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本《寒柳堂集》

四　有这样一本《寒柳堂集》

2005年4月，北京马忠文君的朋友张学东君在京城旧书摊淘到一册《寒柳堂集》，内夹旧照片一张。因为书和照片都与义宁陈寅恪先生有关，承马君抬爱，嘱我考证一番。此次考证历时虽短，但感触颇深。现在拉拉杂杂地写出来，既是同道中人切磋交流的一次实录，更欲借此向不该被遗忘的前辈们略表敬意。

此书系蒋天枢先生整理《陈寅恪文集》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旧书摊上还能碰到，并不稀见。真正有意思的，还是扉页上的题字、印章（见图一），尤其是夹在书里的那张老照片（见图二）。

图一

图二

封面题字以蓝色圆珠笔书写，作“送给岱坚”，下钤一方红印，署时为“一九八三年”。印迹略有模糊，后经马君另一友人赵宏君考释，云：“该印仿的是战国古玺，水平尚可，印文应是‘遵骝’二字。但二字不是很规范，古玺文字中无此二字，是以小篆杂凑而成。‘遵’字无疑义；‘骝’字左为‘马’的大篆，右上为‘卯’，下当是‘田’，故定为‘骝’字。”

照片背后有繁体题字（见图三），也以蓝色圆珠笔书写，内容系对合影之说明：“蒋天枢伯伯、陈寅恪先生、陈夫人唐晓莹、陈先生第三女美彦（延？）。一九六四年照于广州中山大学校园内陈先生住宅前。”

图三

接到任务的当晚，我按照习惯，首先上网搜索，目标自然不是我熟悉的陈、蒋二先生，而是陌生的“岱坚”。至于印章，我素来不谙此道，当时又没有收到马君转来的赵君释文，只得暂时搁置。

首先上Google，可惜此处的“岱坚”好像和陈、蒋二先生不大可能有什么关联。再上“百度”，意外地发现了一位不同寻常的“岱坚”。十分有限的一个片断，提到了王浩先生，提到了西南联大，提到了清华研究院，这些便与陈寅恪先生有了关联。由此我推测，这位“岱坚”可能就是封面题字中的那位，至少有些像。不料一连数日，无论是家里还是办公室，怎么也进入不了“岱坚”所在的网页——“万维读者论坛精华版”，反复得到的结果只有一个：“该页无法显示。”屡试不爽之余，我推测应该是“非技术因素”在作怪，于是改而委托正在香港访学的吴仰湘君试试看。发出求救电邮的当天，吴君便从香港浸会大学的一个研究室里给我传来了一篇文章。

这篇署名被处理为“送交者：44”的文章，题为《我所认识的王浩先生》，篇末自署“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于Amherst”。文章写得好，情词并茂，纯洁质朴。与王宪钧、王岱坚父子相关的内容如下：

我是通过我的朋友王岱坚认识王浩先生的。岱坚的父亲王宪钧教授（我叫他王伯伯），是王浩五十年前在西南联大和清华研究院的老师，也是我最尊敬的人。王伯伯早年师从哥德尔（Kurt Gödel，数理逻辑中两个著名的“不完全性定理”的证明者）；而王浩，则是哥德尔晚年很少几个能接近他的人之一。前年十一月，王伯伯在北京逝世；去年六月初的一个星期天，我随岱坚到纽约郊外的一所乡间木屋看望王浩……

……五月十四日星期天早上，岱坚打电话告诉我，王浩去世了。……王浩是山东济南人，旅美近五十年，乡音不改。他为人纯洁朴实，言谈风趣，喜欢回顾故人旧事，对四十年代西南联大的岁月，尤其念念不忘，他常谈起金岳霖、冯友兰、王宪钧等前辈师长的事迹……

……王浩从不谈论自己的成就和影响，对师长朋友也不作无原则的恭维……对王伯伯他怀有极深的崇敬，行文时总要加上“我最亲切的老师”几个字。¹

王宪钧先生（1910—1993）与王浩先生（1921—1995）的师生关系，在齐家莹先生编撰的《清华人文学科年谱》中也得到了印证。这本特殊的“年谱”，还为了解王宪钧先生与陈寅恪先生的关系留下了线索：

王宪钧先生，山东福山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继而入研究所学习。1935年考取清华公费留学生，于1936年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学习数理逻辑。1938年学成归国后到昆明，在清华大学文学院哲学心理学系任教，其时陈寅恪先生是文学院中文、历史二系合聘教授。直到1947年1月公布“国立清华大学教职员名录”时，中文系的陈寅恪先生、外语系的吴宓先生、哲学系的王宪钧先生仍然同在一册。²

由此推测，陈、王二先生虽然各有专攻，但同在清华大学文学院任教，不应该毫无往来。当然，以年辈论，陈寅恪先生（1890—1969）应是王宪钧先生的师长。

众所周知，蒋天枢先生（1903—1988）也曾是清华学子。他与王宪钧先生有无交往，虽说难以考证，但仅仅念及王、陈两先生曾经共事这一层关系，寄赠一册《寒柳堂集》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如果书和照片确系蒋天枢先生寄赠王宪钧先生留念的，宪钧先生完全有可能再转送给儿子岱坚；况且，蒋先生较王先生年长，岱坚称为“蒋伯伯”也完全对题。

就在问题看似已经解决的时候，马君转来了赵君的释文，而且转述了张君提供的一条重要信息——此书曾是张遵骝先生（1916—1992）的藏物。这样一来，此前的推测便站不住脚了。于是，我转而将目光移到了张遵骝先生与陈、蒋二位的关系上。适逢友人胡文辉君2004年刚完成《陈寅恪诗笺释》，对张遵骝先生印象颇深。经他提示，陈氏1945年有诗涉及张，而蒋氏所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也值得参考。

按图索骥，果然有所收获。上古版《寒柳堂集》所附《诗存》、清华大学版《陈寅恪诗集》、三联版《陈寅恪集·诗集》，都收录了陈氏《十年诗用听水斋韵》，诗前小序有云：“乙酉七月，与公逸夜话作也。”此诗另有吴宓先生抄藏初稿，题作《与公逸夜话用听水斋韵》。《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称此四律“既欣张公逸之资禀，更多身世之感”，并且录存了吴宓先生誊抄时所作按语：“公逸为张遵骝，南皮张文襄公之曾孙。”³

南皮张氏、义宁陈氏的交谊，世人皆知，此不赘述。陈寅恪先生与张遵骝先生除了乙酉七月夜话之外，还另有文字缘。出自寅恪先生之手的，至少有一副1944年暑假在成都燕京大学为遵骝先生新婚而作的贺联——《贺张公逸先生、王宪钿女士嘉礼》，⁴此外，陈寅恪先生自1954年3月开始撰作《钱柳因缘诗释证》（后易名为《柳如是别传》），张遵骝先生在京曾为之校勘钱谦益的《投笔集》——“以北京图书馆所藏清咸丰间陈文田（砚香）藏旧钞本、□□（此处原文为方框“□”）学院所藏传钞本，校邓氏风雨楼所印笺注本”，⁵进一步丰富了文献上的储备，为陈寅恪先生的研究与创作带来了便利。

至于张遵骝夫人王宪钿女士，也绝少有人提及。网上搜索“王宪钿”的结果，只有两条较有价值：一、与人合译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二、向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校友基金”捐款1千元，登记表显示，“王宪钿”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心理学系。至此，我颇怀疑“王宪钿”为王宪钧先生之女弟。照常理而言，哥哥考取了名校，带动弟弟、妹妹一起来名校求学，时至今日也还屡有耳闻。但猜测只能是猜测，必须拿出证据。

既然吴宓先生曾与王宪钧先生同事，又曾手录寅恪先生《十年诗》，或许在他的日记里会留下一些将陈、王、张同时“扭合”在一起的记载。换言之，《吴宓日记》或许就是解决问题的枢纽。按照这一思路，我将1936年至1948年的《吴宓日记》像犁田一样翻了一遍。神秘的“王宪钿”终于撩开了面纱，而困扰多时的疑惑也在顷刻之间消解了。

1944年11月19日：

下午……4：30至南门内，金字街104寓宅，访张遵骝（公逸，南皮张文襄曾孙）、王宪钿（福山，宪钧之妹）夫妇。牟宗三（一号离中）已在，谈哲学。骝夫妇请到Tip-Top江湖晚饭，西餐。⁶

1945年10月12日：

夕4-5访王宪钧、王宪钿兄妹于金子街104。⁷

王宪钧先生与王宪钿女士的兄妹关系，终于得到了确证！吴学昭女士所作王宪钿小传如下：

王宪钿（1915—　），女，祖籍山东福山，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燕京大学心理学系研究院。历任燕京大学心理学系助教，上海女青年会协会、上海中国福利会干事。五十年代初，调至北京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从事儿童心理学研究工作。⁸

与人合译《发生认识论原理》、向清华大学“校友基金”捐款的“王宪钿”，应该同属一人，都指王宪钧先生之妹。⁹

最后一位需要重新认识的人物是张遵骝先生。为什么说“重新认识”？因为这位曾经以“张文襄公之曾孙”闻名一时、“广交游，美风仪，慷慨好义，彬彬有礼，家国天下之意识特强”¹⁰的贵公子，长期以来在不少学者的视野中竟消失得一干二净。渊雅高尚如王元化先生尚且闻所未闻，在其《一九九一年回忆录》中坦言：“我不知道张遵骝，从来没有人向我说起过他。”¹¹何况我等晚辈后生？

张遵骝先生当年如何以常人“不可及之性情与肝胆”¹²救助牟宗三先生，此处暂且不表；张遵骝先生解放后如何甘坐冷板凳协助范文澜先生修订《中国通史简编》，此处也暂且撇下。他与蒋天枢先生的交往，才是本文的最后一个关键。

吴学昭女士所撰张遵骝先生小传¹³，以及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尚君先生所作《〈卿云集〉前言》¹⁴，都提及张氏受聘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事。蒋天枢先生自1943年秋开始，一直在复旦中文系任职。张、蒋二位相识未必起始于同事复旦期间，但二人的交谊却没有因为解放初张调任北京而终止。1956年7月，蒋天枢先生有事入京。14日，张遵骝先生陪导蒋先生往晤前此来京公干的谭其骧先生；¹⁵次日，张遵骝先生陪同蒋天枢先生拜访蒋氏昔日同事金毓黻先生。¹⁶蒋天枢先生此行为何而来，谭、金二人均无记载。实际上，蒋氏此次赴京是专程将陈寅恪先生《金明馆丛稿初编》书稿“送交古典文学出版社（今中华书局前身）编辑陈向平先生”。¹⁷而在京期间，他就借宿在张遵骝先生宅中。¹⁸张、蒋交谊之深，于此可见一斑。

据朱浩熙先生所著《蒋天枢传》，《元白诗笺证稿》1950年由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室刊行后不久，陈寅恪先生“当即寄赠蒋天枢，并委托他分赠徐僧芋、柳贻谋及学生张公逸”。¹⁹就此而言，蒋天枢先生三十年后寄赠《寒柳堂集》，也可以说是秉承了老师的遗愿。

另据蒋天枢先生《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卷首“题识”，该书曾经钱锺书（默存）、张遵骝（公逸）两先生“惠予指正阙失，藉免愆尤”。²⁰由此亦可看出，蒋、张之间，诚非泛泛之交可比。

剩下来的还有那张旧照片，碰巧《蒋天枢传》卷首插页也有此照，图版说明作：“1953年9月中旬，蒋天枢赴粤，在中山大学东南区同陈寅恪及家人合影。左起：蒋天枢、陈寅恪、唐筼、陈美延。”考蒋天枢先生解放后曾两度赴粤拜谒老师，一在1953年，一在1964年。参诸《寒柳堂集》21前附插页，恰有一幅1953年9月蒋天枢先生与陈寅恪先生及其妻女等人之合照，衣着、容貌均完全一致。且《蒋天枢传》作者朱浩熙先生既是蒋氏同乡，又与蒋家有较深交往，第一手资料均由蒋夫人刘青莲女士提供。据此看来，此照应摄于1953年9月。王岱坚先生所记或系姑丈张遵骝先生转述，时空所限，偶有误忆也在所难免。

最后的结论是：此书及照片似由蒋天枢先生寄赠张遵骝先生，后由张遵骝先生转送其妻王宪钿之侄王岱坚。岱坚先生在照片背面题字时，将拍摄时间误为1964年。

宪钿女士或许还在北京，岱坚先生应该身在美国，如果有缘，很想听一听他们的评判。

注释：

1　申彤《我所认识的王浩先生》，载《读书》1995年第10期。

2　据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详见第126、216、217、325、326页。按：2005月5月29日承马忠文君电告，王宪钧是王懿荣曾孙，可参阅翟如潜、吕伟达等著《甲骨文之父王懿荣》（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再按：2012年2月20日承李开军博士函告，张之洞第三位夫人即王懿荣之妹。

3　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6—137页。按：《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之初版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25页）删略此按语。

4　陈寅恪贺张遵骝、王宪钿新婚之联，仅收录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陈寅恪集·诗集》（第184—185页）。据编者注，“录自张公逸、王宪钿先生所示”。

5　胡文辉《新发现陈寅恪遗物印象记》，载《收藏·拍卖》2004年第1期。

6　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9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53—354页。

7　同上，第520页。

8　同上，第354页。

9　关于张遵骝、王宪钿夫妇的回忆性文字，最新的似乎是“旗人Sogiya博客”所发博文《永安南里的张府》（上传时间为2012年1月11日8时38分41秒）。该文罕见地披露了王宪钿本人提供的两幅照片——一幅是“六十年代居家小照”，另一幅“一九九二年一月摄于寓所阳台”。据介绍，王宪钿“潜心研究心理学，是皮亚杰著作的译者”。网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6a5bc1390100y8h5.html。

10　牟宗三著《五十自述》第五章《客观的悲情》，见《牟宗三先生全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年版，第32册，《五十自述》第81页。

11　王元化著《九十年代日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12　牟宗三著《五十自述》第五章《客观的悲情》，见《牟宗三先生全集》第32册，《五十自述》第86页。

13　见《吴宓日记》第6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29页。

14　陈尚君《〈卿云集〉前言》，载复旦大学中文系编《卿云集——复旦大学中文系七十五年纪念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卷首。

15　见谭其骧著、葛剑雄编《谭其骧日记》，上海：文汇出版社1998年版，第90页。按：据谭氏日记（同前，第92页），蒋天枢是年8月10日始离京南归。

16　金毓黻在日记里数次将张遵骝误作“张镇骝”，详金毓黻著《静晤室日记》，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10册，分见第7206、7281、7353页。

17　据朱浩熙著《蒋天枢传》，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页。按：该传称蒋天枢“于1956年8月专程赶赴北京”，据谭其骧、金毓黻日记，此时间似有误。

18　同上，第151页。

19　同上，第131页。

20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卷首之“题识”，1981年初版本与1997年增订本相同。

21　陈美延整理《陈寅恪集·寒柳堂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原刊于《收藏·拍卖》，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