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之梦

我的第一本英文书的出版似乎一帆风顺，未遇到多大挫折，可谓幸运之至。而且第一本书直接推动了我的第二本书的写作。2001年我在撰写《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一书的前言时，关注到2001年中国赢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并意识到中国人对奥运会的情感同“一战”以来中国寻求国际化与新的国家认同似乎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在“一战”与中国一书完稿后，我开始对体育与中国的国际化问题越来越有兴趣。在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后，思路开始清晰起来，觉得可以写一本较有新意的书。我的出版界朋友张建德曾经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工作过，我们经常喝酒聊天。他鼓励我尽快同他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工作的朋友联系。在张建德的一再催促下，我在2005年底用电子邮件给该编辑写了一简短函件，询问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是否有兴趣。当时入江昭教授建议我不妨向哈佛大学出版社问一问。所以在给芝加哥那位编辑去信的同时，我将同一内容的邮件也寄给了哈佛大学出版社的高级编辑林赛水。林赛水在当天立即回信，表示很感兴趣，建议我马上电邮给他写作计划。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那位编辑过了两个星期才答复，虽同样表示兴趣，但为时已晚，因为哈佛大学出版社已捷足先登，并很快给我寄来正式合同。

林赛水当时之所以敢对我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人如此信任，估计有下列因素。第一是选题好，因为2008年将在北京举办奥运会，举世瞩目，选题应该有吸引力。同时感觉我的角度极富挑战性、学术性，与哈佛出版社的学术地位相称。第二是我的第一本书在西方学术界反响不错，口碑很好，所以我有所谓的学术信誉，并非一穷二白。第三可能是入江昭教授的影响。入江昭系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董事会成员，他推荐的学生著作应该有一定的分量。

同写第一本书一样，目标一定，我立即开始做地毯式的档案研究，为此，我的足迹再次遍布世界各地。写奥运的书，当然得去瑞士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档案馆看档。我在那里盘桓了近一个月之久。然后，我又到基督教青年会在明尼苏达大学的档案馆，毕竟是基督教青年会把奥运和现代体育引进中国的。时值寒冬，我的航班因大雪耽搁了两天，但归程日期不能改。该馆人员竟然特地为我延长闭馆时间，让我有时间看完该看的档案。我对他们至今心存万分感激。

我要写的这本书涉及加拿大蒙特利尔1976年奥运会，但当时加拿大档案馆的这批资料尚未解密，我立即通过自由信息法要求该馆提前同意我接触这批档案。半年后我的申请获准，加拿大档案馆给我寄来了上千份档案，而我只支付了复印费和邮递费而已。此外，我还到台湾地区、美国国家档案馆、卡特总统图书馆、福特总统图书馆、洛杉矶体育图书馆以及其他特藏图书馆阅读资料。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很好接待，获益良多。

但我在国内做研究则经常受气。2006年暑假我到国内某级别极高的图书馆看书，发现该馆竟把读者分等级，分成所谓教授级、博导级读者等，甚至还按行政级别设限，如有些读物只对局级以上领导开放。由于本人在国外执教，证件不显示级别，更不是什么局长，因此在该图书馆读书时常受歧视。当我在该图书馆准备阅读20世纪30年代的体育杂志时，一打听，在特藏室。但我的读者证该室不认，需高级读者证方可。而按当时该图书馆规定，我不配有此证。我被告知我想看的这些体育读物只有局级以上领导才有资格看，我不配看。我凭着张艺谋电影《秋菊打官司》里秋菊的那种不依不饶的劲头同大概属办公室主任一级的领导展开了一场“读书保卫战”。可能这位女干部在两个多小时的拉锯战中被我搞烦了，最后她同意给特藏室打一个电话，让我看一看只有局级领导才能看的20世纪20、30年代的体育杂志，没有将我当作一个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分子处理。

在2006至2007年间，我向任教的学校请了一年学术假，集中精力躲在安娜堡的密歇根大学撰写此书。2007年5月到8月，香港中文大学的大学服务中心又为我提供优厚的资助让我可以利用中心的收藏进一步完善书稿。中心负责人熊景明女士怕我这书呆子把身体累坏了，还经常拉我去参加郊游和爬山活动，对我关怀备至。在中文大学期间，我还有机会经常向当时在中大任职的金观涛、刘青峰伉俪请教，并多次在他们府上喝酒聊天。对他们的深情厚谊和精心照顾，实在是万分感激。可惜我后来到香港大学任教后，他们两位已从中大退休，很少在香港居住，我不免失去了经常向他们请教和请安的机会，很是遗憾。

前排左一为刘青峰，左二为金观涛。

《奥林匹克之梦》一书的书名可能有点误导。不少人误以为这是一本关于体育的著作，大多数人关注的可能是此书的体育部分，很少学者注意到本书实际上是通过体育来揭示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国际化历程。其实本书的主旨着重在从体育特别是国际奥林匹克运动这一视角来研究中国人近百年来力图作为平等一员进入国际社会所做的不懈追求及艰苦努力。也有学者特别指出了这本书在研究诸如乒乓外交及加拿大蒙特利尔奥运会等方面的筚路蓝缕之功。书中还从新视角详细分析了诸如“两个中国”“乒乓外交”“谁代表中国”之类的大问题。在中国学者中，翟强和梁文道等先生似乎都读懂了，他们在其书评或电视节目中提到我是以体育为线索来分析中国外交和国际化的过程，可谓知音。

如果说《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一书的坐标是国际秩序及国际体系，《奥林匹克之梦》一书的着眼点为大众文化特别是国际体育的话，那么，从国际史角度，从人类竞技体育角度特别是奥林匹克运动的视野，我们就可以分析出中国寻求国际化及新的国家认同的另一个全新的历史轨迹。体育属于大众文化范围，国际竞技体育也是人类文明相互交流及展示彼此“和而不同”的重要平台。现代体育特别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因此成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通过近代体育，我们可以研究几代中国人如何利用西方体育来改善中国的命运，重塑国家认同，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近代体育的“奥林匹克之梦”，同几代中国人利用西方体育来改善中国的命运、重塑国家认同、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努力密不可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兴起与近代中国寻找新的国家认同及国际化的开端几乎同时，中国的奥运情结从一开始就与其国际化进程相关。

换句话说，中国参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归根到底是其寻求国际化的产物。中国最早的关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系统介绍书籍，即用“我能比呀”一词来翻译“Olympiad”，真可谓既传神又得体，充分反映出中国人希望被外人承认及走向世界的迫切心态。1932年中国第一次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更是与国际政治有关。中国最初本无计划派运动员参赛，但有关日本可能借满洲国的名义派人参赛，以此来变相使满洲国在国际社会合法化的消息传出后，许多中国人义愤填膺，并最终促成刘长春1932年单刀赴会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壮举。1979年北京重返奥林匹克运动及加入国际体育大家庭后，国人力图用奥林匹克金牌数来证明中国是强国，不是东亚病夫，值得世界的尊重，并向国际社会展示一个开放的新的中国形象。

利用国际史的视野和竞技体育这一角度，我们可以透视中国近百年来尝试回答“什么是中国，何谓中国人”这一命题的独特历程。《奥林匹克之梦》一书着眼于研究几代中国人如何利用西方体育来改善中国的命运，重塑国家认同及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2008年在北京举行的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可谓中国人百年奥运梦的圆梦年，也是百年中国人追求国际化的巅峰之时。

2007年我的《奥林匹克之梦》一书在送到哈佛大学出版社之后，哈佛依例送给两位专家匿名审查。一位是包苏珊，她是研究中国体育问题的知名学者，对书稿称颂备至，大力推荐。后来直接告诉我她是该书审稿人。但另一位审稿人的意见则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声称该书有成为畅销书之潜能，建议删掉许多我踏破铁鞋和上穷碧落下黄泉方寻觅得来的宝贵档案资料，以及绞尽脑汁才写就的自认为很有创意的学术观点。换句话说，此公建议我重起炉灶。按规定，我必须对审查报告做书面回答。我当时血气方刚，读后十分恼火，答辩的意思换成中文大概是说：此人大脑进水，所提建议纯属无理取闹、无稽之谈，我无法接受。林赛水收到此答复后，劝我不要火气太大，应该心平气和点。否则董事会在讨论我的答复时会觉得我太中年气盛，心不平，气不和，恐怕有麻烦。因为，出版社一般要在两位审稿人都推荐出版的情况下才同意正式出版。但我属得理不饶人的主，终究没有做多大的妥协。幸运的是，此书结果被理事会接受直接出版，无须再找第三位外审。事后我想入江昭教授可能起了决定性作用。因为他是理事会成员，也许就是他在理事会上告知同人，徐某之志不在写畅销书，而专以研究学术为己任，加上哈佛出版社并不在意出什么畅销书，而以出版一流学术专著为天职。出版社同僚们鉴于入江昭教授的巨大学术声誉及高尚人格，因而放我一马。2008年3月，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Olympic Dreams：China and Sports，1895-2008）。

记得2006年同林赛水讨论出书合同时，我幼稚地认为，该书既然是关于中国与奥运会，我应该等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交稿才对，这样我至少可以知道该运动会发生了什么。所以我原来的打算是书稿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后完成，我认为写中国与奥运的书当然应有涉及北京奥运会的章节。但姜毕竟还是老的辣，林赛水在谈判合同时，对我的所有条件都答应，唯独就是对交稿日期不妥协，坚持要我在不晚于2007年夏交稿。由于他的英明，该书在2008年春赶在北京奥运会之前顺利出版。因为时机好，本书出版后，引起学术界及媒体的相当关注。《华盛顿邮报》《纽约书评杂志》《南华早报》等世界众多媒体都纷纷发表长篇书评，这倒是我始料不及的。当年香港凤凰卫视有一档梁文道先生主持的读书节目，叫《开卷8分钟》，也破天荒的连续用两集节目对拙著详加介绍。

早在2006年，我的老朋友、也是名闻遐迩的《大英百科全书》的主编Dale Hoiberg先生就邀我专门为《大英百科全书》写一篇关于北京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文章。哈佛专著出版后，我一时成为炙手可热的奥林匹克运动专家，各大媒体竞相采访。8月8日开幕式当天，我被半岛电视台早早请到媒体中心，以便在奥运会正式开幕时接受该台实况专访。在奥运会期间，BBC、CBC、NPR等都对我进行采访。在美国声誉极佳的PBS NEWSHOUR当时也希望连线对我做长时段专访。但我不想太出风头，婉言谢绝了。这段时间报刊媒体的采访就更多了。

作为学者，我并不在意媒体的关注，更看重的是该书的学术影响和地位。好在《奥林匹克之梦》出版后声誉鹊起，好评不少，不仅无数媒体竞相引用本书观点，本书还在2008年出版的无数有关奥运会的书籍中崭露头角，被国际奥林匹克历史学家协会评为本年度唯一最佳学术著作。中国留美历史学者学会也将此书评为2008年最佳著作，并为我颁发最佳研究奖。尤其幸运的是，我的老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及前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柯伟林教授不仅拨冗为本书写序，还在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2008年秋季号的中心通讯上以头版推荐此书。据复旦大学历史系金光耀兄后来告诉我，柯伟林教授在2008年夏天接受复旦大学客座教授聘书时，送给复旦多位领导的礼物就是鄙人的这本新书。我真的受宠若惊了。

柯伟林教授对我的影响和帮助极大。我进哈佛念书不久，柯伟林教授刚从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at St．Louis转来，所以我们在哈佛的时间差不多正好是互相交叉的。柯伟林是我博士资格考试的四位导师之一。我还特别荣幸地成为他当时正在撰写的一本有关资源委员会一书的研究助理。可惜的是这本书后来因为柯伟林行政工作极忙之故，受到耽搁，一直没有发表。的确，我的老师中，柯伟林的行政能力超强，他任过哈佛文理学院院长和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等许多职务，行政工作很多。我作为其研究助理的经历让我获益良多，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如何做研究、如何利用档案、如何布局谋篇，等等。

柯伟林对我一直照顾有加。1994年柯伟林任哈佛历史系主任时，我出国后第一次要回中国，想要申请历史系的研究经费，柯伟林教授帮了很大的忙。他大笔一挥让我拿到这笔研究经费，使我得以顺利回到中国做档案研究。他还给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万仁元副馆长写推荐信，请他关照我。1997年6月，柯伟林在著名的《中国季刊》上发表了影响极其深远的文章，研究中国的国际化问题。就在这篇有洛阳纸贵声誉的著名文章里，柯伟林特别郑重提到我正在写作的“中国与大战”的博士论文，并予以高度评价。柯伟林这么做其实是很冒险的。因为1996至1997年我的博士论文仍处于开始阶段，写作进展不大，况且在论文写作中间重起炉灶的例子也有，由此可见柯伟林对我的信任和厚爱。柯伟林对我的大力抬举还体现在下面一个例子中。2012年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邀请他撰写一篇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经济价值的重头文章，柯伟林却推荐我写。结果我的文章在2012年伦敦运动会开幕之前出现在这份世界一流的杂志上。以柯伟林的声望和影响，如果没有他的推荐，我想《经济学人》的编辑是不会想到徐某人的。

柯伟林教授是典型的美国教授，我从哈佛毕业后，他就告诉我以后叫他比尔，不必再叫他柯教授，对我就像同事和朋友一样。古人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小子何德何能，竟然有杨生茂、入江昭、柯伟林等大师的竭诚关照和垂青，他们不仅是知己，更是知音！这几年我因研究需要经常回哈佛，每次都承蒙比尔在百忙之中安排见面，并破费招待。2014年夏，比尔特地请我到哈佛广场一家高级酒吧喝酒聊天和吃晚饭。那天比尔可能花费不菲，因为我俩喝了不少酒。2016年我在哈佛休学术假时，比尔因为极忙，经常在国外，一时无法同我见面。但他特地给我写了一封信，并用大写字母写道“We MUST meet before you leave”。（在你走之前我们一定要见一见）。果然，在2016年底，比尔请秘书安排，我们在距离我住所不远的一家高级意大利餐厅见面吃饭。我和比尔就餐时恰逢大提琴家马友友与家人也在那里聚会，他与比尔是老朋友，还特地跑到我们餐桌打招呼。

再回到《奥林匹克之梦》一书。前面提到，此书出版后，我被当作所谓的奥林匹克运动和体育专家，国际媒体经常对我进行采访。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华盛顿邮报》约请我写了一篇关于中国足球的长篇文章。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期间，《纽约时报》也特地安排我写一篇关于中国与世界杯的短文。2009年入江昭教授与法国学者Pierre Yves Saunier联合主编鸿篇巨制的Palgrave Dictionary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时，该书所有条目的撰稿人都是所在领域公认专家，但两位主编及主题主编特请我撰写“体育”长文，我终于觉得我的体育学者的帽子是戴稳了。2016年德国著名历史学者Jürgen Osterhammel和位于伦敦的德国历史研究所的Valeska Huber博士在其为牛津大学出版社主编的有关国际公众一书时，也盛情邀请我写一篇关于中国体育与全球公众的论文。

记得2007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大学服务中心客座访问时，该中心要求我做一次学术演讲。我的题目就是“中国和奥林匹克运动”。恰巧同在中心客座的是人民出版社的编辑王亚男博士。她听完我的演讲后，对此题目极有兴趣，在其精心安排下，人民出版社很快同哈佛大学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打算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出版我的《奥林匹克之梦》中文版。亚男为此书可谓费尽心血，可惜因一言难尽的种种原因，该书中文版尽管已进入印刷流程，但最终未能如愿出版。无论如何，我对亚男的知遇之恩及其为此书出版和翻译付出的巨大努力，一直是念念不忘和万分感激的。我在广东人民出版社任主编的朋友倪腊松先生目前正在安排重新翻译和出版此书。据说该书的翻译和中文版权一切事宜，均已就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奥林匹克之梦》一书仍是世界上目前唯一全面研究体育与中国国际化的专著。相信当韩国2018冬季奥运会、东京2020夏季运动会和北京2022冬季奥运会召开时，此书也许会继续引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