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界巨人费正清

我刚到美国时，费正清还在世，我一直有拜见他的想法，可惜在我还没有来得及去拜访他之前，他老人家就在1991年去世了。我只有机会参加他的追思会。说起来，我算是他学生的学生，因为入江昭先生是他的直系弟子。之所以把他放在本书里，实乃他对我的间接影响很大。我的《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个共有的历史》一书是以他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为楷模的。因对他多年的浓厚兴趣，我在20多年前为《美国研究》写了一篇试论费正清的拙文。2016年我在哈佛游学时，恰逢哈佛大学为庆祝费正清研究中心建立60周年举办一系列学术活动，我有机会躬逢其盛，再次触发对费正清的感慨。

费正清（1907-1991），乃西方现代中国学之父，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学术发言人，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他是闻名遐迩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77年易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创办人，长期担任该中心主任之职（1956-1973），亦是享誉学术界的《剑桥中国史》近、现代部分主编。费正清历任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等。在他漫长的学术生涯中虽毁誉交加，但就其崇高的学术地位及巨大的影响力而言，在西方学术界诸贤中，无人可与之比肩。

正是由于费正清的独特学术地位，使得他本人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如早在1973年，美国乔治城大学一研究生即以《费正清和美国的远东研究：头四十年》（George Stevens，John King Fairbank and Far Eastern Studies in America：the First Fourty Years）为题撰写过硕士论文。1982年，加拿大学者保罗·埃文斯亦以费正清为题完成其博士论文（Paul M．Evans，Fairbank：Intellect and Enterprise in American China Scholarship，1936-1961，Dalhousie University），并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于1988年正式出版费正清学术传记（Paul M．Evans，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这位Evans就是前面提到帮助我躲到多伦多写博士论文的教授。）费正清先生的高足入江昭教授在《美国与东亚关系杂志》上撰文，高度评价费正清在中美关系学科方面的创建之功。中国学者近几年也开始注意到费正清的重大学术贡献，并陆续发表有关文字，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费正清1930年代在中国进修时算是蒋廷黻先生的学生。不过，对于这位一生“魂系中华”，并把毕生心血献给中国研究，改善中美关系，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相互了解的学者，我们的重视还远远不够。

1936年秋，当刚获得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的费正清应聘到哈佛大学教授中国历史时，美国实际上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学。美国学术界对中国的研究仍处于传统欧洲汉学禁锢之中。当时所谓的中国学要么作为西方文明的分支或点缀、一个边缘学科——如当时哈佛大学规定，任何学生如要修中文或选择与中国有关的题目，必须先通过法语等两种欧洲语言的考试，理由是东方学是西方特别是法国文明的一部分；要么则在传统汉学模式下只注重古代汉语，完全忽略对中国近代或现代的研究。诚如20世纪30年代在哈佛大学读书，后来成为美国著名政论家及新闻记者的白修德所写的，30年代的“哈佛东方学系的那些老古董汉学家们认为东方历史随着乾隆朝在1799年的结束而告终结”。当时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吐理绥（日名英利世夫）（Seri Elisseeff）公开声称，对179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研究已越出历史学范畴，只能归于新闻。难怪白修德刻薄地形容当时美国汉学界状况是“学术滑稽剧”。当时仅有的一些有关中国近现代史著作，主要都出于传教士之手，大多为见闻性质，很难算作真正的学术论著。虽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学者如洪贝克等试图弥补这种缺欠，研究东亚国际关系史，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致命弱点——不懂中文，无法利用中文材料。

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学术界对中国学研究的严重忽视。许多有志于此的学者望而却步，另辟他径。虽然包括费正清在内的少数青年学者不畏艰险，敢于创新，但他们面临着求职谋生问题的严重挑战。20世纪30年代初，这些未来的中国学大师们多在中国进修，一次在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的招待宴会上，他们忧心忡忡地向大使询问学成归（美）国后求职的可能性，大使不无严肃地答道：“小伙子们，难于上青天。”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学研究在美国被忽视的严重程度。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费正清以顽强的精神开始了他中国学研究的漫长生涯。教鞭初执，他即提出新的学术主张，像意大利哲学家及历史学家克罗齐一样，认为一切真历史都应该是当代史。主张应跳出传统汉学束缚，重视现代汉语及档案的研究，呼吁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费正清决心以哈佛为阵地，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学研究模式，来达到他所说的中国学和他个人学术生涯的“辉煌时刻”。

凭着锲而不舍的追求，费正清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他人难以超越的丰硕成果和建树。据不完全统计，费正清一生中出版了至少44本专著（部分与他人合作），主编或联合主编至少18本论著，发表了187篇论文，与他人合撰18篇，为别人专著撰写序言52篇，发表书评160篇。这尚不包括大量的专访及音像材料。更重要的是，费正清的作品均属上乘，佳评如潮。

费正清的学术成果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博大精深的学术论著。《中国口岸的贸易与外交》（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1842-1854），《清代行政：三个研究》（Ch'ing Administration：Three Studies，1960，与邓嗣禹合作），《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48），《中美关系中中国的形象和政策》（China Perceived：Images and Policies in China-American Relations，1974）等均可列入此类。其中《中国口岸的贸易与外交》是费正清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此书是费正清用力最勤、学术功力最厚的专著。甚至在40年后的今天，该书仍是哈佛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该书至少有三大贡献：一是开风气之先，利用中国档案，以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外关系；二是把中外关系放到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体系诸范畴加以综合考察；三是提出了许多独到的学术见解。例如他认为清季的通商口岸制度是中国传统朝贡制度的产物。中国人利用通商口岸把洋人有效地纳入中国的世界体系之内。在洋人入侵中国之前，清朝的统治形式是满汉共治，通商口岸制度建立后，则为满-汉-洋合治。所以外国人的入侵并没有打破中国的传统政治形式。

《美国与中国》是费正清所撰的第一本研究中美关系的著作。该书旨在告诉美国人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在书中他利用当时最新的现代化理论分析中国为什么没有走向近代化之路。费正清批评美国对中国有许多不切实际或一厢情愿的误解。由于该书观点新颖，立论清晰，文笔生动，甫一出版，即成为畅销书，并荣获1948年美国政治科学学会颁发的最佳国际关系著作奖。该书到1983年已出至第四版，篇幅亦扩大许多。时至今日，《纽约日报》仍称其为“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及文明的最佳导论作品”。该书的问世使费正清声誉鹊起。

费正清学术成果的第二大组成部分为教育美国公众、帮助美国了解中国、致力改善中美关系而撰写的雅俗共赏的作品及教材。如享誉世界的《东亚文明史》（A History of East Asian Civilization，2 vols，1960，1965，与Edwin O．Reischauer and A．M．Craig合作，1960，1965），《伟大的中国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1800-1985），《中国新史》（China：A New History，1992）及《东亚：传统与转型》（East Asi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1973）等皆属于此类。费正清的这类著作在长时间内成为西方学术界广泛使用的标准教科书，被誉为中国学专业的“经典”，其影响甚至远及西方之外的学术界。例如，据韩国著名中国史专家闵斗基介绍，费正清撰写的教材长时间被韩国学术界列为研究中国问题的标准参考书。直到最近韩国学者才决心写一部自己的中国通史予以取代。

费正清临去世前两天交给哈佛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新史》凝聚着他一生研究中国的心血。该书大量吸取学术界的新观点、新方法，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国学在费正清的孕育、培植下成长壮大的辉煌历程。该书名为“新史”，“新”在他认为中国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汉人文化，而是中国各民族文明的结合体。汉人和其他各民族合作，创造出中国独特的文明体系。该书还“新”在他注意到中国经济“增长但不发展”的悖论。此外，费正清注意到中国发展模式与西方不同，西方发展模式为“工业的-军事的-企业的”，中国则是“农业的-非汉族的-官僚的”模式，清朝是这样，民国是这样，当代仍是这样。费正清的《中国新史》，正如哈佛大学著名中国“文革史”专家老马所言，包含了“费正清毕生的阅读与思考，是费正清致力于理解一个伟大文明和教育公众这一终身使命的顶点”。

费正清学术成果的第三部分是编撰“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学术工具书，如书目提要、史料汇编等。其中主要包括《清季史料入门》（Ch'ing Documents：An Introductory Syllabus，2 vols，1952），《中共文献史》（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1921-1950与Conrad Brandt and Benjaming Schwartz合编），《近代中国中文书目辑要》（Modern China：A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Chinese Works，1898-1938与刘广京合编），与日本学者坂野正高合编的《日本研究近代中国书目辑要（1955）》等。这类编撰工作虽然耗时费力，却对提高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水平大有裨益。

以上三个部分的有机结合，便构成了费正清一生的学术体系。限于篇幅，这里不可能对其学术体系做深入考察分析，只能择其要者加以综合。笔者认为，费正清的学术研究至少有三重意义：

第一，通过费正清长期不懈的创造性劳动，一个新的学科——近代中国研究——不但正式确立其学术地位，而且日趋繁荣昌盛。费正清本人卷帙浩繁的著作为中国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建立了一个新的学术标准：多方利用中外档案，深入分析研究课题，文笔明白晓畅。

第二，费正清的学术专著大都为填补空白之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且有指点迷津之功效。他呕心沥血所编撰的书目提要、研究指南、资料汇编给学者提供了一个“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学术视野，对于推动中国学的进步发展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三，费正清的学术著作有雅俗共赏之妙。其著作不仅有助于学术发展，更重要的是其教育功效，其对中美两国间沟通理解的推动。费正清的著作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20世纪70年代初当中美关系开始解冻时，《美国与中国》等书同时成为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主要参考书即为证明。

费正清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下述几个特色：

一是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在理论上，费正清认为以西方为背景的许多社会学说如马克斯·韦伯的理论等不能运用到中国。中国的文明是一个特殊的自成体系的文明，中国的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特殊、最与众不同、最古老、最自成体系、最平衡和伟大的文化”。在费先生看来，正因为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导致它在国际关系中亦应受到“特别处理”。例如，对于长期以来中美关系的一个纠纷点——人权问题，费正清就呼吁美国应认识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对人权有完全不同的定义。他明确指出，“人权的概念，虽然在一个自我标榜的全球宣言中被神化，（实际上）是受着文化制约的”。他指责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做文章批评中国的行为是“美国的新宗教”。这种概念误差，费正清认为是由于中美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造成的。两国在许多重要方面有着重大的分歧，造成两国之间的差别“几乎如同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一样有趣”。费正清过去的学生唐若思曾准确地概括费正清的观点，他说：“在费正清看来，有两种方法把中国纳入我们的世界观：要么视中国为全球近代化过程中的后来者，要么把中国看作一个特殊的文化。这种文化有自己的历史和未来。”费正清“更倾向于后者”。因此，费正清在各种场合都一再呼吁研究中国的重要性，奉劝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时，切忌先“提出一个西方问题，然后收集证据加以回答”，因为这种方法“忽略了中国的实际情形”。中国的文明是完全不同于其他任何形式的文明，因而也不能用所谓的普遍标准来衡量中国。

费正清学术研究的第二个特色是侧重研究清代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他研究中国历史的主要出发点是帮助西方了解中国，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要了解中国的现在，必须了解它的过去，特别是清代历史。在费正清看来，不深入研究清代中国，就无法理解当代中国。这是他集中研究清代历史的主要动因。学术研究的功利色彩与他本人所说的“瞄准目标”二者结合成为费正清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白修德指出，“从一开始，费正清的目标就很清楚：解释我们是怎样了解中国人的及中国人如何看我们。解释导致中美对抗的历史渊源”。费正清本人对此也坦诚不讳，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麦卡锡主义为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恰当的时机”，因为“在中国问题上，对麦卡锡主义的回答只能是教育”公众。难怪白修德认为费正清的每一本书都是着眼于为现实提供历史借鉴作用。所以费正清的著作不仅是学问的一部分，更重要的，它们还代表着“智慧”。

费正清学术研究的第三个特色是强调“西方冲击”与“中国反应”及传统与现代化两个主题。首先必须指出的是，费正清作为一代学术大师，曾从多种角度探讨过中国历史。但笔者认为上述这两个主题在费正清的著作中（特别是其早期著作中）比较明显、突出。费正清把中国近代史看作是中国从传统向近代方向缓慢迈进的过程，这种近代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对西方冲击的反应。中国近代化之所以没有成功，主要原因不是帝国主义侵略，而是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因此，在费正清的多种著作中，冲击与反应，传统与现代化的主题总是不断出现。例如，费正清在撰写《美国与中国》时便充分利用当时较新的所谓现代化理论来阐述中国的历史，以此分析为什么中国没有像西方和日本那样走向近代化之路。他与邓嗣禹共同编撰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明显体现了其冲击—反应理论。他的《伟大的中国革命》（1986）强调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把180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视为中国在传统与现代化中挣扎的历史。在他最后一本著作《中国新史》中，上述两个主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在该书结尾中写道，如果乾隆皇帝在1793年接受英国的建议，让中国加入国际贸易体系，今日中国的现代化就可能与日本并驾齐驱了。

“中国为什么不能对西方入侵做出有效回应”的问题，在费正清的著作中一再重复出现。1984年他接受《知识分子》采访时所强调的仍是中国为什么不能像日本那样对西方做出反应论题。以传统与现代化为经，冲击—反应为纬，二者的结合便是费正清解释中国历史的关键所在。

费正清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在世界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诚如温斯顿·洛德（美国前驻华大使）所言，“费正清对中国的研究和理解，无人可以超越”。

在西方谈中国学研究而不提费正清，就像谈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忽视毛泽东一样。费正清不仅仅是一个有成就的学者，更重要的，他是一个学科的创始人，或人所共知的“中国学之父”。因为后人或许可能取得超过费正清的学术成就，但无人能像费正清这样在50多年内始终成为中国学研究的中心和领袖。对此，西方学术界没有异议。宾州大学著名中国学家卜德认为，西方中国学之所以能在今天成为显学，“费正清贡献最大”。《中国史研究方法》一书的编者也明确指出，“现代中国史研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费正清”。《评论》杂志也明白写道：费正清是美国的“中国学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无与匹敌的人物”。曾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现为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座教授的麦克法科先生宣称，是费正清“真正使中国近代史成为近代史整体研究中的一个显学”，是费正清最早使中国学摆脱传统的“东方学的一潭死水”，将其变成学者们可以对之进行广泛研究的对象。由上述评论中可以看出，费正清是公认的中国学创始人。

费正清之所以成为“中国学之父”，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具备“学术企业家”的素质。他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那样信息灵通，深谋远虑。他最先呼吁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并于1955年成功地说服哈佛大学率先在美国成立第一个东亚研究中心。哈佛大学前文理院院长亨利·罗沃斯基曾把费正清这方面的成功归于他杰出的宣教能力。罗沃斯基说，费正清是“伟大的学术传教士”，“在哈佛当代历史上，我还找不到其他人在该方面能与他分庭抗礼”。除哈佛的东亚研究中心外，美国的其他几个中国研究中心也是后来在费正清的支持下，主要由他的学生创建的。费正清的“学术企业家”素质特别体现在为中国学发展特别是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筹款方面，他是一个募捐能手。在他担任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近20年间，中心一直财源茂盛，雄厚的经济基础为中国学的建立及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但一个学科成长壮大的主要条件是人才的培养。在奖掖后进、悉心培养后学方面，费正清取得了他人生中的辉煌成功。他是一个真正的导师，极具导师的才华。这一点早在他教学生涯初始时即已见端倪，白修德对此曾做过精彩的描述。当费正清在1936年任教哈佛时，白修德已进入三年级了，但正是初出茅庐的费正清对他影响最大。是费正清让白修德感到“生命的呼唤”，是费正清的中国课程深深打动了他，让他感到热血沸腾，导致他很快来到中国——“那故事发生的地方”，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驻华记者及政论家。随着学问的增长和阅历的日趋丰富，费正清的教育家才能得到极大的发挥。

费正清培养中国学人才的第一个途径是课堂教学。他在20世纪50年代同著名的日本专家赖世和合作开设的《东亚文明史》课程，吸引了哈佛莘莘学子。他们以其丰富的学识，异彩纷呈、深入浅出的教学方式，使这类课程成为孕育新一代中国学大师的肥沃土壤，从中培养了大批学者，并引领学生中的许多人走上了研究中国的人生旅途。

费正清教学的第二个途径是为研究生开设的讨论班。从找材料到选讨论班论文题目，费正清对学生总是多方指导。他特别重视讨论班题目的选择，在他看来，“选择一篇讨论班论文题目如同选择配偶一样重要”。学生和讨论班论文之间的关系“甚至比两性关系还要密切”。因为世界上男人和女人有的是，但“书稿永远属于作者自己”。正是出于对书稿的一往情深，费正清有时对人倒显得相对无情。例如在他的学生为其举行的60岁生日晚会上，他请与会的詹姆斯·汤姆森教授再花一年时间把他的第二本书稿完成。汤请求宽限时日，因为他想花时间来挽救危机中的婚姻。费不无严肃地回答道：“别人关心人，但我只关心书稿。”当然，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大多数情况下，费正清是用巧妙的手腕来达到促成学生完成书稿的目的。

费正清有时有意安排学生做某些重要但被忽视的题目。例如，传教士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题目，费正清便大力鼓励某些学生的兴趣向此方向发展。柯文在谈到费正清怎样使他写传教士题目时幽默地说，费正清“精明地抛出诱饵，我便上钩了”。费正清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出于中国学科全面发展的考虑，体现了“中国学之父”的苦心。因此，他并不鼓励学生只在他自己熟悉的课题内做文章。孔飞力教授对此曾评论说，“费正清是其专业领域的传教士。他很早就意识到应鼓励学生成为他自己不熟悉领域的专家”，“并对自己学生的著作非常尊重，并乐意学习”。

费正清扶助年轻学者的另一个为人乐道的方面是帮助他们顺利进入学术生涯，其主要体现便是促成其学术成果的问世，帮助其出版。费正清深知青年学者对自己的书稿常常缺乏信心，不敢轻易拿出来发表，对此必须多加扶持。他一位学生当年在完成了自己的书稿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不愿拿出，总是觉得有不满意之处。费正清说要看看他的书稿，随后便不声不响地将其推荐到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对这一件事费正清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起，称这是一本“好书”，有利于这位年轻人的事业发展。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现在弗吉尼亚大学任教的一位中国史专家也有相同的经历。为此，他在一篇回忆费正清的文章中充满感情地写道：“没有我的导师及朋友（费正清先生）在背后关注着我，上帝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完成（我的著作）。甚至现在，每当我完成一部书稿准备出版时，我仍感觉到他的关注。”

为了中国学的发展，费正清想出许多办法来网罗人才。其中一个他引为自豪的办法是他那举办了几十年不间断的传奇性的周四茶会。茶会在他位于哈佛校园不远的家中举行。费正清利用茶会提高学生研究中国的兴趣，帮助学生进入（研究中国）朋友的圈子，为他们提供切磋学问的气氛。茶会对中国学发展的贡献之大，连费正清自己也不无得意地称此为他一生中最值得记忆的“发明”。他的另一个办法是提供奖学金。现为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教授的黎安友也是费正清的学生。在求学期间，他曾一度想放弃中国研究，改换门庭。费正清立即为他安排了一笔到英国做旅行学者的资金，从而，用黎安友自己的话说，他因“咬中国的钩子太深而无法逃脱”了。由于费正清“不择手段”网罗中国学人才，他甚至被人怀疑为“中国第一主义者”。的确，在费正清看来，一个人选择其他专业而不是研究代表世界最伟大革命的中国，是不可思议且很难理解的。

费正清为中国学的发展、为培养人才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对此觉得理所当然。他说，“如果下一代不站在前辈的肩上、头上，人类又怎能向上发展呢？”但他的确得到了一个导师所能梦想的最高荣誉：他的学生们现在全是出类拔萃、学识丰富的各行业的精英。而且，正如费维恺指出的，“凡费正清的学生都不会忘记他对他们的工作、事业、学术观点的真诚和永久的兴趣”。他的学生对他有一种近似英雄崇拜的心情，甚至认为他像“上帝”。

作为一个学派的创始人，费正清没有门户之见。凡一切与中国有关的学者和专业，他都大力支持，为之奔走。如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东亚法律中心，在诸如选择人才等各方面都受到费正清的多方帮助和支持。哈佛经济系的中国经济讲座的设立，帕金斯教授的学术成长都与费正清分不开，都凝聚着费正清的大量心血。费正清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的目光并不局限于历史学科的发展。如他主动建议黎安友改学政治科学。因为在当时研究中国政治的人还不多。对于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解释模式，柯文曾撰文提出强烈批评。我同柯文熟悉后，他几次告诉我，费正清晚年怕自己未能完成自己的China：a new history一书就去世，特慎重拜托柯文：如果他突然去世的话，请完成他的遗愿。这让柯文感激不已。好在费正清还是自己完成了这本书，就在他把书稿送到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第二天，他就溘然长逝了。读者诸君如有兴趣，可看该书第一版的编辑代拟的后记。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当代中国学研究者绝大多数出自费正清门下（或学生的弟子甚至学生弟子的弟子）。新西兰学者S．A．M．阿谢德甚至认为“所有现代中国学研究者都是费正清的学生”。据费正清的一位同事估计，费正清的名字出现在学术著作的奉献页或鸣谢页上的次数十倍于任何其他学者。

1970年6月，哈佛大学校长在授予费正清荣誉法律博士学位时致辞说：“我们国家在东亚研究上的成就归功于此人长期不懈地坚持和富于远见的创造性努力。”这一评价并不是溢美之词。毋庸置疑，费正清是美国中国学发展的“发电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这一评价还远远不够。因为费正清影响到国际中国学的发展成长。例如，在前汉学重镇法国，费正清的影响便不容低估。法国著名的女历史学家白吉尔曾写道，法国的中国研究“严重依赖费正清所建立的模式，沿着他开辟的道路前进”。“费正清的逝世不仅是美国中国学家的损失，也是法国学术界的损失。”另一位法国杰出的中国学研究者毕仰高进一步认为费正清过去是，而且永远是“我们欧洲的中国学之父”。

欧洲的这一反应大概是费正清乐于见到的，因为建立世界中国学中心是费正清长时期的伟大理想。据他的哈佛同事老马说，他“一直把中国研究看作是一项国际事业”。早在20世纪60年代，费正清即“视中国学为一全球事业，急切地想了解别国（学者）正在做什么，并探索我们如何合作”的途径。为此目的，他曾几次进行环球学术旅行，为实现自己的这一理想努力。

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在某种程度上部分实现了他的世界中国学中心的梦想。多年来，每年有占中心成员半数以上的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在这里聚首，切磋学问、交流心得，共同耕耘中国学这块园地。他参与主编的《剑桥中国史》也体现了他的世界中国学中心的理想。到目前为止，来自欧、亚、美等洲的许多学者参加了这一庞大学术项目。

费正清还在中美关系中扮演了多种角色。第一种角色是充当政府官员或顾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费正清被美国政府派往中国，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特别助理及情报与新闻官。鉴于对中国局势的第一手观察，在中美关系方面，当时他主要做了两项工作：一是在物质上援助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当时许多中国学者由于战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生活在贫困线上。费正清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予他们一些物质帮助。钱端升夫妇、梁思成夫妇等当时都得到过费正清的资助。二是警告美国政府不要同国民党政权完全搅在一起。他很早就认识到蒋介石政府由于腐败无能，垮台是迟早的事。他对当时美国对华政策提出了强烈批评。他在1946年6月中旬结束在华官方使命前给母亲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我们在亚洲似乎命定要做蠢事”，美国现行对华政策是“不可名状的愚蠢，后果不堪想象。简直是疯了”。费正清的这一态度在其回哈佛后没有什么改变。对于当时中共节节胜利的事实，他认为这是中国历史的必然。中国革命是土生土长的产物，而不是来自外来影响。他反对美国一味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认为这样做有碍将来的中美关系。他在194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呼吁美国应同中共方面取得联系，因为这符合美国传统的“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哲学。顽固地把自己绑在国民党内战的战车上，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在中共正式接管政权后，他要求美国正视现实，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在1949年担任杜鲁门政府制定对华政策顾问时，即将此看法告知美国最高层。当时，关注中美关系、呼吁美国继续保持同中国的联系成为费正清的主要兴趣所在。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开始同时骑两匹马”，一匹马是在哈佛“教中国史”，另一匹马是投入很大精力讨论当时对华政策。

然而，费正清的这种现实主张使他成为美国冷战思潮中的批判目标。在20世纪50年代，正如知名学者西格蒙德·达芒特在其近著中所写的，美国强烈的冷战、反共歇斯底里，使得“对（美国）现行政策提出任何不同意见都会被污蔑为颠覆性质，斥为卖国”。在这种强烈的反共环境下出现的麦卡锡主义者谴责费正清要对美国“失去中国”负责。甚至连新任国会议员约翰·F．肯尼迪也指责费正清是共产党的“同情者”。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罪名。1960年白修德曾当面指责肯尼迪不应攻击费正清。肯尼迪连连表示认错，认为他当年初出茅庐，不谙世事，出语有误。许多新闻媒体也展开对费正清的攻击，如《时代》周刊谴责费正清是共产党的长期辩护人。费正清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其中除浪费了大量宝贵时间和精力到国会等部门申辩之外，他还一度被禁止出国，一些团体拒绝邀请他演讲，还有国务院不再允许他接触保密资料等。联邦调查局也展开了对他长时间的调查，关于他的案宗竟有几千页之多。从1953年到1960年这段时间内，根据史华慈所说，费正清这位一向“对涉及中国的公共政策极为关心”的人，被迫谢绝谈论当代中国问题。据其学术传记作家伊文思统计，他在这八年内发表的关于中国政策的文章加起来不到75页。费正清转而埋首中国学的学科建设及历史研究，他采取间接的方式，以学者身份用自己的历史研究成果来影响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由于费正清的著作强调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重要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从而为未来中美关系的突破打下了理论基础。费正清本人也因此被世人誉为影响中美关系的“天才策略家”。洛德对此予以高度评价。他说，在美国，政客也好，学者、教师、记者也好，商人也好，任何人只要他对中国感兴趣，都“必须阅读和吸收”费正清的著作。

随着美国在越南战争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在国际舞台上日显无能为力，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思考费正清等人的意见。1966年美国国务院重新邀请费正清进入政府顾问行列，联邦调查局也在这时停止了对费正清长时间的调查。费正清开始重新出现在美国公共政策的论坛上，以舆论精英的角色影响中美关系。他主张美国改变孤立中国的政策，应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国际社会，并在联合国占有一席之地。费正清虽一时无法摆脱“遏制”政策的影响，但他坚决反对把中国摒弃在国际舞台之外的孤立政策。他主张一种所谓“遏制但不孤立”的新的对华政策，并积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奔走呼吁。这一目标在1971年实现后，费正清又立即成为中美建交的“主要鼓吹者”和推动者，并在美国最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的许多学术研究成果也越来越成为两国领导人制定双边政策的主要参考书。

费正清在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上的贡献得到了中美两国政府的承认。1971年费正清作为中国政府邀请的首批美国客人访问中国。1979年费正清应邀出席美国政府为邓小平副总理访美举行的国宴，并与卡特总统和邓小平同桌而坐。同年他作为由美国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率领的美国政府访华团成员访问中国，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费正清虽已去世，但他留下的丰富遗产仍对中美关系发展有指导意义。如他一再强调的中美对“人权”问题因文化、历史和社会价值判断的不同而必然出现分歧，中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越来越成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主要竞争对手等观点，对处理中美关系中的许多疑难问题仍有重大参考价值。

费正清在学术界占有不朽的地位。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讲座教授头衔的设立（哈佛大学费正清讲座教授席位第一位获得者为曾担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哈佛著名人类学家华琛），1968年美国历史学会设立的费正清最佳东亚著作奖等都是他不朽的丰碑见证。他逝世时，哈佛校长尼尔·L．鲁德斯坦告诉报界，“哈佛失去了一个巨人”。亨利·罗沃斯基称费正清的去世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各大媒体均发表讣闻，并对费正清予以高度评价。他一生中收到了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许多荣誉博士学位，并在1986年获得了哈佛奖章。他赢得了学术界的高度尊敬，一个学者孜孜以求的，他都得到了。人们不禁要问，费正清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他本人对此曾做过解释。面对弟子们在他60岁生日晚会上的一片赞誉声，他说，他能成功的原因“很简单。只要在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指中国。——引者注）和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大学（指哈佛。——引者注）之间取得有利地位就行了”。他把自己创建中国学方面的成功归于哈佛，认为哈佛是“实现此目的的最佳战略据点”。“我应该把这一荣誉与哈佛大学出版社及毛主席分享”。由此可见哈佛在他学术生涯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诚然，哈佛是导致费正清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哈佛在东亚研究方面出书之多、培养人才之众、影响之大是其他地方所不能企及的。但这些都只是费正清成功的外在因素，内在因素仍是费正清本人。费正清之精通行政管理，甚至达到乐此不疲的地步。他自己曾对人说：“我喜欢创造机构。”

他成功的首要因素是他的学术。即其既有学，又有术，学术兼于一身。学，指他的学问，教学能力。术指其出色的行政组织能力，如炉火纯青的待人接物技巧，口若悬河的辩才，富有外交家的谈判艺术等。长期与费正清共事的赖世和教授认为费正清是一个“精通企业家技巧的大师”。他知道怎样募捐，知道怎样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赖世和称“费正清是一个狡猾的学界政客，他在哈佛地位坚固，影响盘根错节，尤其精通如何操纵权力”。书生大都有学无术，政客有术无学，费正清二者兼备，当然能取得超人的功绩。

费正清成功的因素之二是他不是一个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提倡的那种“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经世致用是他治学、育人的一个主要特色。正如谢伟思所说，费正清“绝不是一个象牙之塔内的学者”。干预政治、影响舆论，撰写雅俗共赏的学术著作等都是他赖以成功的重要方面。

因素之三是他始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而不厌”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珍惜时间。他之善于利用时间和珍惜时间在学生及同事中已成为传奇故事。正因如此，他才有时间写出众多高质量的作品，培养出众多一流人才及做出了许多惊人业绩。“学而不厌”的第二个体现是他的谦虚好学、虚怀若谷，注意并善于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他喜欢观点的交锋、学术上的辩论，并乐于同批评自己学术观点的人交往。正是由于这种不囿己见、兼容并蓄的大师风范，使费正清在学术上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并永远保持了他在学术研究中旺盛的活力及不断创新。

“学而不厌”使费正清成为一个杰出的学者，但“诲人不倦”则是使他成为一个学科创始人及许多优秀学者难以做到的“人之导师”的保证。和学与术一样，一流学者与伟大导师二者兼备，是费正清成功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费正清当然也有许多缺点。无论是他的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及其他方面都有可商榷之处。然而，爱德华·吉本对伟大的拜占庭将军拜利·萨纽斯所做的评价用在费正清身上是合适的：“他的缺点是由于受到时代的不良影响，而他的美德是属于他自己的。”无论今天我们怎样评价费正清先生的学术人生，他都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君子。“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在今天的哈佛和美国其他大学，很难再出现像费正清这样的学术大家了。我们经常能看到的是精于打小算盘的利己主义者和心胸狭窄、自命不凡的人，这些人大多不学有术，埋首自身利益，很少顾及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