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让更多人认识陈寅恪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1当年一纸风行，作者陆键东12年后对当时的热销、热评记忆犹新：“一九九六年三月下旬，上海举行第十一届文汇书展，三联书店带着一批新版书参展，在三月中才印出少量样书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有数十册被带往上海随附上架，结果引起轰动，时评述为‘没几分钟便被争购一空’。随后四五月间海内外出现了第一轮的热评……”2此次，该书被选为《南方都市报》策划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化总结”十大图书之一，本身足以说明它的特殊价值。十余年后的今天，对这本书重新作出评估，正当其时。
个人、时代的“茫然与哀伤”
评估《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主要影响，不能不提到两个重要年份——1989年和1992年。1989年世界格局的剧变，使得光荣与梦想急剧消释，“深沉”、“深刻”、“深奥”迅速淡出，“失落”、“痛苦”、“彷徨”开始弥漫。
一波甫平，一波再起。1992年中国掀起全面市场化的阵阵浪潮，日益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彻底丧失了80年代新启蒙运动中的自信与乐观，“走出深刻”之后的失落与痛苦尚未消失，面对“经济大潮”的困惑与矛盾又油然而生。于是，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在随后的数年里，自南而北，逆流而上。在商品经济的狂风巨浪中，这场不合时宜的大讨论除了留下“恢复人文精神”和“重建精神家园”等等苍白无力的口号之外，最大的“收获”还是让知识分子见识了一番商品经济的巨大能量。知识分子痛苦而无奈地意识到，自己再也不是当代的文化英雄和精神价值的塑造者。如何为自己重新确立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依托，或者说如何尽快塑造足以抗衡商品大潮的英雄、偶像，成为知识界的当务之急。
就在“人文精神大讨论”即将归于沉寂的1995年年底，《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横空出世，旋即在知识界催生了一轮颇具震撼力的“陈寅恪热”。晚年陈寅恪近乎传奇的遭遇，经过作者的着意渲染，满足了各类读者的不同需求，更让苦苦寻觅中的知识界如获至宝——原本模糊不清、苍白无力的“人文精神”，终于因为“晚年陈寅恪”的及时出现而变得具体生动、真实感人。无心成为英雄或伟人的陈寅恪，根本无法回绝后人强加的一顶顶桂冠——其中最具有号召力和战斗力的便是“文化英雄”。3
显而易见，一般知识分子从陈寅恪这位被象征化或者符号化的“文化英雄”身上最急于获得的，“不是其学术本相，而是其为学之魂”，就此而言，《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可谓“正逢其好”；4旧伤未愈、新痛又添的当代知识分子，“彼此间相看两厌的，不过是折了翅、拔了毛的落水鸡而已”，也只有“腾空飞出、遍体生辉的火之凤凰”才足以抚慰其心灵、振奋其精神，就此而言，《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可谓“正逢其时”。5
陆键东的一段追述，则可以视为与特定时代知识分子心灵需求相对接的内因：
一九九二年与一九九三年之间，精神的困顿常令我备感痛苦，今日重检这段时期写下的一些心灵独语，其抑郁盖可见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茫然与哀伤。而某种如天籁般的召唤力总在心灵深处不断敲打。某日终于明白我所为何来。6
……
它交织着现实与个人精神的困惑与痛苦，以及久抑之下必蓄冲缺牢笼的气势。这或者是九十年代中后期大陆人文思潮重又涌起新浪潮的一个缩影。7
“史事重构的唯一途径”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自问世以来，“不断出现一些事端，小者有不利的传闻，大者有相关部门的正式调查等等”。8围绕该书的争议也一直不断。但在肯定该书的文献价值方面，却是众口一词，赞誉良多。专业人士冯伯群的统计结果是：“全书531页，引文的标注达524处……与档案馆藏直接相关的地方共205处。”9
据作者自述，“《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是在超过千卷档案卷宗的翻阅积累上而成的”10。除了辑录广东省档案馆、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的有关档案之外，《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在抢救、保存相关当事人的口述历史方面也功不可没。所有这些，不但确立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而且为后来的陈寅恪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即以胡文辉新著《陈寅恪诗笺释》11为例，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该书征引《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就接近200处。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最为人称道的一个典型材料，是1953年12月1日汪篯记录的陈寅恪自述《对科学院的答复》12。人们在评论晚年陈寅恪和《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时用得最多的两个成语——“惊世骇俗”和“石破天惊”——其实最适用的对象正是这份自述。1995年把这份自述公布于世，且不论是否真的如某些论者所说的那样“又推动了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至少可以视为“陆键东为20世纪的学术史和思想史作出的一项贡献和功绩”。13
另一条史料同样重要，因为事关陈寅恪是否“后悔未泛海去台”14。陈寅恪、唐筼夫妇是否因去留问题而发生争执，历来说法不一。《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引用1962年4月《陈序经谈高校工作和知识分子等问题》这一卷宗15，为陈夫人的香港之行“第一次提出了文献的证据”16。此一疑难，后经胡文辉继续广征博引，终获确解，17然而陆著首创之功不容遗忘。
文献的搜集利用，后来居上，实属自然，但旧者是否真的已经物尽其用，仍应保持警觉。举一个例子：胡著《陈寅恪诗笺释》取材广阔，不过百密一疏，至少仍可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增补一条关于罗孟韦的材料。据谢泳为胡著所作序言，罗孟韦是中山大学教授，曾经传抄过陈寅恪的23首诗稿，抄本中有些诗的标题与陈诗的通行本不尽相同，因而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18胡著虽然有17处引用了“罗孟韦抄本”，但对于罗氏生平并无任何说明。事实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专门有一段叙及陈、罗的交谊19，这段文字来自罗倬汉夫人黄菊清的回忆，自属可信，完全可以据此对谢序和胡著进行补订。据了解，罗倬汉字孟玮（又作孟韦）、干青，曾任教于中山大学师范学院（抗战迁校云南澄江时期），后任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历史系主任、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另据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宋德华教授见告，罗倬汉先生逝于1985年8月。
论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辑录文献之功，不得不提1997年3月至2000年11月的那桩官司。据称，陆键东因“擅自公布档案”而侵害龙潜名誉权一案，是在《档案法》实施以后“因利用和引用档案而引发的唯一一起司法案件”。20作为败诉方的陆键东与三联书店，除了登报道歉和赔偿龙潜后人合计5000元“精神损失”之外，还接受了在未进行删改之前不得重印、发行该书的判决。21事后，当有人问陆键东：“我们可不可以用‘××’代替呢？”陆坚定地说：“那样我宁愿永不再版！”22此事的是非曲直暂且不议，作者对于所辑档案的珍视和自信，倒是“大大增强了本书内容在读者心目中的真实性与可靠性”23。或许这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为什么余英时会对《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文献价值给予那么高的评价：“陆键东先生的最大贡献便是做了我十分想做但完全不可能做的事。更重要的是他的实地调查是以从北京、广东省到中山大学的现存档案为主要对象，有关当事人的访问纪录则处于次要的辅助地位。这样获得的史料是人人可以重新检证的客观存在。这是史学上所谓‘史事重构’的唯一途径，古今中外都是如此。”24
“一团浓得化不开的云雾”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情感似“一团浓得化不开的云雾”25，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剩下来的是如何看待和能否接受的问题。有人将情感太浓的原因归结为作者太年轻——出版此书时才35岁，也有人以为与作者的职业——广州市文艺创作研究所专业编剧——有关，还有人觉得“许是作者为该著准备时间太长，也走得太辛苦，难免有爱之近溺之意”26。
根据我与陆键东有限的几次接触来看，这可能与他的个性不无关系。记得2005年9月某晚，陆键东请台湾学者王震邦吃饭，邀我和胡文辉作陪，陆的一位曹姓朋友也在座。席间，陆键东像四年前那次聚餐时一样，说的比吃的多，又为了已故某历史学家有无廉耻之事与曹姓朋友高声疾呼，结果招来了邻桌三位女士的抗议。见识了作者的这般性情，大概就不难理解这本传记的风格了。
至于谷林替读者着想，以为“只剩得同声一哭，不克回环咀嚼矣”27；止庵觉得作者太过亢奋，“至少从态度上讲，不能不说它是一本非常浮躁的书”28；程巢父则在认可《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确“做了过多的情绪化的渲染，这诚然造成一种缺陷”的前提下，认为不可随意伤害潜伏在“陈寅恪热”背后的“一个时代的共同情绪”和“微弱的民气”，而应“慎加珍惜”陆著发掘史料、唤起大众关注陈寅恪命运的良苦用心……29所有这些，虽有异同，但都值得关注。
与情感过浓互为表里的，便是书中时常可见的“大而无当”30的词语、“夸饰而煽情”31的文句和“很像电视片的解说词”32的整体语言风格。“作者在许多事情上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因为“缺乏平常心”，难免“将陈寅恪的心灵痛苦及生命体验的沉痛也夸大了”，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似乎过于世故”。33
我此次重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所依据的仍是1995年12月的首印本，该书随后多次被“再版重印”，不知道是否有好事者改正了初版的错别字（不少于20个）。至于我以为欠妥的其他缺憾，如引用常见典故的失当、以臆测代替考证、生造词的使用等等，或许可以留待日后详谈。我想，对于好书，求全责备是应该的，因为只有好书才当得起这样的重视。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键东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12月第1版）
注释：
1 陆键东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12月第1版。
2 陆键东《历痕与记忆》，载王世襄等著《我与三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成立六十周年纪念集》（以下简称“《我与三联》”），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92页。
3 参阅李勇《文化英雄、文学想像与身份焦虑》，载《书屋》2001年第9期。
4 陈思和《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载《天涯》1998年第1期。
5 同上。
6 陆键东《历痕与记忆》，载《我与三联》，第186页。
7 同上，第190页。
8 同上，第193页。
9 冯伯群《引用档案惹出的一场官司：〈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版以后》，载《档案春秋》2006年第3期。
10 陆键东《历痕与记忆》，载《我与三联》，第190页。
11 胡文辉著《陈寅恪诗笺释》（上、下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2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111—113页。
13 程巢父《人性人情总相通：就陈寅恪“话题”与止庵先生商榷》，载《东方文化》2001年第4期。
14 周一良1989年5月30日致余英时函，见余英时《“后世相知或有缘”：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谈起》，见余著《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新版），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83页。
15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39页。另参阅该书第26页注释。
16 余英时《“后世相知或有缘”：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谈起》，《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新版），第285页。
17 详胡著《陈寅恪诗笺释》（软精本），上卷，第344—347页。
18 谢泳《〈陈寅恪诗笺释〉序》（原题作《陈寅恪诗的标题问题》），见胡著《陈寅恪诗笺释》，卷首，“序二”。按：可参阅谢泳新作《陈寅恪诗抄本之谜》，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2年7月1日。
19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522页。
20 冯伯群《引用档案惹出的一场官司：〈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版以后》，“编者按”。
21 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告》（2000）二中执字第1522号，此据冯伯群《引用档案惹出的一场官司：〈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版以后》。
22 王兆阳《〈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不能再版之原因》，见“初学记”天涯博客（hopefulsun.blog.tianya.cn），提交日期：2007年8月16日。
23 冯伯群《引用档案惹出的一场官司：〈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版以后》。
24 余英时《“后世相知或有缘”：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谈起》，《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新版），第280页。
25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267页。
26 “江北土著”《2008年，读了几本书》，见“一个人的书房”天涯博客（gufei.blog.tianya.cn），提交日期：2008年12月25日。
27 谷林致止庵函，止庵《谈传记》引录，载止庵著《六丑笔记》，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28 止庵《作为话题的陈寅恪》，载《中华读书报》1999年10月27日。
29 程巢父《人性人情总相通：就陈寅恪“话题”与止庵先生商榷》。
30 蒋寅《考量历史的平常心：〈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读后》，载《开放时代》1998年第5期。
31 陈思和《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
32 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平田昌司评语，见蒋寅《考量历史的平常心：〈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读后》。
33 蒋寅《考量历史的平常心：〈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读后》。
（原刊于《南方都市报》，2009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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