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没有被派性迷惑

（一）揭发批判不跟风

1965年初我调到华阴县委宣传部任理论教导。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县委成立了“文化大革命办公室”，我被抽去工作。当时每天工作量大，都是些一般经验预料不到的新问题，事急难办。

“文革”首先从教育系统搞集训会开始。会上揭发批判斗争很激烈，揪出一百多人戴高帽子游街。这些人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有历史问题、有男女作风问题。当时我心想：一个小县的教育系统怎么这么多的人都有问题？中学教师都是围绕课本教书，普遍不搞学术研究，怎么说成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但在当时的风头上，只能这样想，不能公开说。对教师集训会不评论，不表态，静观其变。

有一次，我以县委“文革”办成员身份，到一些单位检查工作，到了我曾工作过的华山中学。一进校门真是大字报的汪洋，所有墙上贴满了大字报，石台阶沿上压的大字报，院落纵横交错挂的都是大字报。其中看到有关该校党支部书记是走资派、有男女作风问题。对此，根据我在该校工作几年的了解，心中质疑。在校园看了之后，当时县上派驻该校的工作组组长说：“你看了有什么意见？”我说：“你们搞得不错，形势大好。”他说：“你原来在这里工作过几年，看了后有什么想法，给你笔和纸写出来。”我答：“让我想一下，如果有，一定写出来，现在顾不上，回头再说。”

回头再说这话我的真实含意：说这位党支部书记是走资派还可以，因为当时走资派的帽子满天飞，也没有个标准，大大小小的当权派都戴，戴这帽子也不值钱，对人的压力来说，没有多少份量。说这位书记有男女作风问题，这顶帽子虽小，但给人的压力挺大。因为人们对这类问题看得重，涉及人的品德问题。根据我在该校工作几年时间对此类问题的了解，怀疑它的真实性。文革后期县委派工作组去该校搞整顿，查清此事为“捏造”，是写大字报人出于政治目的的陷害。据说此人还是这位书记提拔起来的，谁知坏到这程度，真是人心难测。

我在“文革”中只写过揭发县委书记王某的大字报，批判他当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是弄虚作假。此外，再没给谁写过大字报，也没在大会批判发言。有人动员我写大字报和在大会发言，我以“到县委晚，不了解情况”为由，以“考虑一下再说”的方式搪塞过去了。

（二）质疑党中央有两个司令部

一天晚上，县委组织科级以上干部，听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上的讲话录音，当时人多挤满了会议室，秩序井然，气氛严肃，一片寂静，嘶嘶的录音带声格外的响亮。人们屏住呼吸，倾听毛主席讲些什么。

毛主席的讲话主要是批刘批邓。他用典型的湖南口音说：“刘少奇你为什么要搞个司令部呢？”“邓小平不过是这个司令部摇鹅毛扇的”，这几句对人印象最深，有的人在一定场合高兴了还学湖南口音，说这两句话。我当时听了这讲话首先很吃惊，中央怎么形成了两个司令部？在思考中半信半疑。说信：认为毛主席是我们伟大领袖，对他说的坚信不疑。说疑：认为刘、邓和毛主席出生入死，共同战斗了四十多年，他们在中央的地位够高了，怎么能反对毛主席另立一个司令部呢？我这种看法当时不敢说出口，怕授人以柄，只能走着瞧。

（三）政治观点可以不同，但不能毒打人

1968年夏季有一天中午，烈日当头，人们穿着短裤背心。我在县委机关院里找人说事，忽然一辆汽车鸣笛闯进县委大院。车上高呼打倒×××口号，车头顶押着一个人。车停到院子，人都跳下来，把被押的人拖下车围起来批斗，约半小时后对其拳打脚踢，有人找来扫把、棍子抽打。刹时间此人穿的衣服成了絮絮，遍体鳞伤，倒在地上，绻缩成一团，随后被关到一个房里。被打人是县工会主席，和我不是一个群众组织，人品不错。当时我回避了打人的场面，站在办公室内的窗口，看到了事件经过，感到：“这太残忍了！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因不同观点而争论，不应该打人，更不能打成这样。要怀疑谁是幕后黑手，不能把气都出在当权派身上。”

（四）火灾救人不讲派性

1968年全国掀起了成立革命委员会高潮，华阴县于同年8月8日成立了县革委会，我被定为筹委工作班子成员，负责起草“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决定”。县革委会成立的当天晚上在剧院演大戏，在体育场演电影，县城附近村子来看的人很多。

演出活动不是我管，因为我平时是搞宣传工作的，所以转到各处看了一下准备就绪的情况。当时也想晚上去看戏，又想到“武斗”以来社会乱，怕在公众场合派性闹事，没有安全感，加之搞筹备工作也累了，回县委宿舍睡觉为好。

正在熟睡中被院子的嘈杂声惊醒。开门一看，门口的台阶上坐了几个人，院子人来人往，行色匆匆，正在议论什么，气氛十分紧张。我回头问台阶上坐的人：“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上气不接下气的说：“戏院……戏院……着火……着火了……”我看他们惊魂未定，说话困难，没有再问，走到院子中间朝剧院方向望（相距三、四里）。只见火光冲天，不一会从剧院跑回来的人多了，坐在台阶上气喘吁吁。有的人说：“我的鞋不见了”，有的喊：“我这流血了”、“我的衫子哪里去了”……

我当时很震惊，觉得自己没去是万幸。随即赶到剧院去，准备参与抢救。到达后见火势已衰败，部队已戒严现场，疏散围观群众。第二天早上，我去参加了救援工作，把伤病人员抬上汽车，护送到孟塬火车站。

剧院火灾死伤近200人，有的人全家3、4口死于火海，为解放以来空前未有的惨状。在当时派性盛行的情况下，人们议论此事的发生原因、死亡人数的多少、怀疑谁是凶手时，都有派性倾向，不重视不积极参与救助工作。我争论说：“人都被烧了，救人要紧。是谁干的，为什么着火，县革委会会查清楚，我们不必争论。”

（五）“文革”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政治头脑

在文化大革命中，机关单位的干部、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学校的学生，都参加了所谓的“造反派”组织。群众组织的的名称都叫的很有革命性的字语，都称是保卫毛主席党中央的红卫兵。各个组织开展集会活动时，高举本组织的旗帜，每个成员手持毛主席语录，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胳膊戴红卫兵袖章。

每个群众组织都称自己是造反派，称与自己观点不同的组织是保皇派。无论造反派、保皇派都称坚决拥护毛主席，打倒刘、邓，在对待党中央的观点上没有分歧。所谓观点不同，主要是对本单位、本部门、本地区某个当权派的认识不一。对某个领导人的看法，这个组织认为他是“走资派”，是刘、邓司令部的人；另一个组织认为他不是“走资派”，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应该打倒。因此，就形成了派性。

当时的派性很普遍，派性之间的斗争很激烈。可以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派性。在一些家庭里，家庭成员因从事不同的工作、参加不同的群众组织，因而政治观点不一，常常争论不休，有时争论得红脖子涨脸。当时社会上派性斗争不断升级，主要表现：

一是群众组织之间的激烈辩论。辩论时双方都引用毛主席语录来驳斥对方，增强自己的战斗力。辩论激烈时，在激昂的发言中高呼口号，以壮士气。

二是，抄家。抄走资派或有“所谓”严重历史问题人的家，搜集批判罪证。

三是，观点相同的群众组织，联合召开批判、批斗、声讨大会，叫走资派等交代问题。有的在大会后搞上街游行。

四是，群众组织把自己认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历史反革命的重量级人物关进“牛棚”，限制人身自由，轮番审问，逼他们交代罪行，或检举揭发他人。

五是，对自己认为是对立面幕后支持的领导干部或军师人物，暗地里私设公堂，打人逼供。

六是，群众组织设法弄枪、抢枪、搞武斗。

当时我所在的华阴县是个小县，人口仅10多万，文化大革命中除武斗死人之外，在上述的派性斗争中共死了6个人。其中：一名小学教师，被对立面的人用菜刀杀死。一个中学教务干部跳机井自杀。一个副县长在牛棚里病了之后，死在家里。其他三个干部，一个死在本单位。一个死后当天深夜，被两个人用自行车送到他家的村子附近，放在地上，第二天才被人发现。另一个干部被打死在县委机关的房子里。

死在县委里的那个人是华阴人，家属强烈要求追查。当时县公安局立案调查，做了处理。据查，打人发生在晚上的一间房子里，参加的人有拳打脚踢的，有用木棍打的，有用桌櫈蹆打的。公安机关根据打人者打的次数、部位及用具，依法给几个人判了刑。被判刑者中有两个和我是同一个群众组织，解放初参加工作。一个是县委办公室秘书，华阴本地人，一派文气，并非莽撞之徒。另一个是县委农工部副部长，1965年从西安市交流到华阴。按理说他不是本地人，到华阴晚，对县上的人事情况了解有限，“文革”开始时他很少受到造反派的冲击，一般群众甚至还不认识这位部长。表面上看他是一派书生气，没想到他那时头脑发热到了参与打人的程度。被打者又不是县委干部，是一个局下属单位的一般干部，平时和他没有工作上的来往关系，他怎么对此人如此仇恨。我参加了逮捕他的临时大会，会上宣布“双开”，随即带上了手铐，宣布判刑五年。

此人和我关系较好，逮捕他时我很意外和吃惊。他爱人是中学教师，有两个上中学的儿子和一个将上学的女儿，这以后家里的日子不好过。他被判刑后给家庭造成生活困难和精神压力，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这件事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当时的派性斗争很严重。

在当时，派性是客观现实，他们都以“革命”的面目出现，但实际上情况较为复杂。在这种环境中要把握好自己的言行分寸，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防止被派性迷惑。要冷静分析，不论这派那派，各派“所谓”的革命性、正确性大多是“自以为是”。因此，不能轻易一听就信，听了就来劲。更何况，其中还夹杂着地方宗派关系与私人恩怨，连华阴本地人都很难搞清，更不能盲目跟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