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侠客·出版商张建德

Anthony Cheung（张建德）是出生在香港的美国人，是一个奇人。他在美国的出版界、特别是国际关系史、美国军事史及中美关系史领域的学术出版方面可谓声名远播，影响也甚大。原因很简单，其一，他是设在芝加哥的Imprint Publications学术出版社的创办人。Anthony在20多年前一手创办了这个不附属于任何机构或团体的独立学术出版社，专门致力于出版高端学术著作并且自主发行。出版社主要出版有关文化、外交、军事、国际关系、国际安全及中美关系方面的著作。美国和亚洲关系是其重点关注目标。

Imprint Publications学术出版社最新出版的书籍有：《关于燕京大学的新观点》（New Perspectives on Yenching University，1916-1952）；《云端翱翔：美国空军学院史》（High Flight：History of the U．S．Air Force Academy）。近来正筹划出版的书籍有：《全球语境下的美国：国际史的新观点》（Global America：New Perspectives in International History）等。出版社过去已经出版的书籍包括：《反对帝国的12人》（Twelve against Empire）（1992）；《1935-1941年期间的美国孤立主义》（Isolationism in America：1935-1941）（1990）；《报道中国：一个美国记者的中国故事》Covering China：The Story of an American Reporter from Revolution Days to the Deng Era（1993）；《变动中的香港与中国：创造美好未来的策略》（Hong Kong and China in Transition：Strategies for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2000）；《来自西方的种子：在上海的圣约翰医学院》Seeds from the West：St．John's Medical School，Shanghai 1880-1952（2001），等等。这些著作均属上乘，但如果没有Anthony的精心运作及推动，它们能否及时问世甚至完成都是要大打问号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学术著作出版业面临重重挑战，现在更是危机不断，前途未卜。Anthony逆势而为，以一己之力来济世救学，可谓书生侠客，商海学界之狂人，善莫大焉！

Anthony产生巨大影响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在创办Imprint Publications出版社的同时，还一手发起并创办了迄今为止仍是美国唯一一份致力于美国与东亚关系研究的学术杂志：《美国东亚关系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熟悉美国学术刊物的人都知道，学术刊物在美国属于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大都要依托于学会或实力雄厚的机构才能生存，如《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是美国历史学会的机关刊物，《美国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系美国亚洲研究会的刊物。但《美国东亚关系杂志》可谓不折不扣的个人学术刊物，是Anthony个人的心血结晶。

早在1990年Anthony即向美国研究东亚关系的重量级学者如哈佛大学的入江昭教授、梅教授，以及当时仍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教书的孔华润（Warren I．Cohen）（现在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校区任教）等建议出版致力于美国东亚关系研究的杂志，旨在增强美国与东亚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他的创议立即得到入江昭等人的大力支持。1992年，一份全新的学术杂志《美国东亚关系杂志》悄然问世。这份杂志在Anthony一手打造经营近20年后，2010年改由欧洲老牌出版社Brill印刷及发行，但Anthony仍旧负责具体编辑及学术操作事宜。该杂志的编委会主席为哈佛大学的入江昭教授。也正是由于Anthony对于美国与东亚研究的一片赤诚以及其过人的具体运作能力，这本独一无二的学术杂志自创办之日起不仅生存下来甚至茁壮成长，影响也不断扩大。

Anthony投身国际关系、中美关系出版事业与我赴美留学的时间及学术兴趣大致相吻合，但我同Anthony的个人交往却相对较晚。我到哈佛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不久即听说过Anthony，并有机会同他相识。大概是在1991年秋或1992年春我选修梅教授的美国外交关系博士生讨论班时，梅教授对我提交的讨论班论文颇为欣赏，建议我投到Anthony当时刚创办的《美国东亚关系杂志》发表。我后来得知，梅教授与Anthony关系极其密切，Anthony对梅教授可以说是言听计从。所以，如果梅教授推荐此文发表，Anthony一定会尽全力促成此事的。可惜我当时自视甚高，觉得文章的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想好好修改后再同Anthony联系发表事宜。遗憾的是，后来因学业繁重，无法分心修改，我同Anthony早日发生联系的可能就这样因我的懒怠而推迟了。第一次同Anthony谋面是在1998年的秋天。时值Anthony来哈佛大学参加我的导师之一梅教授的70大寿庆祝活动。当时的Anthony长发及肩，骨瘦如柴，烟不离手。从好处论是仙风道骨，超凡脱俗，往坏处说则是尖嘴猴腮，一副玩世不恭的模样。我之为人处世尽管多从大处着眼，不拘小节，但显然当我同Anthony初次见面时，便对他的不同风度有先入之见，将他归于“道不同不相为谋”之列。我想当时Anthony对我的印象应该也是不入其法眼的。

Anthony和我彼此真正“刮目相看”并且成为莫逆之交，时针已指向21世纪初叶了，用佛家的说法可谓“缘分”。而其缘由中最重要的是Anthony对我的师长辈的特殊尊重及互相辅佐。Anthony对我在哈佛的指导老师入江昭可谓执礼甚恭且勤。对我的另一位哈佛业师梅教授也是如此。入江昭与梅教授都是Anthony的《美国东亚关系杂志》的重要支持者及顾问。Anthony的Imprint Publications出版社问世伊始即相继再版入江昭教授的多种著作。如1990年再版入江昭教授1965年初版的After Imperialism，1992年再版入江昭教授于1967年问世的Across Pacific：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的修订增补版。1994年再版入江昭教授的Pacific Estrangement：Japanese and American Expansion，1897-1911，等等。对梅教授也是如此。1991年Anthony同时再版梅教授的两本著作，American Imperialism：A Speculative Essay以及Imperial Democracy：The Emergency of America as a Great Power．Anthony除了大力弘扬入江昭教授及梅教授的学术文章外，也利用其出版人的身份为我这两位老师歌功颂德，光大他们教书育人的成功业绩。如1994年Anthony大力促成庆祝入江昭教授60大寿的弟子专集的出版。该书由入江昭教授的学生KC Johnson编辑，书名为On Cultural Ground：Essays in International History．1994年由Anthony的出版社出版。前面提到1998年在哈佛大学举行梅教授70大寿庆祝活动，Anthony同样为梅教授出版了长达500页的祝寿专集。该书由入江昭教授编辑，书名为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rnest R Ma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Affairs．Anthony对我的授业老师如此忠心耿耿，竭尽所能做他人无能为力的事，作为“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我，当然是非常感激及钦佩的。

同Anthony有机会成为好朋友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于1999年到密歇根州Kalamazoo Couege 工作。我所在的小城距Anthony居住的芝加哥只不过两个多小时的车程。而业师入江昭教授在芝城有住所，其两个女儿亦在芝城附近生活，所以入江昭教授常到芝加哥小住并看望家人。因为入江昭教授的缘故，我不时到芝加哥造访，于是便有了不少与入江昭教授和Anthony同时聚首的机会。随着互相了解的增多，友情自然随之增长，进而相知相契。Anthony对我的学术前途十分关心。前面提到，2001年我完成《中国与第一次大战》后，对中国如何利用体育来实现其国际化及寻求新的国家认同课题情有独钟。Anthony知道后，大力鼓励我把该书的设想提交给他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朋友。

Anthony不仅成为我学术上的顾问，也是无话不谈的私人朋友。记得是2005年的圣诞节，我的孩子们被Anthony寄来的圣诞贺卡上的一句话逗笑了。Anthony写道：“Your happiness is my happiness．”这句话从英文上读起来怪怪的，用英文说就是有点“creepy”。我想大概Anthony在写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中国人古来所说的“肝胆相照”“同甘共苦”“情同手足”之意。

大概在2003年或2004年左右，在Anthony的劝说下，我成为《美国东亚关系杂志》的副主编。后来他还曾多次劝我就任该刊主编一职。对于我这样比较懒惰且有自知之明的人来说，做副主编已是勉为其难，之所以从命，乃此为虚职，可以滥竽充数的。但主编一职则不同，必须事必躬亲，不仅要有深厚的英文造诣，还要有很高的学术眼光。做甩手掌柜是不可能的。对于我这种半路出家被逼上梁山用英文写作的人，我深知自己无法胜任主编一职。古人云：“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如果我真的不自量力，担任主编，可能不是捻断数茎须，而是要把自己的头发根根拔掉了。所以无论Anthony如何怂恿劝说或灌我多少杯Johnnie Walker黑牌威士忌，我都铁了心坚决不允，并大力推荐多才多艺、学养深厚且文笔优雅的Chuck Hayford担任主编。Anthony还算从善如流，《美国东亚关系杂志》多年来在Chuck的主持之下，质量及影响均蒸蒸日上。我深为自己“知难而退”庆幸，也为Chuck“迎难而上”的勇气及学术奉献精神所钦佩，更为Anthony知人善任的伟大品德欣赏不已！

Chuck和Anthony作为老友经常鼓励并劝我给杂志写文章。的确，于公于私我都有为杂志投稿的义务。于公，美国与东亚关系是我的老本行。于私，Anthony是我的好朋友，朋友之托，理当从命。但不知是由于“自视甚高”还是“自视甚低”作怪，我一直未能从命。一是笔懒，二是觉得越是给友人的稿件，质量应该越高，这样才对得起朋友的信任及友情。

但Anthony对我这种野路子的人也有办法。200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60周年。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及密苏里大学联合邀请我做了一个有关东亚与战争记忆的公开学术演讲。Anthony听说此事后，要求我把演说稿借他一阅，我当然无法拒绝。但他这一阅不要紧，要命的是他立即安排此文收到由Philip West为《美国东亚关系杂志》主编的有关“二战”记忆的特辑中。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我实在有点诚惶诚恐。这毕竟只是演讲稿啊！但经过Anthony及Philip的生花妙笔润色后，此文不仅同我的老师入江昭教授的大文并列于特辑，之后更听说学界对文章的反响还不错，实在是一件庆幸且侥幸的事。

顺便说一句，该文发表时的题目为“Historical Memories and China's Changing Views of East Asia”，发表在《美国东亚关系杂志》第11卷。细心的朋友也许纳闷，第11卷的出版日期为2002年啊，为什么我的文章是在2005年后才写定的呢？为避免误解，只好在此公开一下围绕该杂志的学术及私人公案。有几年时间Anthony陷于财政危机，导致杂志数年之久无法按期出版。之后在杂志逐步进入正常状态后，必须补齐以前未出版的几卷，这就是为什么2006年发排的杂志成为2002年杂志的原因。Chuck为杂志的正常出版可谓劳苦功高。

本来在2006年前后我还答应Anthony和Chuck，帮杂志编一期关于体育与国际关系的特刊，并为此约请了包括在康州大学历史系任教的王冠华兄在内的几个撰稿人。可惜由于部分稿件质量不高，自我感觉无法刊用，部分作者无法按期完稿，特辑最终胎死腹中。唯一的成果是王冠华兄的大作“Friendship First：China's Sports Diplomacy in the Cold War Era”得以作为非特辑文章发表在《美国东亚关系杂志》第12卷的冬季号上。回想Anthony对我的知遇之恩及自己对杂志的贡献微薄，真是汗颜及惭愧！更遗憾的是，冠华兄正处在学术高峰期时，因严重眼疾却不得不提前退休，中断了他一直在做的体育研究。

这几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关系的日趋重要，Anthony变得更加雄心万丈。他近来一直着力进行的项目有：在2013年夏出版一份全新的杂志Visions for the New Century：A Journal of American Power，并出版Lost Horizon Monographs丛书；2014年春出版庆祝入江昭教授80大寿的同人文集，以及为入江昭教授举办庆典等。令人悲痛的是，就在2013年6月初，Anthony因心脏病突发，遽然长逝，享年不到67岁。Anthony走了，也带走了他许多未竟的事业，带走了他无数未实现的理想，以及他仍未做完的不朽的美国梦。他的早逝，是美国学术出版界的重大损失，特别是美国与东亚关系研究方面的重大损失。我个人也因此失去一个难得的朋友。

Anthony出生于香港，家境似比较殷实。他早年即到美国，其中文大名不详，可能是张建德或张健德。如果Anthony的朋友尚不知道其中文名字，中国人中就更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叫Anthony的美国出版家了。然而，他的一生可谓“美国梦”的经典代表。即使在美国这个崇尚个人主义的国度，Anthony也算得上是一个特立独行且为理想生活的人。为了谋生，他甚至为芝加哥中餐馆准备过中英文菜单，一生喜好Johnnie Walker威士忌，并乐此不疲。当抽烟在美国成为受歧视的癖好时，他照抽不误，我行我素，甚至甘冒被逮捕的危险。老友Chuck曾提到下述Anthony自己承认的故事：早在20世纪90年代，Anthony来到美国首府华盛顿与入江昭和孔华润磋商出版《美国与东亚关系杂志》一事，刚一落座，即想吞云吐雾。孔华润说，该杂志应该是禁烟杂志。Anthony立即俏皮回答：“No Smoky，no journal．”当然，Anthony也有高雅癖好，如他能弹一手好钢琴，并一生喜欢芝加哥的爵士乐酒吧。Anthony传奇的人生还包括其令人匪夷所思的职业选择。他曾经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但中途辍学。他也曾经在令人羡慕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任编辑，但自动辞职，转而成立自己的出版社并出版杂志，打造自己的学术出版梦。他也许属商人之列，但一生似乎并不富裕也并不在乎赚大钱。他终其一生与学人为伍。他没有自己的著作，却出版了无数别人的锦绣华章，为他人做了一辈子嫁衣裳。为了其心爱的出版事业，他倾尽一生的心血和追求，不惜自己校对书稿和文章，自己发行，自己动手邮寄杂志。在面临资金严重不足的困难下，仍百折不挠，无怨无悔，将自己心爱的事业进行到底。

入江照、Chuck、张建德（后排左一）等合影

据说北京的清华大学有一位校长曾自称是“大学的一条狗”，我不知道他对“狗”的定义如何，不知是否包括死心塌地地为大学、教授及学术服务之义？Anthony出生在1946年，生肖属狗，他从未自称自己是某某的狗。但他对朋友忠诚，对家庭和子女爱护有加，对学术无私奉献，对理想的追求百折不挠。他一生为促进学术研究和增强中美文化交流无怨无悔，并用自己的独特方式孤立奋斗。他的出版社也许会因为他的辞世而倒闭，他的杂志也许会因此夭折，但Anthony用20多年的心血已经为自己树起了一座丰碑。他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一个伟大、美好的梦。其实，中国梦也好，美国梦也好，归根到底是个人自由追求理想及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历程。Anthony无论作为一个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他做梦了，他努力了，他实现了。试问古今中外，能达到这种目标的有几人？奇人张建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