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师香港大学

尽管我在追寻“一战”资料时来过香港，后来又于2007年夏到香港中文大学住了三个月，但我从未想过会到香港工作，来香港工作完全是意外的。前面提到1999年我找工作的时候老马建议，要钱的话到香港去，而我选择了留在美国教书。好像是2007年底，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在全球招聘教师，希望我应聘。我的哈佛同学John Carroll专攻香港史，那时已在香港大学历史系任教，我就向他征求意见。John告诉我，如果我愿意到香港工作，不如到港大历史系，因为历史系也要聘人。结果2008年初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和历史系都给了我聘书，并希望我在2008年夏天就任。在仔细权衡之后，我回绝了中文学院的聘任，但也没有马上到历史系任职。因为我在2008年春被哈佛大学瑞德克丽芙高等研究院接受为2008-2009年度的住院研究员。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当然不想错过。

说实话，我当时对是否到香港工作，一直犹豫不定。一是考虑小孩的教育问题。我所居住的密歇根州的Portage小城有很好的学区，大女儿美茵不仅受到很好的中小学教育，在2008年申请美国大学时，如愿以偿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录取。美茵当时对医学感兴趣，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则有最好的医学科目，她目前正在录取率极低的麻省大学医学院读书，徐家很快就会有一个悬壶济世和极具爱心的医生了。二女儿文歆和儿子文虎在Portage的学业也非常不错，他们都很喜欢自己的学校和同学，不愿意搬家。二是考虑我个人的学术前途。我很担心离开美国熟悉的学术环境可能不利于我以后的学术发展。第三，诚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我很喜欢我当时任教的学校Kalamazoo College。第四，我对香港的高等院校不熟，不知我是否能适应那里的环境。于是我向柯伟林教授征求意见。柯伟林教授曾做过哈佛文理学院的院长，对国际高等教育包括香港高校了如指掌。柯伟林教授的意思是要我三思而后行，因为离开美国高校易，重返美国高校难。我对柯伟林教授的意见一向极其倚重，我对是否到香港就任更感左右为难了。到2009年5月，当我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我未来的上司港大文学院院长Kam Louie来到波士顿，我们好好聊了聊。Kam虽是院长和著名学者，但给我留下极其厚道和坦诚的印象。他向我详细介绍了港大的情况，并告诉我港大不仅聘请了我，也同时聘请了另外一位历史学者李木兰。如果我加盟进来，港大的历史研究实力就很雄厚了。

前面提到李木兰在2008年曾发表长篇文章，高度评价我的《中国与大战》一书，我虽从未与她谋面，但感觉她是知音，能和她共事，应该不会差。加上我在港大已经有了一个老朋友John Carroll。Kam的诚意显然打动了我，我很快做出决定：在2009年6月完成瑞德克丽芙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员一职后即到港大赴任。

到香港后，为子女入学问题费力不少。不过幸运的是，我很快为文歆和文虎找到一个很好的国际学校，虽比美国学费贵很多，好在他们受到的教育还不错。文歆在2013年底被芝加哥大学提前录取，2014年进入芝大读书。文虎也于2016年在香港高中毕业后，到他喜欢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读书。文虎偏爱工程学科，该校的工程专业非常好，可谓两全其美，皆大欢喜。

我个人到港大后，的确有一磨合期。我已习惯美国的高校制度，对港大源于英国的许多规定和制度并不能马上适应。港大的历史学者很多，但分散在不同的系和学院。不仅中文学院有历史专业和教师，外文学院也有不少历史学者，李木兰就属于此院。另外港大还有一个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所，目前由“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和前史语所研究员梁其姿任所长。梁教授本人就是历史学者，该所也聚集了一批历史学人。我所在的历史系专任教师并不太多，目前除我之外，其余乃清一色的“洋人”。

前面提到，我的适应力一直较强，我很快就在香港安定下来，享受在港大教书育人的生活。港大在亚洲和国际上都享有盛誉，在我决定到香港大学任职的2009年，港大在一个国际性排名中是世界第18位。香港学生必须是优秀生才有可能进港大，内地来的更是尖子，这里国际学生也很多。港大教师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国外。在我写此章时已是2017年，理论上我可以成为香港永久居民了，只不过因为偷懒，还没有申请，但我会很快递交申请书。七年多以来，我对香港大学的认识越来越深，深深感到我成为香港居民和港大一员这一步是正确的。我目前的研究课题是“Idea of China”，香港正是我从事这一课题研究最好不过的地方。在这里各种文化交会，各种思想碰撞，这里既是中国和亚洲，又是世界。港大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亚洲的国际大学”。我的一位历史系同事Peter Cunich是港大校史专家，据他说，港大在1911年建立时，其目标就是“为中国和世界而立的大学”。我过去20余年生活在美国和西方，现在回到东方之珠香港，这为我近距离研究中国和观察亚洲提供了地理上的便利。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港大的历史也渐渐有所了解。香港大学与孙中山先生关系密切。孙中山是在香港西医书院（港大前身）受的教育。1923年应香港大学同学会邀请，孙中山曾在香港大学大礼堂（后来改称陆佑堂）用英文做公开演讲。在演讲中，孙中山提到自己过去在香港大学读书，声称自己的革命思想来源于香港和香港大学。回到港大，他说“我有如游子归家，因为香港与香港大学乃我知识之诞生地”。在港大校园荷花池畔立有中山先生铜像，旁边大楼悬挂的巨幅条幅就是孙中山的这句话。

香港大学也是第一个授予胡适荣誉博士学位的大学。1935年，为表彰胡适在建设文化中国方面的贡献和感谢胡适协助发展港大的中文学科，香港大学特颁发给胡适荣誉博士学位。港大校长在颁奖词中说到道，颁发荣誉学位给胡适先生表明香港大学“要在中国的文化再造上发挥作用”。

港大也是中国著名学者朱光潜的母校。朱光潜和我是老乡，他1923年于港大本科毕业。在离开港大多年后的1944年，朱光潜深情回忆自己在港大的生活时这样写道：“一次欧战刚刚完结，教育部在几个高等师范学校里选送了二十名学生去香港大学学教育，我是其中一个。”对港大的点点滴滴，他几十年后仍念念不忘。他还这样回忆他的一位名叫辛博森的教授：“我的心坎里还深深映着你的影子。你是梅舍的舍监，英国文学教授，我的精神上的乳母。我跟你学英文诗，第一次读的是‘古舟之咏’，我自己看第一遍时，那位老水手射死海鸟的故事是多么干燥无味而且离奇可笑，可是经过你指点以后，它的音节和意象是多么美妙，前后穿插安排是多么妥帖！一个艺术家才能把一个平凡的世界点染成一个美妙的世界，一个有教书艺术的教授才能揭开表面平凡的世界，让蕴藏的美妙世界呈现出来。你对我曾造成这么一种奇迹。我后来进了你进过的学校——爱丁堡大学——就是因为我佩服你。”对于另一位港大教授奥穆先生，朱先生写道：“你种下了我爱好哲学的种子。你至今对于我还是个疑谜。牛津大学古典科的毕业生，香港法院的审判长，后来你回了英国，据郭洽周先生告诉我，你放下了独身的誓，结了婚，当了牧师。你的职业对于你是不伦不类。你是雅典时代的一个自由思想者，落在商业化的大英帝国，还缅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学院里从容讲学论道的那种生活。”“校里没有希腊文的课程，你苦劝我到你家里跟你学，用汽车带我去，我学了几回终于不告而退。这两件事我于今想起面孔还要发烧。可是我可以告诉你，由于你的启发，这二十多年来，我时常在希腊文艺与哲学中吸取新鲜的源泉支持生命。我也曾学你，想竭我一点微薄的力量，设法使我的学生们珍视精神的价值。可是我教了十年的诗，还没有碰见一个人真正在诗里找到一个安顿身心的世界，最难除的是裴利斯丁（庸俗市民）的根性。我惭愧我的无能，我也开始了解你当时的寂寞。写到这里，不觉有些感伤不想再写下去。许多师友的面孔让我留在脑里，慢慢玩味吧！”

1944年，香港大学因日本人于1941年占领后，早已在日本的铁蹄之下关门了。朱光潜先生深情写道：“香港大学，我的慈母，你呢？于今你所哺育的子女都星散了，你在那山峰的半腰，像一个没有鸟儿的空巢。你凭视海水闻到腥臭，你也一定有难言的寂寞！什么时候我们这群儿女可以回巢，来一次大团聚呢？让我们每一个人遥祝你早日恢复健康与自由。”

在港大读书的经历，对朱先生后来的学术人生十分重要，奠定了他一生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的方向。母校也没有忘记这位校友，为表彰其学术贡献，1985年香港大学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港大也是才女张爱玲的母校。1940年代，在港大读书。李安导演的电影《色戒》中，学生们演戏剧场的拍摄地便是在港大的陆佑堂。张爱玲正是在香港大学读书期间，激发了她的写作热情，并发表了她的处女作《天才梦》。后来张爱玲自己回忆说：“港大文科二年级有两个奖学金被我一个人独得，学费膳宿费全免，还有希望毕业后免费送到牛津大学读博士。”

国学大师饶宗颐于1952至1968年任教于香港大学。2003年，港大成立饶宗颐学术馆。2014年香港大学又隆重授予饶宗颐香港大学桂冠学人这一至高无上的荣誉。此外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也曾在港大任教并在港大完成其一生中的重要著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可惜因为日本占领香港导致港大关闭，陈寅恪不得不离开港大和香港。许地山先生在港大教书期间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于陈寅恪和许地山先生与港大的关联，我会在后面的人物记中再详细描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港大开创时的侧重点在西学和为港英政府培养高官和管理人才。1997年香港回归后，港大开始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高等研究学府。能够在这些我十分尊敬的乡贤及国学大师和前辈们工作过、学习过或访问过的香港大学任教，我越来越有自豪感。中国人喜欢讲天时、地利、人和。如果说我在2009年来香港占了天时的话，香港的地理位置就是地利，每年应邀来这里的国际学者川流不息。我在哈佛的老师William C．Kirby每年都要来香港几次。享誉中外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作者、任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的Paul Cohen（柯文）也经常来港大。我2016年在哈佛休学术假期间，只见到过他一次，因为那一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香港。到香港工作后，我得以经常在港大的教工餐厅或讲座场所见到柯文。2013年我也曾邀请耶鲁大学的杰·温特教授到港大做“一战”系列演讲。

“人和”呢？自从我来到港大，我的同事们对我照顾有加，给了我许多荣誉。2011年李克强副总理来港大祝贺港大建校100周年并发表演讲时，我是屈指可数的被安排在主席台就座的教授之一。2012年我代表香港大学文学院出席在复旦大学举行的、由李克强副总理在2011年主持设立的香港大学千人学者计划的启动仪式。2012年我的《西线战场陌生客——一战中的华工》一书还被我的港大同事们评为年度最佳著作。2015年底我陪同文学院新院长Derek Collins到北京几个高教机构考察和交流。2016年我荣获全校“杰出研究学人”大奖，此年度包括我在内全校只有三人获此殊荣，另外两人来自理工科和医学学科。

港大不仅让我在研究方面如虎添翼，在教学方面也是如鱼得水。我每年在港大教三门课，都是我想教的课目。一门是我为全校本科生所开设的核心课程“体育与中国社会”，一门是“1600年以来的中国和世界”，还有一门是“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讨论班课。港大除中文学院外，授课语言是英文，因为我的研究成果大多也是用英文撰写，从教学相长的角度来说，转换起来很容易。在2010年到2014年，就在港大实行全面学制改革，由英国式的三年制大学改为四年制并因此开始一系列教学方面的深层尝试时，我被文学院任命为历史类本科主任，这使我有机会参与这一重大决策和投身改革洪流，我对港大的认知和感情也更加深了一层。我喜欢港大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香港的特殊地位。香港既边缘又中心的地理位置与我个人的学术定位似乎很合拍，这一点我会在后面的“边缘记”一节里做详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