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陈寅恪1949年去留问题补谈
拙文《陈寅恪1949年有意赴台的直接证据》1草成于2009年年底，其后不断修订，2010年3月底定稿。正式刊发时，因版面所限，篇幅稍有压缩。鉴于被删略的内容有助于了解陈寅恪当时的心境和选择，现连缀成文，继续求正于海内外方家。
两份最关键的文献
拙文所引用的两份最关键的文献，一份是陈寅恪1949年5月10日写给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马鑑和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的一封信，内容系委托二友代办入港之申请登记。信中略云：
近來時局日緊，將來廣州情形如何，尚不得知。弟於萬不得已時，或有赴港一避之舉，然決不輕動也。惟聞香港當局頒布一規則，將來入港境者，須預先請求許可登記，幷有於本月十五日以前截止之說。此項傳聞不知確否，但為預防萬一起見，茲將像片四張附上，敬請代辦。將來入港境之手續，若非有家庭及親戚在港不可者，則弟無家庭在港，只有曾昭倫〔掄〕夫人俞大絪女士，係弟之親表妹，現在香港師範學院任教，亦兩公所熟識者也，或可引為親戚之一例證。倘若有其他方法，亦請代圖之。耑此奉懇，幷祈賜覆為荷。……附像片八張，如不用，請仍寄還。2
另一份是同年5月31日傅斯年以史语所名义为陈寅恪一家向台湾省警务处申请办理入境证的电报底稿：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代电：
台湾省警务处公鉴：
查本所专任研究员兼第一组主任陈寅恪先生自广州携眷来台工作，兹附上申请书四纸，敬请惠发入境证是荷。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辰世 印
本所通讯处：台北市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室转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
经过比较上引两份文献，笔者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细节：陈寅恪为办理赴港入境证提交的是“像片四张”，为办理赴台入境证提交的是“申请书四纸”（据前引陈寅恪致马鑑、陈君葆函推测，此申请书似为陈氏或其夫人提交，而非朱家骅或傅斯年代办），两次都只准备了四个人的材料。众所周知，陈寅恪、唐筼夫妇共有三个女儿，难道除了夫妇二人外，三个女儿中还要留下一个在大陆？显然，这在情理上根本解释不通。
1948年12月15日，陈家从北平飞赴南京时，同行的是四人——陈寅恪夫妇、长女流求、幼女美延。当晚六点半到达南京3，只住了一晚，即搭夜车往上海，住在哥伦比亚路11号交通部公路局招待所（时陈寅恪妹婿俞大维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职是之故，有此便利），等轮船到广州。4次女小彭这年原本留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继续学业，在父母飞离北平前，因南京时局日紧，已随同伯父隆恪一家先期到达上海，借住地即交通部公路局招待所。5
1949年1月16日，陈寅恪一家自沪乘坐“秋瑾号”轮船前往广州时，同行的仍是四人——陈寅恪夫妇、次女小彭、幼女美延。6长女流求上一年自金陵女大附中高中毕业，暑假中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医预组，此时拟转入上海医学院学习。7据流求回忆，“一九四九年伊始”，九姑丈俞大维“因肠道疾患住上海江湾军队医院治疗”，她“曾到医院替换姑母照顾他几天”。8这年春节（1949年1月29日）刚过，俞大维携家人飞往广州，后至香港。直到1983年，俞大维在写给流求的一封信中还说：“我和九姑离开大陆时，曾在上海送你到上海医学院，当时我就知道别后不容易再见，很为伤心……”9两人的回忆都再次证明，流求当时未随父母同往广州。
据此，笔者以为，陈寅恪夫妇避往海外的念头是随着情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未必在逃出北平或离开上海时就已经有所预设。之所以在1949年5月采取双管齐下之法，以至于冒着长女流求有可能独自滞留上海的风险也要出行，同样是“时局日紧”，情势所迫。
女儿们的回忆
就在拙文发表前两周，2010年4月15日的《南方周末》刊出了陈氏三姐妹的回忆文章《我们的父亲陈寅恪》，下面这两段文字引起了我的格外关注：
1949年1月16日，父母带着小彭、美延登上招商局海轮秋瑾号出吴淞口，海上航行三天，19日先暂泊珠江口虎门附近……秋瑾号最后驶入珠江口黄埔港靠岸。……
旧历年刚过，九姑夫妇从上海飞往广州，流求到机场送别。在广州，父亲与姑父母经常见面、深谈。这是他们兄妹、表兄弟一生最后的聚会。姑父决定离开大陆，而父亲留在广州的心意已定，两人在穗也曾多次分析局势，详谈各人行止、今后考虑。10
这些文字，足以证明：1949年1月陈寅恪携家赴粤时，长女流求的确没有同行；直到同年5月分头申请办理入港、入台许可证时，流求仍然不在其列。揆以常情，陈寅恪夫妇之所以冒此风险，或许对长女另有安排，或许是不得已而为之。
陈氏姐妹所称1949年初春时父亲与姑父“多次分析局势，详谈各人行止、今后考虑”，自是可信；至于说“父亲留在广州的心意已定”，则似乎为时过早。
几句多余的话
陈寅恪1949年的去与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后来又曾经引发许多猜测和争议。于今观之，要想破解这个谜团，首要的工作是将后人贴在陈寅恪身上的诸多标签一一撕下，而把陈寅恪还原到彼时彼刻特定情境下的真实身份——他是一个南下躲避战火的难民，是一个时刻需要扶持的盲人，是病妻的病夫，是弱女的弱父，是风雨飘摇中小家庭的唯一支柱，是早已败落的大家庭的主要保障。换言之，从常识、常情、常理的角度出发，可能较之其他角度更加容易获得真解。
最后，笔者愿意以余英时的结论为基础，试着对这个问题作一个概括性的陈述：“陈先生最后未能离开广州固是事实，但我们决不能说他自始至终从来没有考虑过‘避地’的问题”11，因为已经有足够的材料证明他不但有过“避地海外的念头”12，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曾经付诸行动。
注释：
1 张求会《陈寅恪1949年有意赴台的直接证据》，载《南方周末》2010年4月29日。
2 见谢荣滚主编《陈君葆书信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1页。按：此信末言“附像片八张”，当系每人两张（其中一张，应为备份），四人合计八张。
3 据胡适1948年12月15日日记，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册，第727页。
4 据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143页；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合著《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30—231页。
5 此承陈隆恪之女陈小從2010年2月8日、2012年2月12日两次面告。据她回忆，其时同行者有孀居的大姑母康晦、堂妹小彭。陈小彭《小彭笔记》所述则微有出入，详《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143页。
6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143—144、147页；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8页。
7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142、147页。“医预组”，从《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第228页），《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则作“医预科”。又，据陈流求等回忆：“我们在上海住了一个月，父亲决定应岭南大学之聘，遂南下广州。当时流求入国立上海医学院借读，后转学入二年级，一人留在上医读书，未随父母南下。”见《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第231页。
8 陈流求《亲切的怀念》，载《人民日报》（海外版）1993年12月6日。
9 同上。
10 《我们的父亲陈寅恪》一文，节选自《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刊发于该书面世（2010年4月）前夕。此段引文，今见该书第232、235页。
11 余英时《跋新发现的陈寅恪晚年的两封信》，见余著《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新版），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68页。
12 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同上，第97页。
（原刊于《南方都市报》，2010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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