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在云南设置益州郡，管辖二十四县，其范围比今云南省稍大。东汉永平十二年（69年）分益州西部设永昌郡，管辖八县，主要在澜沧江以西广大地区，包有今天的保山地区、德宏州、临沧地区以及缅甸的伊洛瓦底江中上游地区。蜀汉建兴三年（225年），在南中地区设置建宁、
、兴古、朱提、越
、云南、永昌七郡，由胇降都督统领，其地包有今四川南部、贵州西部、云南全部、越南北部、缅甸北部。晋于泰始六年（270年）设宁州统领南中七郡，为全国十九州之一。唐代南诏在南中七郡的基础上设置十赕、七节度、二都督，其疆界“东距爨，东南属交趾、西摩伽陀，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1]。其地包有今天云南全境、四川南部、贵州西部、缅甸北部、老挝及越南北部。宋代大理国的疆域“东至戎州，西至身毒国，东南至交趾，东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2]。其疆界不减于南诏时期。元代于宪宗三年（1253年）平定云南，至元十一年（1274年）建立云南行省，“东至普安之横山，西至缅甸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之鹿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3]。云南行省纵横四千里，其东包有罗甸普定路及亦奚不薛宣慰司，其南包有宁远州黑河以南地，其西包有蒙光路、云远路以抵天竺，这是大理国势力所及，到元代设置较为稳定的政权；其西南则有所扩展，以蒲甘地设邦牙宣慰司，并与登笼（得楞）国联系以至海上；又收八百设宣慰司，并服老告（老挝）设总管府，这也是大理国势力所及，至元代建立较为稳定的行政管理体制。所以元代云南的疆域不仅在大理国的基础上有所扩大，而且更为巩固，更加稳定。明初平定西南，收复元代云南行省各地，逐步建立了地方行政管理机构。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东来，也由于明王朝的腐朽衰落，明中叶以后，云南边疆出现危机，并逐步退缩。至清代边疆问题更加严重。回顾这段历史，探究明代边疆问题的来龙去脉，认识今天云南边疆形成过程，对于我们正确对待和处理历史上的边疆问题是有益处的。
先师方国瑜教授，对云南边疆问题十分重视。他曾参加中英滇缅界务交涉，亲历滇缅边界考察。在他所做的《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诸书中，对滇缅边界作了深入研究和精当的考释，至今无人能出其右。
超民从先生学习中国民族史、云南地方史，获闻绪余。在学习中稍有体会，将作业敬呈先生指教，鼓励有加。今将昔日在先生指导下的功课董理成篇，但先生已不及见了。谨以此拙稿纪念先生教诲之深恩厚情。
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与滇西南边境的退缩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朱元璋命将帅兵征云南，经两年攻战招抚，平定云南各地，设立了统治机构。云南的西南部边境，在元代的基础上，设立宣慰司、宣抚司、御夷府等统治机构，到永乐时期，建置十宣慰司及二御夷府，后来又分设宣抚司。明王朝通过边境诸土司，建立了对西南边疆的统治。兹将滇西南境诸土司的建置与地理位置分别概述于下：
麓川宣慰司：元代中统年间内附，至元十三年（1276年）设置麓川路，隶属于金齿等处宣抚司。[4]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设置麓川平缅宣慰司[5]。正统三年（1433年）当地土酋思任法反叛，明廷派大军“三征麓川”，平定之后，罢革麓川平缅宣慰司。正统十一年（1446年）以其地设置陇川宣抚司[6]。与此时设置的南甸宣抚司、干崖宣抚司合称“三宣”[7]。干崖在今盈江县，南甸为梁河县，陇川包有今瑞丽、陇川两县。
木邦宣慰司：元代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立木邦军民总管府[8]。明初内附，改为木邦府，后改为木邦宣慰司[9]。其地在麓川西南，潞江（今萨尔温江）以西，大金沙江（今伊洛瓦底江）以东。成化二十年（1484年）分设孟密安抚司，万历十三年（1585年）升为孟密宣抚司[10]。其驻地在今缅甸掸邦的抹谷，统有掸邦西北地区。万历十三年（1585年）又从孟密领地内分设蛮莫宣抚司[11]，其驻地在今缅甸八莫，统辖今缅甸钦邦东南地区。
孟养宣抚司：元代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设置云远路军民总管府，为元代金齿等处宣抚司“迤西”的一部分。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为云远府，十七年（1384年）改设孟养军民宣慰司[12]。统辖大金沙江（伊洛瓦底江）上游以西，钦敦江流域地区。
缅甸宣慰司：至元元中于蒲甘缅王城设置邦牙等处宣慰使司，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设置缅甸军民宣慰使司[13]。统领伊洛瓦底江中游地区，北至江头城（今缅甸杰沙），南至蒲甘地区。
大古剌宣慰司：永乐四年（1406年）大古剌等处的土酋泼的那浪派人到明廷，“乞设官统理”，明朝“以大古剌、底马撒二处地广，各设宣慰司”[14]。统领孟养西南，伊洛瓦底江入海三角洲的白古地区。
底兀剌宣慰司：原为大古剌所据，经明廷干预，大古剌退还，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设置宣慰司[15]。其辖区在缅甸宣慰司之南，伊洛瓦底江以东的洞吾，即今缅甸锡唐河流域。
底撒马宣慰司：与大古剌宣慰司同为永乐四年设置[16]。统领萨尔温江入海的丹那悉林地带。
八百大甸宣慰司：元代至顺二年（1331年）设置八百等处宣慰司[17]。明朝洪武二十四年（1331年），“其酋来贡，乃立八百大甸军民宣慰使司”[18]。其地在今泰国北部景迈地区。
老挝宣慰司；明永乐三年（1405年）“其酋备方物入贡，始置老挝军民宣慰使司”[19]。其地在澜沧江（湄公河）河曲之南掌（郎长）地区，今老挝。
车里宣慰司：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平定车里，即其地设置车里军民总管府。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立车里军民府，十九年（1386年）改为车里军民宣慰司[20]。其地在今西双版纳，包有思茅地区。
孟艮御夷府：永乐四年（1406年）设置孟艮御夷府[21]。其地“东为车里界，南为八百界，西为木邦界，北为孟琏接”[22]。相当于今缅甸景栋地区。
孟定御夷府：元代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设立孟定路军民总管府，隶属大理金齿等宣慰使司。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置孟定府。[23]其地在南定河流域，邻耿马宣抚司，后分其南部地区，设置孟连长官司。
以上十宣慰司、二御夷府，为明代永乐时设置的政区，是当时云南的西部边境。到明代中期边境的形势发生急剧变化。
正德十四年（1519年）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以武力强占白古属地马达班，在此建立侵略伊洛瓦底江流域的基地。这些葡萄牙侵略者被称为“佛郎机”（亦作“伏狼机”）。他们占据马达班后，不断向云南诸土司地区开展经济侵略。孟密地区盛产宝石，有宝井，“其境与西洋番舶相通”。自葡萄牙人侵占马达班之后，到孟密争购宝石，孟养多将宝石卖给“西洋番舶”，“以营利重”[24]，致使对内地的供输受到严重影响。西洋布之类的“洋货”经过孟密、孟养诸土司之地进入云南，给云南经济以极大冲击，万历年间即有人指出：“古剌锦、西洋布、孩儿茶之属，皆流商自孟密、迤西（孟养）数千里而至者，非滇产也，而为滇病最甚”[25]。
葡萄牙人为扩张势力，利用诸土司之间的各种矛盾挑起事端，从中渔利。起初，葡萄牙人支持白古（即大古剌）与洞吾争斗。洞吾又译作洞吴、东吁、东胡、东瓜、东古、同古等。明初的底兀剌或底兀，也就是洞吾的同音异译。明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三日设置底兀剌宣慰使司。底兀剌与明朝廷的联系一直保持到宣德年间，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明廷赐“底兀剌头目吞秃鲁等钞、彩、币表里，袭衣、纱、罗、绢、布有差”[26]。到正统年间，由于麓川兵事起，接着是缅甸与木邦、孟养、陇川诸土司间争战不休，底兀剌与明王朝的联系就被阻隔。明嘉靖十年（1531年）平虚威替为洞吾之王，势力逐渐强盛。嘉靖十四年（1535年）多次进攻白古（大古剌）。嘉靖二十一年（1550年）台白古王死，洞吾（底兀剌）便尽占其地。葡萄牙人转而支持洞吾。洞吾于嘉靖二十三年（1546年）攻阿拉干，第二年攻底马撒的土瓦，并进攻暹罗，四处扩张，历年战争都得到葡萄牙人支持并有其士兵参战[27]。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平虚威替死，第二年莽瑞体（巴英南）继立为王，自称“莽达喇”，其意为“公道主”[28]。先后攻占大古剌（白古）、底兀剌、底马撒三宣慰司之地，据有伊洛瓦底江下游地区。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进兵缅甸宣慰司首府阿瓦（今缅甸曼德勒）。嘉靖三十五年至嘉靖三十八年（1556—1559年）攻扰阿瓦以北掸族地区。因为莽端体的父亲莽纪岁为孟密土官思真与孟养土夷思伦所杀，怀挟旧仇，时图报复，“乘孟密内争，乃助乱而控制之，假道攻掠孟养、迤西诸夷，以复前仇”[29]。甚至打算诱引陇川、干崖、南甸三土官与之呼应作乱，只是由于内地有备，而未能得逞。从嘉靖末年至万历年间，莽瑞体“东破郎长（老挝），西灭密西里，计取孟密、缅甸，掩袭孟养、迤西，攻打景迈、整古，胁服土宇、土哑（暹罗）”[30]。进而“号召三宣（陇川、干崖、南甸）”[31]。莽瑞体死后，莽应里继袭，一步步向四周扩张，侵扰西南边境诸土司，成为明代西南的最大边患。莽达喇“地广兵强，善于使伏狼机火器”[32]。由于葡萄牙殖民主义提供军火，参与战争，西南边境诸土司备受欺凌袭扰。
万历初年，莽瑞体招诱陇川宣抚多士宁，多士宁没有听从，但是他的记室岳凤“阴夺其权，与三宣六慰各土舍罕拔等歃血为盟。诱多士宁往摆古（白古）归附，缅酋阴使其子囊乌鸩士宁夺印投缅，受缅伪命，代士宁为宣抚。及瑞体死，子应里嗣。凤父子臣服之，诱败官军，献士宁母胡氏及亲族六百余人于应里。尽杀之。多氏之宗几尽。初凤之附于缅也，为瑞体招诸部，拒中国，伤官军，逆势浸成，缅深倚之”[33]。莽应里继立之后，“岳凤又说应里起兵，象数十万，分道内侵。万历十一年（1583年），焚掠施甸、寇顺宁。凤子曩乌领众六万突至孟淋寨，又克盏达，且窥腾冲、永昌、大理、蒙化、景东、镇源诸郡”[34]。莽应里的反叛已严重危及云南西南边境的安全。
万历十一年（1582年）明朝云南巡抚刘世曾擢拔刘綎为腾越游击，邓子龙为永昌参将，各提兵五千赴剿，并征调诸土司兵丁应援，于姚关大破莽应里，缅兵败遁。刘綎与邓子龙乘胜追击，率兵出陇川、孟密，直抵阿瓦（今缅甸曼德勒）。缅将孟勺（莽瑞体之弟）降。陇川、蛮莫、孟养的入侵缅兵纷纷遁逃。刘綎回师陇川擒岳凤父子，献捷于朝[35]。一年多的边境骚乱至此平定。原来的缅酋莽应里胁从的西南诸土司悉来归附。蛮莫头目思顺，初与岳凤相表里，投附莽应里。当刘綎率兵驰入陇川，岳凤诣军门降，思顺缚缅人及象马来献。刘綎以副总兵署临元参将，“移镇蛮莫”，“勒兵金沙江（伊洛瓦底江），筑台于王骥故址，威名甚盛”[36]，“建大将行署于蛮莫”[37]。这就是闻名于世的威远营，其地在今缅甸八莫。万历十二年（1584年）二月二十一日，刘綎招集孟养、木邦、孟密、陇川诸土司，“歃血威远营”[38]。筑坛盟誓：“六慰拓开，三宣恢复，诸夷恪心，永远贡赋，洗甲金沙，藏刀思窟，不纵不擒，南人自服”[39]。万历十三年（1585年）增设蛮莫安抚司，以蛮莫土官思顺任安抚使。刘綎记这次战役的胜利说：“万历癸未年（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横槊誓师，分哨并进，披历险隘，直抵贼巢，元恶既已倒戈就擒，胁从悉皆府首受缚。……虎穴笑谈，平功收不战；狼烟呼吸，定绩底咸宁。据金沙（伊洛瓦底江），城蛮哈（八莫），言有大而非夸；通宝井，跨南滇，信无行而不利。土地充拓者，远近不下数千里，掳掠夺回者，旄倪概计亿万人。……试兵甫及二月，犁扫为之一空。”[40]
刘綎、邓子龙征缅，大败莽应里，“纠合诸夷，歃血威远营”，取得决定性胜利，但是莽应里势力并未彻底剿灭。刘綎清醒地认识到：“疆宇虽已廓清，莽酋犹然肆大，若不亟加剿灭，终为祸根蔓延”，应乘胜进讨，“俟荡平之后，另图改土设流；平定之余，更宜筑关建堡，设大将旗鼓，以控制要冲；立诸司衙门而为犄角。随行屯田之策以足食，而财可使富，保障坚于未形；又练土著之丁以足兵，而力可使强，边境庶几无患。……滇南之安，永保万世无虞矣”[41]。但是，刘铤的筹谋策划却不为当局所重视，不仅没有给予支持，反而万历十五年（1587年）将刘铤调离。刘铤镇蛮莫约二年，抚绥边境诸土司，尚来不及剿灭洞吾莽应里，彻底平息叛乱，便抱憾离去，许磁《赠云抚凤坪公西征缅甸序》说：“……一战而取罕虔，再战而获岳凤，三战而诛莽应里，四战而缅甸之老莺尽退兵矣。”对刘铤征缅满怀期望，不料刘铤尚未三战、四战便解职而去，莽应里未诛、西南边境祸根未除、战乱未息。不久莽应里又卷土重来，骚扰三宣六慰之地。万历十九年（1591年）二月，莽应里率猛别、阿瓦等地士卒“围蛮莫、攻迤西”，被邓子龙击败[42]。第二年再次来犯，又被邓子龙打退。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十二月，莽应里分道入寇，云南巡抚陈用宾“亲至永昌，遣将合剿，多所斩获”[43]。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莽应里又一次“分道内犯”，陈用宾出兵迎击，虽打退了莽应里的侵犯，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44]。为有效地防止缅人的侵扰袭击，维护边境诸土司，安定形势，陈用宾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设八关于腾冲，立蛮哈、陇把守备，拨兵戍守。募人至暹罗，约夹攻缅。筑堡于猛卯，名曰平麓城。开二十四屯田，上《请罢开采宝井疏》，又为《还定七慰后说》”[45]。为了对付缅人连年入侵，边境诸郡已耗费不支，输米粮到边地，一石米“运价至十金”[46]。因此，陈用宾锐意兴屯，企图通过屯田，加强边境守备，解决粮食问题，使“永腾免氽运之苦，各兵称宿饱之便”。屯田由国家以“汰兵之羡饷”作为基金，“秋成照值入廪，计纳公田一斗；二年小成，免其什一之赋；三年大成，始什一而赋之”[47]。但是，由于边地气候条件恶劣，烟瘴为虐，“屯者不能耕”[48]。结果屯田收效甚微，边地兵丁士卒“糜公币如故”[49]。“屯田者虚有名而无实益，其中家温饱稍瞻，牛种力耕，耨办公氽者未尝无人；其积猾无耻者，荒田亩，缺牛种，止借支公氽两并家马口量，与莺兵干折，以完十分之一，而拖欠益多，至于有警，而氽运尚苦小民，又何裨于国哉！创始者固盖，今反生弊耗财矣。至于夷路杂出，非可以八关之设而禁止入内，一关设兵，把隘不过二三十名，岂能御蜂猬而闭以谢之。况有兵之名而无实哉”[50]。由于明王朝的衰朽，陈用宾屯田、筑关、建城等有效措施，并没有认真实行，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陈用宾所筑八关，在腾越西南边境，但并非是当时的边界。陈用宾曾作《滇南修攘备考图说》，此书已佚。今存云南左右政使杨芳为此书作的“序”，指出当时云南的疆域是：“南抚交趾，北距蜀，西天竺，东黔阳。”当时云南西与天竺（印度）接界，则西南诸土司在云南地界之内。陈用宾又作《还定六慰说》，从中可知“六慰”地仍在云南境内。因此，八关并不是当时滇、缅间的分界。正如清人姚文栋所说：“八关所以控制山外之路，并无以关为界之明文也”[51]。自万历九年（1581年）以后，缅甸莽瑞体、莽应里父子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支持下，使用“伏狼机火器”四处扩张骚扰，使西南边境诸土司地长期处于纷争动荡之中，缅甸成为西南最大边患，为边防的当务之急。有识之士，相继条陈厉害，上书对策，但明王朝国势衰落，东北烽烟四起，频频告急，已无力过问西南边事。至崇祯年间，不到半个世纪，永腾边防，仅守八关。徐霞客到腾冲时，六慰之地“业非羁縻所可制驭”，只有南甸、干崖、陇川“三宣”尚“听约束”[52]。云南西部边境已大大向后退缩。这是殖民势力入侵与明王朝衰朽所致。
云南与安南边界的争议
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在西夷设置
郡，其南部有句町（今广南、富宁）、都梦（今西畴、麻栗坡）、潭封（今丘北）、西随（今屏边、金平）、进桑（今河口、马关、文山）等县，在今云南的南部边境，与西汉交趾郡接壤。三国蜀汉建兴三年（225年）在这里设置兴古郡。唐南诏时期为通海都督辖境，宋大理时期分设秀山郡与最宁镇，元代设临安路，领县二、千户所一、州三，在最宁镇设哈迷部军民万户府，领王弄山矣尼迦、沙资、教合、纳楼、铁锁甸、七十城门、大甸等部。明代合临安路、哈迷万户为临安府，领州六、县四、长官司九，与安南交界的有宁远州及纳楼、教化、安南、王弄山四长官司，又有直隶都司的八寨长官司，还有黔国公私属的沐氏庄田。这一地在明代长期与安南发生争议和纠纷，兹分别加以论述。
一、宁远州与安南的纠葛
元代至治二年（1322年）五月设置宁远州，直属云南行省[53]，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由云南临安府统辖[54]。宁远州东接安南，西邻老挝，北连建水州，其南界未见明文记载，其境界相当于今越南莱州、伦州、琼崖等处。
宁远州地与安南接壤，不断受到安南侵扰，永乐三年（1405年）二月，“云南宁远州土官刀吉罕奏诉安南攻夺其辖境猛慢等七寨”[55]。六月，明朝廷出面干涉，“命安南归还猛慢等七寨”[56]。第二年10月，明朝发兵征讨安南，二十条罪状之一是侵占宁远州猛慢等七寨[57]。当时安南发生内乱，公元1399年，黎季睺杀越南国王陈日
，另立陈日
之子陈永为国王，“大杀陈氏宗室而夺其位”[58]。永乐二年（1404年），陈氏旧臣斐伯耆到明廷，“奏季睺父子弑主篡位，乞复立陈氏子孙。未几，老挝宣慰司亦送（陈）日恒孙天明子陈天平至京师。”明成祖“怜而纳之，赐居第，月给廪牺”[59]。永乐三年（1405年）明廷“遣使赍敕”明令黎季睺必须迎接陈天平返回安南，并“以君事之”。黎季睺佯称“请如命”，暗中却筹划杀死陈天平。永乐四年（1406年）明廷派兵护送陈天平回安南，黎季睺之子“伏兵于路，劫杀天平”[60]。明朝便派兵征讨安南。永乐五年（1407年）“三月甲子，南策人莫邃等同北江等府州县耆老一千一百二十人诣军门言：‘陈氏子孙为黎氏杀尽，无可承继，愿复古郡县’。”这一年的六月，明王朝“诏于安南开设交趾都、布、按三司及军卫衙门，立官分理。共设十五府、三十三州、四直隶州、一百七十二县，旋又增置一府、四州、十一县，壤地东西相距一千七百六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61]。由于明王朝镇守交趾“三司”的官吏“贪黩诛求”，苛暴无能，激起当地民众反抗，永乐十六年（1418年）春，清化府俄东县土官巡检黎利起兵反抗明统治，自称“平定大王”[62]。明军屡战屡败，宣德二年（1427年）十二月，明朝交趾总兵官成山侯王通等与黎利盟誓，“不俟朝命，逐班师出交趾”，“凡交趾三司文武官员旗军吏典承差人等及家属，还者八万六千六百四十人，然亦有为黎利闭留不遣者”[63]。这一年的九月，黎利命令宁远州土酋刀吉罕，“以兵从”。刀吉罕“初附于明，久不归顺”，此时，“乃以兵象来，王令仍管州务”[64]。宣德六年（1431年）刀吉罕又归附明朝。宣德七年（1432年）黎利率兵亲征宁远，刀吉罕求救于明朝，“乞援不应”，刀吉罕被迫降于安南[65]。黎利以其地为复礼州，以刀吉罕为司马，“知本州军民事如故”。刀吉罕死，由其子孟旺承袭[66]。自此以后，宁远州头目经常率黑脚白彝，“越境侵扰车里村寨”[67]。云南巡抚都史吴诚、云南总兵官黔国公沐诚多次上书，请求在建水州边境设防，“宜凿断其要害之处，以绝往来”[68]。“绝其地脉，以杜后患”[69]。但未见具体实施，而建水州边境事态日趋复杂。
安南黎朝于光顺（黎灏年号）七年（明成化二年，1466年）“分天下为十一道”，光顺十年（成化五年，1469年）“定天下版图”为十二承宣[70]。其中兴化承宣领三府（归化、嘉兴、安西），安西府莱州、伦州、琼崖、昭晋、合肥、谦州、绥阜、黄岩、醴泉、嵩陵十州。这十州中的莱州、伦州、琼崖在黑河（李仙江下游）以南，就是以明宁远州地分置，其余七州“设于云南省”[71]。就是侵犯云南临安府边境，扩张势力，但其企图并未实现，这七州虚有名号而已。
安南黎灏“雄桀自负，国富兵强，辄坐大，……素欲窥云南，遂以解送广西龙州罪人为词，随景假道云南入京，索夫六百余，且发兵继其后，云南大扰”[72]。云南边境守臣“檄谕拒之”，朝廷多次下诏明令云南严防安南侵扰。成化十五年（1479年）闰十月，“安南国遣夷八百余人，越云南蒙自县境，结营筑室，称欲扼险以捕盗，责令撤还”[73]。成化十九年（1483年）十二月，云南总兵官沐琮等上书禀奏：“临安府并建水州，所辖有大小五邦之地，与安南国接境。其绥阜州移文，别称其地为轴上、轴下、林徇旺等名，乃其所属，世纳其税，累相争讼。臣等已移咨本国，令加戒饬，且责其词有鄙悖。比本国亦咨臣等，言‘……已戒有司，不得越境生衅，若文词鄙悖，乃陋俗狃常，宜无足责。’今按大小五邦，形势险阻，正控制蛮夷之要地，初未闻有轴上、轴下等名，恐彼阴有掩袭之谋，已下所司整饬边备。”[74]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安南人刀祝“潜居临安五邦之地，侵牟我边人”，被守臣“驱之出境”[75]。由于安南多次侵袭骚扰云南边境，明王朝“勋诰责安南国王黎灏，争扰我云南建水州民夷之罪。”弘治三年（1490年）黎灏“遣使上章自辩，言云南则本土人旧居之所，非敢越境生事”[76]。这一时期，安南不断侵扰云南建水州边境，寻衅生事，纠纷频起，争议不休。
嘉靖十六年（1537年）莫登庸篡夺黎氏政权。明朝协助黎氏讨伐莫登庸，云南巡抚汪文盛驻莲花滩。莫登庸“阴遣其伪知州阮景、裴行俭等，行觇至纳更、山蛮蚤、五邦等寨”，被已归附明王朝的土舍刀鲜、寨长李元孟所擒，并获绥阜州印一颗、伪大诰一册。[77]这一年的十月安南广陵州土官刀雷“招谕夷酋刀祯等来降，即授以冠带”[78]。汪文盛已收复属建水州边境安南占去的广陵、绥阜等地。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四月，莫登庸降明，表示：“惟愿以广陵等七州、红衣等寨，及某处附近之地，割与管辖，经属云南。”[79]安南的兴化承宣所领安西府十州有七州在云南境内，黎氏王朝企图侵占这片地区，多次骚扰临安府边境，至此这一地区又“经属云南。”另交的莱州、伦州、琼崖为宁远州故地，尚未索还，直到清朝初年，宁远州故地才归还云南。
二、教化三部与安南的纷争
所谓“教化三部”就是元代的“教合三部”（牙部、车部、空亭部）。“唐时蛮名强现，汉讹为教化部”[80]。元代教合三部隶属临安等处宣慰司。明洪武中改置教化三部长官司，隶属临安府，教化一部的土官，宗枝繁衍，分而为三：一在阿雄，一在枯木，一在教化山。教化长官司土官至龙敬，其次子龙德胜管教化，长子龙胜安管阿雄，三子龙胜全管枯木，皆为副长官司，其地界全在今文山县境内[81]。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初，教化三部土舍龙胜安、龙德胜肢解当地土司白麟一家。白麟逃奔侬应祖，侬应祖为侬智高的后裔。侬、白与土酋李世茂“谋召交南兵取三部自益”[82]。与教化三部相邻的安南宣光镇，为安南都总制武德成镇守，武德成“颇以兵自雄，与南丹盗张仲林、牛羊寨酋侬金贵合，遂拥兵象号十万。”在侬应祖等云南土舍的勾引下，武德成率兵“攻临安教化、八寨三长官司，尽躏其地。巡抚屡遣谕不退，阿迷、临安诸郡县几摇”。云南提学道范允临、参将张名世等调集军队，依靠边地土司兵力合力会击，将武德成打退。“斩其情郡公王文通，缚叛舍李世茂，降其司贼者白麟，所俘斩百四十五。”武德成、张仲林、侬金贵、侬应祖等潜逃安南[83]。这次战役，虽打退了武德胜等的侵袭，恢复了教化三部等地的安定，但事情并未彻底了结，60年后又发生争议。
明代云南教化三部与安南的宣光镇相接，其分界无详细记录，但大体可考。从中国至交趾有三条陆路，一由广东，一由广西，一由云南。云南又有多条道路通交趾，其中一条由蒙自县经莲花滩入交州；又有一条自河阳隘十日至平原州，又五日至福安县，又一日至宣江府。河阳隘在宣江上游，沿江而下至白鹤江[84]。河阳为云南边关，从河阳到宣光为十六日程[85]。从开化府的马白关至安边300里，从安边至宣光830里[86]。安边至河阳隘，其地在今越南河宣省省会河江[87]。河阳隘为教化三部与宣光镇之间的边关，其东即安南的保乐州，西为水尾州，以此为云南与安南在教化三部一段的边防界线。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之战，虽打退了安南武德成的侵扰，但这一段边防并未巩固。万历三十五年十一月武定土司凤氏叛乱，围攻省城，张名世被从教化三部边防线调往省城。自此云南内地多故，无暇顾及边防，教化三部的边界渐被安南蚕食。到明代末年，已不能守河阳隘，退入内地100余里。清康熙六年（1667年）设开化府时，以赌咒河与安南分界，其地在马白关南120里，都龙、南丹、南狼、猛康、南丁等处犹在界内，后来又退入内地80里，只守都龙、南丹。不久，再退入内地40里，守马白关关外2里之小河。清云贵总督高其倬主张收回120里，未有结果即被调职。继任云贵总督鄂尔泰，主张收复40里。直到清末只收回都龙、南丹，而割出临安边境的猛梭、猛蚌、猛赖大片领土。
三、广南府边事
云南广南府地接安南，界外安南宣光镇，界内为广南府富州。成化十年（1474年）八月，云南镇守总兵官奏称，“广南府富州与安南所属宣光等处接境，今被‘以军民啸聚窃掠’为词，辄调夷兵万众，越境攻扰边寨，惊散居民。”明廷敕书安南说：“今得云南镇守总兵官奏，王国所属宣光卫保乐州军民黄章马等啸聚为奸，所司调兵追捕，越过广南、镇安二府境界，因而攻劫边寨，惊散人民，已差官抚谕回还。朕惟奸民草窃，法本难容，而越境为虐，理亦当戒。已令云南、两广镇守总兵等官，督同三司，各守境土，以备不虞。……尤须切戒。宣光、保乐等卫州急捕前贼，以靖地方，不许辄调夷兵越境侵扰，惊疑良民。庶彼此生民各得安居，无有后患。王其钦承之，毋忽”[88]。万历末年，广南府土同知侬应祖死，其子侬绍周继袭，其弟侬绍汤争立，勾引交趾兵象入郡，焚掠一空，直到天启年间“疮痍未愈”[89]。明末，广南府受交趾的侵掠袭扰为常有之事，“交趾兵象”辄“越境侵扰”，成为一大边患。
在广南府富州，还有“陪嫁三蓬”“争吵入寨”之事。明末广南府侬土司嫁女儿给安南保乐州土司，把三蓬地方作为嫁妆，送给保乐州土司，不久，广南土司女儿死了，广南土司即向保乐土司提出收回三蓬地方，但保乐州土司不答应。经过较长时间的争议，最后索回了上蓬中的八个寨子。所谓“三蓬地方”，在今富宁南，自龙哈至庙坝一段边界之外，西至南利河（越南称锦江）这一片地区。这是广南土司背着朝廷，勾结安南保乐州土司，联姻割地，成为明季以来中越长期争议不结的悬案。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九月，中法交涉滇越界务，“初议三蓬归我，法使不从，相持四十余日，始将苗塘子、龙潭、龙膊、田蓬街、沙人寨划入滇界。”三蓬地区的人民对清朝屈辱丧权的外交十分不满，光绪十九年（1893年）滇越划界时，“三蓬民糜集，相率归附，意欲抗令”[90]。清朝官员违背民意，使三蓬地区沦于法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之下。
余 论
云南的西南边境，在明初与明末有极大改变。以设置政区而言，永乐时最盛，在边境有麓川、木邦、孟养、缅甸、底兀剌（洞吾）、大古剌（白古）、底马撒（地那悉林）、车里、八百（景迈）、老挝（南掌）等十宣慰司；孟艮、孟定二御夷府，宁远（莱州）州，一共十三个政区。自宣德、正统以后，边境土司纷争，麓川土司思氏扩张势力，王骥于正统年“三征麓川”，天下骚动。宣德年间，明王朝撤销“交趾三司”从越南退出，宁远州亦陷于安南。缅甸土司称强，底兀剌、大古剌、底马撒为缅甸所阻隔，与明王朝失去政治联系。在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支持下，洞吾（底兀剌）称强，侵占缅甸，向四处扩张，东侵八百、老挝、孟艮，北犯木邦、孟养。为加强对西南诸土司的控制，对付洞吾势力，平息长期战争，明王朝在木邦地分设孟密、蛮莫二宣抚司，但争端与战乱仍频仍不断。万历初年，洞吾势力东进，扰及麓川，这一地区已分设陇川、干崖、南甸三宣抚司。明派刘綎、邓子龙出兵，攻破阿瓦，招抚木邦、孟养、孟密、蛮莫四土司，歃血为盟，以图进一步恢复缅甸诸土司，但未能实现。万历末年陈用宾设八关于腾越，筑堡于猛卯，开二十四屯田，想进一步巩固边防，控制西南诸土司，也未见效。到明朝末年，东北事起，已无暇顾及西南一隅；明朝灭亡时，仅有原设麓川、车里二宣慰司，孟定御夷府尚在界内，其余已不能保。而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势力接踵而来。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伸展到下缅甸，天启七年（1627年）荷兰殖民主义者亦跟随而来。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法国殖民主义者也在缅甸建立侵略据点。各殖民主义侵略势力在下缅甸展开激烈争夺。乾隆十七年（1752年）洞吾王朝灭亡，木疏王朝与白古又争战不休。法国助白古、英国助木疏，争战三年，木疏得胜。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木疏将勃古西南端沿海地区永远割让英国。法国殖民主义者因白古失败而退出缅甸，转而加强侵略越南。木疏王朝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支持和挑唆下，与清帝国对立，派人至车里、孟连、耿马各地勒索礼品，被严正拒绝。又借口追捕孟艮头目，进扰车里，引起中缅战争。自乾隆三十年至三十四年（1765—1769年）经四年战争，以老官屯会议达成缅甸承认入贡清廷、为中国藩属、通商贸易而宣告结束。英国殖民主义者于道光六年（1826年）、咸丰二年（1852年）、光绪十一年（1885年）三次进攻缅甸，并于光绪十一年将缅甸全部沦为英国殖民地。光绪十二年（1886年）中英交涉滇缅界务，议定中英缅甸条约五条。其中规定：“中缅边界应由中英两国会同派员勘定。”但清廷却置之不问，英国则多次派间谍探察边地，甚至深入内地窥伺，待掌握边地情况后，方与清廷交涉。结果正式谈判时，“彼从容而我仓促，彼谙练而我生疏，彼措注已周，而我进退失据。”只好议订不平等条约，正如清使臣薛福成所说：“既失藩篱于前，又蹙边境于后”[91]。经过再次修改条款，成为今日的边界。
滇越边界，明初尚保持西汉以来的传统边界线，但自明宣德时安南黎利、成化时黎灏、嘉靖时莫登庸、万历以后黎氏先后侵占云南边界，得寸进尺，予取予求，时有争议，悬案多未了结，亦未有定界。直至清季法帝国主义侵略越南，将其沦为殖民地后，与清政府交涉界务，利用清廷衰朽软弱，法国强权无理，签订不平等界约，竖立界碑，成为今日边界线，这是法帝国主义侵略越南和中国的产物。
（先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二辑，1988年5月；又载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研究通报》第二集“云南专号”）
【注释】
[1]《新唐书》卷222，《南诏传》。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7，熙宁八年八月庚寅，引（宋）杨佐《云南买马记》。
[3]《元史·地理志》卷61，云南行省。
[4]《元史》卷61，《地理志·云南行省》。
[5]《明史》卷46，《地理志·云南》。
[6]（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6。
[7]《天下郡国利病书·云南备录》。
[8]（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6。
[9]《天下郡国利病书·云南备录》。
[10]《明史》卷315，《云南土司三》。
[11]同上。
[12]（万历）《云南通志》卷2，《地理》。
[13]同上。
[14]《明史》卷46，《地理志·云南》。
[15]《明成祖实录》，永乐二十二年。
[16]《明史》卷46，《地理志·云南》。
[17]《元史》卷35，《文宗纪》至顺二年。
[18]（万历）《云南通志》卷4，《地理》。
[19]同上。
[20]（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6。
[21]（万历）《云南通志》卷4，《地理》。
[22]《天下郡国利病书·云南备录》。
[23]（万历）《云南通志》卷4，《地理》。
[24]《明世宗实录》。
[25]《滇略》卷3，产略。
[26]《明宣宗实录》，宣德五年。
[27]哈威：《缅甸史》。
[28]吴宗尧：《莽达剌事情节略》，载乾隆《腾越州志》卷12《艺文》。
[29]《明世宗实录》。
[30]吴宗尧：《莽达剌事件节略》，载乾隆《腾越州志》卷12《艺文》。
[31]（天启）《滇志》卷1，《地理志》。
[32]《明史》卷315，《云南土司三》。
[33]同上。
[34]《明神宗实录》万历十一年。
[35]《明神宗实录》万历十一年。
[36]《明史》卷247，《刘铤传》。
[37]《明史》卷315，《云南土司三》。
[38]刘铤：《平麓川露布》，载《云南史料丛刊》36辑。
[39]尹明德：《云南北界勘察记》。
[40]刘铤：《平麓川露布》，载《云南史料丛刊》36辑。
[41]同上。
[42]《滇云历年传》卷9，万历十九年。
[43]同上，万历二十一年。
[44]包见捷：《缅事交涉始末》，载（天启）《滇志》卷30。
[45]《腾越州志》卷8，《陈用宾传》。
[46]包见捷：《缅事交涉始末》，载（天启）《滇志》卷30。
[47]同上。
[48]同上。
[49]同上。
[50]吴宗尧：《腾越关隘论》，载《云南史料丛刊》38辑。
[51]姚文栋：《云南堪界筹边记》，载《云南史料丛刊》18辑。
[52]《徐霞客游记》卷10下，《近腾诸彝说略》。
[53]《元史》卷28，《英宗本纪》。
[54]《明史》卷46，《地理志·云南》。
[55]《明成祖实录》。
[56]同上。
[57]同上。
[58]《越南世系沿革》。
[59]同上。
[60]《越南世系沿革》。
[61]同上。
[62]同上。
[63]《明宣宗实录》。
[64]《越史通鉴纲目正编》。
[65]同上。
[66]同上。
[67]《明宪宗实录》。
[68]同上。
[69]同上。
[70]《明宪宗实录》。
[71]同上。
[72]《明史》卷321，《安南史》。
[73]《明宪宗实录》。
[74]同上。
[75]同上。
[76]同上。
[77]《明世宗实录》。
[78]同上。
[79]《殊域周咨录》卷6，《安南传》。
[80]（万历）《云南通志》卷4，《地理》。
[81]《开化府志》卷2。
[82]《明神宗实录》。
[83]《明神宗实录》。
[84]邓锺：《安南图志》。
[85]同上。
[86]《滇系》卷8，《典故》。
[87]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
[88]《明宪宗实录》。
[89]（天启）《滇志》卷1，《地理志》。
[90]黄诚阮：《滇南界务陈牍》，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2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91]薛福成：《滇缅划界界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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