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学大家亨廷顿

亨廷顿教授是另一个对我影响很大的哈佛学者。他是鼎鼎有名的教授，绝顶聪明，16岁就从耶鲁大学本科毕业，20余岁年纪轻轻就成为哈佛的助理教授，当时他参加很多活动时都常被误认为是学生。中国古话说，“当仁，不让于师”。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亨廷顿可能就是有这种心态和情结的人。

亨廷顿是哈佛政府系的教授，同时也是哈佛屈指可数的几个顶尖教授，他曾在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为当时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的左右手，并经常担任美国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部门顾问，政治上以保守出名。他曾因支持越南战争及卷入诸多中央情报局研究项目等原因，一度被人斥为“疯狗”及“学政综合体成员”。学术上他以当代马基雅维利自诩，一向以提出极具争议的观点或理论闻名于学术界。他的十多种学术著作大多探讨当代重大政治国际关系等领域的理论问题，在学术上颇多建树。

亨廷顿的第一本重要著作《士兵与国家》（Soldier and State，哈佛大学出版社1957年初版），便是探讨军民关系的一流理论专著，这本书在出版多年后，仍被权威军事史家爱德华·科夫曼誉为“挑战性著作”，值得任何军事史学者参考。1968年出版的《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则集中研究各种政府类型（专制型、独裁型、民主型、准民主型等）如何维持政治稳定的问题。他在书中提出一个著名原则：“国家之间最重要的分别不在于其政府形式，而在于统治的程度。”该书出版后风行一时，不少学者及政界人士对之倍加推崇。20世纪80年代后期，亨廷顿又把目光集中于当代各国民主化问题，并于1991年出版《第三次民主浪潮》。该书认为，迄今为止，世界上共出现了三大民主浪潮。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826至1926年间，包括美国在内的近30个国家踏入了民主进程，全民普选为其主要标志。发生在1943至1962年间的第二次民主浪潮，促成了20多个国家跻身民主社会之列。1974年的葡萄牙革命则揭开了第三次民主浪潮的序幕。该浪潮至今仍方兴未艾。亨廷顿的结论是，这三次浪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曲折性，即高潮之后总伴随退潮。但世界民主化的总体趋势是以“进两步，退一步”模式前进。导致第三次民主浪潮的主要原因是：1．威权政府失去其统治基础；2．经济发展；3．宗教的作用；4．国际政治的变化；5．民主化的“滚雪球”效应。在亨廷顿看来，第三次民主浪潮的出现主要是内部因素而不是外界影响促成的。

从以上所介绍的亨廷顿的几部代表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善于把握重大问题，并提出独到见解。亨廷顿这一特色的最新体现便是他发表在《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号的《文明的冲突》及该刊同年12月号的《后冷战世界的范式》这两篇著名论文。在这两篇文章中，亨廷顿精心思考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重大理论问题，即未来国际冲突的主要根源是什么。意欲成为新时代的乔治·凯南可能是亨廷顿撰写上述两篇文章的主要动机。

我因学习兴趣广泛，刚到哈佛时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什么都好奇，都想学。当时对许多事情都特别感兴趣，我旁听过国际关系史著名学者Joseph Nye，Jr．的课，主要是想学习大牌教授是如何上课的。Nye上课时间把握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据他自己讲，这是练出来的。因他第一次在哈佛上课时，40分钟的课他30分钟就讲完了，然后束手无策，一语不发，十分尴尬。我也自告奋勇正式上了亨廷顿教授一门关于文明冲突的讨论班课。1993年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发表了一篇洛阳纸贵的文章Clash of civilizations轰动全球后，他就想一鼓作气写一本书。按照哈佛大学教授的写书流程，需要先开一门讨论课，组织一批哈佛优秀学生，由老师介绍观点，学生出谋划策。亨廷顿也没逃出这套模式，1994年春天他就在哈佛准备开一门新课，专门集中在Clash of civilizations（课程表代号：Government 2788）。这门课只收了他亲自挑选的15名学生，这些学生分别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明背景和不同专业。我大概是作为亚洲背景的学生，成为这15名学生之一。我也是唯一的历史系学生，其他多是来自经济系、政治系等。学生有从墨西哥来的，英国来的，欧洲大陆来的，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亨廷顿尽管鼎鼎大名，但不大会上课。每次讨论班课开始，围绕当天的主题，他先念自己准备好的一两页纸（有时更长）的内容，然后学生讨论。他声音比较单调，如果不是因为他有学术思想，很容易变成催眠。但他这种方法对真正想读书的人来说会收获很大，我在他这一学期的课堂上收获很多。一学期下来，每个人都实实在在地学到不少东西。我的讨论班论文Culture and civilization：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A Speculative Esssay也有他的详细评语。尽管在论文中我批评了他的文明冲突论，他仍旧给我很高的A-的分数。他在评语中写道，此文“highly interesting，engaging，and stimulating”，并虚怀若谷地表示“I learned much from it”。当然他也指出了文中诸多不足或他不满意的地方。

学期结束前所有修读此课的同学都被邀请到他家做客，享受有专门服务生服务的丰盛食品、饮料，听亨廷顿本人讲述许多有趣的故事。饭菜精美，还有美酒。亨廷顿是非常合格的主人，他的太太Nancy非常殷勤地招待大家。在哈佛做博士生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和世界一流的学者煮酒论英雄，这时他绝对不会以权威自居，都是放下架子的。后来和亨廷顿来往多了之后，发现每次他都想让学生喝酒，然后把自己灌醉，总提到他在1950年代被哈佛解雇的事情。尽管他后来又被哈佛礼聘回来，并最终成为顶尖教授，但一生争强好胜的他，始终无法忘记自己曾被解雇过的经历，这大概是他一生中很不开心的回忆，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非常幸运的是，我跟亨廷顿念完这门课后，我成为CFIA（Wetherhea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研究生fellow。为什么简称是CFIA，是因为不想被称为CIA（美国中情局）。这个中心名人很多，当年基辛格就是这个中心的活跃分子。研究生级别的fellow，至多可做三年，我就做了三年。中心的办公大楼在Cambridge大街1737号的四楼，这个楼现在已被拆掉了。当时亨廷顿的研究室也在四楼，我们经常坐电梯都能碰上，抬头不见低头见。好像是1996年，有一次亨廷顿突然打电话叫我去他研究室，让我大吃一惊，以为出了什么事。我去后，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是当年中国的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编的一本《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这本书收了我两篇文章。当年因为亨廷顿热，我应约写了两篇有关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文章。一篇发表在香港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另一篇在《美国研究》，承蒙王缉思先生错爱，竟然在书中收了这两篇文章。这本书是用中文发表的，编者好像给亨廷顿附寄了一份英文摘要。亨廷顿不能读中文，但他读了英文摘要。关于我的文章的英文摘要写亨廷顿从来没有超出冷战思维的范畴，是支持冷战的mad man。亨廷顿问我的想法和观点是什么？我当时并不知道该书已经出版，我也未收到作者样书，一时很尴尬，不过还是老老实实地说出我的观点，当面告诉他，他在越战期间是支持美国的越南战争的，并在冷战期间，出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事务的官员。我同时告诉他直到目前，我还是认为他的文明冲突论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有较强的冷战思维的痕迹。亨廷顿显然不买我的账，明显不接受我的看法。尽管有这段不愉快的经历，但这件事反而让亨廷顿对我印象很深。

哈佛毕业后，我应聘到Kalamazoo College就任一讲座教席，自愿每年教一门国际关系的课程。行前向亨廷顿辞行，并请教他有何建议。亨廷顿问了问我关于此课的想法后，发现我的设想跟他在哈佛拟开的一门新课相近，于是拿出他已准备好的教学提纲包括阅读书目给我，建议我不妨试试他的这份教案，如发现问题，告诉他。他还告诉我当时他正在构思一部关于美国国家认同危机的书，嘱咐我如发现相关的资料，希望能与他分享。

亨廷顿的教案帮了我大忙，对我犹如雪中送炭，因为尽管我对开国际关系的课很有兴趣，但究竟该怎么教，从何入手，并未想好。亨廷顿如此著名的学者能把他的教案给我，我实在非常感激，并答应向他定期汇报教学情况。当时他在写一本书研究美国国家认同危机的问题。大家知道他的《文明的冲突》一书出来后，有一个软肋，亦即如何解释美国国家认同问题，所以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到1999年时他已决意写这本书了。等我在Kalamazoo College教完这门课后，因为密歇根州聚居了大批的穆斯林美国人，我有个学生就写了一篇关于穆斯林美国人和美国国家认同的文章。后来我向亨廷顿汇报我这门课的情形，并将这位学生的文章给了亨廷顿。亨廷顿回信说学生的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希望我给他A，其实我给这个学生打的分是A-。让我吃惊的是，几年后亨廷顿出版了他关于美国国家认同危机的书Samuel P．Huntington，Who Are We：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Simon ＆ Schuster，2005，他居然引用了我这位大二学生的学期论文。大学者虚怀若谷，实至名归！

我对亨廷顿学术文章和人格都深为敬佩。当我得知2008至2009年我有机会重返哈佛做一年的研究时，一心想和亨廷顿教授再煮酒论英雄。可是没想到他在2008年圣诞节前一天与世长辞了。他是1928年生，到去世之前刚从哈佛退休，不久就过世了。我参加了2009年哈佛在Memorial Church给他办的一个追思会，令我很吃惊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仰慕者和政界人士齐聚一堂，把礼堂挤得满满的。其间先后大概有六七个人上台，每个人做五分钟的演讲。他们讲述的那些活灵活现的亨廷顿教书育人的故事，让我再次受到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