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族主义一辩

樊　星

一边，是民族主义思潮的复兴；一边，是质疑民族主义的声音在喧哗。

这一切，在最近的“保钓”运动中发生了剧烈的冲撞。那么，民族主义怎么了？为什么在中华民族再度崛起时，民族主义会成为一个问题？“民族主义”这个词，现在似乎有些贬义，但是在近代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它却是必不可少的一种东西。从晚清到民初，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追求近代性和固守传统性，似乎以一种复杂的方式互相纠缠。”①一直到今天，这个纠结依然存在。也许，这是个不解之结？

一

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本来就有民族主义。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是。中国历史上饱受外族欺凌的历史，更使得民族主义的情感不断得到强化。到了现代，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以民族主义为第一要义。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强调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在“收拾旧山河”的艰苦斗争中，以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主义当然是必须高举的旗帜。一直到毛泽东时代，中国已经实现了民族独立、解放的梦想，民族主义仍然是那一代人高举的旗帜——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国之本到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外交立场。到了毛泽东晚年，中国外交开始走向了灵活、务实的新天地。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开放搞活”的口号取代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口号，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外交立场也被更灵活、更务实的策略所代替，当然是大势所趋，但民族主义的情感并没有因此沉寂。

1985年，正是世界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四十周年、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年，因为愤激于当时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北京学生于“9·18”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抗议日本右翼美化侵略战争、复活军国主义的逆流。但当时，也有同学提出了警惕民族主义情绪膨胀、不能因为民族主义情绪而忽略国内的社会矛盾的主张。②从那时起，当代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矛盾就呈现出交错的形态，而不再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那样共存于一体了。

然而，1990年代注定是多事之秋。一个叫童增的中国人看到一则报道，得知原民主德国于1988年第一次承认犹太人有要求赔偿的道义上的权利，同意向二战期间遭纳粹屠杀的犹太人幸存者赔偿620万马克。于是他开始联系一些政协委员向“人大”进言，要求向日本索赔1800亿美元。从此开始了中国向日本民间索赔的漫长路程。

1993年中国申奥失败；1995年“台独”分子李登辉访美……这些事件直接催生了1996年宋强、张藏藏、乔边、古清生合著的《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一书的出版。这本标志着90年代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情绪迅速升温的书一出版，就吸引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在引起了西方的警觉的同时也激起了中国官方和民间的高度关注、热烈回应。一批在开放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因为注意到“遏制中国”已成为美国的一项长期战略而提高了警惕，并针锋相对地提出“反遏制也将成为中国的长期战略”。书中特别提到：“南海诸岛、钓鱼岛以及台湾、西藏问题都是美国人为形成这样一个反华联盟而随时随地能够大加利用的牌”。

“1996年4月17日，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与克林顿总统在东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从这个文本看来，日本人已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积极地加入了‘遏制中国’的大合唱。”“不要指望日本能真正地亲近中国。”“日本从来就没有好好反省过自己给大半个亚洲人民带来的深切痛苦……对一个有深重罪责的国家如果不加以彻底的惩罚和提出正义的要求，这将会使其转眼间又骄横自大起来。”

这些议论，今天已经显示出相当的预见性。

一切都如此纠结！

一切都使得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成为必然！

这样的民族主义表达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诉求，同时并没有蜕变为极端民族主义，有什么不好！

二

民族主义当然不可一概而论。任何一种主义都可能由于时势的变化、信奉者理解的千差万别而产生非常丰富的形态。

孙中山、毛泽东主张的民族主义是期盼中华民族摆脱异族欺凌、重获政治独立、经济自主、文化自信、重振民族雄风的民族主义。同时，他们都具有世界眼光、现代意识。孙中山在倡导民族主义的同时也倡导民权主义，毛泽东也曾经倡导过“新民主主义”，都是证明。

熊十力、粱漱溟、冯友兰、唐君毅、牟宗三等人的现代“新儒家”，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延续了传统儒学的命脉，致力于为民族复兴打造新的思想；钱穆、陈寅恪等历史学家在史学研究中也倾注了深厚的民族情感，相信“历史与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表现……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此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的。”③他们的学术研究对于重新认识民族文化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令人感动。他们的人格、他们的学问，是今天擅长夸夸其谈西方的思想、而对中国博大精深的思想知之甚少的知道分子望尘莫及的。

文学方面，鲁迅、胡适、周作人、老舍、沈从文、钱钟书……在各自的创作与研究中都在批判传统封建文化遗毒的同时，走出了一条重新认识中国传统士大夫文化与民间文化的新路。他们的影响，持续至今。

1980—1990年代中国文学界的“寻根热”和“历史小说热”（以唐浩明的《曾国藩》、二月河的《康熙大帝》、刘斯奋的《白门柳》、凌力的《少年天子》等作品为代表）的兴起，都显示了民族主义思潮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

以上成果足以表明：在现代的中国政治思想、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文学创作与评论中，以弘扬民族魂、在学贯中西的基础上积极阐发民族文化精神的民族主义思潮，居功至伟。这样的民族主义，与拒绝西方文明的极端民族主义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百年以来，中国文化建设中的民族主义思潮正是西学冲击中国学术的重要成果。

三

问题不仅仅在于此。

民族主义的复兴还是一股国际思潮。

也是在1993年，美国战略思想家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其中的基本观点是：“正在出现的全球政治的主要的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的冲突”。此文发表后，立刻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中国的《参考消息》很快以《文化冲突新说》予以转载（1993年8月20日－26日）。其中就指出：“未来国际政治的核心，很可能是西方与非西方的冲突……非西方社会要走一条现代化但却不西方化的道路。”“在许多的非西方社会，精英阶层正日益本土化及反西方化。”此文后来扩充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文版出版于1998年。此文虽然引起了激烈的争议，但是，2001年的“9·11事件”及其引起的一系列“反恐”战争，都证明了亨廷顿的预见。

最深刻的动因就在民族主义的情感中。现代化、全球化的浪潮在猛烈冲击着各民族的社会生活时，也必然会猛烈冲击各民族的价值观、情感。虽然许多民族都存小心翼翼地努力在追求现代化与保持民族特色之间寻找一条折中的道路，但帝国主义对不发达国家的入侵史仍然在这些国家人民的心中刻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日本给东亚各国造成的巨大灾难、英国殖民主义对印度的长期统治、法国殖民主义对非洲和印度支那的长期统治、苏联霸权主义对东欧民族主义情感的伤害、美国帝国主义对越南的侵略……都深深伤害了被奴役民族的情感，并且激起了他们的反抗，直至最终驱逐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获得民族的新生。二十世纪此起彼伏、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浪潮无疑烘托出人类的一个基本价值观：民族的独立、各民族的平等相待、和平共处，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准则。违背了这一准则，企图以一己的民族价值观去统治、改造其他民族的价值观，最后的结果一定是爆发“文明的冲突”，导致战争。

至于许多民族在争取到了独立以后，又在领土问题、民族矛盾上爆发了新的冲突（如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几次战争、印巴战争、两伊战争、安哥拉内战、南斯拉夫内战、苏丹内战……）。则显示了在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民族斗争取得胜利以后，各民族、各部落之间错综复杂的历史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激烈斗争，由此暴露出民族主义的深刻困境——在不同民族为了各自的民族利益而举起具有不同内涵、不同利益诉求的民族主义旗帜时，不同的民族利益难免发生猛烈的碰撞。在这一点上，好像没有能够使矛盾双方达成共识的共同价值观。

这，才是民族主义的悲剧所在。

四

回到当代语境中的民族主义争论上来。

在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迅速崛起已使西方感到严重不安的背景下，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绝不仅仅只是对于西方“遏制中国”战略的回应，而且具有复杂的现实意义。

当代中国一直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这不仅是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使中国不可能跟在西方现代化经验的后面亦步亦趋，而且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情感中。可问题还在于，在经济改革已经发展到促使政治改革的深层次时，中国的政治改革却显得相当滞后。贫富悬殊、权力“寻租”、贪官腐败、民怨见涨……各种社会矛盾因此而逐渐激化。这一切都呼唤着政治改革的深入展开。

可当代中国政治改革走过的坎坷历程又使得政治改革道路的摸索不能不格外谨慎。这就使得那些急切呼唤政治改革的人们担心：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会不会节外生枝、延误政治改革的展开？这样的考虑其实是将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对立了起来。西方也有人指出：“在中国，90年代初出现了一种‘回复到属于真正的中国东西的普遍愿望，这些东西常常是家长式的、排外的和独裁的。’……”④

事情其实应该很简单：政治改革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可当民族的根本利益受到来自外敌的威胁时，民族主义就应该成为首要的政治主张与全民意识。当年，日寇入侵，国共两党搁置政争，枪口一致对外，就是出于对民族大义的共同认识。以为这样的危机关系到民族的根本利益，不可等闲视之。只有当这样的危机消除了，才可能回过头来做其他的事情，包括推进政治改革。如此说来，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看似矛盾，其实是可以结合起来的。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可以既是民族主义者，又是民主主义者。

例如孙中山。还有许许多多为推进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作出过不懈努力的中国人。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2008年的“四月青年”：当年“3·14”拉萨事件之后，西方媒体大肆攻击中国，与此同时，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屡受藏独分子的骚扰破坏。这些都激起了海内外青年的群情激愤。

于是，在那年的四月份，一股反藏独、护圣火，网络联合反击西方媒体不实报道，传递爱国视频的民族主义浪潮在海外留学生中迅速高涨。《中国青年报》将这个群体称为“四月青年”，并于当年10月20日载文《历史会记住2008年的“四月青年”》，宣传了他们的民族主义特质：“‘四月青年’的‘国家认同’天然地与‘自我认同’深刻地‘链接’在一起，他们是在维护国家的尊严，更是在维护自我生存的尊严。”“‘没出国就不能真正懂得爱国’。中国的强大本身，不但会给他们带来现实机遇，也会为他们在海外漂泊无依的情感世界中增添力量。”“四月青年”因此在大陆迅速蹿红。美国《纽约客》杂志驻华记者欧逸文采访了饶谨、唐杰等“四月青年”以后，撰写了《愤怒的青年：中国新一代民族保守主义者》一文，注意到这些青年在国际上为中国所遭受的不公正而呐喊抗议的同时，也对国内的腐败与其他不公正现象深恶痛绝的复杂情绪。⑤

每到民族危机的时候，都会有青年挺身而出——上个世纪初，有“五四青年”的民族主义运动开辟了中国向着科学、民主同时反帝、反无能政府的方向前进的道路；到了1976年，又有一代“四五青年”登上了历史舞台，在“文革”还没有完结的时候就自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呼唤民主，也呼唤着民族的觉醒。现在，在中国已经崛起，却遭遇到西方反华势力的一再挑衅、围攻时，“四月青年”又一次举起了民族主义的旗帜，向西方宣告这一代人的民意。相形之下，那些对当代民族主义冷嘲热讽的声音是不是太可鄙了呢？

值得警惕的，倒是在反对民族主义的声浪中，民族虚无主义的病毒在扩散。那些无视我们民族伟大的文化遗产、无视当代中国人在推进民族崛起（包括政治改革）方面已经取得的可观成就、只是一味嘲讽现实、一味诅咒“国民性”、美化西方的人们，连外国人也看不起他们！

中华民族再一次到了“最危急的时候”！

我想用穆旦的诗句结束本文——

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注：

［1］葛兆光：《宅兹中国》，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2、194—195页。

［2］船夫：《十年学潮纪实》第三章：“新‘九一八’”。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

［3］钱穆《中国历史精神》，转引自郭齐勇、汪学群：《钱穆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4］［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页。

［5］《网络民族主义新势力》，《凤凰周刊》2012年第13期。

（选自《粤海风》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