基本合理的，对于我们探讨西南古代族类的渊源、流变及相互关系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在研究族源的实践中，我们看到学者们通常只注意历史文献或考古资料中提供我们的有关居住地、发型、服饰等表面上的区别。这种风俗的区别对于我们研讨族类的源流无疑有重要价值，但是我们在确定族类、区分族类时，这些都不是客观的、准确的、科学的标准。记录文献或档案时，已经是远观山水，大而化之，简而言之，颇为模糊。事实是，“氐羌”“百濮”“百越”三大族类，在古代文献中就没有十分明晰的族类边界，固定的分布地域，他们也不一定有固定的居所，他们的游徙不定更增加了我们对其族类边界把握的难度。依据历史档案文献，先把云南古代的族类确定为农耕文化的族类、游牧文化的族类、半耕半牧的族类，再来确定考古发掘中的文化属于哪个族类。这样的做法实在是胶柱鼓瑟，缘木求鱼，很难得出接近历史真实的结论。

1995年6月，林谦一郎在他提交的博士论文《白族的形成及其对周围民族的影响》中提出：“目前从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两个方面明显反映的，我们只能认定‘古代洱海人’是洱海地区土著的定居农耕民族。”“‘古代洱海人’即古代洱海文化的主体民族，就是白族族源中最重要的一部分”^[39]。

林谦一郎的论文提交同行专家评审时，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专家们的一致肯定。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全体委员没有人对他的这个看法提出异议。作为答辩委员会的委员，马曜教授认为林谦一郎关于“洱海人”的提法是一个重要的发明，也是研究白族形成问题有突破性的创见。

1995年，马曜先生在《论大理文化——兼论云南文化中心的变迁》一文中在谈到《滇文化的源头——海门口青铜文化》时还没有论及海门口文化是什么人创造的^[40]。2001年7月马曜先生出版《大理文化论》，将《论大理文化》列于卷首作为《代绪论》。在《滇文化的源头——海门口青铜文化》一节后面加了这样一段话：“我们把距今4000年的白羊村新石器文化和距今3100年的海门口青铜文化初期的居民，称为‘洱滨人’，他们创造了云南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是最先长于洱海地区的白族先民”^[41]。马曜先生研究白族历史文化多年，主持撰写《白族简史》^[42]，写了大量关于白族史的论著，至此，提出“洱滨人”创造了云南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是最先长于洱海地区的白族先民的观点，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进展。为我们研究白族起源开启了新的认知途径。其后马老在《洱海和滇池地区的原始社会》一文中，也把“洱滨人”定为“居住于洱海和川滇境内的白族先民”^[43]。我们赞同马老关于“洱滨人”是最先长于洱海地区的白族先民的观点。不过，我们认为把创造洱海区域新石器文化与青铜文化的居民称为“洱海人”更适当。“洱海人”是洱海地区最早的居民，就是白族最早的源头。他们很可能就是唐代洱海区域的“西洱河蛮”的先民。

昆明：洱海区域的游牧居民

昆明是到汉代才见之于史籍的一个族类。《史记·西南夷列传》说：“秦时常輊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所谓“诸此国”即同书所说的夜郎、滇、邛都、唐、昆明等地。秦统一天下，设三十六郡。秦王朝在西南夷地通道置吏表明，昆明至迟在秦时已和中原有交通往还和经济政治联系。同书又说，张骞使大夏，见蜀布、筇竹杖，知有“蜀身毒道”，途经昆明。蜀身毒道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开通，说明昆明乃是中印最早的交通线上的要冲。^[44]

汉王朝对西南边疆的开拓与经理进入了新阶段。《汉书·武帝本纪》说，元光五年（前130年）夏“发巴蜀治南夷道”。虽经两年多的努力，南夷道没有修成，但对西南夷却产生了很大影响。《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当时拜司马相如为中郎将，持节往使，“略定西夷、邛、筰、冉、鎓、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这里所举的冉、鎓、筰、邛，就是后来所开的汶山、越、沈黎三郡地。斯榆就是叶榆。“叶榆，叶或作楪”^[45]，二字通用。叶，古音读如斯。^[46]司马相如曾远略至此。《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邛、筰、斯榆。”《太史公自序》作：“邛、筰、昆明。”知“斯榆”即是“昆明之属”。《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唐，侯王国以十数。”所举地名，除越以外，合于南中七郡。著出叶榆，无昆明，是以叶榆代替昆明。司马相如奉使西征时，“汉兴七十有八载”^[47]。若以高祖元年（前206年）算，则司马相如持节略定西夷疑在元光六年（前129年）的前一年，此时昆明已“请为内臣”，与汉的关系日益加深了。

汉初对西南夷的经理，因“耗费无功”引起抱怨而一度停顿。到张骞上书建议汉武帝经理西南夷可通道身毒，有利无害，汉武帝“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鎓、出冉、出徙、出邛、，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48]。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武帝降滇，置益州郡，“后数年，复并昆明地，皆以属之此郡”^[49]。益州郡所属，兼有昆明地，只不过是在设益州郡“后数年”的事。

两汉时昆明部族分布的大致范围，《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按：同师为滇越，即今腾冲县、龙陵县以及德宏州诸地^[50]。叶榆疑为昆明一个较大的部落，后用作地名，汉设叶榆县，即今大理县。“昆明”在六朝前的史籍中仅两见：一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一在同书《大宛列传》。其文说：“发间使，四道并出，……南方闭、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此处前说、昆明，紧接着说“昆明”，从行文看，、昆明当为两部。《史记索隐》引崔浩云：“、昆明，二国名。”裴鈒《史记集解》引徐广说：“永昌有唐县。”《续汉书·郡国志》“唐”条刘昭《注》说：“《史记》曰：古为、昆明。”认为即唐。桓宽《盐铁论·备胡篇》说：“氐、冉鎓、唐、昆明之属。”唐与昆明并举。即唐，疑《史记》之“、昆明”夺“唐”字。唐为今保山县地，是古哀牢区域，可能是哀牢的一个部族名称，后又用作地名。唐（哀牢）、昆明两个部族当活动于西自腾冲，北到大理数千里的广阔地带。

据《汉书·地理志》，益州郡有二十四县，其中叶榆、邪龙、云南、弄栋、比苏、不韦、唐、来唯八县在“西自同师以东，北至叶榆”的洱海和永昌地区。此八县中，不韦为今施甸，唐为今保山，后为永昌郡地，其居民以哀牢为主。叶榆县的居民为昆明夷比较清楚。《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建初元年，哀牢王类牢反叛，“明年春，邪龙昆明夷卤承等应募，率种人与诸郡兵击类牢。”可见，邪龙的主要居民是昆明夷。《旧唐书》卷九十一《张柬之传》说：“麟德元年于昆明之弄栋置姚州都督府。”说明弄栋原也是昆明夷的居地。云南、比苏、来唯史籍虽未明确说是昆明夷居地，但从地望看，其主要居民也应为昆明夷。《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建武十八年，夷渠帅栋蚕与姑复、楪榆、梇栋、连然、滇池、建伶、昆明诸种反叛。”这说明连然、滇池、建伶是滇池地区的滇叟部落，姑复、楪榆、弄栋则是昆明部落。

此外，姑复以西的遂久，两汉时虽属越郡，但与洱海地区的昆明部族联系密切。《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元初五年，卷夷大牛种封离等反畔，杀遂久令。”封离发难在遂久，应是遂久的大牛种蛮夷。《后汉书·安帝纪》作旄牛夷。又《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王莽政乱，……越姑复夷人大牟亦叛。”此大牟疑即大牛，亦即牦牛、旄牛。知遂久与姑复部落为同种属，姑复为昆明夷，故遂久亦应为昆明夷。

姑复西面的蜻蛉县亦属越郡。《汉书·西南夷列传》载：“始元元年，益州廉头、姑缯民反……后三岁，姑缯、叶榆复反。”按：廉头即弄栋，姑缯即青岭。^[51]弄栋、叶榆已确知为昆明夷地，青岭与此两地联合反叛，当由于部落种属相同。

综上所述，可知两汉昆明部族分布在叶榆（今大理）、邪龙（今巍山）、云南（今祥云）、弄栋（今姚安）、蜻蛉（今大姚）、遂久（今永胜）、姑复（今华坪）。因昆明无大君长，故只设县，大部附属于益州郡，遂久、蜻蛉、姑复附属于越郡。东汉永平十年（67年）置益州西部都尉，“治唐，镇尉哀牢、叶榆蛮”^[52]。永平十二年设永昌郡，辖八县，其中比苏、叶榆、邪龙、云南四县的居民为昆明。蜀汉建兴三年（225年），把以昆明为主要居民的叶榆、邪龙、云南、弄栋、蜻蛉、姑复、遂久合为一个单独的行政单位——云南郡。自东汉末，人和汉姓从滇东迁来，在白崖（今弥渡红崖）组织“白子国”形成较大的势力。诸葛亮封白子国首领为大长，联结昆明部族。可知两汉至此时昆明夷分布的区域主要在洱海区域，相当于云南郡的范围。^[53]

关于三国时期的昆明，《唐会要》卷九八“昆弥国”说：“汉武帝得其地，入益州郡部，其后复绝。诸葛亮定南中，亦所不至。”由于中原三国纷争，无暇顾及昆明，故史籍记载较少，只是在《三国志·蜀书》“李恢传”中提到一次，说：“恢为胇降都督，使持节领交州刺史，住平夷县。”“丞相亮南征，先由越，而恢案道向建宁。诸县大相纠合，围恢军于昆明。时恢众少，敌倍，又未得亮声息。绐谓南人曰：‘官军粮尽，欲规退还，吾中间久斥乡里，乃今得旋，不能复北（按：恢，建宁人，故云），欲还与汝等同计谋，故以诚相告。’南人信之，故围守怠缓。于是恢出击，大破之，追逐北，南至槃江，东接，与亮声势相连。”近人卢弼《三国志集解》说：“昆明即滇池。”如前述，滇池在元以前并不称昆明。李恢案道向建宁，在昆明被围，突围后，南至槃江，?江即今南盘江，在滇池以东，故卢说不可据。李恢住平夷县，地在今贵州普安，南下建宁（滇池地区），被围于昆明，突围后南至盘江，东接，与诸葛亮会师滇池。可见，此“昆明”在盘江以北，平夷之南，以西，建宁之东，即后来所谓“昆明”，在今黔西滇东地区。“围恢军于昆明”的“昆明”不是地名，应是族类名称，即围恢军于昆明族类的居地。知滇东黔西亦有昆明族类。

滇东北、黔西的昆明人不可能从洱海地区迁徙而来。李恢被围于昆明，突围后南至盘江，即今南盘江。南盘江在汉代称为温水。《水经》卷三六“温水注”说：“水侧皆是高山，山水之间悉是木耳夷居，语言不同，嗜欲亦异，虽曰山居，土差平和而无瘴毒。”又《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无大侯王。”按：所谓木耳当为耳饰，环铁应是手饰，裹结疑是发饰。其俗与温水流域的木耳夷相近，木耳夷居地正与围恢军于昆明的地望相合。故围恢军之“昆明”当即是木耳夷，是昆叟种类，在三国时称为昆明，唐代则被称为昆明或昆明十四姓。

洱海地区的昆明是“编（辫）发之民”，而地区的昆明则是“曲头、木耳、环铁、裹结”；昆明与洱海的昆明“语言不同，嗜欲亦异。”从中可以看到，同被称为“昆明”的族类，不仅分布地域，而且风俗、服饰、语言、嗜欲等方面都有差异，不能混为一谈。

东汉以后，汉文史籍关于昆明的记载逐渐少见，直到唐代前期，才又在汉文史籍中以“昆弥国”的名称出现。

《通典》卷一八七说：“昆弥国，一曰昆明，西南夷也。在爨之西，洱河为界，即叶榆河，其俗与突厥略同，相传云，与匈奴本是兄弟国也。汉武帝得其地入益州郡，其后复绝，诸葛亮定南中亦所不至。大唐武德四年（621年），州治中吉弘韦使南宁，至其国谕之”^[54]。所谓“昆弥国”就是秦汉以来在洱海的“昆明”，所以《资治通鉴》唐纪武德四年说：“昆弥遣使内附，昆弥即汉之昆明。”唐代以西洱河为境的昆明国的确存在，只是它的范围已没有汉时那样广大了。

樊绰《云南志》卷六“云南城镇”说：“昆明城在东泸之西，去龙口十六日程。”以昆明作为地名，此为最早。《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二州说：昆明县“本汉定笮县也，属越国，去县三百里，出盐铁，夷皆用之，汉将张嶷杀其豪率，遂获盐铁之利，后没蛮夷，周武帝立笮镇，武德二年于镇置昆明县，盖南接昆明之地，因以为名。”此昆明县为今四川盐源县，其所以名为昆明，因为其南与昆明部族相接。可见，唐前期，昆明人的分布南以洱海为境，北与昆明县相接，金沙江从中流过。这一地区正是樊绰《云南志》所记的浪穹、施浪、邆赕“三浪诏”地，因而《通典》所说的“昆明国”，也就是樊《志》所记的“三浪诏”。

“三浪诏”的居民主要是施蛮、顺蛮，也就是汉代的昆明人，亦称叶榆蛮。时代不同，名称不同，但实体相同，不能因为名称不同而否定唐代前期有昆明蛮的存在。

“三浪诏”的中心在今洱源、剑川、鹤庆地区。邆赕诏主咩罗皮曾被封为邆赕州刺史，并与南诏蒙归义同伐河蛮，遂分据大厘城（今大理喜州），其势力一度深入洱海腹地。在南诏夺取大厘城后，又被迫退居野共川，即今鹤庆县地。由于南诏向北扩展势力，主要是两次大的用兵，施蛮、顺蛮被迫往北迁徙。这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三浪诏联合攻打南诏，被南诏击败，南诏大军追奔过邆赕。浪穹诏主铎逻望退保剑川，邆赕诏主咩罗皮退居野共川（今姜邑坝），施浪诏主施望欠退保矣苴和城（今邓川青索乡）。此时吐蕃势力南下，在吐蕃支持下，三浪诏仍立为诏。过了半个多世纪，到贞元十年（794年），南诏异牟寻攻破剑川、野共川，俘浪穹诏主矣罗君，邆赕诏主颠之托，并徙永昌；俘顺蛮首领傍弥潜宗族，置于云南白崖。施浪诏主傍罗颠脱身逃往金沙江以北。施蛮、顺蛮由是迁到铁桥节度的剑羌（今永胜县）一带。《元史·地理志》“北胜府”载：“顺州，在丽江之东，俗名牛赕。昔顺蛮种居剑、共川。”至元十五年（1278年）改牛赕为顺州。又说：北胜府“至元十五年立为施州。”即以施蛮、顺蛮得名。《明一统志》卷八七北胜州说：“唐贞元中南诏异牟寻始开其地，名北方赕，徙蔉河白蛮及罗落、麽些诸蛮以实其地，号成偈赕。”又顺州说：“南诏徙诸浪人居之，与罗落、磨些杂处。”按：所谓蔉河即弥苴河、洱海上源之水，流经浪穹、邆赕之境。又所谓浪人即三浪诏居民、昆明蛮。知北胜州（施州）、顺州的居民即是唐贞元年间从弥河、三浪迁来的施蛮、顺蛮。元初设施州、顺州，以居民族属称其地名。

昆明是洱海区域见诸文字最早的居民，唐代初期，他们建立了施浪、浪穹、邆赕“三浪诏”。贞元十年南诏再次大破三浪诏于剑、共诸川后，将三浪诏的主要统治家族迁到永昌、云南白崖、蒙舍等地，一部分则迁到金沙江以北今永胜地区，大部分仍旧居住在原地。“昆明”主要从事游牧业，他们是白族最主要的来源之一。

哀牢：西来的居民

唐代初期，洱海区域居民有哀牢。樊绰《云南志》卷三说：“蒙舍，一诏也。居蒙舍川，在诸部落之南，故称南诏也。姓蒙。贞元中献书于剑南节度使韦皋，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也”^[55]。南诏首领异牟寻自述其祖先渊源于永昌哀牢，当可确信。故史籍多有蒙舍祖述哀牢的记录。《旧唐书·南诏蛮传》说：“南诏蛮，本乌蛮之别种也，姓蒙氏，蛮谓王为诏，自言哀牢之后。”《新唐书·南诏传》也说：南诏“本哀牢夷后，乌蛮别种”。《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唐纪”开元二十六年载：“归义之先本哀牢夷。”《南诏野史》《白古通纪》、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正德《云南志》《蒙化县志稿》等地方史志都有同样的记录。

唐代初期，洱海区域的“六诏”中，有蒙诏。蒙诏在蒙舍诏北面，与蒙舍诏“同在一川”^[56]，比邻而居。《王仁求碑》说：“阳瓜州刺史蒙俭实始其乱。咸亨之岁，犬羊大扰。”^[57]“蒙诏，即杨瓜州也”^[58]。疑蒙俭当为蒙诏主。《姚州道破逆贼诺没弄杨虔柳露布》说，逆贼蒙俭是“浮竹遗胤，沉木余苗”^[59]。又《姚州破贼没蒙俭等露布》说蒙俭“木化九隆，颇为中国之患”^[60]。认为蒙俭是九隆，也就是哀牢的后裔。蒙，可能以辅得名，其诏主姓蒙，与蒙舍同姓。以此推知，蒙诏的居民当与蒙舍诏的居民一样，同为哀牢。

蒙舍诏又称漾备诏，其地在今漾濞。1981年3月我在漾濞县脉地乡看到明朝正德戊寅十三年（1518年）的一块墓碑。碑文说，坟地所在之处名为蒲蛮寨。可见此地曾是蒲蛮聚居地村落。蒲蛮为永昌濮人。濮人就是哀牢。由此进一步证明，蒙诏的居民为哀牢^[61]。

哀牢原是澜沧江以西的族类，后逐渐向东迁徙。《南诏野史》说，蒙氏细奴逻“自哀牢避难至蒙舍，耕于巍山。”^[62]《纪古滇说集》说，“邻有禾些和者，嫉欲害之，习农乐奉母命，夜奔巍山之野。”^[63]这是关于南诏起源的故事。这个故事透露哀牢从澜沧江以西的永昌故地逐渐向东迁徙的原因：哀牢的一支因为族类间的矛盾冲突而远离故地迁到洱海区域来。哀牢为永昌“濮”中一个较大的族类。因此哀牢又称“濮”^[64]。《汉书·地理志》称礼社江为濮水，漾濞江为北濮水，当与濮人在此居住有关。从濮水、北濮水的称谓，我们不难发现哀牢在此居住的线索。东汉永平十二年设置永昌郡管理楪榆蛮和哀牢蛮。楪榆蛮居住在洱海区域，哀牢蛮居住在澜沧江以西广大区域。蜀汉把永昌郡中以昆明（楪榆）为主要居民的七个县分出来单独建立云南郡，永昌郡所领八个县的居民以哀牢为主。其中博南（今永平）、比苏（今云龙）两县在澜沧江以东。到晋时，澜沧江以东的漾濞、巍山、云龙、永平诸县都已有哀牢居住。蜀汉时，“李恢迁濮民数千落于云南、建宁界，以实二郡”^[65]。这里所说“濮民”就是哀牢。这是用政治与军事力量，有组织地把哀牢强制迁到云南、建宁郡。自此以后，洱海地区的哀牢有较大增长。《太平御览》卷九七一引《永昌郡传》说，“云南郡，治云南县。亦多夷濮，分布山野。”知哀牢已成为洱海区域的主要居民之一。《三国志·蜀志·李恢传》说：“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66]。濮，即哀牢，在洱海区域的经济中，也占有较重要地位。《华阳国志·南中志》的永昌郡传载“九隆故事”，并说，“南中昆明祖之，故诸葛亮为其国谱也”^[67]。昆明不是哀牢，当然不会以九隆为祖。所说南中“昆明祖之”，是昆明地区的哀牢祖述九隆，因此诸葛亮为其做哀牢国谱。蜀汉时期，洱海区域已有哀牢建立的部落，部落首领当是哀牢王族的后裔。蜀汉时洱海的哀牢部落是否发展为蒙舍诏，史无明文记录，但很有可能。蒙舍诏自言其先本哀牢，他们当就是从澜沧江以西逐渐东迁的哀牢部落的后裔。哀牢九隆神话在洱海地区广为流传绝非偶然，它与哀牢从澜沧江以西迁移到洱海地区定居有密切关系。

有学者认为“哀牢部落是西汉初年滇西昆明部落群中的一个部落”^[68]。“昆明人是内涵极广的氐羌族群，哀牢是其中一支，或者说是一支以哀牢自称的昆明人，是昆明人中较为先进的部分”^[69]。

哀牢与昆明是不同的两个族类。这在历史文献的记录中是十分清楚的。《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为、昆明。”“昆明”在六朝前的史籍中仅两见：一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一在同书《大宛列传》。其文说：“发间使，四道并出，……南方闭、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此处前说、昆明，紧接着说“昆明”，从行文看，、昆明当为两部。《史记索隐》引崔浩云：“、昆明，二国名。”裴鈒《史记集解》引徐广说：“永昌有唐县。”《续汉书·郡国志》“唐”条刘昭《注》说：“《史记》曰：古为、昆明。”认为即唐。桓宽《盐铁论·备胡篇》说：“氐、冉鎓、唐、昆明之属。”唐与昆明并举。可见“”即唐，疑《史记》之“、昆明”夺“唐”字。唐为今保山县地，是古哀牢区域，可能是哀牢的一个部族名称，后又用作地名。唐（哀牢）、昆明两个部族当活动于西自腾冲，北到大理数千里的广阔地带。唐在澜沧江以西，昆明在洱海区域。司马迁奉使西征，并未到过金沙江以南地区，对原在澜沧江以西的“唐”的情况不甚了解，所以未能详于记录。但是，他把唐与昆明作为两个不同的族类记录下来。班固修《汉书》其《西南夷传》除照录《史记·西南夷列传》全文外，又加了汉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到王莽时期的事，大都为西南各地反抗统治与汉王朝遣兵征讨的过程。多次提及昆明的反抗，但是对澜沧江以西的族类没有什么了解而未能作更多记录，只是《汉书·地理志》记录了澜沧江以西的不韦、唐两个县。常璩著《华阳国志·南中志》在永昌郡条目中是对哀牢有较详细的记录。范晔修《后汉书》，其《西南夷列传》在总叙西南夷情况后，有夜郎、滇王、哀牢、邛都、筰都、冉鎓诸条，记其风土民俗。因昆明无大君长未有专条。《后汉书》与《华阳国志》所记哀牢的社会历史，出自杨终所作《哀牢传》。哀牢事最早见于记录为东汉建武二十三年（47年）。《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建武二十七年，哀牢王贤栗“率种人，户二千七百七十，口万七千六百五十九，诣越太守郑鸿降求内属。光武封贤栗等为君长。自是岁来朝贡”^[70]。《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哀牢地区有穿胸、儋耳种，闽越、濮、鸠僚，其渠帅皆曰王”^[71]。澜沧江以西广大地区族类众多，以哀牢最大，就以“哀牢”为这一地区的总称，叫“哀牢国”。从现存记录看，其中并没有“编发随畜迁徙”的昆明。永平十年（67年）汉王朝设置益州西部都尉，“治唐。镇尉哀牢、楪榆蛮夷”^[72]。哀牢、楪榆是两个不同族类（蛮夷）在当时是十分清楚的。永平十二年（69年）“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73]。永昌郡中有哀牢和昆明两个“蛮夷”因不是同一个族类，到蜀汉建兴三年（225年）便把永昌郡中的楪榆、云南、邪龙以昆明为主要居民的三县划出来，与蜻蛉、姑复、遂久等合起来设置云南郡。云南郡的居民以昆明为主，永昌郡的居民以哀牢为主，便于管理。因此，《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永昌郡，哀牢国”。

哀牢主要在澜沧江以西，昆明则在洱海区域。两者的社会经济明显不同。昆明“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哀牢则是“分置小王、往往有邑聚”。昆明“披发左衽”，哀牢穿“贯头衣”“穿胸儋耳”，“皆刻画其身像龙纹”，“衣著尾”。昆明是氐羌语系，哀牢则是濮语系。哀牢与昆明的差别如此明显，岂可视为同一族类^[74]！

唐代初期，哀牢已成为洱海区域的居民。他们分布在今巍山、南涧、漾濞一带。他们也是白族的主要来源之一。

：东来的居民

有关的记录见于汉代史籍较多。《史记·司马相如传》说：“唐蒙使略通夜郎，西中”。“南夷之君，西之长，常贡效职责，不敢怠堕，延颈举踵，喁喁然皆争归义。”司马贞《史记·索隐》：“夜郎、中，文颖曰：皆西南夷，后以夜郎属、属犍为”。知在夜郎以西。《史记·大宛传》说：汉武帝“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鎓、出冉、出徙、出邛、，皆各行一二千里。”按：从犍为出发，经可到滇、昆明地。知应在犍为南部，今滇东北地区。《汉书·食货志》说：“时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矷饷，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邛、以辑之”。从上所记，知为西南夷的一个族类，以道为中心散居于其南境，汉在此设犍为郡，所以又称为“犍为蛮夷”。住居在道的时间当比较早，秦以后逐渐南迁。

史籍所载，除、羌、氐、邛外，还有“滇”与“蛮”。即“南御滇，僮”^[75]。按：“滇”为地名，滇泛指滇地的，并无族类的含义。“蛮”见于《汉书·王莽传》：“今胡虏未灭诛，蛮未绝焚。”按：胡虏与蛮对举，并非族类的专用名词，也无种属族类的含义。在探讨的族属时，这样称谓没有族类的意义。

有人强调氐与羌不同，认为属氐而不属羌。其实史籍中每以氐羌连举，或竟视为一种。《山海经·海内西经》说：“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始生氐羌。乞姓”。这是以氐羌为同一人，即便分为二人也不过是同父的兄弟。《逸周书·王会篇》说：“氐羌以鸾鸟”。又《诗经·商颂》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不敢来享，莫不敢来王”。《汉书·贾捐之传》说：“成王……地……西不过氐羌”。《说文》说：“周成王时，氐羌献鸾鸟”。皆以氐羌视为同一种类。顾颉刚先生说：“古籍中单言‘氐’者不多”。“‘氐’与‘羌’可分而实不易分”^[76]。氐羌有分别，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的高低，文化生活的文野，汉化程度的深浅。《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所说的《西戎传》中对居住于今甘肃地区的氐人的生活记录很详。可知氐人的姓氏、语言、生产方式已和汉人相差无几，只是服饰和嫁娶之制和羌一样。氐是汉化程度较深，经济文化发展较高的羌人。我们不能把这一差别说成是族类的不同，氐与羌应是异派而同源。

羌最早居于黄河上游，现在的陕西西部、甘肃、青海、四川北部的广大地区。当秦向西拓殖时，羌人从四川东北、西部、南部而流徙入云南。

为羌之别种。《文选·檄吴将校部曲文》说：“今者（按：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枳棘翦杆，戎夏以清，万里肃齐，六师无事，故大举天师百万之众，与匈奴单于呼完厨及六郡乌桓、丁令、屠各，湟中羌，霆奋席卷……”李善《注》说：“湟水左右，羌之所居。”在湟水左右曾有人居住，为羌的支系。但在李善《注》中仅只说羌而未及。所谓“湟中羌”不过是南迁之后而留下的少数人，他们或已成为其他羌人的附落，只是“”这个称谓还残留在记忆中，使人们想见此地曾有聚居。

羌南迁，也随着南迁。“氐羌、呼唐，离水之西，人、野人……多无君”^[77]。离水即岷江，知人曾住居于岷江以西。《华阳国志·蜀志》说：“帝攻青衣，雄张僚、”。按：帝即保子帝，据《蜀志》说：“开明位号曰丛帝，丛帝生卢帝。卢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78]知保子帝当为春秋末期人，青衣即今雅安。可知，春秋时期，人居住在岷江流域，今雅安地区。

《华阳国志·蜀志》说：高后六年（前182年）汉廷“城道，开青衣”。又说：元鼎六年（前111年）“以笮为沈黎郡，合置二十余县。天汉四年（前97年），罢沈黎，置两部都尉，一治旄牛，主外羌，一治青衣，主汉民”。汉初，青衣主要居民已由变为汉了。可能自保子帝“攻青衣，雄张僚、”时起，汉人就逐渐移入青衣，而人也就逐渐离开青衣向南迁徙，到汉初，人已搬迁一空。

犍为郡道县是“故侯国”。“本有人”^[79]。人从青衣向南即迁到犍为地区，以道为中心组织部落，称为侯国。“侯”即是对其部落酋长的封号。《水经·江水注》说：“青衣水出青衣县，至犍为安南县入于江。”安南县即今四川夹江县，江即岷江，往南在道县附近与金沙江汇合。疑人从青衣迁到道的路线是循岷江而下。

侯国的区域今已不可确指，但其中心在道县则确定无疑。道曾一度为犍为郡治。^[80]两汉在西南夷地区设置的“边郡”是以族类分布的区域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81]

所谓“侯国”的区域当与犍为郡大体一致，即东到江阳（今泸州）与巴郡相接，西至南安（今乐山）与越为邻，北达武阳（今彭山）与蜀相望，南抵堂狼（今巧家、东川）与滇接壤。

不久，的居住区域集聚到犍为郡南部。汉王朝在此设置“犍为南部”管理。后来该建“犍为属国”。至建安十九年（214年）设置朱提郡。^[82]从犍为南部经犍为属国到朱提郡的设置，这里的居民都以为主。

在朱提郡住居的时间并不长，很快他们又被迫迁徙了。

促使人迁徙的原因很多。^[83]最主要的原因是南中地区大姓间在朱提地区的争斗与厮杀。朱提地区成为他们角斗火并的主要战场。当地的一般汉人和人无法在战乱中安定地生活，只好迁徙。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东汉末开始，一直延续到两晋南北朝。在西晋太安年间（302—303年），朱提地区爆发了一次大的纷争。夷帅和大姓的势力“愈强盛，破坏郡县，殁吏民。”太守的军队连连失利，当地的“晋民，或入交州、或入永昌”^[84]。朱提地区的“晋民”大规模地逃离战乱纷扰的朱提地区。所谓“晋民”，当包括当地的汉和。

朱提地区的人在西晋以前多见于记录，南朝以后就不再见于史籍。唐代的记录，朱提地区已全是东爨乌蛮了。显然，原住的和汉大量迁到洱海地区，成为所谓“下方夷”（详后）^[85]。他们是洱海地区的新居民，也是白族的主要源流之一。

汉姓：土著化的中夏移民

唐代初期，在洱海地区有一部分有汉族姓氏的居民，我们称之为汉姓。所谓汉姓，是著籍云南的汉族移民的后裔。自汉王朝在云南设立郡县以来，中原地区汉人以各种方式不断迁居云南。不少人落籍土著，其后裔逐渐融合于当地居民之中。尽管他们已被视为“蛮夷”，但是在他们记忆深处，不忘祖先本是汉人。洱海区域的汉姓与建宁、朱提诸郡的汉姓有显著的不同。建宁、朱提诸郡的汉姓，出现了拥有地方武装，占有家部曲的当权派，他们被称为“大姓”。洱海区域的汉姓大多数既没有武装，也没有部曲，间或也有被委任为官，成为盘踞一方的雄长，但为数甚少。

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梁建方奉命征讨松外蛮，追逐北到西洱河地区，看到这里“有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各据山川，不相役属。自云其先本汉人。有城郭村邑，弓矢矛鋋，言语虽小讹舛，大略与中夏同。有文字、颇解阴阳历数”^[86]。尽管他们“自云其先本汉人”，但是已不被中夏的官兵所认同，而把他们视为边裔的别种族类。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不仅有汉姓，而且语言“大略与中夏同”。因此，“其先本汉人”，当不能全看作是“自云”，应该说是事实。只不过，他们著籍洱海区域甚久，已经成为土著居民，多少有些“蛮夷化”了。

《云南金石目略初稿》据采访著录1921年在祥云高官堡出土的一批晋砖，有的砖上有“五和”二字；有的有“太康八年王氏作”字样。1955年11月，在姚安阳派水库工地发现西晋早期古墓，墓砖有“泰始二二年”“咸宁元年吕氏作”“咸宁四年中大夫李氏作”“大吉羊”等字样。祥云、大姚出土的晋砖上的“王氏”“李氏”“吕氏”等，就是汉姓。从所记年号知为晋代早期文物。这些有字晋砖为墓葬用砖，可推知墓主人在姚安、祥云地区生活的年代当更早。至迟在三国蜀汉时他们已在这里定居落籍。

初唐时，洱海区域的汉姓见于记录不少，主要分布在今祥云、大姚、姚安、大理凤仪等地。

樊绰《云南志》卷五说：“渠敛赵，本河东州也。……州中列树夹道为交流，村邑连甍，沟塍弥望。大族有王、杨、李、赵四姓，皆白蛮也。云是沮、蒲州人，迁徙至此，因以名州焉”^[87]。沮、蒲应是两地名。沮县属武都郡，在今陕西汉中；蒲县属河东道，在今山西汾河下游。王、杨、李、赵四姓，从沮、蒲两地迁徙至此用原籍命名新的居地，称为河东州，以纪念自己的故土。河东州的地名在云南最早见于《王仁求碑》。王仁求出身“使持节河东州辅军事、河东州刺史”^[88]。王仁求于咸亨五年（674年）死于任上。他出任河东州刺史时约在麟德元年（664年），初设姚州都督府。河东州“村邑连甍”“沟塍弥望”“列树夹道”，是一个人烟稠密、耕作细致的地区。汉姓迁徙到此的时间当殊为长久。河东州后来改称渠敛赵，在龙尾关（今下关）和白崖（今弥渡红崖）之间，即今大理市凤仪镇。

武德四年（621年），唐王朝以汉云南郡地设置姚州。其所以称为姚州，是因为此州“人多姓姚”^[89]。姚姓也是汉姓，也是中夏移民的后裔。西晋与东晋交替时“（李）雄遣叔父骧破越，伐宁州，（王）逊使督护云南姚岳距骧于堂螂县”^[90]。姚岳是云南郡人。姚州是汉弄栋县地。疑姚岳就是弄栋县人。知在西晋时，弄栋县已有姚姓汉人居住。姚岳为东晋时云南郡的大姓，受宁州刺史节制，充任督护官职。姚姓是雄长一隅的方土大姓。姚姓聚居姚州地区，成为唐王朝初年在此设置姚州的社会基础。姚姓汉族移民，在姚州落籍数百年，逐渐“夷化”。到唐代初年他们虽然保持汉姓，但已经融合于弄栋蛮之中。“弄栋蛮，则白蛮苗裔也。本姚州弄栋县部落”^[91]。所谓“弄栋蛮”即是“白蛮”，就与河东州的“王、杨、李、赵四姓皆白蛮也”的情况一样。他们是中夏移民后裔，落籍久远，已经成为“蛮夷”。不过他们保持汉姓，不忘“其先本汉人”。

和弄栋蛮相类似的是“蜻蛉蛮”。“蜻蛉蛮，亦白蛮苗裔也，本蜻蛉县部落”^[92]。蜻蛉蛮的首领是尹氏。“贞元年中，南诏清平官尹辅酋、尹宽求，皆其人也”^[93]。蜻蛉蛮中也有不少汉姓，他们也是中夏移民的后裔。蜻蛉县即今大姚县。

唐初在原来云南郡地曾设置波州。“故渭北节度段子英，此州人也。故居、坟墓皆在云南”^[94]。《元和姓纂》卷九《段氏诸郡·段氏》：“《云南状》云，魏末段延没蛮，代为渠帅。裔孙入朝，拜云南刺史。孙左领大将军。生子光、子游、子英。子光试太仆卿，长川王生秀试太常卿，子英率府遂郡王神营州兵马使。”所引《云南状》可能是贞元年结案的记录，或就是韦皋《开复西南夷事状》的省写。“姓纂”所说段子英为云南郡人，向达《南诏史论略》认为此人与樊绰《云南志》所说的段子英同为一人。则段子英为汉人无疑。其祖籍京兆。魏末其先段延迁入云南。波州在云南县，即今祥云县地。

越析诏“有豪族张寻求，白蛮也”^[95]。张姓豪族，其先当也是汉人。到唐代初年他们都被看作是蛮夷了。

《新唐书·南蛮传》载：“姚州境有永昌蛮，居古永昌郡地。咸亨五年叛，高宗以太子右卫副帅梁积寿为姚州道行军总管讨平之。武后天授中，遣御史裴怀古招怀。至长寿时，大首领董期率部落二万内属”^[96]。又《裴怀古传》说“姚、道蛮反，命怀古驰驿往，怀辑之，申明诛赏，归者日千计。俄缚首恶，遂定南方蛮、夏，立石著功。”事在姚州都督府内，所谓“蛮、夏”中的夏，即是中夏移民。

初唐时期，居住在洱海区域的中夏移民的后裔，见于记录虽少，但实际人数不少。他们移徙到这里的时间已相当久长。从文献中的片断记录，可推知他们大部分分布在洱海的东西两岸、洱海以南和以东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大理、宾川、弥渡、祥云、姚安、大姚等地。

中夏移民来到洱海区域的时间和方式亦不可详考。洱海区域是古老的蜀身毒道的枢纽，往来的商贾、游客淹留于此不归的不会没有。两汉时，中原王朝多次派兵到洱海区域作战，并经过洱海地区渡过澜沧江到永昌地区征讨。在战争中当有一些士卒役夫流散逃亡而在此定居。蜀汉时期，诸葛亮率部南征，经过今大姚、姚安、祥云诸地，在此招抚当地“蛮夷”，设置云南郡。诸葛亮虽然没有在此设置屯戍，移民屯垦，但不可能不留下少量人员在此管理。

蜀汉以来，大姓和滇叟势力迅速膨胀，朱提、建宁、晋宁等地长期扰攘不宁。居住在这里的中夏移民不堪忍受战乱的祸害，不断向南、向西迁移。最大的一次也是史籍明白记录的一次，是太安二年（303年）宁州刺史李毅与南中大姓在朱提、建宁、晋宁等地大战。大姓和夷帅日益强盛，“破坏郡县，役吏民”。李毅病笃，不能战讨，军事失利，“晋民或入交州，或入永昌”^[97]。晋民就是汉人，他们进入永昌必须经过洱海地区，自然有相当多的晋民落籍洱海地区。

上方夷与下方夷：洱海居民成分与分布的重大变化

《华阳国志·南中志》说：云南郡“有上方、下方夷”^[98]。何谓上方夷？何谓下方夷？史籍未作任何说明。马曜主编的《云南简史》对“上方、下方夷”的诠释是：“‘上方夷’是山居的‘昆明’人”。“住于山区从事游牧的‘昆明’人，而与住在坝区的、叟人处于垂直分布的状态。”“云南郡的‘下方夷’当是唐初‘洱河白蛮’的前身”^[99]。

张旭先生不同意《云南简史》的意见，他说：“说人到大理地区是住在‘下方’，即坝区，种植稻谷。昆明夷住在上方，即山区，从事畜牧业。故《华阳国志》对当时云南郡的民族，有‘上方、下方夷’之别。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说，人未到云南郡（大理地区）之先，昆明夷就住在‘上方’，那‘下方’住的是哪个民族？是一个，或几个？不会空无人住吧！如果说，上下方都是昆明夷，那人到云南郡之后，是否才把昆明夷全部排挤到山上，即‘上方’去呢？就是说人到云南郡之后与昆明夷中间，曾有过尖锐的斗争，否则，昆明夷怎么全都会上山呢？……说后来的人是‘下方夷’，是白族的先民。这纯粹是凭推理，没有事实根据的。其实‘上方夷’这一词，新中国成立前在大理一带的白族语里，也可以找到同义的语词。白族小商人和手工业者，新中国成立前每年冬至节过后，就成群结队地到滇南、滇西，甚至上傣族地区或缅甸谋生，为之曰‘下夷方’。清明节过后，又争先恐后的上凉爽地方，或回到家乡来。唐代樊绰《蛮书》记的《河赕贾客谣》，谈的也就是河赕（大理）人‘下夷方’的情景。所谓‘下方夷’者，以夷在下方，故云下。在下方的夷，不就是‘下方夷’吗？‘下方夷’就是指那些居住在海拔比较低、气候炎热、潮湿地区的居民，其中有傣族，也有其他民族。那些居住地区海拔高、气候凉爽的民族就叫‘上方夷’，其中有白族、彝族，也有纳西族、藏族。如居住在今天中甸、维西、德钦一带的藏族，白族语叫‘古宗’，纳西语叫‘姑兹’，古代汉文有的写成‘姑缯’，意思是‘住上头’，即住上方的人，不也是‘上方夷’吗？我以为《华阳国志》上所说‘上方、下方夷’，作如此解释，似乎还比较恰当些”^[100]。

把晋代，云南郡（洱海区域）的“上方、下方夷”解释为住在山上山下的族类，的确不妥。云南族类因地势有的住在山上，也有的住在山下，呈立体垂直分布。这是明清以后形成的格局。就是在今天我们也不能以山上、山下来区分族类。住在坝区的不止一个族类，住在山区的也不止一个族类。一个族类有居住在山上的，也有居住在山下的。今天，我们看到大理地区，白族大部分住在坝区，但也有住在半山区和山区的。彝族大多住在山区半山区，也有住在坝区的。在唐代，昆明从事游牧业，但是他们并不完全住在山区。他们从事游牧，迁徙无常处，但并非就固定居住在山上。昆明游牧的特点是：“随水草畜牧，夏处高山，冬入深谷”^[101]。因为云南地处高原，游牧不像在北方广袤平坦的大草原。在洱海地区的昆明蛮，居住地区相对固定，夏天深谷（河谷）炎热，又有瘴气，不宜牲畜的生长，也不适合人居住，便到高山之上放牧。这时高山气候凉爽、青草丰茂，适于人畜生活。冬天，高山寒冷，草枯水少，不适合人畜生存，他们便到深谷（河谷）放牧，冬天深谷气候温和，水清草盛，烟瘴消退，实在是放牧的理想之地。直到今天，云南不少地区依然保存这种游牧方式。可见，昆明蛮，夏处高山，冬入深谷，一年中大约一半时间在高山，另一半时间在深谷（山下）。他们到底是上方夷还是下方夷？

见于记录，“河蛮”或“西洱河蛮”在洱海区域“皆擅山川”，他们居住在“大和城”，“夷语山陂陀为‘和’，故谓‘大和’”^[102]。他们也居住在山坡上。马曜主编的《云南简史》说直到唐代，云南的乌蛮还称“山陂陀为和”^[103]。查对原文，原来是“皮罗阁逐河蛮，取大和城。……夷语山陂陀为和，故谓大和，以处阁罗凤”^[104]。河蛮或西洱河蛮原来就住在山坡上，并在此建立大和城。皮罗阁夺取了河蛮的大和城，成为阁罗凤的驻地。最早建立并命名“大和城”的不是皮“罗”阁，而是西洱河蛮。于是，马曜教授的立论失去依据。

张旭先生的意见，亦有可商榷之处。“下方夷”和“下夷方”显然是两个不同概念。“下方夷”是族类的称谓；而“下夷方”的“下”为动词，“夷方”为夷居住的地方，是地域概念非族类称谓。“下夷方”，又称“走夷方”，在云南是一个含意很清楚的语汇。“夷方”泛指夷人居住的地方，主要指红河（建水、石屏、蒙自以南）、西双版纳、临沧、德宏等地区，这里居住着哈尼、拉祜、傣、布朗、佤、景颇等族类。不仅是大理有“下夷方”的说法，昆明、建水、石屏、蒙自、保山、腾冲等地都有“下夷方”之说。“穷走夷方，急走厂”是云南不少地方谋生的“口头禅”。而《华阳国志》中的“上方、下方夷”，很明确是生活在云南郡的“夷”。把“下方夷”解释为“那些居住在海拔比较低、气候炎热、潮湿地区的居民，其中有傣族，也有其他民族。”把“上方夷”解释为“那些居住地区海拔高、气候凉爽的民族就叫‘上方夷’，其中有白族、彝族，也有纳西族、藏族。”由于与《华阳国志》的原意不同，很难令人信服。

史籍多以上为北，以下为南。《汉书·翼奉传》说：“上方之情，乐也。……下方之情，哀也。”颜师古《注》引孟康曰：“上方谓北与东也。……下方谓南与西也。”“大河上下”就是指黄河北南。洱海地区大都以北为上，以南为下。龙首关在北，称为上关；龙尾关在南，称为下关。白族语中，南北二字借用汉字，一般不说南北，而以上为北，以下为南。“上方、下方”指地理方位。“夷”不是专指某个族类的名称，而是泛指非中夏的族类。“上方、下方夷”应该指居住在云南郡南部的夷人和居住在云南郡北部的夷人。当然，所谓上下与北南不是绝对的正北正南，而是相对的大概方位，不必拘泥。

《华阳国志·南中志》中特别强调云南郡有“上方、下方夷”，是要说明，云南郡的居民组成和族类分布格局到晋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说，洱海区域的居民是昆明（从考古发现中我们推断还有洱海人）。但是，到晋代，洱海地区，不仅有昆明蛮，还出现了从西向东前来的哀牢，从东向西迁来的、汉姓，再加上我们所说的土著的“洱海人”。无论是土著的洱海人、昆明，还是迁移来的哀牢、、汉姓等，都没有相互交错杂居。而是相对独立地各自聚居一个地方。从唐代初期的资料我们可以推知：哀牢主要聚居在洱海的西南，今漾濞、巍山、南涧一带；洱海人分布在洱海周围；和汉姓分布在洱海的东南，今凤仪、弥渡、祥云一带；昆明则逐步退缩到洱海北部居住，主要分布在今邓川、洱源、剑川一带。

从晋代洱海居民成分的增加和分布格局的变化，我们对《华阳国志·南中志》说云南郡有“上方、下方夷”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上方夷是洱海最早的居民昆明，他们聚居在洱海上方（北部）；下方夷是东汉末期三国晋代迁移到洱海的哀牢、、汉姓，他们聚居在洱海下方（南部）。

乌蛮与白蛮：文化的分野

“蛮”是对南方与西南诸族的统称。到唐代，云南诸族有“乌蛮”与“白蛮”之分。究竟何为“乌蛮”？何为“白蛮”？历来有不同解释。这是一个聚讼纷纭，争论不休的问题。弄清“乌蛮”“白蛮”的含义，对于了解唐前期洱海地区的族类，探讨白族的起源和形成，具有关键作用。

方国瑜教授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指出：“关于‘乌蛮’、‘白蛮’的解释，说法不同，其原因由于不加区别地把不同空间和不同时间混同起来，认为所有‘乌蛮’是同类，所有‘白蛮’也是同类，其实不是固定的称谓，而是任意取名，不同情况用相同称谓强加解说，就不能切合实际了”^[105]。可是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不少学者依然持“乌蛮”是彝族，“白蛮”是白族的意见。他们就像方国瑜先生所说，以一个“乌”字就得出“云南的彝族同其他民族联合建立了以彝族为主的南诏国”的荒谬结论。他们“死啃一个字不放而判断了整个历史”，“何况这一个字的含义都还没有弄清楚呢”^[106]！为此，我们有必要将方国瑜先生的正确观点再作深入的阐述。

唐代的乌蛮与白蛮在不同地区有不同含义。

在滇池及其以东地区，为爨氏统治范围。爨为南中大姓之一，始显于蜀汉，迄晋而盛。自李成失败以后，爨氏称强，统率建宁、兴古诸郡，雄视一隅。值中原南北纷争，爨氏日益坐大，渐成称霸之局。爨氏统治地区称为爨地，爨地居民以叟人为主称爨人，爨之部族称爨部。滇东地区的爨人，大约在刘宋时期分成东、西两部。樊绰《云南志》说：“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当天宝中，东北自曲、靖州，西南至宣城，邑落相望，牛马被野。在石城、昆川、曲轭、晋宁、喻献、安宁至龙和城，谓之西爨；在曲、靖州、弥鹿川、升麻川、南至步头，谓之东爨”^[107]东爨的地域，为初唐时期的曲、靖、协、麻四州之地，相当于今云南昭通地区、曲靖地区北部和贵州西部地区。东爨地区的部族，见于文献记录的，有从石门（今云南巧家）至昆川（今云南昆明）交通沿线的阿旁部落、阿夔部落、阿芋部落、暴蛮部落、卢鹿部落等。这些部落统称为东爨乌蛮。其男的头发绾成椎髻，女人则披头散发。“无布帛，男女悉披牛羊皮。”“见人无礼节拜跪，三译四译，乃与华通。”^[108]崇拜鬼，主祭的巫师称为鬼主，大部落有大鬼主，小部落有小鬼主。每年每户必须出一头牛或一只羊，到鬼主家祭献。大小事都要经鬼主用雄鸡的两髀骨，刺以竹签，视其纹路多少与向背以定吉凶。

西爨的地域，为初唐时的南宁州、昆州、黎州、归州、潘州、威州、求州、升麻、螺山以及僚子、和蛮之地，相当于今云南的滇池地区、曲靖地区、楚雄州东部、红河州、文山州等地。东西两爨的中心区域位置，相对为东北与西南，并非正东与正西，之所以称为东爨与西爨，是大概而言。西爨地区的部族统称为“白蛮”，其族系与东爨乌蛮相同。

东爨乌蛮与西爨白蛮同为“爨蛮”，他们有共同的风俗、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鬼主崇拜，其主体为汉晋时期的“叟人”，即今彝族的先民。西爨白蛮受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较大，社会经济较为发展，文化与汉族较为接近；东爨乌蛮受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较小，社会经济尚处于落后阶段，文化上保持本民族的固有特点较多。东爨乌蛮与西爨白蛮，是同一“爨蛮”族系，因地域不同，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受汉文化影响的深浅不同，而形成乌蛮（生蛮）与白蛮（熟蛮）的差别。

洱海地区的居民在汉代是昆明人。东汉末年，其他部族逐渐迁入洱海地区，有从滇东北和滇池地区迁来的汉姓和；从澜沧江以西迁来的哀牢；从金沙江以北迁来的磨些蛮。汉姓和主要聚居在洱海以南、以东的今下关、凤仪、祥云、弥渡等地，形成一个以张氏为首的酋邦，称为“白子国”^[109]。如上所述，昆明人因外族的迁入逐渐退居洱海以北的今剑川、洱源等地，被称为“上方夷”；洱海以南的汉姓和称为“下方夷”。

唐代前期，洱海地区诸部也分为“乌蛮”与“白蛮”。

何谓“乌蛮”？

樊绰《云南志》卷三说：“六诏并乌蛮。”

卷四说：“长躆蛮，本乌蛮之后，部落在剑川，属浪诏。”

“顺蛮，本乌蛮种类，初与施蛮部落参居剑、共诸川。”

“磨（些）蛮，亦乌蛮种类也。铁桥上下及大婆、小婆、三探览、昆池等川，皆其所居之地。”^[110]

“六诏”是蒙舍、蒙、越析、浪穹、施浪、邆赕。

“越析，一诏也，亦谓之磨些诏”^[111]。知越析诏主要居民为磨些。

蒙舍诏“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也”^[112]。“永昌沙壶”，即指哀牢“九隆故事”，事见杨终《哀牢传》，故《新唐书·南诏传》说：南诏，即蒙舍诏，“本哀牢夷后，乌蛮别种也”^[113]。蒙舍诏居民主要是哀牢。

蒙诏与蒙舍诏同在一川，比邻而居。其诏主同姓蒙，亦当为哀牢^[114]。

浪穹、施浪、邆赕三诏的主要居民是施蛮、顺蛮、长躆蛮。三浪诏在今洱源、剑川、鹤庆一带，正好是洱海以北，四川盐源以南地区，他们就是汉代的昆明，晋时的“上方夷”。在《通典》里称为“昆弥国”。“樊志”无“昆明”人的记录，而所记施蛮、顺蛮和长躆蛮当就是“昆明”人。

综上所述，洱海地区的昆明、哀牢、磨些等族类，称为“乌蛮”。

何谓“白蛮”？

樊绰《云南志》卷四说：“弄栋蛮，则白蛮苗裔也。本姚州弄栋县部落。”“蜻蛉蛮，亦白蛮苗裔也，本蜻蛉县部落。”^[115]卷五说：“渠敛赵，本河东州也。……大族有王、杨、李、赵四姓，皆白蛮也。”^[116]

所谓“六诏皆乌蛮”是指统治的诏主的族系而言，其统治下的居民亦有白蛮。越析诏，“有豪族张寻求，白蛮也”^[117]。

以上是“樊志”明白称为白蛮的部族。还有一些部族虽记载中未确说其为“白蛮”，但是，我们从其记录的具体内容，可推知为“白蛮”。

“樊志”卷六说：“云南城，天宝中阁罗凤所规置也。尝为信州地。……故渭北节度段子英，此州人也。”虽未明说云南县城的居民是“白蛮”，但“此州人”有大姓段子英，段姓与王、杨、李、赵、尹、张诸姓同为“白蛮”大姓。因之，段子英为代表的云南县城的居民，也是以白蛮为主。

“樊志”卷四说：“河蛮，本西洱河人，今呼为河蛮，故地当六诏皆在，而河蛮自固洱河城邑。开元以前，尝有首领入朝本州刺史，受赏而归者。及南诏蒙归义攻拔大和城，河蛮遂并迁北，皆羁制浪诏。”^[118]据《新唐书·南蛮传》载，西洱河蛮的首领有杨盛、杨同外、杨敛等。又据梁建方《西洱河风土记》载，西洱河蛮“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而“王、杨、李、赵四姓，皆白蛮也”^[119]。因之，西洱河蛮，也就是白蛮。西洱河与东洱河相对而言。西洱河蛮，居于洱海西面的苍山洱海之间。他们应该就是我们所说的“古代洱海人”的后代。^[120]值得注意的是，河蛮“故地当六诏皆在，而河蛮自固洱河城邑”。知唐前期，“河蛮”在洱海地区已占有重要地位，成为主要居民之一。

综上所述，洱海地区的弄栋蛮、蜻蛉蛮、河蛮和汉族大姓皆称为“白蛮”。

乌蛮包括昆明蛮、哀牢蛮、磨些蛮诸部；白蛮包括蜻蛉蛮、西洱河蛮、云南蛮、弄栋蛮和汉姓。乌蛮分布在蒙舍（今巍山）、蒙（今漾濞）、浪穹（今洱源）、邓赕（今邓川）、施浪（今剑川）、越析（今宾川）等地。白蛮则分布在渠敛（今大理凤仪）、勃弄（今弥渡）、云南（今祥云）、蜻蛉（今大姚）、弄栋（今姚安）等地。

乌蛮主要从事游牧业，他们随水草畜牧，夏处高山，冬入深谷，具有游牧民族“尚战死，恶病亡”^[121]的剽悍之风，各部均有胜兵数万。白蛮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其耕种的方式与收获的产量与中原地区大体相同，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与富庶的蜀川（今四川）相当，已是人众生活殷实的富裕地区。白蛮社会尚无世袭的大酋长，数十百户为聚落，各据山川，互不统率。白蛮的语言与汉族大体相同，所以说其发音最正。乌蛮中除蒙舍蛮与汉语接近外，其他都与汉语有所不同，如有的名称与汉语叫法不一，“四声讹重”^[122]。白蛮的服饰与汉略同，住房上栋下宇，也悉与汉同。白蛮诸部中的大部分人有姓氏，如杨、李、赵、张、董等，皆为汉姓。白蛮，人死后三日内埋葬，依照汉法建筑墓穴。乌蛮不行墓葬，人死后三日焚尸，其骨灰埋掩在土壤里。

洱海地区众多的蛮夷，以社会经济发展的先进与落后，受汉族文化影响的大小而区别为乌蛮与白蛮，在经济、文化上与汉族接近的称之为白蛮；反之，则称为乌蛮。白蛮的生产方式、语言、姓氏、服饰、葬法，已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只是在某些风俗习惯上仍保持着“蛮”的特点，是介于“蛮”和“汉”之间的族类。乌蛮则是在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保持固有特点，受汉文化影响较小的蛮夷。

州（今四川西昌）地区诸蛮，也分为乌蛮与白蛮。邛部有六姓，其中一姓为白蛮，五姓乌蛮，而初裹的五姓，全是乌蛮；东钦蛮的两姓，全是白蛮。其他如：傈僳蛮、雷蛮、梦蛮诸部也有乌蛮、白蛮的分别。州诸蛮以姓氏区分为乌蛮、白蛮，其具体内容不详于记录。据明代的《炎徼纪闻》《松潘边图》及地方志书，可推知州地区以大姓为乌蛮（黑人），以小姓为白蛮（白人），与近代西昌彝族以贵族（大姓）为黑彝，被贵族控制的曲诺（奴隶、小姓）为白彝的情况相类似。州地区乌蛮与白蛮服饰有明显的区别：乌蛮“妇人衣黑缯，其长曳地”；白蛮“妇人衣白缯，长不过膝”^[123]。服饰色彩与长短的不同反映了大姓、小姓的差别与等级的高低。至今，傈僳族仍以服饰的色彩和式样区分为黑、白、花三种：穿黑布衣服的叫黑傈僳，穿白色衣服的叫白傈僳，穿花衣服的叫花傈僳。

唐代云南，“群蛮种类，多不可记”^[124]。有乌蛮与白蛮的称谓，泛指各地社会文化高低不一的民族，不同地区有不同含义。爨地是以同一族系（爨）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不同的部落区分为乌蛮、白蛮；洱海地区则是以不同族系的社会文化类型区别为乌蛮与白蛮；州地区是同一族系以不同的姓氏与社会等级区别为乌蛮与白蛮。所以，虽然同用“乌蛮”“白蛮”的称谓，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与实际情况，不能混为一谈。“蛮”是南方，西南族类的统称，不是具体族类的专用名称。“乌”“白”二字所要说明的是：同一族类中不同集团间或同一地区族类间，社会经济文化的高低差异，风俗习惯的文野区别，汉化程度的深浅。白蛮的社会经济相对进步一些，乌蛮的社会经济相对落后一些；白蛮的汉化程度深一些，乌蛮较为稳定地保持着本民族的固有特质而较少改变。因之，“乌蛮”和“白蛮”也是泛指不同文化类型的人们共同体的泛称，不是具体族类的专门名称。明确这一点，不仅对我们认识唐代云南诸民族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我们认识今天云南诸民族的源流也有重要意义。明确这样一点，对我们研讨白族的形成意义尤为重大。

大封民国：白族形成的标志

唐代初期，为加强西南边疆的稳定，维护国家统一，大力经营云南，在滇池地区设置南宁州都督府，在洱海地区设置姚州都督府。为巩固统治，每年都派遣士卒前来戍守，仅姚州都督府每年至少有五百士卒从内地调来这儿镇守^[125]。有的士卒便在云南落籍不归。还有不少内地汉人因不堪忍受官僚地主的残酷欺压与无度剥削，逃到云南谋生。仅在祥云一带，就有从剑南（今四川）等地逃来的难民二千余户^[126]。

唐代初期，洱海地区部落、酋邦林立。较大的酋邦有六个，称为“六诏”。这六诏是：越析诏、施浪诏、邆赕诏、浪穹诏、蒙诏、蒙舍诏。蒙舍诏（在今云南省巍山县）在诸诏之南，称为“南诏”。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南诏先后征服了西洱河地区的白蛮诸部，取代了“白子国”，并灭了其他五诏，统一了洱海地区。这是唐朝分道经略，以讨吐蕃的重大成果。实现了唐朝破吐蕃，靖边寇的愿望。为嘉奖南诏皮逻阁统一洱海地区的功勋，唐廷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册封他为“云南王”，并给他的四个儿子加官晋爵。

在南诏统一洱海地区的过程中，唐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南诏统一洱海地区，无疑是唐朝统一天下的一个重要步骤和主要内容。洱海地区的统一使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在云南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为白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南诏统一洱海地区后，利用滇东爨部的动乱，挥戈东进兼并爨部，与唐朝发生激烈冲突，并导致天宝战争。南诏在吐蕃的支持下大败唐军。唐朝自天宝战争失利后，被迫退出云南。南诏迅速扩大势力，统一了云南。由于南诏打败唐朝主要依靠吐蕃的支持，所以，吐蕃对南诏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的控制不断加强。吐蕃文化对南诏的影响也日渐深入。但是，云南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汉文化已在云南深深扎下了根。天宝战争后，不因唐王朝政治与军事力量退出云南，汉文化对云南的影响而有所减弱。天宝战争中唐军数十万人不可能全部战死，当有许多士卒留在洱海地区从事生产劳动等。直到今天，征讨南诏的李宓将军不仅没有成为白族的“敌人”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反而成了白族共同崇奉的“本主”，立将军庙年年上香祭祀，时时顶礼膜拜。对这个奇异现象的解释有多种。我们的解释是，天宝战争后，流落到洱海地区的李宓将军的士卒对自己统帅的追忆，对故土的思念是李宓将军从洱海居民的敌人变为洱海居民的神灵的重要原因；而中原的汉文化在洱海地区的深远影响是李宓将军被崇奉的根本原因。对李宓将军的崇奉实质是流落洱海区域唐朝将士的集体记忆和对汉文化的认同。

不可否认，天宝战争后，吐蕃的政治与军事力量在南诏不断增强，南诏的部分典章制度受到吐蕃的极大影响；南诏文化也或多或少地染上吐蕃文化的色彩。今天我们在剑川县石宝山石窟所看到的南诏服饰等不无吐蕃文化的影响。

但是，吐蕃对南诏的控制是十分短暂的。不到半个世纪，南诏还是“弃蕃归唐”了！从表面上看，是因为“吐蕃役赋南蛮重数”，南诏不堪忍受吐蕃的赋税与兵役^[127]。实质是南诏文化与吐蕃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自汉武帝与元封二年（前109年）在今云南设置益州郡以来，洱海地区就是中国王朝的有机组成部分。汉族移民不断进入洱海地区。汉文化不断在洱海地区传播。南诏在天宝战争后与唐朝争战不休，至德元年（756年），南诏攻占州（今四川省西昌）俘虏了许多士卒与民众，所谓“兵士尽虏”，“子女玉帛，百里塞途，牛羊积储，一月馆谷”^[128]。在这次战争中还俘虏了唐朝西泸令郑回。俘虏到南诏的汉人对南诏汉文化的传播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郑回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郑回被掳到南诏后，被南诏王阁罗凤任命为王室子弟的教师，有权鞭笞身为王子王孙的学生。他教过凤伽异、异牟寻、寻梦凑祖孙三代。异牟寻是一个倾心唐朝汉文化的南诏王。他“每叹地卑夷杂，礼义不通，隔越中华，杜绝声教”^[129]。对其先辈“不得已”而“叛唐”时感遗憾与难过。他即王位后，意识到依靠吐蕃的不利。郑回作为唐朝的官员，身在南诏，心向唐朝。他起草的《南诏德化碑》强调南诏“自古及今，为汉不侵不叛之臣”。希望有朝一日能归附中国。郑回向异牟寻进言：“自昔南诏尝款附中国，中国尚礼义，以惠养为务，无所求取。今弃蕃归唐，无远戍之劳，重税之困，利莫大焉。”异牟寻称赞他的远见卓识，说他自己“谋内附者十余年矣”^[130]。异牟寻派使臣携“绢书一封，并金缕盒子一具。盒子有绵，有当归，有朱砂，有金”。“有绵者，以表柔服，不敢更与为生梗；有当归者，永愿为内属；有朱砂者，盖献丹心向阙；有金者，言归义之意，如金之坚”^[131]。南诏向唐朝表示归附臣属的诚心及方式，是典型的传统的汉文化的自然展示。通过这种唐廷与南诏都能理解会意的方式，直截了当、诚恳积极、明白无误地传达南诏的心声，将双方隔绝多年的积怨、仇视、敌对顿时化解。

贞元十年（794年），南诏终于弃蕃归唐，在洱海边的点苍山神祠与唐朝使臣举行盟誓。异牟寻面对天地水三大自然神与五岳四渎之灵，率文武大臣发誓“请全部落归附汉朝（即唐朝）”，南诏管辖的诸赕首领，“愿归清化，誓为汉臣”，“永无离贰”^[132]。唐廷册封异牟寻为“南诏”，即“云南王”，赐“南诏印”；以南诏统领的疆域设置“云南安抚使司”，政区长官为“云南安抚使”，由剑南西川节度使兼任，南诏由云南安抚使节制。

贞元十年后，在南诏当权派的大力倡导下，汉文化得到更加广泛深入的传播。南诏每年派数十成百的学生到成都和长安学习汉文化。几乎每一个南诏首领都认真学习汉文经典。王室成员与各级官员“不读非圣之书”^[133]，南诏统治者主动学习汉文化，大力提倡和推广中原汉文化，使汉文化成为唐代云南文化的主流。汉文化在白族的形成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南诏自贞元十年再次归附唐朝后，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洱海地区进入封建领主社会。洱海地区成为南诏的首府所在地。以大厘城（今大理县）为中心的十睑（赕）是南诏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中心。这十睑（赕）是：云南赕（今祥云、宾川）、品澹赕（今祥云县城）、白崖赕（今弥渡红崖）、赵川赕（今大理凤仪）、蒙舍赕（今巍山）、蒙秦赕（今漾濞）、邆川赕（今邓川）、大和赕（又作矣和赕，今大理太和村）、苴咩赕（今大理县古城）、大矨赕（又作史赕，今大理喜洲）。在十睑（赕）地区，以往的昆明蛮、云南蛮、哀牢蛮、西洱河蛮、、汉姓等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区域，在长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交往中，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相互融合，使原来诸蛮部之间的差别逐渐消失，形成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政治体制、共同的语言与共同的文化，融合为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原来的哀牢、昆明、云南、弄栋、蜻蛉、河蛮等蛮名也随之消失，就是唐代初期“乌蛮”“白蛮”的界限也不复存在，出现了共同的专用名称。

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南诏酋龙卒，子法（隆舜）立，自号“大封人”^[134]。“封人”又作“封民”。“封”古音读“邦”，意义也相同。“封”“邦”、与“”读音相同。“封人”就是“人”。南诏将洱海的十睑（赕）称为“大封民国”，也就是“大国”，与历史上的“子国”有密切关系。“”字又作“白”字。“大封人”这个专用名称的出现，标志着洱海诸蛮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冲突与融合，形成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民族：白族。

白族的来源是多元的。有洱海人、昆明、哀牢、西洱河蛮（河蛮）、、汉姓等等。这些在唐代初期见于记录的族类，自从“大封民国”出现后，他们就成为已经逝去的历史。“大封民国”不属于哀牢，不属于昆明，也不属于西洱河蛮，更不属于汉姓；即便我们说“大封民国”的“封”字就是“”字，“封人”就是“人”，这个“”也与唐代初期的“”有本质的差异。唐代初期的“”是单纯的一个族类，是原来居住在滇东地区的“”。到“大封民国”时代的“”，就是由、昆明、哀牢、西洱河蛮、汉姓等融合而成的一个族类。、哀牢、昆明、汉姓、西洱河蛮逐渐变成历史记忆。“”成了洱海区域的居民一致认可的共同称谓。“上方、下方夷”早已不复存在，仅有只言片语留在古典文献中成为后人追思的故事。“乌蛮”与“白蛮”的界限已经泯灭干净。只有“大封民国”、只有“白”（）是洱海区域所有居民共同尊崇的称谓。他们以此有别于中夏，也以此有别于南诏其他族类。他们“本唐风化”，但完全自立于汉人（唐人）之外。他们有以唐代初期“白蛮”语音为基础形成的共同的语言——白语；他们借用汉字创造自己的文字——白文；他们信奉的神灵尽管与中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也有明显的个性和特点：在中夏佛教庄严的诸神前面，赫然出现高于一切的女阴——“阿央白”，并受到虔诚的顶礼膜拜。他们的经济结构有别于中夏，他们的政治、军事体制不是中原王朝的翻版。尽管他们与中原王朝、与中原的经济文化有割舍不断的密切联系，尽管他们接受唐王朝的封号，承认唐王朝的宗主权威，但他们毕竟是与中夏不同的南诏。中原文献，也把他们列为与中夏不同的边裔蛮夷。

南诏亡后36年，段思平建立大理国，又28年（965年），宋灭蜀。宋王朝因北有“大敌”，无暇顾及西南。鉴于南诏给唐朝带来诸多麻烦，宋朝的政治家和史学家错误地认为，南诏是使强大的唐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一直对大理采取防范的政策，甚至编造出“宋挥玉斧”的神话。尽管宋王朝限制与大理政权的交往，但是大理政权始终与宋保持着经济、文化的联系。段氏多次上书说：“累年以来，遣使乞修朝贡。”^[135]宋王朝也曾册封过段氏为“云南八国都王”“云南节度”等。大理国始终奉宋朝正朔，使用宋朝历法。大理国依然使用汉字，士人多习汉文经典。

由于大理国长期处于相对独立的状况，白族作为大理国的统治民族，在大理国时期，白族统治者将势力扩张到云南各地，并向云南各地移民。早在南诏时期，南诏统治者就开始从洱海地区向外移民。这也是白族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大理国前期在其统治范围（比今天云南稍大）设首府（今大理地区）、二都督、六节度为大府；大理国后期，首府之外，废都督、节度，设置八府、四郡、四镇。无论前期后期，所有长官基本上都是由段氏派出的白族大姓担任。这些白族大姓在统治区域成为世袭领主。出现了云南“白族化”的倾向。

尽管大理国时期，白族是云南的统治民族，但是汉文化对云南、对白族的影响依然不断。元代郭松年《大理行记》说：大理与宋王朝“相与使传往来，通于中国。故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136]。可见，即便在大理国白族居统治地位时，汉文化始终对白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有长期和深远的影响。这就为元代在云南建立行省奠定了社会经济基础。

大理总管府：元代白族自治地方

蒙古宪宗三年（1253年），忽必烈率部南征，攻取大理国都城（今大理市）。第二年，忽必烈还朝，留大将兀良合台戍守云南，继续平定云南各部。经两年多征战，“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洎乌白等蛮三十七部”^[137]。兀良合台还镇大理。至元十年（1273年）以平章政事赛典赤行省云南。至元十一年元朝正式建立云南行省，以中庆路（今昆明市）为省会。同时封信苴日（段实）为大理总管，委之以大理地区的行政事务。

建立云南行省后，省以下，设置路、府、州、县等各级行政机构。除边缘地区、“蛮夷”聚居的地区实行土官制度（宣慰司、宣抚司、土知州等）而外，基本上实行与内地一样的行政区划。这是元王朝巩固在云南统治的重要举措。在云南广泛开展军事屯田与民间屯田，则是巩固统治的经济措施。军事屯田开始是蒙古军队，有蒙古人、色目人、契丹人等，后来主要是当地“爨军”。民间屯田主要是拘刷所属州县诸色漏籍人户，安排他们屯田垦殖。当然也有少量的商屯。建立站赤，完善交通路线，对于加强中央王朝在云南的统治尤为重要。元代不仅加强了内地与云南交通驿站的建立，在云南行省之内，也建立了交通驿站网络。南诏、大理几百年的相对独立，与中原联系的薄弱，因元代交通驿站的建设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开设学校，传播儒学，用以取代大理原来的“师僧”教育体系，使云南文化不断与中原华夏文化趋于一致，从文化上加强国家统一。

云南行省的建立及相应的措施，中断了大理国时期云南“白族化”的进程。汉文化再次在云南广泛深入传播。需要强调的是，儒学思想并不是元代才传入云南的。中原文化在云南的传播可谓源远流长。政治的疏离并没有中断文化的联系。如上所述，对于白族来说，从其形成之时就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南诏“本唐风化”，向唐朝学习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已成为南诏文化的主流。到大理国“略本于汉”，汉文化成为白族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大理行记》《云南志略》、诸本《南诏野史》皆有大理国“开科取士”的记载。《桂海虞衡志》有大理国人到广西横山寨购儒学经典的记录。可见，即便在大理国“白族化”时期，儒学思想依然是主流思想。当然，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儒学与佛学混为一体。佛僧研习儒学，讲授儒学。《南诏野史》说，大理国开科取士，“所取悉僧读儒书者”。以佛学和儒学相混的文化是大理国时期白族文化的传统。在大理国统治者的思想中，虽然有较多的儒学，但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佛学。所以，元代在建立云南行省时广设学校，大力推行以孔子学说为核心的正统儒学，是为了将大理国时期在云南推行的佛学与儒学相混的“白族文化”变为以儒学为主导的汉文化，在思想领域削弱段氏的实力，促进云南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并与中原文化逐步趋同。

元朝在统一云南的过程中，大理段氏起了重要作用。忽必烈奉命南征，攻破大理城。当时“大理主段氏微弱，国事皆决于高祥、高和兄弟”^[138]。高祥、段兴智城破出逃。忽必烈追奔逐北，斩高祥于姚州。段兴智逃奔善阐（今昆明）。善阐被攻破后又逃奔昆泽，在此被蒙古军活捉。忽必烈“释不杀”^[139]，段兴智降服，竭尽全力为蒙古军效力。宪宗五年（1255年）“兴智与其季父信苴福入觐，诏赐金符，使归国。丙辰（1256年）献地图，请悉平诸部，并条奏治民立赋之法。宪宗大喜，赐兴智名摩诃罗嵯，命悉主诸蛮白爨等部，以信苴福领其军。兴智遂委国任其弟信苴日，自与信苴福率、爨军二万为前锋，导大将兀良合台讨平诸郡之未附者，攻降交趾。入朝，兴智在道上卒”^[140]。

中统二年（1261年），“信苴日入觐，世祖复赐虎符，诏领大理、善阐、威楚、统矢、会川、建昌、腾越等城，自各万户以下皆受其节制”^[141]。至元元年（1264年）舍利畏反叛，善阐屯守官不能御，遣使告急，信苴日率众进讨，平定叛乱。至元十一年（1274年），赛典赤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任命信苴日为大理总管^[142]。信苴日平定舍利畏的再次反叛，参与至元十三年（1276年）抵御缅国侵扰，“以功授大理蒙化等处宣抚使”，至元十八年（1281年）晋升“大理威楚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不久又拜为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至元十九年（1282年）出迎云南征缅之师，行至金齿，病故。“信苴日治大理，凡二十三年”^[143]。“子阿庆袭爵，累授镇国上将军，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佩金虎符”^[144]。其后，段氏子孙世袭大理总管之职，先后有十一世^[145]。

元兵平定大理，利用段氏，协助讨平诸郡之未附者，攻降交趾、抵御入侵缅国军队，战功显赫，任命为大理路总管，兼摄宣慰使都元帅，且参与行省职务，以至段功为行省平章政事，成为云南的强权实力人物。

大理总管与元朝对云南的统治相始终。整个元代大理总管位高权重。大理总管统辖的地区甚为广阔，即统领大理、鹤庆、姚安、蒙化、巍山、永昌、腾冲、顺宁（临沧）、德宏及明代的勐养、木邦二宣慰，孟密、蛮莫二宣抚之地^[146]。不过大理总管实际控制的地区以洱海区域为主。洱海区域成为大理总管统领下的一个自治地方。延续了大理段氏的统治，尽管元代统一云南的各项举措，对于改变大理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产生了巨大冲击和影响，但是相对于省会昆明等地区，以洱海区域为中心的滇西地区变动相对要小一些。大理国时期“白族化”的趋势终止了，但“白”作为白族的称谓在元代正式确定。

元代出现的“白人”称谓，是白族发展史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而且将元代的“白人”与历史上的“”联系起来。在历史上早有“人”的记录^[147]。而将“人”与白族视为同一人们共同体则是在元代，首见于李京的《云南志略》。其书的《诸夷风俗》说：

白人，有姓氏。汉武帝开道，同西南夷道，今叙州属县是也。故中庆、威楚、大理、永昌皆人，今转为白人矣。唐太和中，蒙氏取邛、戎、三州，遂入成都，掠子女、工技数万人南归，云南有纂组文绣自此始。白人语：着衣曰衣衣，吃饭曰咽羹茹，樵采曰拆薪，帛曰幂，酒曰尊，鞍毡曰悼泥，墙曰砖垣，如此之类甚多。则白人之为人，明矣。^[148]

李京认为元代云南大理地区的白人就是汉代道的人。唐代南诏寇西川，掳掠了大量的汉人。白人中有不少的汉人，白语中也有许多汉语成分。所以，把“”认为是白人是理所当然的。虽然，李京的说法尚有值得推敲的地方，但是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在李京的《云南志略》以前，大理地区的民族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称谓。尽管出现过“白蛮”“乌蛮”“昆明蛮”“云南蛮”“南蛮”“大封民”“白衣”等称谓，但没有一个具有民族名称的确定含义。到元代，白人作为一个族类在云南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白人在南诏国后期形成，并建立过大长和、大天兴（大兴元）、大义宁、大理国等政权。所以，白人不再是只有某种文化特点的群体，而是一个具有共同地域、共同经济、共同语言、共同文化的人们共同体，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族类。李京《云南志略》所反映元代对白人的看法，不仅表明白人的自我认同，也表明王朝和华夏对白族的确认。

大理国被蒙古军队灭亡了。但是，蒙古军队必须依靠大理国王室的后裔平定云南，镇压以舍利畏为代表的地方割据势力的反叛，抵御来自缅国的侵袭与骚扰。段氏为蒙元立下了汗马功劳，使他们得以保持当权地位，在云南行省下面有一块自治的领地，从而使白人的文化传统得以延续。而这时云南行省的中心滇池地区的经济、文化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原来土著的群体因经济文化的变动，也逐步与中夏融为一体。

民家：“白”从云南的主体族类变为少数族群

朱元璋立国十余年，云南恃远自雄，拒不归附。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朱元璋命颍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右副将军统帅将士14万余人，大举征讨云南。十二月傅友德三将军率大军由辰、沅趋贵州攻克普安、普定，进兵曲靖，击败梁王将领达里麻于白石江。明军乘胜而进，包围中庆城（今昆明市），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及其亲信驴儿、达德等自杀，元右丞观音保等出降。

洪武十五年（1382年）正月，傅友德率师进驻威楚（今楚雄），招谕大理总管段世投降。段世遣使致书傅友德表示愿意归附明王朝，但必须“依唐宋故事，奉正朔，定朝贡，以为外藩”^[149]。明确要求大理依然独立自治，并维持其总管的地位。朱元璋清楚地意识到统一云南是统一整个中国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不可能答应大理的无理要求，而且日趋衰落的大理总管势力，早已无力招架强大的明朝军队的打击。他给傅友德、蓝玉、沐英三将军下令：挥戈西进，“出奇制胜，乘机进取，一举而定，再不劳兵可也”^[150]。蓝玉、沐英遵照朱元璋指令，一鼓作气，挥师进取，攻克大理，段世就擒。明军分兵“取鹤庆，略丽江，破石门关，下金齿，由是车里、平缅等处相率来降，诸夷悉平”^[151]。大理之战，摧毁了自元以来在洱海地区割据130年的大理段氏自治政权。

朱元璋平定云南后，立即诏谕傅有德等，以云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四都司兵戍守，控制要害。沐英提出，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宜置屯，令军士开耕，以备储存。他的建议得到朱元璋的赞赏和支持：“屯田之政，可以纾民力，足兵食，边防之计，莫善于此”^[152]。明朝在云南设置卫所军事屯田，筹谋周密，有一整套的制度。其主要特点是：有固定的戍所和防卫区域；军皆有家世；军户世代为军，既入军籍，不许更改，更不许逃亡；军户屯田自给。明代在云南设置卫所与历代屯田不同之处在于：军事屯田的兵士，必须有家室同行，成为军户。这就避免了屯垦戍边的士卒与土著“夷人”通婚。尽管“汉夷通婚”无法完全避免，但是卫所“军户”的存在，从根本上避免了“以夷变夏”的“夷化”趋向，保证边疆地区“以夏变夷”的发展方向，促进民族融合，加强国家统一。

元代蒙古人、回回人、维吾尔人、契丹人、汉人大量进入云南。由于元朝征缅，从内地调集大量军队到云南屯戍，汉人在云南的数量不断增加。汉文化也在云南广泛传播。但是云南依然是“夷多汉少”。这种情况到明代才发生根本转变。卫所制度推行的结果使大量的汉人迁移到云南。云南卫所的数字，从明代初年以来，时有改变。大抵，洪武年间设十六处，正统以后增为二十五处，嘉靖以后为三十六处，万历年间为四十处。明代云南都司所领共133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领官兵1120人。如果每个千户所都是足额，则驻云南的卫军当有148960人。因为军士都要有家室，同住卫所。所以，应该是148960户。虽然卫军正额有限定，而舍丁、军余则各自另立门户，不断增加。因之，通过军事屯田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的数量当比正式的卫所军户多得多。明代初年，云南户口只有59576户，经200多年的发展，到万历初年已增至471048户。其中军户总计335426户^[153]，占居民人口的71%强^[154]。与军事屯田开展的同时，还实行民间屯田。明代还将罪犯贬谪充军到云南，这是明代内地汉人移民云南的一个特点。有明一代，移民至滇的记录不绝于史。虽然有的数字不见得准确，但民间移民至滇屯垦的不下百余万户。到明代后期，各种类型的汉族移民的总数已达300万左右。由于云南许多地区是没有户籍统计的“蛮夷”人户，所以还不能确定外来的汉族移民与当地民族的比例，但有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汉族移民的数量已完全超过了土著的“蛮夷”人户。云南居民“夷多汉少”的状况到明代有了根本改变。汉族人户不仅超过任何一个土著民族，而且超过了所有土著民族的总和，成为云南居民的多数民族；云南土著民族则从多数变为少数。谢肇膌《滇略》卷四说：“高皇帝既定滇中，尽迁江左良家闾右以实之，及有罪窜戍者，咸尽室以行，故其人土著者少，寄籍者多。衣冠礼法，言语习尚，大率类建业。二百年来，薰陶渐染，彬彬文献，与中州埒矣”^[155]。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也说，“土著者少，宦戍多大江东南人，薰陶渐染，彬彬文献，与中州埒矣”^[156]。

白族自南诏后期形成以来，经历大长和国、大天兴国、大义宁国、大理国几个政权，都是云南的统治民族。在大理国时期，云南所有的地区都为白族官员管理。元代，大理国灭亡，但是大理总管的权位，使白族在相对独立自治的环境中得以保持和发展民族文化。明代，大理段氏维持总管地位、保存自治体制的要求，被明朝大军的铁拳打得粉碎。随着大量中原移民的迁入，并逐步“土著化”，白族彻底丧失了云南主体民族的地位。他们和其他土著居民一样，成为“少数民族”。在滇池、曲靖、楚雄、保山、玉溪、建水、石屏等广大地区，不仅居民基本上都是外来的汉人，而且原来的土著人户也逐渐融合到汉人之中。他们的家谱几乎无一例外地说，他们的祖先来自南京高石坎柳树湾。就在汉化之风席卷云南大地时，洱海区域的白人，在普遍接受汉文化的同时，把自己称为“民家”。明代中期以后，“民家”这个洱海区域居民的称谓，多见诸文献。

“民家”是白人在明代中期以后的自称。文果《洱海丛谈》说：，音白。人“至明初始内附，其人多姓李姓杨，谓之民家；流寓者谓之军家；其语音同中土，民家皆操蛮语”^[157]。清《职贡图》说：“白人，又称民家子”。余庆远《维西见闻录》说：“民家即人也”^[158]。

明王朝，将其属民区分为军、民、匠、灶四籍，分别制作户册。“其军皆世袭”^[159]。把军人编为军户，使子孙世世代代继承军役，不得任意更改。到云南屯垦戍守的卫所，都是军户。当地居民为民户。军户与民户组织系统不同，职责不同，待遇不一样，身份有严格界限，不容混杂。洱海区域的居民以白人为主。他们属于民户。外来的移民主要是卫所军户。所以，军户与民户的分别，也就成为族类之间的分别^[160]。“户”就是“家”。军户就是军家，民户就是民家。汉人是军家，当地的白人就是民家。

在云南的大部分地区，原住的居民，被称为蛮夷。由土司酋首管理。他们中大多不是政府的编户齐民，一般没有户口。也有一些土著居民，由土官管理，编制户口，缴纳赋税。这些不称为“民户”，而是“土户”。一般说来，流官管理的地区，居民的户口为“民户”，称为“民家”；土官管理的地区，居民的户口为“土户”，称为“土家”。

在滇池、曲靖、楚雄、保山、玉溪、建水等地的坝区居民，大多逐步与外来汉人融合。他们不再保持自己的族类特点，也不再有自己的语言，他们都把自己视为来自南京高石坎柳树湾的汉人后裔。他们在努力设法泯灭与汉人的界限。尽管他们是“民户”，但是不必强调是与军户不同的族类。

大理地区的居民之所以用“民家”作为“白（）”的新称谓，显然有深刻的原因。

“白（）”有长远而辉煌的历史。他们的祖先在唐朝天宝年间的西洱河之战多次战胜号称强大的唐朝几十万大军。矗立在洱海之滨的《南诏德化碑》夸耀他们战胜唐朝大军的功勋。洱海周围的唐军将士万人冢不仅是对战死洱海的中原士卒的怜悯，也是希望中原王朝以此为鉴戒。他们建立过白子国、南诏国、大理国等。元代大理总管虽属于云南行省下，在平章政事、宗王管辖下的自治地方官员，但也是位高权重。大理总管下的自治地方，保存了白人的传统文化和语言。

自蒙古军队平定大理以后，蒙古人就生方设法收缴销毁南诏大理的图书档册，试图消蚀白（）的历史记忆。朱元璋一开始就不容忍大理保持“总管”的独立地位，也不准大理保持自治，在政治上彻底“改土归流”，取消了大理段氏统治阶层的特权，代之以朝廷任命的“流官”。大量的军户进入云南。

早在汉武帝时代，汉文化就已经传播到洱海地区。无论在唐代南诏时期，还是宋代大理国时期，汉文化在洱海区域的传播延绵不断。汉文化对白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汉文化是白族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之一。元代儒学在洱海区域的深入推广，汉文经典佛教取代大理阿吒力教派成为民众普遍的信仰，不仅没有使白族文化发生蜕变，反而提升了白族文化的品质，使多元的白族文化更加丰富多彩。白族对于外来文化，尤其是汉文化从无逆反抵触心理，相反，对汉文化的学习、吸收、采纳成为白（）文化不断发展自觉不自觉的意识与实践^[161]。在白族迎接外来屯垦戍守的卫所大军到洱海区域开拓发展时，他们同样接受了汉文化。他们不再强调自己是“白（）”的族类差异，而是巧妙地用军户与民户、军家与民家的身份区别，来表明族类的分野；在敞开学习汉文化的同时，谨慎而严格地保守着白（）自身的文化。白（）虽然不再是云南居于统治地位的主体族类，尽管和大量涌入的汉族移民相比，他们已经成为少数，但是他们并未放弃维护千百年来形成的共同体，而是以“民家”的身份顽强地显示自己独立的族类个性与特点。

在汉文化的浪潮滚滚而来之时，在元明王朝用强制的手段销毁了南诏、大理的历史与文献之后，明代的大理区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许多追溯历史的传说、故事：《白国因由》《六诏纪闻》《记古滇说》《古通记》《绎年运志》《滇载记》《南诏野史》等等。这些夹杂神话的野史遗闻，不能简单地视为明初大理段氏遗民对已经逝去的南诏、大理念念不忘的“故国之情”^[162]。这是用神话、传说、历史来保存白（）的集体记忆，通过集体记忆的恢复、传承，唤起族类共同意识；以强烈的族类意识，推动族类的认同；通过族类的认同，使白（）在接受汉文化的同时，清醒地保持“民家”的悠久文化传统和独特的精神气质。

由于白（）的汉文化水准在明代与中原的差距在迅速缩小，出现了不少优秀的文人学者，因此用文化作为夷夏之分的尺度来衡量，白（）不应该再看作蛮夷。所以“民家”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原王朝、汉人以及其他族类对白（）的新称谓。

作为白（）来说，他们有光荣而骄傲的历史，他们有悠久而灿烂的文化，他们的文化水平显然不逊于汉人，更何况其他族类。所以他们也不愿意再把他们当作白（）蛮。称为“民家”就可以和“军家”平起平坐，只有身份的差别和族类的不同，没有高低的差异。称为“民家”更可以和诸多蛮夷“划清界限”，蛮夷之多不过是“土家”而已，与“民家”的差距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民家”是白（）从统治族类变为少数族类后，为维护族类集体记忆，唤起族类共同意识、显示族类自尊自信的新称谓。

正因为“民家”称谓背后深刻的族类意识，所以，自明代中叶出现“民家”称谓后，迅速为全体白（）人所接受，经历清代、民国，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时至今日，大多数白族还是习惯自称“民家”。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宪法宣布国内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少数民族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并得到诸多优惠与照顾。将“民家”的称谓恢复为“白”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余　论

白族形成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已经延续了一个多世纪。1885年英国伦敦大学教授拉考伯利发表《掸族的起源》，提出“南诏是傣族建立的国家”^[163]。这个论点得到西方学者和泰国学者的赞同。在20世纪上半期广为传播。特别是1926年W.A.R.Wood（伍德）出版了《暹罗史》。“南诏是傣（泰）族建立的”的观点，是这本书的基调。伍德的《暹罗史》很快成为南诏傣（泰）族建立论的代表性学术著作，直到今天还有相当大的影响。泰国的历史著作、中小学教科书、旅游指南等著作都反复重复南诏是古代傣族在云南建立的伟大国家。南诏历史的光辉时代成为不少泰国人妄自尊大的历史资源。

方国瑜教授在1936年1月的《益世报》上发表《人与白子》，提出南诏是白族建立的政权，以历史事实论证了傣族与南诏、大理的建立无关。其后，他又发表《南诏是否傣族国家》^[164]，对南诏不是傣族而是白族建立的国家作了深入的论证。接着，许云樵发表《南诏非泰国故国考》^[165]，江应睴发表《南诏不是傣族建立的国家》^[166]，陈吕范发表《南诏不是泰族建立的国家》^[167]，陈健民《南诏是不是傣族建立的》^[168]等等。中国学者为了否定拉考伯利“南诏是傣族建立的国家”的论说，几代人花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

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学者都不再主张“南诏是傣（泰）族建立的国家”一说。美国学者查尔斯·巴库思说“已经没有任何一点理由可以继续坚持南诏是泰族王国的理论。无论南诏的统治集团，抑或是它的广大居民都不可能是泰族，相反有更多的理由说明应该抛弃这种理论。大多数学者都否认南诏与泰族间有任何重要的本质联系。”“几乎没有任何专家和学者继续支持南诏国等于泰国这一早已过时的错误方程”^[169]。就是在泰国，在严肃谨慎，实事求是的学术著作中已经很少看到“南诏是泰（傣）族建立”的这种论说。

为了回应西方学者或对历史的无知，或对历史的有意歪曲，编造谎言制造的“傣（泰）族建立南诏”论，我们以大量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成功地批驳了“南诏是傣（泰）族建立”的谬说。但是，国内学者又陷入南诏究竟是彝族建立的，还是白族建立的，还是彝族白族共同建立的无休止的论争之中。

我们应该跳出西方学者一开始就设定的“圈套”：“傣（泰）族建立了南诏国”。事实是，南诏国建立以后，傣（泰）族的先民只不过是居住在南诏国西南的族类：金齿（或称黑齿、黑嘴、乌嘴）。阁罗凤在《南诏德化碑》中说；“建都镇塞，银生于黑嘴之乡”^[170]。可见，傣（泰）族的先民是南诏统治者的部属，而不是建国的领导。

南诏原来不过是唐代初期洱海区域的“六诏”之一，蒙舍诏。因为位于诸诏之南，被称为南诏。南诏（蒙舍诏）的居民是哀牢之后。

南诏在唐朝的支持下，取代了“白子国”^[171]。接着并灭其余五诏，统一洱海区域。进而在吐蕃的支持下于天宝年间多次打败唐朝大军。唐朝势力退出云南。南诏迅速拓展，其统治范围从洱海地区扩大为“东距爨，东南属交趾，西摩伽陀，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172]的广阔领域。在南诏建立了包有今云南全部，四川南部、贵州东部、越南北部、缅甸北部的王国之后，历史记录就不再有哀牢蛮、昆明蛮、西洱河蛮、松外蛮、云南蛮、弄栋蛮、蜻蛉蛮以及汉姓等记录。而是称为“南诏”“鹤拓”“大礼国”“大封民国”等。这时，哀牢蛮、昆明蛮、西洱河蛮、云南蛮、弄栋蛮、蜻蛉蛮、松外蛮等族类也随着大礼国、大封民国的建立融合成一个族类——“封民（人）”。封民（人）就是“人”。“大封民国”就是族名为国号，故称大封民国^[173]。

蒙舍诏兼并蒙诏后，成为洱海南部强大的酋邦，在唐王朝的大力支持下，南诏征服了建立的“白子国”，赶走了越析诏。取得了经济水平较高的洱海平原及其东南地区，将昆明逼到狭窄的洱海以北地区。最后又在唐朝的支持下，于贞元十年最终征服了昆明建立的施浪、邆赕、浪穹“三浪诏”。蒙舍诏是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征服者，但是最后还是被经济、文化比他们高得多的、西洱河蛮、汉姓所征服。被称为“白蛮”的文化成为南诏的主流文化。正是这个主流文化推动南诏不断走向强大，也促进了“白族”的形成^[174]。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建立南诏国的蒙舍起于巍山，当时他们不过是洱海区域众多酋邦（诏）中的一个。当蒙舍诏兼并洱海区域之酋邦，接着拓东、开南、镇西、攻北，建立强大的南诏国后，各个酋邦都成为南诏国的领地，各酋邦的居民也融合成为一个族类。与其说是哪一个族类建立了南诏国，不如说是南诏国的建立，为各个族类融合成封民（人、白人）创造了政治条件。尽管南诏（蒙舍）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但是，到了南诏成为一个强大的王国时，他们的祖先已成为遥远的记忆，他们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他们是“哀牢之后”^[175]。这里的“哀牢之后”颇值得细细玩味。正如洱海地区的汉姓，他们自言其先本汉人一样。他们已经不再认为自己还是汉人，只不过是汉人的后裔。他们自己早已经与汉人脱离关系成为洱海区域的土著居民。如果他们还是汉人何必强调自己的祖先本是汉人？同样，当南诏建立起一个超迈前人的强大王国时，他们说自己是“哀牢之后”就是对自己是哀牢的否定。他们早已挣断了祖先哀牢的脐带，独立成一个与母体截然不同的强大势力与族类。他们已经不再是一个单一的哀牢之后，而是与昆明、、西洱河蛮、汉姓等族类融为一体的白（封、）；他们已不是小小哀牢的酋邦，而是强盛伟大、称雄西南的巍巍大封民国。这时无论是王室、还是高官，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大家都是大封民国臣的居民，都是同一个族类——白。

我们没有必要纠缠究竟是哪个族类建立了南诏王国，而要深入研讨南诏如何将唐代前期酋邦林立的洱海区域统一起来，再以洱海区域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威震西南，彪炳史册的大封民国，推动了白（封人、人）的形成、发展与壮大的历史。我们不能局限于狭隘的泥沼中死抠历史文献中的只言片语，况且对这些只言片语的误解又导致对南诏社会历史发展理解的偏差。而我们应该站在视野辽阔的高峰上以大历史的视野，综观社会发展的趋势，对白族形成与发展做出符合历史事实的正确判断。

（载《民族学评论》2005年第二辑）

【注释】

[1]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

[2]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印行。1962年作者对本书做了一些修改，中华书局于1963年排印本书的修订稿，但未能付印。1978年1月正式出版。

[3]参看马曜《云南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马曜学术论著自选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大理文化论》，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白族简史》编写组：《白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美］查尔斯·巴克斯：《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林超民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林谦一郎：《白族的形成及其对周围民族的影响》，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5年6月。

[6]林涓：《白族形成问题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4期。

[7]《史记·西南夷列传》，参看《云南史料丛刊》第一卷4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8]《新唐书》卷222下《南蛮传》，载《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2页。

[9]吴金鼎、曾昭遹、王介忱：《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载《国立中央博物院专刊乙种之一》，1942年。案：谢道辛《大理考古百年回眸》（见《二十世纪大理考古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将吴金鼎等到大理考古的时间定为1937年11月至1938年6月，误。

[10]吴金鼎、曾昭遹、王介忱：《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载《国立中央博物院专刊乙种之一》，1942年版。

[11]阚勇执笔：《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3期。

[12]同上。

[13]戴宗品执笔：《云南永平新光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2年2期。

[14]作铭执笔：《剑川海门口古文化遗址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6期。

[15]《剑川海门口古文化遗址清理简报》“编者按”，《考古通讯》1958年6期。

[16]肖明华执笔：《云南剑川海门口青铜时代早期遗址》，《考古》1995年9期。

[17]同上。

[18]阚勇执笔：《剑川鳌凤山古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0年2期。

[19]阚勇执笔：《剑川鳌凤山古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0年2期。

[20]熊瑛执笔：《云南祥云大波那木睳铜棺墓清理报告》，《考古》1964年12期。

[21]同上。

[22]同上。

[23]《考古》1977年3期。

[24]李朝真执笔：《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墓》，《文物》1986年7期。

[25]李朝真执笔：《云南祥云检村石椁墓》，《文物》1983年5期。

[26]张新宇执笔：《弥渡苴力战国石墓》，《云南文物》1982年12期。

[27]田怀清执笔：《云南祥云县检村石棺墓》，《考古》1984年12期。

[28]阚勇：《滇西青铜文化浅谈》，载《云南青铜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64页。

[29]林超民：《人的族属与迁徙》，《思想战线》1982年5期。

[30]马曜通纂：《白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本书的《白族的来源》由王叔武先生执笔。马曜先生主编的《云南简史》关于白族的源流的论述，与此相同。

[31]以上均见《白族简史》第一章《白族的来源》，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2]汪宁生：《云南考古》，见《汪宁生论著萃编》下卷，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3页。

[33]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一辑《汉晋时期西南地区的部族郡县及经济文化》，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林超民：《试论汉唐间西南地区的昆明》，《民族研究》1982年6期。

[34]张增祺：《洱海区域的古代民族与文化》《中国西南民族考古》十二，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7－190页。

[35]方国瑜：《古代云南之居民与发展》《略说战国至汉初的西南部族社会》《汉晋时期西南地区的部族郡县及经济文化》等，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一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6]李东红：《白族的形成与发展》，载赵寅松主编《白族文化研究》2001年，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37]《新唐书》卷222下《南蛮传》，参看《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5页。

[38]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我国的民族识别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学术上、理论上都取得巨大成绩。毋庸讳言，在具体识别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深入总结的问题。尽管与我们取得成就相比，存在问题可谓微不足道，但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我们不能不予以重视。

[39]林谦一郎：《白族的形成及其对周围民族的影响》，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电脑打印本1995年，第22页。

[40]马曜：《大理文化论——兼论云南文化中心的变迁》，刊于《炎黄春秋》1995年增刊第2期，收入《马曜学术论著自选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03页。

[41]马曜：《大理文化论》，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42]《白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书中《后记》说：“马曜负责全书的通纂工作”。

[43]马曜：《大理文化论》，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页。

[44]林超民：《蜀身毒道浅探》，《西南民族历史研究集刊》1981年第2期，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研究所印行

[45]《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李贤《注》。

[46]《广韵》：“叶，与涉切，又式涉切”。古读邪母。

[47]《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48]《史记·大宛列传》。

[49]《后汉书·西南夷列传》。

[50]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0页。

[51]见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

[52]《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古今注》。

[53]林超民：《白子国考》，载《南诏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页。

[54]案：吉弘韦原夺“韦”字。《新唐书》作吉伟，《资治通鉴》作吉弘伟，《唐会要》作吉弘韦，当以《唐会要》为是，据此补。

[55]木芹：《云南志补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

[56]同上。

[57]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2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0页。

[58]木芹：《云南志补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页。

[59]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2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页。

[60]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2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页。

[61]林超民：《唐代前期洱海地区的部族社会与统一政权的建立》，云南大学油印本，1981年，第256页。

[62]木芹：《南诏野史会证》，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页。

[63]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2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56页。

[64]林超民：《唐代前期洱海地区的部族社会与统一政权的建立》，云南大学油印本，1981年，第258页。

[65]《华阳国志·南中志》，《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0页。

[66]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

[67]同上，第259页。

[68]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7页，亦见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6页。

[69]黄惠：《哀牢夷的族属及其与南诏的渊源》，载《思想战线》1976年第6期。

[70]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9－60页。

[71]同上书，第260页。

[72]《续汉书·郡国志》引《古今注》，见《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页。

[73]《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见《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0页。

[74]林超民：《唐代前期洱海地区的部族社会与同一政权的建立》，云南大学油印本，1981年，第100－104页。

[75]《史记·货殖列传》。

[76]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

[77]《吕氏春秋·恃君览》。

[78]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页。

[79]《华阳国志·蜀志》。

[80]同上。

[81]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

[82]《华阳国志·南中志》朱提郡，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414页。

[83]林超民：《人的族属与迁徙》，《思想战线》1982年5期。

[84]《华阳国志·南中志》。

[85]林超民：《人的族属与迁徙》，《思想战线》1982年5期。

[86]梁建方：《西洱河风土记》，载《云南史料丛刊》第2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8页。

[87]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9－120页。

[88]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2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8页。

[89]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96页。

[90]同上书，第256页。

[91]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2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92]同上。

[93]同上书，第36页。

[94]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2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页。

[95]同上书，第23页。

[96]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8页。

[97]《华阳国志·南中志》，见《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页。

[98]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1页。

[99]马曜主编：《云南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100]张旭：《大理白族史探索·论“昆明夷”》，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5页。

[101]《新唐书·南蛮传·昆明蛮》，载《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5页。

[102]《新唐书·南蛮传》，载《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9页。

[103]马曜主编：《云南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104]《新唐书·南诏传》，载《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9页。

[105]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2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

[106]同上。

[107]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2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

[108]赵吕甫：《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页。

[109]参见林超民《白子国考》，载杨仲录、张福三、张楠主编《南诏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116页。

[110]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2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

[111]同上书，第23页。

[112]同上书，第27页。

[113]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7页。

[114]樊绰《云南志》卷五说：“蒙舍北有蒙诏，即杨瓜州也。同在一川，地气有瘴，肥沃宜禾稻。”《王仁求碑》说：“阳瓜州刺史蒙俭，实始其乱，咸亨之岁，犬羊大扰”。疑蒙俭即蒙诏主。到天宝年间，蒙舍并蒙诏后，阁罗凤被“朝廷册袭云南王……兼杨瓜州刺史”（“樊志”卷三，亦见《德化碑》）。《新唐书·南蛮传》说：“蒙诏最大。其王辅首死，无子，弟佉阳照立。佉阳照死，子照原立。”蒙诏主始自辅首。蒙诏可能亦以辅首为部落名和地名。其诏主姓蒙，与蒙舍相同。由此推知，蒙诏亦是哀牢。

[115]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2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116]同上书，第49页。

[117]同上书，第23页。

[118]赵吕甫：《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4页。

[119]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2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

[120]林谦一郎：《白族的形成及其对周围民族的影响》，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油印本，1995年。

[121]《新唐书·南蛮传》卷222，第6319页。

[122]赵吕甫：《云南志校释》卷8，第297页。

[123]《新唐书·南蛮传》卷222。

[124]《新唐书·南蛮传》卷222，第6325页。

[125]《元和郡县图志》卷187。

[126]张柬之：《奏罢姚州疏》，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2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页。

[127]《旧唐书》卷197《南蛮传》。

[128]《南诏德化碑》，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2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0页。

[129]樊绰：《云南志》卷3，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2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130]《旧唐书》卷197《南蛮传》，载《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7页。

[131]樊绰：《云南志》附录，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2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0页。

[132]同上书，第89页。

[133]《南诏德化碑》，载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2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7页。

[134]《新唐书》卷222《南蛮》。

[13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引《锦里耆旧传》。

[136]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3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页。

[137]《元史·兀良合台传》，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2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46页。

[138]《元史·世祖本纪》，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2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4页。

[139]程文海：《世祖平云南碑》，载《云南史料丛刊》第3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9页。

[140]《元史·信苴日传》，载《云南史料丛刊》第2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67页。

[141]《元史·信苴日传》，载《云南史料丛刊》第2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67页。

[142]同上。

[143]同上书，第568页。

[144]同上。

[145]记载大理段氏总管世序、年历较详的为《南诏野史》。诸本《南诏野史》所记为十一世，唯胡蔚《增订南诏野史》于段明后多段世一代。

[146]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一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4页。

[147]林超民：《人的族属与迁徙》，《思想战线》1982年第5期。

[148]见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3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128页。

[149]倪蜕辑，李埏点校：《滇云历年传》，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1页。

[150]《明太祖实录》卷143。

[151]同上。

[152]《明太祖实录》卷179。

[153]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明史·地理志》载万历六年（1578年）的数字，少62户。

[154]方国瑜：《明代在云南的军屯制度与汉族移民》；载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3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55]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6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99页。

[156]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卷2《地理志》，云南府风俗。

[157]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1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3页。

[158]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2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页。

[159]《明史》卷92《兵志二》。

[160]方国瑜：《关于白族的名称问题》，载《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页。

[161]林超民：《汉文化在白族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载《社会、民族与文化展演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下册），中国台湾汉学研究中心编印，2001年。

[162]侯冲：《白族心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

[163]特里恩·拉考伯利（TerrienLacouperie）：《掸族的起源》，1885年，参见［美］查尔斯·巴库思著，林超民译《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第三章《南诏国的形成》，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3页。

[164]《新动向》1939年，第三卷第六期。

[165]《南洋学报》1947年，第四卷第二期。

[166]《云南大学学报》，1959年国庆专号。

[167]杨仲录、张福三、张楠主编《南诏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68]《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6期。

[169]［美］查尔斯·巴库思著，林超民译：《南诏国于唐代的西部边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9页。

[170]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2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1页。

[171]参见林超民《白子国考》，载《南诏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页。

[172]《新唐书·南诏传》，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7页。

[173]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二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页。

[174]林超民：《汉文化在白族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载《社会、民族与文化展演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下册），中国台湾汉学研究中心编印，2001年。

[175]《旧唐书·南诏传》，《云南史料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