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本英文专著

博士论文和学术专著之间有一条很大的鸿沟。博士论文实际上是写给论文委员会几个专家看的，越深奥越好。但学术书籍则尽量要面向更多的读者，至少要说服出版社编辑和外审专家。在美国大学教书的人都知道，“不出版，即淘汰”，除了学术升等的要求之外，另一方面是对出版的慎重。在大学教书一定要有出版成果，尤其是要出第一本书，否则就可能被解雇。我的数位任教于大学的朋友就是因为到了第六年仍然没有出版专著，最后要么卷起铺盖走人，要么为了延长评铁饭碗的期限而疲于奔命。我的第一本书基本上是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写出来的。博士论文本来就是数年磨一剑，学术基础应该说已相当扎实了，修改后即可出版。在研究型大学任职，通常都是以第一本书取得终身教职，变成副教授。当然也有例外，像哈佛大学的终身教职是正教授，所以有些直接从哈佛拿到终身教职的人，身为正教授，也就只有一本书。大概成为哈佛教授后，一是要求高了，高不成，低不就，难以写新书；二是承担的责任多，也就分身乏术了。还有可能是因享受哈佛教授的太多光环，无法收心了。但在绝大多数的美国研究型大学里，靠第一本书拿终身教职可以，但要想成为正教授，就必须至少要再出版第二本书。

第一本书最好在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社声誉越高越好。这样对拿铁饭碗才有保证。所以一般情况下，在博士论文完成后要花三到五年的工夫才能把博士论文修改成专著出版。

前面提到，我在出国前有些小成绩，发表了一些文章，并承担了杨生茂先生主编的《美国外交政策史》一书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章节，该书于199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我到美国后，对比世界一流学者，意识到自己学识的浅薄，立志要打好学术根基，不再轻易发表文章。“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毕竟“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1991年冷战史专家陈兼兄到哈佛看书，住在拙处。我当时就向他坦露心迹，告诉他我要沉寂10年，好好打基础。后来发现我沉寂了不只10年，而是差不多15年之久，我的第一本英文专著到2005年才正式出版。我觉得这一段积淀非常重要，基础打牢后，后面出成果相应就有根基了。所谓厚积薄发，就是这个道理。

万事开头难。第一本书出版总是很难的，因为此时还没有建立起任何学术信誉。所以在博士论文完成后，我并没有急于投出，而是打算精雕细刻，把书稿修改到自己满意为止。三年后的2002年，我把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成专著的全书再通读一遍后，感觉可以投石问路了。于是我将书稿寄给了西方“一战”史权威学者、耶鲁大学的杰·温特教授。温特为剑桥大学出版社著名的《一战期间的文化与社会》丛书的主编，他对书稿似乎很满意，立即安排匿名审稿。幸运的是，出版社安排的两位匿名审稿人是耶鲁大学的史景迁教授及牛津大学的米特教授。两人对书稿都是鼓励有加，均推荐出版。因为两位的评语都是褒奖之词，所以他们后来也就直接或间接地告诉我他们是我这本书的评议人。我的第一本专著就这样于2005年初得以出版（Xu Guoqi，China and the Great War：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Cambridge，UK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古人说“十年磨一剑”。我这本书是不是剑不敢说，但磨了却不止10年。从1990年代初起步于讨论班的论文，到我花费无数时间和金钱到世界各地阅读档案，历经数十载寒暑的艰苦努力及思考，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再加精雕细刻，才最终写成这本专著。这是一个从水滴石穿到茅塞顿开的漫长的艰苦过程。虽不敢说字字珠玑，也饱含了一把辛酸泪呀。令人欣慰的是，此书出版后，学术界评价很好，除在西方主要学术刊物刊登了数十篇书评外，前面提到的英国牛津的米特教授、澳大利亚的李木兰教授、中国社科院的叶隽研究员、复旦的马建标博士都先后发表长篇文章，介绍此书。承蒙当时任澳门大学历史系主任的老友魏楚雄介绍，上海三联书店在2008年将此书纳入其“人文经典文库”系列，由马建标先生翻译成中文出版。最近我还发现一些国内的年轻人也开始重视此事，有些学子甚至专门写论文分析本书的价值和学术贡献。对于一个作者来说，这实在是令人高兴的。该书的英文平装本在2011年出版。

拙著《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通过对多种国内外档案解读和国际史方法，得出以下与现行观点截然相反的结论：本书认为，中国与“一战”的互动，标志着中国人真正意义上寻求国际化及新的国家认同的开始；通过国际史视野，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战”的双重意义：一是因为古老的中国的积极参战，让所谓的“大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二是因为“大战”的爆发及影响，让“大战”成为中国历史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因为中国的参战，中国得以参加巴黎和会，第一次向世界提出中国的平等诉求，表达中国作为平等一员加入国际社会的愿望，国际联盟的宪章里有许多中国人的观念。“一战”因此成为中国人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及国际化的一个里程碑。直言之，我们可以得出中外史学界迄今无人提出的革命性结论：中国与“一战”关系意义非凡！中国与“一战”的互动标志着中国人真正意义上寻求国际化及新的国家认同的开始。“一战”让中国人大踏步走向世界，同时也把世界带向中国。

令人高兴的是，尽管此书出版于十多年前，但在自2014年起世界各地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祭举办的诸多纪念活动中，并且一直到今天，这本书还经常被人提及。这本书的主题在今天也的确更有学术和现实价值。2014年好几家中国媒体对我的“一战”研究做过采访或长篇报道。但是，在目前全世界正大张旗鼓地反思这场战争的意义之际，这一纪念热潮在中国似乎并没有出现，国人似乎觉得其与中国无关。实际上，早在1914年秋，英国和日本即在青岛与德国军队激战。1915年日本更利用列强集中“一战”，无法分心之际，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意欲浑水摸鱼，置中国于日本控制之下。2016年是“一战”华工抵达法国的100周年。在“一战”期间，大约14万华工来到欧洲，在“一战”西线战场为英法两国效力，出生入死。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列强把山东割让给日本，从而导致在中国和世界局势中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连锁反应。五四运动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遗产。我在2009年接受《西湖》杂志长篇采访时，甚至大声疾呼，“没有‘一战’，何来五四？”所以，依个人浅见，“一战”和“一战”华工对中国和中国人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的“一战”及“一战”中的华工同时也是世界文明史中的重要篇章。我们甚至可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角度来透视中国人如何寻求国际化及新的国家认同之漫长历程，并分析国际社会如何对中国参战有更清醒的客观认识，深入理解“一战”对中国及世界的重要意义。

中国参加“一战”，从小处着眼是为了应付日本，为了在战后和会上占一席之地，但从长远看，则是为了加入国际社会，为了国际化，为了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有发言权。在巴黎和会上，正因为中国代表团的据理力争，并大义凛然地拒绝在对中国不利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才把所谓“中国问题”带到了世界最高论坛，并为山东问题在巴黎和会结束后的迅速解决提供了契机。因此，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不但没有完全失败，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大获成功。如果当时没有参战及拒绝签订巴黎和会对德和约的经历，中国不可能在1921年很快同德国签订平等条约，并在1922年迫使日本归还山东。中德于1921年所签订的条约系近代中国与一个欧洲大国签订的第一个界定双边关系的平等条约。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在巴黎和会上积极参与战后新秩序的建立。例如顾维钧系起草《国际联盟宪章》的15人委员会委员之一，对宪章的撰稿贡献颇多。中国人甚至从大局着眼，支持日本代表团在和会提出的“种族平等”条款。凡此种种，不仅让国际社会听见了中国的声音，并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成熟外交的风范。在“一战”百年后的今天，个人认为“一战”的历史对中国和世界仍有重要意义。我非常高兴这本阴差阳错情况下写成的书继续在国际学术界受到重视和发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