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现象古今中外都有，在我国出现不足为奇。2011年上演的《洪武大案》电视剧，充分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腐败的严重程度，和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社会主义国家的古巴现在刚开始搞改革试点，卡斯特罗先后派3万大学生到全国各地进行反贪调查，结论是“贪污受贿现象普遍”。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腐败问题更为严重，屡见不鲜，每年都有许多政要人物的丑闻被媒体曝光。
腐败问题在我国建国到改革开放前基本上很少有，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滋生蔓延，并最终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记忆中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央文件中找不到“腐败”的字语，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现在中央文件中，随后在新闻媒体中“腐败”一词开始被越来越多使用。我第一次从中央文件里看到“腐败”二字时感到吃惊、新鲜，感到不可思议。随后也听惯了，习以为常。
（一）腐败为什么产生蔓延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腐败产生和蔓延时，政府文件、领导讲话、学者文章、新闻媒体报导对产生蔓延的原因均有论述，认识类同，概括有国内因素、国际影响，认为这是搞改革开放不可避免带来的副产品。当时流行一种比喻说：“要让新鲜空气进来就得打开窗户，打开窗户难免蚊子进来。”这种解释有一定的道理，在一段时间对人们关于腐败的认识发挥了说服力。过了几年随着人们思想认识程度不断提高，对这种解释逐渐产生质疑：既然知道打开窗户蚊子会进来，为什么制定相关政策时不同时制定防范措施，安好纱窗，准备好蝇拍？非要等蚊子进到屋子里来了才准备打？可见当时政策有缺失，不够完善，缺乏预见性和前瞻性。
与此同时，人们对上述看法也有可理解的一面：因为改革开放是史无前例的探索，要摸着石头过河。在有所理解的同时，觉得政府反腐败有点见事迟、反应慢、打击力度不够。
（二）反腐败现状分析
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每年关于反腐倡廉的总结报告，有个基本类同的谈法：取得巨大成绩和阶段胜利，存在问题严重，形势严峻，要加大打击力度，常抓不懈。对反腐形势的这个说法，在前十年还有一定说服力，时间太长了这种程式话的说服力就不断减小了。这样的说法太笼统，有点含糊。因此，难免引起关心反腐败的人们对党和国家反腐败态度的猜测和质疑。
为什么反腐败搞了30年了还是形势严峻？腐败案件逐年上升，腐败形式越来越多，案件涉及面越来越广，大案要案越来越多，腐败已经侵蚀到了反腐的职能部门。
为什么搞了几十年反腐老说是“取得阶段性成果”？阶段性成果这个词用来概括一年的情况还可理解。那么10年、20年的阶段性成果加起来，早应该是取得决定性的或基本的胜利，说获得全胜也不过份。因此，人们就联想到解放初的“三反五反”运动。解放初的社会比现在复杂得多，国家法制不如现在健全，政府机关工作条件都比现在差。“三反五反运动”搞了一、二年，毛主席就就公开向全党全国人民宣布胜利结束，现在反腐败搞了30年还不敢作出腐败问题基本解决的结论。
按常理说，我们党是执政党，有建党90年、执政60年的治党治国经验。在反腐败斗争方面应该取得让人民满意的成效。
多年来的反腐败斗争不尽人意。关心反腐败的人们对反腐败的现状看不明白。究竞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还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还是腐败与改革赛跑？老百姓质疑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以来，没有办不到的事，搞革命和搞建设令人称赞，为什么反腐败搞的这么难，搞了几十年还是个蔓延态势，这到底是执政无能呢，还是专政不力。
（三）反腐败斗争中的“怪相”
对反腐败的重要性，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些著名君主（如汉武帝、朱元璋）都认识到腐败关系江山社稷命运。社会主义国家古巴国务委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说：“腐败的兹长蔓延，比美国的大炮还要危险。”我们党一直认为反腐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必须根除。人民群众对腐败问题也深恶痛绝，积极揭发举报，踊跃配合政府调查处理。尽管如此，反腐败斗争中仍然出现一些老百姓不能理解的现象，形成一些“怪相”。主要表现是：
1．有的领导在腐败问题上口是心非，开会讲得重，实际抓得松，不干实事。甚至认为积极举报的人是“爱告状，是不安静因素”。有人错误地认为“贪污分子有本事，人家吃了肉，咱们还能喝些汤”。
2．反腐败是中央急、基层疲，上下的力量不能协调一致。基层单位出了大案还得中央来督办，不督办就难结案。基层疲的具体表现是民不告官不问，民告了官也不管；就是管也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雷声大雨点小”。
3．在对待腐败分子的态度上，官与民截然不同。人民群众对腐败深恶痛绝，认为腐败分子利用手中权利大发不义之财，不能容忍。身居领导之位的干部一般不喜欢谈论腐败之事，对群众议论腐败采取回避，在处理腐败人员工作生活上的事情时同情照顾多，官官相护。
4．反腐职能部门在调查处理有些案件中，不敢深挖，怕拨出萝卜带出泥，所谓“适可而止”，草草收场，使案件没有得到彻查，从而保护了腐败分子的后台人物。
5．有的反腐职能部门在查办案件中，查到将要有结果的程度时，不依法办事，不做结论，不公之于众，把脏款拿走了事，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
6．有的基层政府平时大讲反腐败，在具体事情处理上又搞腐败，侵吞克扣应该给群众发的补偿款、救济金。
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腐败案，程被查处后仍享受副省级待遇，住在小洋楼，公家配备了小车和司机，过着上层领导的生活。程病故后，中组部还给写了追悼词。有人写题为《盖棺论定程维高》一文发表在报上，文章引用了中组部写的悼词。我看了此文后凝思：中组部为什么给一个腐败分子写悼词？在报上发表这一文的用意是什么？对程维高的处理到底对不对？
上述问题，使整个反腐败斗争处于政策严、力度小、效果差的状态，不尽人意。从以上问题中不难看出：在反腐败斗争中上下认识不够明确统一。中央和地方上下力量不够协调一致，国家打击腐败的政策严，在贯彻中不同程度地被打了折扣。真正落实不够，把严打的政策变软了，处理偏宽，打击不力。腐败蔓延的主要原因是贯彻落实政策不够，形成斩草而不除根。在一些腐败涉及面广人多的案件上，反腐处于“不反不行，真打也不行”的两难和应付状态。
以上问题带来非常不好的负面作用，消弱了打击腐败的力度，降低了效果，助长了腐败蔓延；挫伤了人民反腐败斗争的积极性和信心，认为腐败问题是积重难反。因此担心反腐败的前景，担心国家今后发展下去的前途命运。有人直言不讳的说：“弄得不好，共产党要栽在腐败上！”担心国家逃不出中国历史上朝代兴衰更替的“周期率”（毛泽东在延安与黄炎培谈话中用语）。
（四）真反力打，消除蔓延
改革开放30年来坚持反腐败，从机制、法制、政策方面建立了完备的体系，积累了丰富经验，现在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打出一个令人民满意的反腐倡廉局面。
第一、解决认识问题。理清反腐败与改革开放的关系，给反腐败在整体工作中一个合理定位，真抓实打。清醒认识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形势，狠抓反腐败工作的薄弱环节，作出反腐败阶段性规划，克服“算走算看”思想。
第二、认真贯彻落实现有的反腐败政策措施。对现有案件依法严处，限时结案，提高效率。同时要严肃查处坚决纠正反腐败职能部门的腐败作风，取信于民。
第三、认真贯彻落实干部管理政策，把好用人关，从源头减少、杜绝腐败，避免让老鼠、苍蝇进屋之后再打的困难和被动局面。组织人事部门不把好用人关则后患无穷。
第四、反腐败应从培养人才的上学时抓起。大学时期不论学什么专业，都要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让学生们在走向社会之前，真正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使学生树立为人民服务、报效国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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