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教育名师的风采永驻

徐桂芳　数学教育名师的风采永驻

◎任祝景

徐桂芳教授

徐桂芳（1912—2010），浙江温州人。数学家，共产党员，九三学社社员。1924年就读于温州联立商科学校（今温州二中前身）初中，后到上海大夏大学附中读高中，高中毕业后考取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1937年毕业后回到温州。1946年受聘交通大学，1956年随交大迁西安，先后任西安交大校务委员会委员、数学系主任、陕西省数学会副理事长。1985年退休后，任上海交大名誉教授、应用数学系顾问，西安交大数学系名誉系主任，中国计算数学学会名誉理事。发表数论、计算方法文章多篇。1956年，编译出版了《积分表》。先后主编《高等数学》、《纯幻方的构造原理和方法》等学术著作。

徐桂芳出生于温州，温州素有“数学家之乡”的美誉，来自温州的我国数学界的名师众多，如姜立夫、苏步青、李锐夫、谷超豪等一批数学家，灿若明星，闪耀在国内外数学讲坛上。徐桂芳和他们一样，以自己的学术成就，塑造了温州人的形象。

选择数学　受到一批名师教诲

徐桂芳出生在一个封建家庭，祖上书香门第，家境殷实。他的父亲徐仲英曾经是清朝的贡生，是当地的文化名人。徐桂芳从小便接受传统教育，饱读孔孟之书。

据他回忆，从小就喜欢数学，天生如此，就如同他的个性一样。他在上海大夏大学附属高中读书时，遇见了一位终生难忘的数学老师，名叫臧渭英。臧渭英老师是温州乐清人，和他是同乡，因为这层关系，再加上徐桂芳天资聪颖，热爱数学，臧老师对他关照有加，不但时常鼓励他，指导他用数学的方法思考问题，而且介绍了许多数学课外书给他读，他受益匪浅。这样，经过几年的学习，他对数学的认识又深入了许多。

1933年，他高中毕业，报考了两所大学：一所是浙江大学，一所是交通大学。结果，两所学校都录取了他。但是由于一时疏忽，他把报考方向弄错了：报考的是交通大学数学系，报考浙江大学的是土木工程系。而在当时，交通大学的强项是土木工程等相关专业，而浙江大学的强项却是数学系，著名数学家苏步青也在那里。为了对两个专业了解得更详细，他特地征求了一位在交通大学读书的同乡的意见。这位同乡告诉他：“在这个‘毕业即失业’的年代，只有交通大学的学生毕业后不会失业，学生如果没有找到工作，由铁道部分配到各铁路局去工作（当时交大隶属于铁道部）。”他得知这些情况后，从就业的角度考虑，再加上臧渭英老师的支持，最终选择了交通大学数学系就读。

当时交通大学数学系和化学系、物理系一并属于科学学院。在社会上和中学生中，名气从大到小依次是化学系、物理系，然后才是数学系。当时数学系里一年级只有两位学生，另一个学生在第一学期期末考试中没有及格，补考也没能通过，退学了。这样，这个年级就只剩下徐桂芳一个学生。很多时候老师就把他叫到办公室去上课，一对一教学。他回忆起这段学习经历就赞不绝口，说交大管理学生，特别是对低年级学生有一套严格管理的办法。比如《理论物理》，考试题目又偏又难，甚至大多数学生都很难过关，得分很低。老师计分就用学生实际考分的开方乘以10来计。即使这样，也有很多学生不能过关。对于不及格的学生，教务处（注册处）会把他们的名单在布告栏公布出来。

徐桂芳在交大科学学院数学系学习时，有幸遇上了许多名师，如科学学院院长兼任物理系主任裘维裕教授、数学系主任胡敦复教授、化学系主任徐名材教授等，都是全国大名鼎鼎的教授。胡敦复上的是微积分大课，这是理科、工科学生的基础课。在他们的教育和影响下，徐桂芳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比如，每届毕业班在毕业前夕，学校都放春假，组织学生到外地进行毕业实习和旅游，有时候从上海出发，乘火车经杭州、南昌、九江，从九江乘轮船到武汉，然后北上经石家庄到达北平，再南下天津、南京，回到上海，他体会“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教育形式，它让学生走出校门，全面了解国家大致情况，增强热爱祖国的感情，还可以增加学生的社会知识”。当时的大学中只有交大有条件这样做，因为交大属于铁道部管辖，坐火车可以免费。

满腹经纶　难觅一张三尺讲台

徐桂芳1937年即将毕业时，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军队占领了上海、南京等地，到处战乱，经济萧条，民不聊生。就是在这种危难时刻他踏上了社会。随着南京政府一路内迁到重庆，教育部、铁道部也随之内迁。在重庆沙坪坝九龙坡，经过校友们的帮助，建立了交通大学，坚持在上海法租界办学的交通大学师生中许多人也到了重庆交大，徐桂芳等留在上海的交通大学毕业生连毕业证书都没有拿到，学校只发给他们一张英文毕业证书。“文革”的时候，他的这张英文文凭被造反派烧掉了。回忆这段经历，徐桂芳非常伤感，眼里充满无尽的遗憾。

毕业时，徐桂芳想留在交大数学系，可是学校没有留校名额，数学系主任胡敦复将他推荐给在浙江大学任教的弟弟胡明复。胡明复在交大教过徐桂芳的物理课，时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胡明复把他介绍给数学系主任苏步青先生，问苏先生：“你有没有助教名额？”苏步青说：“只有半个名额，只拿一半的薪水。”徐桂芳考虑到家里比较困难，就没有去浙大。交大数学系的老师再把他介绍到上海医学院当物理教授。他想，我在交大学了比较扎实的物理，可以胜任教学，准备就职，但由于抗战已经开始，乡下家人要他照顾，他就回到温州。先是到茶山一户人家当了一个多月的家庭教师，后又与蔡孔耀、叶献文、方恭敏、项公博、吴秉金和周臣等在温州七星殿办起了“浙南学园”，这是一所初中补习学校。

1939年，因战乱上海的英士大学迁到了丽水，他又经人介绍到英士大学任职。为解决一家的生计，他还同时在处州中学（现丽水中学）、碧湖杭高（杭州高中当时迁到丽水碧湖）两所中学兼职。1942年暑假，日本兵占领丽水，英士大学去向不明，他又再次返回温州，经人介绍在龙泉的浙江大学分校谋到一职。1944年暑假，温州第三次沦陷，他只得逃到仙岩。后又经著名数学家陈荩民先生介绍，在泰顺百丈口北洋工学院任职。不久，他又同时在温州师范学校（当时从温州迁往泰顺莒江）和温州中学（当时从温州迁往江口）兼职。这三处学校在泰顺境内几乎是三角等距离，都有10多公里。他的一家老小生活需要他坚持任教，他不辞劳苦，每次都是翻山越岭，徒步行走十几公里，来回地奔走于课堂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抗战胜利。徐桂芳兴高采烈，从莒江乘竹排沿飞云江再次回到了温州，全家人在自家后屋的阳台上放鞭炮欢庆。后来，徐桂芳对他的学生说：“我们这代人经受的苦难，真是太多了。”的确，只有经历过兵荒马乱的人，才能体会今天和平生活的难得。

教坛风采　手执教鞭四十年

抗战胜利，给徐桂芳施展数学才华带来了机会。经交大数学系的学友莫叶介绍，1946年的一天，交通大学函请他去任教，从此，他开始了真正的数学教学与研究工作。

他非常热爱母校的教学工作，一心钻研数学，十分敬业。认真上好每一堂课，精心编写教案和教材，讲课时，概念清楚，逻辑严密，琅琅有声，不时提出问题启发学生思路，他的学生回忆时曾这样称赞他：“他在黑板上画的直线笔直，画的圆像用圆规画出来的一样，立体感很强。”1953年毕业的唐齐千说：“记得我二年级的时候组织春游到杭州，住在浙江大学。在去的时候，车厢里有徐桂芳老师，在杭州玩的时候没有见到徐老师，而回上海的火车里又看到他，原来在杭州的3天，他泡在浙大图书馆里翻阅资料去了。”可见徐桂芳是多么的敬业。

1955年，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内迁西安后，徐桂芳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支持学校迁西安。在迁校过程中，他曾作为教师代表之一，与张鸿、钟兆琳等12人一起，参与了彭康校长主持讨论的迁校新方案：即“一校两地”，“交大分设西安、上海两地，两部分为一个系统，统一领导”。这一方案，不仅解决了迁校工作中争论不休的问题，而且为西安交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打下了基础，徐桂芳那种爱国爱校的愿望得到了实现。

1956年，在迁校工作中，他在知名教授中带头去西安。他第一批赴西安，从上海出发以前，他把自己的住房交给了学校，举家西迁。他家在上海住的房子很不错，是老图书馆旁边的二进式洋楼。一同前往的数学教师有张鸿、陆庆乐、邵济熙、游兆永和马知恩等。徐桂芳到西安后，参加了主持数学系的建系工作，功不可没，在交大人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迁校到西安的初期，学校还在建设之中，工地的脚手架林立，道路晴天灰尘扑面，雨雪天泥泞不堪。生活条件艰苦，他却满怀豪情，和陆庆乐等从头做起，筹建数学教研室。他除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外，还分别担任一年级办公室主任和数学教研室主任的行政工作。

他十分关心年轻教师的培养，发动老师们发挥创业精神，带动一大批年轻教师全力以赴地投入教学工作。每个青年教师要辅导4个小班，每周必须听课6小时，每周为每个小班开4学时的习题课，共16学时，对作业，要求全部批改。

上海交大应用数学系总支书记毛杏云（左2）等教师看望徐桂芳先生（右3）

他十分关心年轻教师的教学质量，严格指导年轻教师上课。那个时候不是刚毕业就能上课的，首先需要上辅导课、习题课、答疑、批改学生作业本。这样，就使年轻教师对教学内容熟悉了，教学能力提高了，年轻教师很快锻炼出来了。他和张鸿还组织青年教师在开课前试讲，试讲以后还进行讲评。他们对年轻教师上讲台讲课很慎重，有时，教师在讲课时，会突然发现张鸿、徐桂芳等坐在教室后面听课。张鸿、徐桂芳担任校、系、教研室的行政工作那么忙，还很注重对年轻教师的具体指导，使青年教师深受教育和鼓励。

随着学校教学工作的发展，徐桂芳又和游兆永等教师，一起带领年轻教师去开创“计算数学”专业方向，成立了“应用数学专业”。从1957年7月起，交大（西安部分）设置11个系，其中有应用数理系。1964年毕业的校友屠规彰回忆时指出：“当时母校数学专业与国内许多高校相比，无论在师资还是在资料设备等方面都显得薄弱。但在当时担任系领导的赵富鑫和徐桂芳的勉励督办下，数理系办得十分兴旺。学生们个个学习努力，教师们人人治学严谨，强调抓基本功的训练，并强调与工程方面的结合。因此历年来数学专业毕业生基本功扎实、动手能力强，颇得用人单位的好评。”

马知恩教授亲身经历了西安交大数学系初创工作，他对张鸿、徐桂芳的工作有很高的评价，他说：“交大工科数学课程建设的成绩和声誉就是当时的数学教师们在张鸿、徐桂芳、陆庆乐等教师们无私奉献，艰苦创业精神的带动下，用心血和汗水开创的。”

1978年，上海交大准备重新恢复建立应用数学系，校领导想请徐桂芳回来参加建系工作，任系顾问。但他一时无法到任。1985年，他从西安交大退休后，欣然回到上海交大。他十分关心上海交大应用数学系的建设和发展，在专业建设、学科发展、青年教师培养、学术交流等方面热心提供指导意见。他的学术成就和广泛影响，受到上海交大应用数学系师生的仰慕。这样，徐桂芳为两所母校工作了40多年。

他在教学上发扬老交大“基础厚，要求严”的优良传统，辛勤耕耘于数学教学和研究领域。他关心学生成长，精心培养青年教师，重视教材编写工作。主编有《高等数学》、《纯幻方的构造原理和方法》等著作。在《纯幻方的构造原理和方法》中提出了猜想2（2n+1）阶方阵不存在纯幻方的观点。他于1937年写作的上海交通大学毕业论文《数论》，对鲍尔定理进行了扩充，产生不小的反响。1952年他编译的《积分表》，于1956年正式出版，成为大学数学教学的基本工具书之一，一直沿用至今。

教学之余　爱好修表和旅游

徐桂芳长期潜心教学，准时上下课，养成了守时的习惯，他要求手表准时。由于工作漂泊不定，长期来往于偏僻之地，手表坏了不能一次一次送到表店去修理，索性自己动手修，久而久之，修理钟表就成了他的一门好手艺。数学系的老师都知道“徐桂芳喜欢修理钟表”。老师们到他家访问时，一进门就可以见到他家客厅桌上摆放着旧钟表和修理工具。据校友韩宪耀（1948年考入交大）回忆：“徐桂芳家有个工具箱，专门用来修理钟表的，他曾经帮校友杨念如修过钟表呢”。

他还有一个业余爱好，就是旅游。他在交大1937届校友通讯第9期上还发表了一篇《琼岛记游》，记述了1993年偕夫人去海口市旅游，并到二女儿徐玉莲家中过春节的情景。

九十高龄　仍心系母校育人事业

徐桂芳热爱母校，关心两所交大的发展。他一直热心参与组织1937届校友的各项活动，与校友们编辑出版有《1937届校友通讯》，到2000年该刊已出版了15期。他们联络国内外校友，建立校友活动基金，奖励交大学子。在交大老图书馆大门左侧建有一组假山石，石上书有“百年树人”题词，深深表达对母校的关爱。

他在90岁高龄后，从上海返回家乡温州休养，但仍时常挂念着交大和数学系的发展。2007年4月校庆期间，他由三女儿徐玉羊、女婿汤林专门陪同从温州来沪，坐着轮椅到交大徐汇校区访问。校史研究室的毛杏云老师和数学系的老师在“中院”亲切接待了这位德高望重的寿星，并聆听了他所作的深情回忆。

徐桂芳先生（左1）

这次来校访问后，他了解到数学系正在征集史料，为庆祝建系80周年而组织编撰系史，就由家属将数学家苏步青教授赠予的亲笔书法字轴、历年来有参考价值的各类照片，以及获奖证书等珍贵史料提供给数学系，供编撰系史作参考。再一次表达了他的拳拳之心。

直至2009年，他已97岁，数学系系史编写组的老师和他还有热线相通，互致联络问候，他耄耋之年仍不忘母校，数学情怀永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