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的“执教”生涯

我大学虽然上的是安徽师大，但除了大三实习时在黄山脚下的屯溪教了初中生几个月的历史外，实际上没有什么教书经验。在南开时，我虽是教师，但在研究所工作，专门做研究，没有教学任务，所以我真正的教学是在美国开始的。事实上，我真正的教学经验是在哈佛做学生时学到的。“教学相长”可谓真正体现在我的这一经历中了。

哈佛的大牌教授，都必须给本科生上课，在20世纪90年代哈佛本科生每年要编一本Q Guide给老师和课程打分。哈佛学生个个自认为是天之骄子，给老师打分极严，经常给老师打分说：“干巴巴”，“不会教课”，等等。其实，据我的观察，绝大多数哈佛教授教书都是准备充分的。助教和教授在教好课一事上是利益共同体，必须同舟共济，因为一门课的成败有赖于双方的密切合作。所以哈佛老师通常都不遗余力地向助教传授教学经验，传经送宝，倾囊相授，并和助教关系很密切。

在教学上哈佛的做法是教授教大课，即修读这门课的所有学生坐在一个大教室里，有时数百学生选同一门课，由教授来讲课。老师在上面有时就像表演和做报告。助教上小课，小课班人数一般一次不超过20人。一句话，在哈佛，教授上大课，助教教小课。哈佛教授可以在一门大课中给每20个学生雇一个助教，一个小班就是20个学生，由一名助教负责。如果一个教授的一门课有100个学生，他就可以为这门课雇五个助教了。助教的任务是为学生解答困惑并就重要问题同学生展开深入讨论，助教还得批改考试卷和批改作业，有时还要为学生写推荐信。助教因此同学生更熟，和学生的关系更密切，是教授和学生之间交流的桥梁和信使。哈佛助教的地位得天独厚，既得到教授的信任和毫无保留的传经送宝，又和天之骄子的哈佛本科生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痛苦和快乐。哈佛课堂的气氛非常活泼，这和不同背景下的助教的整体素质有关。这些助教大多训练有素、阅历丰富，且都是经过教授精心挑选的。对像我这样的国际学生来说，助教经历能让我充分学习和领会教学相长的精神。外国学生当助教学到了如何和学生互动，如何让课堂教学有较好的效果，这也为他们将来在美国求生打下良好的基础。

我在哈佛的前四年有全额奖学金，不必交一分钱的学费。生活费比较宽裕，因此也不用打工。但在我通过博士资格考后，虽然不用交学费，奖学金却没有了，我必须开始考虑如何养家糊口了。当时最好的挣钱方法就是做助教。我是从1994年开始做助教的。哈佛历史系规定所有的博士生必须有做助教的经验，我因为想在美国谋生，就想在教学上有所突破，所以一心想多增加点教学经验。结果我在哈佛前后教了四年书。我首先申请的是做马若德教授的助教。虽然我过去从未直接同马若德教授打过交道，但我早已风闻他的“文革史”在哈佛可是一门极受本科生欢迎的课，所以要雇的助教应该很多。这门课通常有200多个学生注册。每20个学生可雇一个助教，那么这门课等于要有十个助教。于是1994年暑假我冒昧地给马若德教授写了一封电子信件，申请当其助教的工作。他很快就答复了，我得到了这份工作。

所以我在哈佛做助教的第一位教授便是马若德教授，他是哈佛大学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尤以中国“文化大革命”及起源史研究驰名天下。当年我们几个为其做助教的中国学生在背后常以“老马”呼之。不知者尚以为我们在说一个地道中国学者，谁知老马实乃出身英国贵族家庭的一位人高马大之洋人。如果我还算是一个会教书的好老师的话，其实许多经验都是从老马这儿学的。

老马是一个传奇人物。20世纪50年代他在哈佛取得硕士学位，然后回到英国，有一段时间甚至当了BBC的节目主持人。老马不仅出身贵族，且长得一表人才，有很敏锐的观察力和分析力。他在70年代就以记者身份接触过中共高级领导人。老马在未进哈佛教书前就对中国的政治很有见地，他后来成为西方屈指可数的“文革”专家，也和他曾在新闻媒体工作过有关。他对中国的政治人物有第一手的观察了解，这对许多西方学者和记者而言都是难得的机会，也为他后来研究中国政治打下一个他人所没有的得天独厚的基础。老马的另一传奇是他做过英国的工党议员。后来之所以回到哈佛是因70年代末他落选了，费正清教授便邀请他来哈佛教书。还有一个传奇是，现在英国有个杂志《中国研究季刊》就是老马发起的。他不仅是该杂志的创办人，而且做过多年编辑。

老马是天才教师。作为他的助教，我们不仅要听他所有的大课，然后教自己的小班，更有机会一周一次与他共进工作午餐，听他无私分享教书的真经及如何让学生对自己的课真正感兴趣。他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很多特质，风流倜傥，能言善辩。这些都是不少人所缺乏的，我也只能心向往之。老马教书口若悬河，然而他确实准备充分。老马尽管是天才教师，对“文革”“天安门”这类课也教得滚瓜烂熟，但每次上课前他都要精心准备一番。记得有一天上课前，不知有什么急事我要到老马办公室找他，没有预约。到他办公室门前时，听到里面老马大声预演他当天要上的课。难怪上课时老马从不看讲稿，但却讲得丝丝入扣，恰到好处。原来功夫尽在用心，天才也并不是天生的。

给老马当助教，在经济上解了燃眉之急，使我无后顾之忧。其时老马的“文革”一课极其叫座，做他的助教可以说成了我的笃定铁饭碗。只要我一日不从哈佛毕业，我就吃定它了。

在老马那里，我不仅得到我来美国后的第一份教职，更重要的是我学到了如何“教”和“学”，我从老马处学得了不少真经。一是如要学生感兴趣，自己先要真正投入。记得在教“文革”那门课时，老马告诉我们他要领学生高喊口号“毛主席万岁”，以便让学生感觉到“文革”时的狂热及对毛主席的崇拜。他让我们几个助教届时分散坐在Sanders Theatre大礼堂的四周（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时，曾在此向哈佛师生发表演讲），到时候他带头先喊，让我们助教立即呼应，最终促成几百名学生一起大喊“毛主席万岁”的热闹场面出现！要知道我出生安徽穷乡僻壤，“文革”时我尚年幼，加上天生反感个人崇拜，从来没有真正喊过此一口号。老马大概意识到我这种人的心理障碍，提前给我们打预防针，说我们只要跟着他喊就行，他都不怕丢脸，我们怕什么。那天上大课时，老马提前在黑板上写好“毛主席万岁”几个字的中文发音提示。等讲到该喊口号时，老马眼睛一扫我们几个助教，然后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果然不出老马所料，在老马及我们几个助教的表演配合下，学生们热情洋溢，全体投入到高呼“毛主席万岁”的狂热中。几年后，每当遇见过去的哈佛学生，当他们知道我是此课的助教时，都会跟我提及他们对老马课堂上此一情节记忆犹新，终生难忘。想起来可笑的是，我也是在哈佛的讲堂里平生第一次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另外，老马对学生试卷的评分非常仔细，力求公正。学生考试的时候，老马担心评分标准不一，会精心准备一份答案提要，让大家有一个共同标准，他的助教们便按照这份标准答案来评判试卷。

从1994年起到1999年我从哈佛毕业，我几乎每年都给老马做助教，帮他几次教过“天安门”“文革”两门大课，乃至成为“比较革命”这一高级选修课的唯一助教。该课无疑是老马精心准备的课程，比较中、俄、古巴、越南四国共产革命的异同。阅读量大，极具挑战。大概只有不到30个学生选修了此课。这门课对老师是吃力不讨好，对学生是学分难拿。好像老马教了一两次此课后，就不再教了。我的大泼冷水及经常打学生小报告似乎也起了一些作用。中国有句古话，“对牛弹琴”，聪明如哈佛本科生者，有时也让人感到有朽木不可雕之叹。对教书育人一片赤诚的老马一定感到有点失落吧。

从老马身上学到的另一个令我终身受益的是教师如何在教学时充分发挥和利用想象的力量。2012年在美国共和党提名总统候选人大会上，好莱坞影星Clint Eastwood表演了把空椅子当作奥巴马总统的模拟对话及辩论。老马在教学中也多次用过这一招数。我个人认为他的表演才华远远超过Eastwood。记得在上“天安门”一课时，在评价邓小平和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功与过时，老马坐在讲台上，表演了毛邓二人在天堂上的一场精彩对话。老马一会儿表演毛，一会儿表演邓，用他的天生口才及对中国政治历史极其透彻的理解，将不同时代的中国生动展现在学生面前，让学生张开想象的翅膀，充分满足了学子们的学术好奇心，至今想起来仍让人回味无穷。

有大师如老马为榜样，我在自己也真正始为人师时，时常不敢懈怠。我从老马处不仅学到了“教”和“学”的几本真经，更重要的是学到了对教学的认真态度。如果我今天能算作一名称职的教师的话，老马是“功不可没”的。我一出道就有老马这样的名师倾囊相授，真是三生有幸的事！

杜甫诗云，“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取“老马识途”之意。我之所以在这里一再称老马而不是马老师或马教授，不仅因为其亲切，能真实表达我所感受到的老马对中国学生的真情，更重要的还是因为这“老马识途”的掌故。老马对我来说是一位真正识途的老马，老马甚至还指导我如何做父母。2008年我重回哈佛担任瑞德克丽芙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员时，研究院非常大方，愿意出搬家费，但我当时还是只身就任。老马问为何不把孩子们一起带来，我答曰：“孩子不愿离开老地方，因为他们的朋友都在那。”老马马上一本正经地教训我说：“对孩子还是要强迫的，他们的适应能力其实非常强。”搬家这种事根本不会影响他们的。2011年在香港时打算搬一次家，同孩子们一商量便遭到他们一致反对。但我立即想起老马的民主集中制的告诫，仍决计搬。老马实在英明，搬家后孩子们很快就喜欢上了新的住所，忘记了他们当初的不愿意。这虽然是题外话，但也充分反映出老马教授和他的助教之间的友谊。

老马1932年生，现已80多岁了。我有幸每年都有机会见到他，向他请教。衷心希望老马继续老骥伏枥，继续为中国学术发展，为学子的不断成长，为东西方中国研究的不断进步，奋蹄扬鞭，勇往直前。2012年9月初，毕业于哈佛大学政府系的裴敏欣先生突来电子邮件，称10月老马的“‘文革’起源三部曲”中文版在香港全部出齐，香港中文大学借机将举行庆祝大会，老马本人也将于2012年10月29日在中文大学发表正式演讲。裴兄以学长之尊召集老马天下弟子及友人届时到香港一聚，为老马捧场祝贺。我不敢自称老马的正式学生，因为我在哈佛时属于历史系，也从未为学分上过老马的课，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受惠于老马的教诲不比老马的正式学生少，也许还要更多。老马对我有大恩大德。先哲云，有事弟子服其劳。我理应响应裴兄的召唤，为老马的至高学术贡献，为老马的光临香港，略尽微薄之力。再说，我目前正在香港大学任教，属于地主之列，为老马的光临更应尽地主之谊。但遗憾的是，我无法出席10月29日的庆典，因为届时我身在都柏林，由于诸多提前做好的安排，实在分身乏术，无法返港。我只好请老马原谅我的缺席，并请裴兄代读一篇祝贺文章，聊记老马对一个素昧平生的中国学生的恩典及教诲。

在哈佛写博士论文那几年，我好像很适合做助教，乐此不疲，自我感觉也做得很好。除成为老马的御用助教外，我还给柯伟林、包弼德合教的中国通史，给梅教授和越南裔的Hue-Tam Ho Tai教授合教的越南战争等哈佛核心课程做过助教，也在东亚系做过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导师。梅教授绝对是那种让人一看就感觉其聪明过人的学者，教学效果也相当不错。他讲课时时常穿插一些风趣的故事，令人难忘。我在自己教书时不时借用从他那学来的经，包括他讲的故事，也颇得学生的好感，屡试不爽。记得我在做他的“越南战争”一课的助教时，因哈佛学生都是自命不凡之辈，偶尔会因为我记不起他们的尊姓大名而抱怨。有一天梅教授和我吃中饭时，我就问他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记住学生的名字，梅教授听后呵呵一笑，说他自己也记不住学生的名字。他对我说，如果下次学生再抱怨，你就说我们是历史学家，最擅长的是记死人的名字（“I am a historian and only good at memorizing dead people's names．”）。后来学生再抱怨时，我就真的以此作答，学生以后也就不敢再抱怨了。梅教授于2009年6月去世，我去参加他的追悼会，会上有好几个人都提到梅教授记不住学生名字时所用的这句“金玉良言”。有一次他给美国政要上课，他第一句话就说，很抱歉我记不住大家的名字，因我是历史学家，我记的是死人的名字。

梅教授因是美国政府的资深顾问，熟悉五角大楼的决策人士，对美国政府内幕极其清楚，所以讲课中常穿插很多好玩的故事。他甚至说有些参与越战决策的人士连越南在地图上的位置都不知道，学生们听了都目瞪口呆。有很多在书本上读不到的故事，由他娓娓道来，非常引人入胜。有一次他讲越南战争的决策过程，他着意模仿美国总统约翰逊。我们平时看到梅教授都是西装革履的，但那天他却一身牛仔打扮，头戴牛仔帽，身穿牛仔服，脚蹬马靴。因模仿约翰逊，他那天上课满口粗话，因为约翰逊就是这种讲话风格，听说约翰逊还会当着女助手的面撒尿。约翰逊有一次从白宫给自己的裁缝打电话，要定做一条裤子，他告诉裁缝他要裤裆特别大，好让自己舒舒服服。学生都听得津津有味。梅教授平日不苟言笑，那天则是脚蹬马靴、满口粗话地表演，真是为了让学生有历史的真实感而不惜放下自己的身段。梅教授对我们言传身教，要我们这群助教在教小班时也要会讲故事，要让学生上课时不仅学到知识，还有乐趣。梅教授上越南战争这门课时，有时会找一些政府高官来现身说法。例如，他曾找了位情报人员来讲美国政府所知道的关于越南的情报。这样学生们不仅看到梅教授作为学者心目中的越南战争，而且有机会了解政府的观点和亲身经历者与决策参与者的看法，真是栩栩如生的上课方式。

我也给柯伟林和包弼德的哈佛中国历史经典课程做过助教。包弼德讲授古代到清朝，柯伟林讲近现代。我每周必须和他们两人一同吃一顿午餐，讨论学生读书和教学的情况。这两位老师在教学上也都是天才型的，他们很清楚学生对哪些内容感兴趣，对哪些内容不感兴趣。包弼德上课有件事特别令人难忘，就是有节课他会带学生唱吟“四书”中的《大学》。包弼德当年在台湾和一位清朝贵族后裔（人称毓老）学过“四书”“五经”，等于是上私塾一样的。包弼德是一个长得高高大大的洋人，他在课堂上摇头晃脑地唱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唱念俱佳，活灵活现，让我至今难忘。柯伟林也有拿手好戏，他在讲毛泽东和“文革”时期的样板戏时，能充分利用他的助教的专长。例如我们有位助教陈时伟，革命京剧唱得很好，每当讲到“文革”样板戏时，柯伟林手一指，陈时伟就站起来高唱一曲，也许学生们一句也听不懂，但可以充分感受到那种气氛。

按照哈佛当时的规定，在读博士生每星期的授课时间不得超过4个小时。我有一年似乎特别抢手，在答应接受东亚系学生论文指导一职后（好像属于一个钟点的工作，实际上是指导一位本科生写有关中美关系史的毕业论文），又接受了每周4个钟点的授课量。结果，这门论文指导的工作在经济上等于白做了，因为超过了工作量。我当时明知是尽义务，还是不辞其劳，自愿辅导这位优秀学生，心里也没有任何被哈佛剥削的愤怒之感。

当时在哈佛做助教的待遇十分优厚。我记得每星期1小时的课，哈佛当时付的月薪最高时达700美金左右。我经常满负荷，一周4个小时的助教工作，这样每月有将近3000元的月薪。况且当时我是来自中国的国际学生，而当时中国学生的奖学金收入是不必交税的，所以做助教挣得的收入悉数放在口袋里。我又先后住在学校宿舍或租金便宜的地方，加上太太的工作收入，足够打发家里日常开销，因此我1999年离开哈佛时银行里差不多存有十万美金的现金。美国学生毕业时大都债台高筑，而我毕业时难得还有存款。我找到正式工作后买第一部车就是现金付款，卖车的人还以为我是富翁呢。博士毕业后我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美国一个很好的私立学院的所谓“讲座”教席，薪水不算低，但其后因购房、购第二部车及三个孩子与日俱增的开销，随着工作地位的提高，经济地位却开始直线下降，最终成为银行的欠款户，真好像“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当我需要买第二部车时，我已经工作了两三年，却必须借大笔贷款才能买。说来真是可笑、可恨和可气！

除在哈佛教书外，在从哈佛毕业的前半年（1999），我还在麻省Norton小城的Wheaton College教了一学期书。美国有两个都叫Wheaton College的文理学院，除了麻省的这个，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郊区也有一个Wheaton College。这份工作并不是我找的，而是自动送上门来的。当时该校一位历史教授休学术假，历史系急需一位代课教师。他们通过我的老师柯伟林教授找到我，特别希望我能去。盛情难却，我只好勉为其难。历史系主任特别客气，同意我两门课在每个星期的同一天上。并专门安排住在哈佛所在地剑桥的Wheaton College的一位老师在我需要到校那天，开车来去时顺便把我带上。Wheaton College的教书生涯因此成为我在美国教书的另一个有趣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