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语言学教育的名师风貌

李宝堂　俄国语言学教育的名师风貌

◎陈以鸿

李宝堂教授

李宝堂（1888—1974），上海人，上海交通大学俄国语言文学教授。1916年毕业于俄国彼得堡大学铁路工程研究院。曾任中国驻苏联莫斯科总领事馆副领事、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秘书。1949年后一直在上海交通大学从事俄语教学工作。

1949年上海解放后，交通大学得风气之先，暑假后即为师生员工开设俄文课，任课教师共两位，一是原来的英文教授凌渭民先生，一是新调来任俄文教授的李宝堂先生。

李先生是上海人，生于1888年。孩提时即随他的父亲李家鏊赴清朝驻俄公使任所，从此长期生活在俄国，虽能讲汉语普通话，但不及俄语流利。他在俄国从小学读到大学工科毕业。思想进步，曾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和第三国际，得到过列宁授予的党证。回国后在中东铁路任总工程师，日本占领后离去，至清华大学教授俄文，后又至昆明西南联大，与陈省身、杨武之等教授相稔。解放前在上海市工务局工作，解放后为充实俄文师资力量，调入交通大学任教。

交大初开设俄文课时，师生员工在一起学习，参加者非常踊跃，两位老师授课的工程馆阶梯大教室都挤得满满的。我秉性不喜凑热闹，所以第一学期没有参加，到第二学期才插班进去。事先打听出第一学期共教了14课，就利用寒假在家自修，每天一课，除学会课文外，习题一一照做。开学后到李先生班上跟班一起学。因为发音未经人指点，光看书学发音自然不准，所以开始参加听课时，觉得几乎完全不对头。过了一段时期，由于李先生特别注重发音，循循善诱地让学员反复练习，我终于把发音纠正得完全合乎标准。

我在从李先生学习俄文的同时，还收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俄语广播讲座，结业时通过考试，由电台保送到中苏友好协会附设俄文学校插班深造，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一年后结业。有一次在课堂上，一位俄国教师听我读了课文后，对我的发音和语调特别赞赏，说“Kak Pyсский（像俄罗斯人一样）”，并问我是谁教出来的，当我说出了李先生的名字，同学们都为我有这么好的启蒙老师感到羡慕。

参加校内俄文学习的师生员工虽然人数很多，但不断有人半途而废，或者因跟不上进度而掉队。到了第二年暑假后，他们中的不少人又重新报名参加初级班从头学起，再加上以前未学过第一次报名的，人数仍和第一年同样地多，因此教务处决定让两位老师依旧开初级班上大课，要求学完初级班的学员再一次上初级班，使我们这些认真学习而希望继续深造的人大为不满。经过坚持不懈地请求，并由几十位学员联名上书，终于获得教务长批准另开提高班，由李先生授课。学员人数少了，课堂小了，老师与学员间的关系更密切了，课堂气氛也活泼得多了。李先生主动提出为我们每人取一个俄文名字，取好了就用这些名字来称呼我们，因为我们的中文名字他记不清，也叫不惯。他问明了我的名字“以鸿”，就按相近音为我取名иван（伊凡），爱称Вaня（凡尼亚），此后就一直叫我Ваня了。此外如为英文教授唐庆诒先生取名Kонстантин（康斯坦丁），为管理学院女教师李竹先生取名Лида（丽达），爱称Лидочка（丽道契卡），还有一位学生，我不知道姓名，被取名为Боля（鲍利亚）等。

在提高班上，李先生常常离开课文另外讲些内容，训练我们的听力。例如有一次，他给我们讲他看过的一个戏的剧情，连讲带比划，我们还是听不懂，后来才知道讲的是越剧《鸳鸯剑》。又有一次他把在街上看到的新闻讲给我们听，讲得眉飞色舞，我们听得莫名其妙，经他说明，原来是新嫁娘坐花轿的情景。这些内容他都是随意讲的，并没有书面材料，而且照平常口语速度讲得很快，我们毕竟刚学完初级班，当然不容易接受，只能说是在听力上增加些训练机会。李先生的夫人是俄罗斯人，不会讲中国话，李先生在家里和师母及爱女李群珠都用俄语讲话，我到他家去时，不得不勉强用俄语和他们交谈，特别是在师母面前应对的时候更是如此，这样对提高我的俄语口语能力大有好处。

李先生时刻关心我在俄语学习上的进步，也同样关心我的其他方面。1952年院系调整后，我为电机各系60余位教师（大都是从他校来的，未学过俄文）开速成俄文班，自编讲义，历时两学期。与此同时，我开始接受为电机各系的教研室翻译苏联教材的任务，译本后来大都出版。当第一本《电工测量和测量仪器》出版时，在校外受到俄文学校领导的表扬，在校内首先使李先生感到光荣。他向我要了一本珍藏起来，把它看作自己教学成绩的见证。

古语说得好：“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作为俄文教授，李先生与英文教授唐庆诒先生和中文教授王蘧常先生很快成了莫逆之交。1951年我结婚时，他们都是我家的座上客。也许因为自己的中文程度不够，李先生对王先生特别尊敬。他比王先生大12岁，但因王先生身体不好，有心脏病，晚年很少出门，又因李先生家住衡山路，王先生家住宛平路，位于李先生家与学校之间，所以李先生常去看望王先生。李先生很喜欢我父亲的篆书，父亲曾叫我送去一副对联给他，他把对联悬挂起来，使原来相当洋化的室内布置增添了一点中国文化的气息。有一次他过生日，大概是70岁那年吧，我到他家去为他祝寿，由我妻子黄连荫治馔，并把唐先生夫妇和王先生夫妇也请来，外籍邻居给他送来一个大生日蛋糕，我们一起吃了一顿中西合璧的午饭，这一天他过得非常愉快。

李先生为人正直，语言风趣，在学生面前非常随和。提高班课后，我和Боля常伴送他回家，从学校到他家不算远，也无车可乘。一路谈谈说说，中文俄文夹着讲。有一次在广元路上遇到一副臭豆腐干担子，他买了请客，就在路边立着品尝，先把筷子伸到油锅内浸一下，问我们这是为什么，一定要我们说出是为了消毒杀菌，他才高兴。

他身为老师，但对学生却分外谦逊。春节期间，我去他家拜年，他必定要到我家回看我，使我很不安。后来我就不在春节期间去看他了。

他心直口快，胸无城府，因此容易得罪人。凌渭民先生讲俄语语法比李先生仔细得多，发音则不如他标准。有一次他当面指出凌先生发字母“л”的音不够准确，要我发给凌先生听，使我感到很难堪，凌先生倒不以为意。当时李先生还在华东师范大学兼课，华东师大外语系主任是周煦良先生。听说有一天李先生和别人谈话中提到周先生，可能有些微词，不料周先生就在隔壁，听见了李先生的话，走过来大兴问罪之师，李先生连忙打招呼，说决无批评之意，态度真挚诚恳，使周先生有气也发不出来，只好和他握手言欢。

李先生淡于名利，与世无争。自从俄文成为学生应修的正式课程，我校俄文老师队伍扩大了，李先生无疑是其中资历最深、声望最著的教授，但是他的级别并不高，只被定为5级，他泰然处之。他原先住的公寓很宽敞，由于房租昂贵，费用大，入不敷出，他家不得不迁至附近另一处公寓，面积缩小很多，他也能适应。

李先生身躯魁梧，体质素健。“文革”开始后，无辜者纷纷变成了罪人，相互间不敢来往，我有好几年没有去李先生家。听说李群珠女士不幸系狱，我也不敢去他家探问。后来因为唐先生和王先生都惦记李先生，我又再去看望。只见李先生消瘦多了，留了很长的胡须，端坐椅中，起先认不出我，我自己通了名，李先生喜出望外，深情地叫我Ваня。显然因为经历了不幸，心绪不好，所以话很少，与过去谈笑风生的李先生判若两人。师母更是噤若寒蝉。我把看到的情况告诉了唐先生和王先生，后来又去看过李先生几次。一次我在他家时，他突感不适，说要去解手，他的幼辈亲戚扶他到厕所，已经来不及，弄得狼狈不堪。此后李先生终于一病不起，享年87岁，时在1974年。我听到噩耗去吊唁，师母握着我的手凄然痛哭，说可怜女儿在狱中还不知道爸爸已去世。我无言可以劝慰，只有请老人家保重身体而已。幸而不久李群珠女士平安归来，陪侍老母亲颐养天年。1979年，师母寿终，享年88岁。

我长期从事俄文翻译工作，经我译校后出版的书籍共10余种，数百万字。饮水思源，这些成绩都要归功于李先生。李先生的谆谆教诲使我没齿难忘，李先生和蔼慈祥的音容笑貌永远铭记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