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完全意外的书

《亚洲与大战：一个共有的历史》是我从未计划要写的一本书。本来在写完“华工与大战”后，我就想不再做“一战”史了，想尽早转移到我一直魂牵梦绕的“何为中国和中国人”课题上。但在2010年，耶鲁大学的杰·温特教授受剑桥大学出版社邀请，拟主编代表国际最高研究水平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专著，并计划在“一战”爆发100周年之际出版法文和英文版。他力邀我承担亚洲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章，我本想拒绝，毕竟我对亚洲其他国家不熟，写此文对我挑战很大。但杰很快将了我一军，他让我告诉他世界上有谁有资格并能胜任亚洲与“一战”的写作。的确，那时尚无人做过类似研究。杰然后使出撒手锏：“Guoqi，you might not be interested in the war，but the war is interested in you！”（“国琦，或许你对大战不感兴趣，但是大战对你感兴趣！”）他的意思是说我没有理由不写。大家也许还记得，我的第一本英文著作就是杰推荐出版的，他对我有知遇之恩。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一咬牙答应了。好在杰要我写的只是短短的一章而已。

然后，自然是临时抱佛脚，恶补关于亚洲国家与“一战”关系的知识。我终于在2012年春完成初稿，舒了一口长气，并向香港大学申请在2012年下半年休半年学术假。Univeristy College Dublin的 Robert Gerwarth教授当时正同我接洽，想聘请我做该校战争研究中心（Centre of War Studies）国际顾问成员，Robert那时兼任该中心主任。他获悉我的学术假计划后，盛情邀请我到其战争研究中心访问研究6个月，并愿意提供极其优厚的待遇，我唯一的义务是做一次公开演讲。我从未去过爱尔兰，但对其历史和啤酒非常感兴趣，所以很快答应了。我还有个私心就是想趁机躲在都柏林，借美食和啤酒来激发我写作中美关系一书的灵感。确实，我在都柏林十分惬意，工作效率也不错。但不久，Robert告诉我他将为牛津大学出版社主编多卷本“第一次世界大战研究丛书”，希望我承担“亚洲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卷”。我立即故技重演，用我当时回答杰的言辞来推辞。但没想到Robert十分厉害，他仅用了两句话就让我投降了。第一，我是他心目中最有资格写这本书的人，如果我不写，以后就不要说他的丛书没有亚洲的声音和研究。还记得我当年就是这么批评James Joll一书从而一步步陷入“一战”研究的，他的话显然打到了我的软肋。他的第二句话似乎也很有说服力。他说既然你已经为杰写了亚洲与“一战”一章，实际上基础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俗话说，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软。我既然享受了Robert的盛情接待，他的两句话又极具有说服力，2013年初我便在收到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合同后不久就签字画押了。

好在我的中美关系史书稿在2013年即将杀青，我可以专心投入《亚洲与大战：一个共有的历史》一书。而且《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个共有的历史》一书的共有的历史框架和视野正好可以让我用来写作亚洲与大战专著。《亚洲与大战：一个共有的历史》一书的最大贡献不是资料和档案，而是我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何以成为亚洲国家共有历史的观点。我在书中强调，尽管从未有人研究过，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日本、印度、越南、朝鲜等地区都有深远影响。中国、日本、印度、越南等地对“一战”的爆发可能对本国命运带来正面结果都抱有很大期望。在战后和平会议之前，上述地区都是对战后新秩序和本国前途充满期待，但很快就彻底失望。

这本书让我欠了不少人情。我在哈佛大学的瑞德克丽芙高等研究院做夏季研究员时，该院慷慨地为我聘请了好几个哈佛学生做我的助手，他们分别帮我收集朝鲜、越南、日本等地区的资料。东京大学的博士徐行、李启彰、陈萱等也帮我查阅或翻译日文档案。许多图书馆都为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包括哈佛大学、都柏林的三一学院、都柏林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当然还包括我任教的香港大学图书馆在内的机构，都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帮助，功不可没。

在书稿完成后，我请耶鲁大学的杰·温特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日本与“一战”关系专家Fred Dickinson，剑桥大学著名的印度史学者Gordon Johnson，以及老朋友Chuck Hayford为我把关和提意见。杰·温特教授慷慨为本书赐序。十分幸运的是，本书于2016年春交稿后，牛津大学出版社以最快速度组织外审并出版。2016年底该书的英国版已经问世（Xu Guoqi，Asia and the Great War：A Shared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年初美国版也露面了。北京理想国时代文化有限公司学术馆主编马西哲先生最近通知我，该社已经在第一时间买下该书的中文简体字版权。理想国是我十分尊敬的出版品牌，我的“共有历史系列”两本书的中文版能在该社出版，我是万分自豪和欣慰的。

《亚洲与大战：一个共有的历史》是我“共有历史系列”的第二卷。2016年秋我又与哈佛大学出版社签订合同，写作暂定书名为The Idea of China的专著由其出版，这将成为我“共有历史系列”的第三卷。早在2011年哈佛大学出版社的一位编辑Kathleen McDermott就建议我写一本类似的书。Kathleen也是我的《华工与欧战》一书的编辑。The Idea of China这本书的种子就是这样种下的。2016年我在哈佛休学术假时，曾有机会与Kathleen几次碰头。她告诉我她还是对其2011年的提议感兴趣，并愿意同我马上签订合同。看来我后面几年又要为写作此书拼命工作了。

走笔至此，“写书记”就要结束了。请允许我就做学问和写书掉掉书袋吧。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多次提到诗词意境“隔”与“不隔”的问题，我觉得治“国际史”和“共有历史”的一个重大挑战也是隔与狭窄的问题。目前的学术分野造成隔行如隔山的局面，须知“博而返约”是治学亘古不变的真谛。王国维的学术三境界之首的“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仍是我辈做大学问的不二法门。只有具备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的气魄，方有写宇宙文章的底气。其次是目标一旦确定，必须有屈原的“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拼劲，达到王国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学术研究第二境界。在“才、学、识、德”四者兼备的前提下也许可以实现佛家所谓的“顿悟”，最终享受王国维先生的学术第三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司马迁说做历史研究的人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另一位先贤也教导我们做人要“立德、立功、立言”，这些都是可望而难即的目标。但身为职业历史学者，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立言，并尽量成一家之言，一直是我所追求的人生安身立命之方向，也是我为稻粱谋的资本，为公为私都是该做的。要立言并成一家之言当然首先要踏踏实实用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和入江昭教授、Chuck小聚

在西方要出版专著不容易，尤其是在大学出版社出书更难。因为著名的大学出版社，不管是他们约请的稿子，还是自己投稿的，首先要得到至少两位审查者的匿名推荐才能出版。两位匿名审查者是由出版社自己找人，作者并不知情。有时审查者也可能是与作者看法截然对立的人，不认同作者的学术观点或研究，其评价和书稿的下场自然可想而知。数年前读黄仁宇自传《黄河青山》时，对黄先生在美国悲惨的出版经历印象十分深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书在中国出版后，虽洛阳纸贵，但其英文著作出版可谓九死一生，历尽磨难，《万历十五年》的英文版还是在其被美国大学解聘之后才问世的。难怪黄先生在其皇皇六百页的自传中，用相当篇幅指责美国学术界有眼不识泰山，不懂其学术价值。不过黄先生的际遇可能十分特殊，我个人认为西方学术著作的出版基本上还是有它一定的公正性。当然书出版后，还必须获得同行的书评承认，才算成功。按照西方学术制度，一本书出版了，并不表示你已成功。最重要的是看学术界的反应及该研究对人文学科有无影响，主要体现就是看书评的褒贬。有影响力的书，都会有不少书评，有书评的承认，这本专著才算成功。书评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特别发达。著名的史学杂志《美国历史评论》发表的学术论文很少，绝大多数篇幅是书评，而书评是作者和出版社都不能左右的。任何一个杂志都有所谓的书评编辑，专门负责邀请这个学科的重要学者对出版的专著做出评论，评得好或坏很难有人对之进行人为操作，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学术研究的基础非常扎实的原因。另外比较好的大学出版社也很少有重复作业，很少发表没有任何学术创见的论著，这一点中国学术界应当引以为借鉴。

我们都知道，学术生命的底线是自由思想，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的学问实际上是无根的学问。一颗种子若不能生根发芽，如何长成参天大树？无根的学问不可能将真正的学术发扬光大。我们也清楚，做学问，不能急功近利，尤其是历史这门学科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历史学者不坐冷板凳，不踏踏实实地去收集档案和资料，并吃透既有的学术成果，是很难写出独创性的研究著作的。我们还需要良好的学术环境。没有健全和公平的考察机制，高校不仅会沦为近亲繁殖的温床，更可能导致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导致一个劣胜优败的逆淘汰制度，造成谁占有学术资源和行政资源，谁就可以用劣质产品来替代优质产品的可悲局面。

在结束“写书记”部分之前，我还要郑重对哈佛大学的瑞德克丽芙高等研究院表示感谢。除了我的《中国与大战》和《奥林匹克之梦》两本书和其没有太大关联之外，后面几本书都受惠于研究院良多。《华工与大战》完全是在研究院的庇护之下写成的。2008年秋我到哈佛瑞德克丽芙高等研究院做研究员时，院方不但提供充足的研究经费，甚至给我派了四个研究助手。《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个共有的历史》以及《亚洲与大战：一个共有的历史》也是在研究院慷慨大度邀请我借助其举世无匹的研究条件，并为我提供研究助手之下，我才得以在2013、2014和2016年三个暑期躲在研究院全力撰写书稿。

大家都知道哈佛大学，其建立于1636年，历史比美国建国史还悠久得多。但大多数人可能不熟悉瑞德克丽芙高等研究院，其建立于1999年。过去是瑞德克丽芙学院，为哈佛大学的女校。到20世纪90年代女校正式与哈佛学院（男校）合并之后，才脱胎成为瑞德克丽芙高等研究院。尽管其历史不长，但有成为哈佛皇冠上的明珠之势。现任哈佛校长Drew Gilpin Faust就是高等研究院的前院长。高等研究院下属的Schlesinger Library是世界上最好的妇女研究图书馆，珍藏无数女性作者的手稿、档案及文件。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员遴选极其严格，因为女校背景的缘故，尤其重视女性申请者。研究员的遴选范围广泛，有作家、音乐家、剧作家，申请者的研究领域也包括了从天文地理、人文学科到医学、理工科等几乎所有学科。但因研究院每年只接受50名左右的研究员，其中不少名额还是为哈佛自己的教授所获得，因此申请人成功率经常不到5％，比哈佛本科生的录取率还低。所以，我对能有机会在哈佛高等研究院的长期庇护之下从事学术研究，实在是万分感激的。

我还要在此对哈佛大学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的第二、第三、第四本英文专著都是在该社出版的。第六本英文著作也已同哈佛大学出版社签有出版合同。可以说我的学术人生无论是读书也好、写书也罢，乃至教书生涯的开始都与哈佛有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