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泉河雨季

韩少功

一

当年农场接到了通知，全县组织革命样板戏移植汇演，各单位必须拿出个节目。场里几个女生奉命开始合计。她们不会唱京剧，嫌花鼓戏太土，一边铡猪草一边胆大包天地决定：排《红色娘子军》！

样板戏《红色娘子军》是芭蕾剧，是要踮脚的，是要腾空和飞跃的，是体重呼呼呼地抽空和挥发，身体重心齐刷刷向上提升，有点脱离现实从而羽化登仙那种劲。投入那种舞曲，像剧照里的女主角一样，一个空中大劈叉，倒踢紫金冠，后腿踢到自己后脑，不会把泥巴踢到场长大人的嘴里去？不会把茶场礼堂的瓦片给戳下来？

我们只当她们在说疯话。不料好些天过去了，几个疯子从城里偷偷摸摸回来，据说在专业歌舞团那里得了真传，又求得姑姑和表哥一类人物的指教，当真要在猪场里发动艺术大跃进。虽然不能倒踢紫金冠，但也咿嗒嗒咿嗒嗒地念节拍，有模有样地压着腿，好像要压出彼得堡和维也纳的风采。场长不知道芭蕾是何物，被她们哄得迷迷糊糊，说只要是样板戏就行，请两个木工打制道具刀枪，又称出一担茶叶，换来几匹土布，让女生自己去染成灰色，缝制出二十多套光鲜亮眼的红军军装——场长只是奇怪这种戏不说不唱，也不用锣鼓班子，那还算戏？

好在是“移植”，可以短斤少两七折八扣，高难动作一律简易化，算是形不到意到。县上对演出要求也不高，哪怕你穿上红军服装上台做一套广播操，也不会让人过分失望。《红色娘子军》第四场就这样排成了。作为末座提琴手，我也参与了这次发疯，而且与伙伴们分享了成功。老炊事员的胡子掉了也没被观众计较，党代表的鞋子飞了也没被观众非议，提琴齐奏不小心乱成一锅粥也能热热闹闹混过去，至少没有出现其他公社演出队那样的事故，比如布景突然垮塌，砸得台上的侦察英雄两眼翻白东倒西歪。哑巴戏也好看，也热闹，农民这样说。我们在县、地两级汇演都拿了奖，又被派往一些工地巡回演出。多少年后，我还记得最后一次演出之后，一片宽阔的湖洲上，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我在一辆履带式拖拉机的驾驶室避雨，工棚里远远投来的灯光，被窗上的雨帘冲洗得歪歪斜斜。我透过这些滑落的光流，隐约看见伙伴们在卸装和收拾衣物，在喝姜汤。曲终人散，三位主角已被专业艺术团体通知录用，有些人则琢磨着“病退”回城的可能。我们伟大的舞台生涯将要结束了。我知道粗陋的道具服装将不会再用，上面的体温将逐渐冷却，直到虫蛀或者鼠咬的那一刻。我还知道熟悉的舞乐今后将变得陌生，一个音符，一个节拍，都可能使人恍惚莫名：它似乎与我有过什么关系。

我们冻得哆哆嗦嗦，坐着机帆船离去。我发现自己的一个日记本怎么也找不着了，只能自我解嘲，也许这纯属天意：让过去的一切消失无痕。事实上，因为这个日记本的丢失，很多无从记忆的事情就真像没有发生。

二

十多年以后，我迁往海南岛，与曾经演奏过的海南音乐似乎没有关系，与很久以前梦境中的椰子树、红棉树以及尖顶斗笠似乎也没有关系——那时候知青时代已经成了全社会所公认的一场恶梦，被人们争相唾弃和忘却。我曾经在琴弦上拉出的长长万泉河，银珠跳动或孤鸟飞掠般的旋律，已在记忆中被删除殆尽。我甚至再也没有拉过琴。

我是大年初一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启程的，不想惊扰他人，几乎是偷偷溜走。但很多人还是知道了，很多人还是出现在站台上，其中一位同事伤了腿，扶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赶来送行。他没有说什么，一张突然拧歪了的脸上泪水哗哗——使我有些慌乱甚至难为情，因为我与他说不上有交情，甚至说不上熟悉，只知道他是单位上一个事事不顺的倒霉蛋。他哭什么呢？他的泪水是一件奇怪的物证，不可理解却不容回避，使我不能不对自己的记忆生疑。人们也许总是这样：以为自己了解一切，到了车站或者机场才会突然惊异自己的无知。

海南正处在建省办经济特区的前夕。满街的南腔北调，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在这里卖烧饼、卖甘蔗、卖报纸、弹吉他、睡大觉，然后交流求职信息，或者构想自己的集团公司。“大陆同胞们团结起来坚持到底，到省政府去啊……”一声鼓动请愿强烈要求就业的呼喊，听来总是有点怪怪的，需要有一点停顿，你才明白这并非台湾广播，“大陆同胞”一词也合乎情理：我们确实已经远离大陆，已经身处一个四面环海的陌生孤岛。想到这一点，脚下的土地免不了有了船板晃动之感，船板外的未知纵深更让人怯于细想。“人才”也成了对大陆人的另一种最新称呼，大概源于“十万人才下海南”的流行说法。同单位一位当地女子对我撇撇嘴说：“你看那两个女的打扮得妖里妖气，一看就知道是女人才！”其实她是指两个风尘女。风尘女也好，补鞋匠和工程师也好，在她看来都是外来装束和外来姿态，符合“人才”的定义。

各种谋生之道也在这里得到讨论。要买熊吗？熊的胆汁贵如金，你在熊身上装根胶管笼头就可以天天流金子了！要买条军舰吗？可以拆钢铁卖钱，我这里已有从军委到某某舰队的全套批文！诸如此类，让人觉得海南真是个自由王国，没有什么事不能想，没有什么事不能做。哪怕你说要做一颗原子弹，也不会令人惊讶，说不定还会有好些人凑上来，争当你的供货商，条件是你得先下订金，虽然接下来可能要蹭你一碗面条。

没蹭上也不要紧，下一次见面还能“哥们儿”相称，还会与你谈现代派诗歌或者新加坡将要承包整个海南岛的一类传闻。海南就是这样，海南是原有人生轨迹的全部打碎并且胡乱联结，是人们被太多理想醉翻以后的晕眩和跌跌撞撞。

“人才”涌来使当地人既兴奋又疑惑。特别是“女人才”们，有一共同特点让当地人惊疑不已，她们居然要男友或丈夫干家务：买菜，洗衣，带孩子，甚至做饭和做蜂窝煤，真是不成体统。阿叔，你好辛苦啊！当地男人常常暗藏讥笑和怜悯，对邻家某个忙碌的“男人才”这样亲切地问候，走过去好远还回望再三，暗暗庆幸自己没有摊上一个大陆婆。海南的男人一般是不受这种罪的。因为他们的女人太能干，不光包揽家务，还耕田、砍柴、打鱼、做买卖、遇到战争则当兵打仗——《红色娘子军》中女子成军的传奇故事，发生在这个海岛，纯属普通和自然。她们虽然大多有美艳的名字：海花、彩云、喜梅、金香、丽蓉、明娘、美莲……大方而热烈，热带野生花卉般尽情绽放，不似大陆很多女子名字用意含蓄、矜持、典雅、温良，吞吞吐吐的，但她们马来人种的脸型总是透出热带的刚烈，钢筋铁骨，赴汤蹈火，所有似乎只适合男人辛劳的地方，都有她们瘦削而倔强的身影，尖顶斗笠下射出锐利逼人的目光。

连满街驾驶机动三轮车的司机也大多是这些女人，使初来的外地人深为惊讶。热带盛夏的阳光过于炽热了。这些司机总是一个个像蒙面大盗，长衣长裤紧裹全身，外加手套和袖套，外加口罩和头巾，把整个脑袋遮盖得只剩下一双闪动的眼睛。这在北国是典型的冬装，在这里却是常见的夏装，是女性武士们防晒的全身盔甲。她们说话不多，要价公道，熟练地摆弄着机器和修理工具，劳累得气喘吁吁，在街角咬一口干馍或者半截甘蔗，出入最偏僻或者最黑暗的地段也无所畏惧。你如果不细加注意，很难辨认她们的性别。你完全可以想象，如果生存需要她们挎上一支枪，她们一定会顺理成章地接受，同样能把任何枪械玩得得心应手，用不着丝毫改装就成了电影里那些蒙面的敢死队员，眼都不眨，就能拉响捆在自己身上的炸药包，或者敏捷如兔子在战火硝烟中飞跑。

有人说，海南岛以前男人多是出海打鱼或者越洋经商，一去就数月或者数年，甚至客死他乡尸骨无存，家里的一切生活压力全由女人承担。正是这种特殊的生活处境，才造就了女人们的吃苦耐劳，也造就了当年的红色娘子军。南北朝冼夫人率千多黎洞归顺中原朝廷，元朝黄道婆向江浙传播纺织技术，还有宋庆龄三姐妹在现代中国史上的举足轻重……岛上关于这些女人的故事也特别多。

三

成立于1930年万泉河边的红军某部女子军特务连，还有后来的第二连，即“红色娘子军”共同的生活原型，曾经历过惨烈的战斗，在马鞍岭尸横遍野，一个个女兵被开膛破肚，但有的手里还揪着敌人一把头发，有的嘴里还咬着敌人一只耳朵。她们也曾经历过残酷的内乱，在丁狗园等地风云突变，忍看成批的战友一夜之间成了AB团、取消派或者社会民主党，成了内部“肃反”的刀下冤魂。当革命的低潮到来，更严峻的考验出现了。队伍离散，生活却还在进行。有的在刑场就义，有的蹲进了感化院，更多的是自力谋生，也有的在媒婆撮合之下嫁人成家，包括一部分成了官太太和地主婆，包括有些人成了官太太和地主婆以后又在抗日斗争中牺牲——没有人来指导和规划她们的人生，人生只是在风吹浪打之下的漂泊。这样的生活并不是时时充满诗意。这样的生活不是出演在舞台的聚光灯下，出演在管弦乐队的旋律中，更没有仿《天鹅湖》少女们轻盈而细腻的舞步。没有诗意的生活，却真实得没有一分一秒可以省略。面对着更复杂而不是简单的冲突，投入更琐屑而不是痛快的拼争，承受更平淡无奇而不是显赫惊世的心路历程，女人们付出了同样沉重的代价，甚至更多代价，只是不再容易进入缤纷舞台。

她们在清理战场的时候，发现一个个牺牲的战友，忍不住号啕大哭。一位血肉模糊的伤员，却没有任何遗憾和悲伤的泪水，临死前只有一个小小请求，请姐妹们给她赤裸的身体盖上一件衣衫，给她戴上一只铜耳环——这是她生前最隐秘也最渺小的愿望。老阿婆讲述的这件往事，可惜没有进入样板戏，因为人情以及人性是不可接受的，像耳环这样的细节总是让当时的文艺家们避之不及。恰恰相反，样板戏把敌我双方的绝对魔化或绝对神化，到了最极端的地步，暗示着一种冷冷的政治划线和政治拷问。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极富讽刺性的效果，是样板戏《红色娘子军》风靡全国之际，却是大多数在世当事人大为恐慌之时，大喇叭里熟悉的音乐总是让她们心惊肉跳。你不就是当事人吗？奇怪，你为什么没有在战场上牺牲？为什么好端端地活到了今天？哪怕你当年没有在感化院写过忏悔书，哪怕你后来也没有当过官太太和地主婆，但你也可能隐瞒了其他历史污点，至少也是个胆小鬼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吧……面对这样的质问，没读过多少书的女人们有口难辩，也找不到什么证据，来证明历史远比舞台上的剧情更为复杂。于是，她们只能为自己历史上真实或虚构的污点长久赎罪。涉及到娘子军的政治冤案，在海南岛随处可闻，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得以陆续平反。

在一个乡村福利院，我参加了春节慰问孤老们的活动，事后散步后院，闻到了一丝怪味。循着这股怪味，我来到了一孔小小的窗口，发现厕所边的一间小屋里，一条赤裸的背脊蜷曲在凉席上，上身成了一个骨头壳子，脑袋离骷髅状态已经不远，掩盖下体的絮被已经破烂如网，床头则有半碗叮满苍蝇的剩饭，浓浓恶臭就是从这里扑面而出——大概是管理员好多天都捏着鼻子不敢进去清扫了。我看见了耳朵上的一只耳环，看出这是一个人，但窗子和房门上加钉的粗大木头如临大敌，是对付猛兽的严厉和威猛。人们告诉我，这就是一个文化大革命中被专案组逼疯的阿婆，据说还是娘子军的什么班长，虽然已经平反，但疯病没法治好了。平日关住她，是怕她乱跑。

你们到前厅去喝茶吧，喝茶吧。管理员这样说。你们没必要慰问她，反正她什么也不明白的。

呵呵，这没有什么好看的。

我突然想起了少年时的演出，想起了舞台上雨过天晴的明丽风光里，那些踮着脚尖移动的女兵们，朝着红旗和彩霞碎步轻轻地依偎过去。我站在这个故事延伸到舞台以外的一个遥远尽头，不知道自己今后还能不能平静如常地回首那如幻天国。万泉河，特别宁静和清冽的水，从五指山腹地的雨季里流来，七滩八湾，时静时喧，两岸很少有寄生性的村落和人烟，全是一匹匹移动的青山，是茂密的芭蕉叶和棕榈树的迎送，把它们肥肥大大的绿色填埋在水中。你在船头捧起一捧河水，无法打捞沉积了千年的绿色，只有一把阳光的碎粒在十指间滑落，滴破你自己的倒影。

我的指头在微微抽搐，是多年前琴弦上的乐符正在归来。

四

我在海南省A县生活过一年，经常走过城中心红色娘子军沉默的石头塑像，看见塑像下常有两个卖甘蔗的女孩，有时还有几个老人在地上走棋。这里是万泉河下游，从九十年代开始，成为了旅游观光业开发的目标。日本的、台湾的、香港的、海南的开发商在这里升起一座座星级酒店，带来了熙熙攘攘的人流与车流，在最初阶段也带来了大批浓涂艳抹的女子，给空气中增添了一些飘忽的身影，一丝丝暧昧和诱惑的劣质香水味。一般来说，她们在白日里隐匿莫见，到夜里才冒出来，四处招摇，装点夜色。如果临近深夜，她们的业务还没有着落，就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游人的汽车还没有停稳，她们抓挠着的利爪可能已经伸入了车窗；游人刚进入客房，她们猖狂的敲门或电话可能接踵而至，甚至一头冲进门赖在床上怎么也轰不走。即便被轰走，也要死乞百赖地给大哥们留下名片，包括寻呼机号码。她们尖利的怒目，此时总是投向进入男人身边的女人，把漂亮脸蛋当作最大的灾星和仇敌，有时竟把某位同性游客错当成越界入侵者。她们用外地口音大喊：“哪来的骚货？怎么这样不懂规矩？他娘的把她打出去……”

“解放海南要靠红色娘子军，建设海南要靠黄色娘子军”，这一类戏语到处流行——虽然流莺飞燕在海南以外的地方同样不少，虽然海南女子倒是极少与之为伍——她们再穷也不娼不丐，形成了特有的传统，只是退避在街市的角落，远远地看着世风渐变。

“扫黄”的运动说来就来，但有时也力不从心。一到这时候，风尘女们作鸟兽散，待风声过去，又偷偷地挎着小皮包聚合起来，在角落里忙着描眉眼抹口红，一堆大陆口音叽叽喳喳。俄罗斯或者越南的女子可能也混迹其中。她们的出没之处，其实还有一些身份不明的人，隐伏在不远处的茶馆里或者大树下，喝茶，抽烟，打牌，睡觉，聊天，打游戏机，看录像带，不时放出一个长长的哈欠。他们衣冠楚楚，不是找工者，总是在这些地方游荡，当然也不会是游客。他们是一个极其隐秘的群落，每天需要做的事情似乎只有一件：收钱——等着某个女子把赚来的咸钱，送到他们手里，让他们点数，让他们点数以后再去好吃好喝。让人迷惑的是，有些女子居然把这个程序完成得急不可耐，票子还没有在手里捏热，就会气喘吁吁地跑来上缴，兴奋得像要及时入库，然后忙不迭地再投入新的卖身。

我很晚才察觉到这些坐收其利的小白脸们。当然，他们从不承认自己不劳而获。他们说，别人谋生只需要投入资本或者体力，他们可不一样，付出更为重大，付出的是感情，准确地说，是爱情。他们是这样说的，脸上挤出一丝诡秘的笑。他们拍着胸脯向你保证，他们是那些风尘女的情人，给她们感情的慰藉和未来的寄托，包括在她们哭泣的时候去擦擦眼泪，在她们病倒的时候去找找游医，在她们被警察抓走以后去交钱赎人……桩桩事都容易吗？不容易的。因此他们是见义勇为，收入合理，毫不在乎“吃软饭”、“放鸽子”这一类恶名，不在乎某些人对他们的鄙薄——碰到这样的房东或者邻居，他们缩头缩脑，脸上有讨好巴结的谄笑，能躲多远就躲多远。但他们从不会真正地自卑，甚至觉得打工者和生意人其实不值一提，过着不是人的日子，完全没有他们的轻松自在。他们甚至会对着镜子做一个鬼脸，为好日子自鸣得意。

他们得意地吹着口哨，吹出港台流行小曲。他们是那些风尘女情感的指望，是她们绝望中唯一的温暖。他们也许曾让女子们生疑，但女子们沦落如此还能有什么别的指望？而一种毫无指望的日子是否过得下去？爱是女人之魂。生活中，一个哪怕最卑微的女人，一个对世界万念俱灰的女人，也常有爱情这个最为脆弱的死穴。即使没有可靠的家，一线最虚幻的指望也可以成为她们的镇痛毒药。她们很现实地活下去，无法等到一个怒气冲冲的男人从家乡赶来，把她从陌生男人怀抱里拉出来，揪她的头发，扇她的耳光，踢她的胸脯，然后把她像只死狗一样拖向归程——她们无缘这种幸福的惨遭暴打，无缘这种光荣的口吐鲜血与遍体鳞伤，于是男人几句糊弄，有时也能让她们弃之不忍。

一位警察告诉我：在这些女人中间，大约七成是“鸽”有其主，受到这种荒唐的盘剥。这位警察还让我惊奇地知道，一些未能养上这种小白脸的女子，甚至会觉得前途渺茫，在同伴面前脸上无光，会急切地寻找与攀比，真是邪了。她们常常傻乎乎地倾其所有，数万元数十万元地甩出去，供养一句无耻的许诺。

一个脂粉凌乱的疯女在大街上又哭又笑，嘴上有明显的血痕，红色裙子被撕破，脚下的高跟鞋只剩下一只。她一见黑色小汽车就扑上去，像只彩斑壁虎死死贴在前窗上，对着车里人大喊“我没有存折我没有存折！”……没有人知道这只“壁虎”后面的故事，也没有人把她领入医院或者领回家门，更没有一支姐妹们组成的军队来为她复仇。眼看就要天黑了，雨点正在飘落，雨季的雨总是准时抵达。在一个和平的、世俗的、市场化的、竞逐利益的时代里，革命已经远去，嘹亮的军号声已经落入宁静，没有人愿意多管大街上的闲事，包括为一个下贱的疯女人停下步来。虽然她们承担过各种暧昧的收费和罚款，让某些地方的小官员享受着财政收入和奖金的增加；虽然她们曾经为很多商家争来客源或取悦贵客，提供过金灿灿的大把利润；虽然她们还一次次被文人们津津乐道地写进作品，承受着先锋们个性和欲望的发泄，性奴隶的苦楚已被描写成性自由的如愿狂欢。文人的妙笔实在无所不能。法国最近一本特别走红的小说，除了痛斥伊斯兰教，就是盛赞泰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色情业：真是美妙的全球化啊，既能缓解欧美中产阶级的性苦闷，吸收掉这个世界上太多危险和无聊的荷尔蒙，又能给世界上的贫困地区和贫困阶层增加收入，岂不是最符合人性？凭什么要受到伪善者的指责？这种当红之论其实也是中国很多理论家私下的兴奋。一位著名的青年思想导师在海南的餐桌边立论，刚刚宣布皈依基督教并且推崇过存在主义，然后就眉飞色舞地论证“红灯区”：指出旅馆业、餐饮业、娱乐业、美容业、交通业、服装业、医药业乃至银行业，都是受到这一行业强有力的拉动，而资金由富区流向穷区或者由富人流向穷人，还有哪一个渠道比女人的肉体更高效和更平稳？

就在不久前，革命因压抑人性蒙受恶名。某书记对女知青的诱奸，某政委对女演员的逼婚，都是一桩桩触目铁证，使新派人士们悲潮滚滚，把栏杆拍遍，把每一个美丽的姐姐妹妹都牵挂心头，恨不能拿下职称和分上房子以后就去拔剑出征替天行道。奇怪的是，他们中间的很多人，眼下面对灯红酒绿里的日常强暴，却总是心平气和通情达理；对小报上最新流行的鸨婆哲学，也总是心平气和通情达理：喜儿不从黄世仁，琼花反抗南霸天，在他们看来统统是不智与多余。他们已经展开理论上大规模的宽容，让诱奸和逼婚合理化。只是把压迫者的鞭子，由权力换成了金钱——这只因为他们过去未曾获取权力，眼下也尚未混成一个书记或者政委。

在他们看来，人性当然是重要的，但与卑贱者无关。

五

又是十多年过去了。又是十多年。回到内地的一天，一位朋友拉我去策划什么广告，顺便请我看中央歌舞团再度排演的《红色娘子军》。这位朋友也曾在海南打拼，办过一个种橘子的农场，后来被一场台风吓得屁滚尿流。他一出门，几百颗扑面而来的沙粒就射进了他的皮肉，到医院手术台上一颗颗从肉洞里夹出来，竟花了血淋淋的整整六个多小时。他说海南的台风实在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他又说，没见你在海南发什么财，在那个破地方还混个什么劲？

他不知道，他抛弃的农场眼下已成了寸土寸金的“博鳌亚洲论坛”园区，树林里已经满是玉殿琼楼。他知道了是要后悔的。

大幕徐徐拉开。惨淡的灯光下，紫蓝色的水牢布景浮现，镣铐的金属声哗啦作响，女主角满身鞭痕，缓缓起舞，在聚光灯下用每一个细胞挣扎，用每一个骨节悲诉，向一个她看不见的上空伸出空空双手……在这个舒适的大剧院里，看得出，那是一双没有挨过鞭打的手，纤细，柔软，瘦弱，飘滑，似是而非，只适合掩口浅笑，适合周末拈花，适合浸泡在什么进口洗浴液里，然后在咖啡馆前朝情人低低地摆动，即便显露出条条鞭痕，但红色分明不是鲜血而是人体秀的油彩。

接下来是四个女奴的中板群舞。年轻演员们身材秀美，技巧娴熟，对肢体应该说有足够的控制，但看上去仍是柔弱无骨，缺乏岩层般的粗粝和刚强，给人失真的感觉，邮票错版的感觉，美食串味的感觉，倒是不时透出华尔兹或者迪斯科的风味。红色娘子军的群舞也好不了多少。美女们不像是海南热带丛林里的造反奴隶，是一支香港的太太军或者纽约的妞儿军，搬弄着她们十分陌生的大刀和步枪，表达着她们十分陌生的忧伤和愤怒。看来，一代新的芭蕾演员成长起来了，接过了舞台却没有完全接过历史。时过境迁，往事难追，老观众们很多动心的东西只能远退和沉没在岁月的深处。

但还是有很多人鼓掌，在女奴们用手臂挡住鞭击从而让琼花死里逃生的时候，在孤苦无告的琼花被女兵们如林双手热情接纳的时候，在琼花来到政委洪常青就义现场找不到身影于是向空无四周一遍遍追问和悲诉的时候……生死相依的情景，如此久违与罕见，暗暗击中了观众们的震惊。剧场在升温，爆发出潮水般的掌声，并且有一种反常的经久不息。连我身边的朋友也拼命鼓掌，只是事后说不清自己为什么激动。他说他甚至哭了，却不明白一个KTV的常客，一个差不多劣迹斑斑的“炮手”，泪水为什么而流。他觉得这简直可笑。

我也对自己的掌声感到奇怪。对新一代演员的挑剔和遗憾，对当年革命样板戏政治套路的警觉，似乎都足以取消鼓掌的理由。但我无法否认，当熟悉的乐浪在我体内呼啸着升起，当舞者的手足一一到达我视野中预期的方位，这出观看过好几次的芭蕾剧，眼下还是给我一种初看的新鲜。它不再是威严的样板，不再当红与流行，在今天甚至退到了边缘位置，于是刺目的强光熄灭，让人们得以睁开双眼，重新将其加以辨认。身处一个精英们纷纷鄙薄革命的潮流，眼下的我却惊讶地发现，剧中的人性其实比我料想的要多得多，比我料想的要温暖得多。也许我已经老了，见过了太多人事。弦惊之处，忍不住鼻子发酸，似乎在为不能确定身份和不能确定面目的什么人伤心——今天还有多少人愿意挺身而出挡住落向你的皮鞭？今天还有多少人愿意伸出援手将走投无路的你接纳和庇护？

这出舞剧曾经用刀枪吓坏过很多温良人士。是它不够人性吗？如果这不是人性，那么在你陷入恶棍围剿的时候袖手旁观倒成了人性？如果这不是人性，难道在你横遭欺诈或暴虐的时候转过头去伴大款拍马屁倒成了人性？今天也不会有太多的人，会为一个烈士的献身而苦苦痛泣；不会有太多的人，会把人间的骨肉情义默默坚守在心底。如果——如果——如果这种痛泣和坚守都已陈腐可笑，因不能生财而一钱不值，那么我们是否只能把面色紧张的贪欲发作当作伟大的人性解放？或者，引起革命的压迫与剥削，革命所力图消除的压迫与剥削，在今天也成了人性复归的美妙目标？

观众情不自禁的鼓掌，证明革命是人性的爆发，是大规模恢复人性的号令和路标，因此也是一切卑贱者最后的权利——虽然假革命之名的罪恶曾经使事情变得污浊和混杂，使革命常常渗流着血泪，使人们无话可说。

我也无话可说。

掌声久久停不下来。我擦擦眼角，止住一颗下滑的泪水。

2003年3月于海口

（选自《当代》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