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诗笺释》序

十　《陈寅恪诗笺释》序

文辉的《陈寅恪诗笺释》快要出版了，他约我写几句话。因为我这些年也在做一点义宁陈氏的研究，又提前看过此书的初稿，这才壮起胆子答应下来。想说三个问题。

一、义宁陈氏数代皆能诗擅文，为什么偏偏陈寅恪的诗特别需要笺注？

从陈宝箴的父亲陈伟琳算起，截至陈宝箴的曾孙陈封怀、曾孙女陈小從，确凿可信的诗人至少有五代，“诗文世家”绝非浪得虚名。五代诗人当中，诗名最盛、作品流传最广的当然要数陈三立。陈寅恪的诗作，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即便是在家族诗人群中也称不上最有代表性，偏偏是他的诗最需要笺注。

解释这个问题，不妨先打一个不一定很恰当的比方：陈宝箴之诗，堪称政治家之诗；陈三立之诗，更似文学家之诗；陈寅恪之诗，则是史家之诗。史家之诗，所谓“诗史”也，原本不以胸襟气度见长，也不以诗情文采取胜，诗人自己和后来人更为看重的都是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内容。虽说陈寅恪在民国年间的诗作因为时过境迁，今日也需笺注方能通解，但可以肯定的是，假如没有最后20年（1949年至1969年）的奇特遭遇，大部分陈诗完全可以不必添枝加叶——即使要做笺注，难度也会小很多，争议也会少很多。一句话，这最后20年既是陈氏晚年诗作形成的直接基础，也是为之笺释的主要原因。

将陈宝箴、陈三立、陈封怀与陈寅恪稍作比较，或许更能说明这一点。这四代人虽然都曾身逢乱世，但其实颇有区别：

陈宝箴崛起于政坛之际，外患大于内忧已成定局。如何摆平维新派内部激进与渐进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挽救民族危机留一片希望之土，理所当然地成为陈宝箴最大的人生目标。写诗作文是陈宝箴在紧张的政治斗争之余发抒胸臆、放松神经的工具，当然也是融合官绅阶层、“做思想政治工作”的道具。相信陈宝箴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孙儿会因为写诗而饱受猜疑和攻击。

陈三立晚年的诗作，牢骚不断，忧患不绝。他的诗公认很难读懂，一是古典既多且冷，二是包藏了不少今典。但学宋诗的，谁不用偏典僻典？作诗填词的，又有谁不影射时事？更何况从来没有人告诫陈三立“这些可以写，那些不能写”、“应该这样写，不能那样写”。把诗写得不那么好懂，纯属个人自愿，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力避俗熟”。相信他也不会想到，儿子写诗的自由居然会受到威胁。

陈寅恪的生存压力，仅仅比他年幼十岁的侄儿陈封怀应该最有体会。作为一位道德文章无愧先世令名、堪称后世表率的著名植物学家，陈封怀在1949年至1969年的遭遇和表现，同样令人尊敬、令人同情。但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陈封怀在应对世俗上与陈寅恪还是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异。

完成义宁陈氏最惊世骇俗之举的重任，冥冥之中似乎早有安排——此举诚非陈寅恪莫属。因为，传统士人的坚贞不屈与现代知识分子的特立独行，毕竟只在陈寅恪身上才得到了罕见的统一。陈寅恪诗之所以佼佼于家族、超绝于尘世，应该根源于此。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诗作居然也要笺注，这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讽刺（当然，旧体诗需要笺注还有一大重要因素，那就是旧体诗在形式上尤其是精神上的断代。此处暂且掠过）。生活在21世纪的人为之笺注，绝非为了还历史一个讽刺，而是包含了无穷的深意。在我看来，弄清楚陈诗影射的具体事实固然十分重要，但由此了解作者不得不隐晦曲折的苦衷，可能更有意义。推而言之，探寻一番郭沫若们在同一时代创作、编选“红旗歌谣”的心态，其实也有异曲同工的价值。

二、陈寅恪诗到底有没有“暗码系统”？

陈诗承载了太多的诗歌以外的信息，可惜受制于特殊的环境，这些信息往往添加了“密码”，使读者无法轻松自如地获取、利用。研究陈诗最有影响力的余英时氏认为陈诗包含了一个“暗码系统”，赞同者大有人在，讥讽者也不乏其人，最为尖锐的批评是直斥为“走火入魔”。其实，托古讽今、影射现实、借题发挥、隐辞曲笔等等，既非陈寅恪首创，更非陈寅恪独擅。对他来说，晚年作诗其实也是在作史，何况作诗远比作史快捷？选择旧体诗，是因为最适合自己，除了技巧、手法上的便利之外，更是身份、情感上的相称。陈诗的所谓“暗码”，说到底也还是旧体诗“暗码”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只不过破译别人的旧体诗“暗码”一般来说没有什么太多的顾忌，而解读陈诗则多了许多技术以外的掣肘。

就数量而言，现存于世的陈诗尚不满300首，而且并非每一首都暗藏机关；即使是那些公认藏有玄机的诗作，也往往源自一时一事的触发，彼此之间很难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窃以为陈诗虽有“暗码”，但难成“系统”。

三、笺注陈诗最大的难处究竟是什么？

根据我的浅见，最大的难处既非古典之生涩奥衍、恶俗恶熟，也非今典的疑云密布、顾忌重重，而是笺注者自身的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因为笺注的是陈寅恪的诗，作者身份的特殊性以及创作时代的荒诞性，很容易诱使笺注者步步为营、处处设防，难免会明处生暗鬼，使原本简单的问题转而复杂化。

姑且举一个类似的例子。陈宝箴之死，到现在还有人不吝笔墨地发覆索隐。除了将宗九奇多年前提供的那条孤证¹翻版重铸之外，论者往往又对陈三立诗中的某些典故强作解人，但每每难以令人信服。至于继续将陈三立在父亲死后异乎寻常的哀痛之辞当作证据的做法，实在有些令人无可奈何——如果“祸延显考”、“罪孽深重，不自殒灭”、“通天之罪，锻魂剉骨，莫之能赎，天乎！痛哉”²之类的旧时套话也要较真，那么今日悼词习见的“永垂不朽”也就真的管用了。

（《陈寅恪诗笺释》上、下卷，胡文辉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

（2004年11月29日完稿，12月28日改定。2012年1月13日增订）

注释：

1　1982年，宗九奇发表《陈三立传略》一文（载《江西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0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首次披露戴远传（字普之）《文录》所记陈宝箴被慈禧赐死之“史料”；此“史料”另见宗九奇《陈宝箴之死的真象》（载《文史资料选辑》总第87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3年版）。据宗文注释，这一“史料”由其尊人宗远崖“抄录”于1952年冬，时宗远崖、闵孝同等往访戴远传，亲见亲闻于戴翁宅中。宗文所述此最重要“史料”之由来，看似凿凿有据，实则难以尽信。笔者藏有宗远崖氏1984年8月8日致陈小從（陈宝箴曾孙女）函之影印件，内云：“承询戴老普之所述右铭公遗事，经反复思索与回忆，仅能得其一二。一九五二年冬，崖从闵舜白（名孝同）、汪际虞二翁过访戴老。闲谈中，闵翁言及散原先生所作《先府君行状》，其末有‘忍死苟活，盖有所待’之语，疑必有难言之恸而未可见于文者。戴老闻之色立变，意甚苦，良久不语，后乃入室取著《文录》记右铭公冤死一文以相示。（崖默识文中要语数句，归而录于旧书空页中，小儿九奇所作《陈三立传略》已引用）戴老言当时义和团正猛烈发展，帝国主义群起干涉，维新派著名人物唐才常亦欲乘机起事，清廷下令通缉追捕。时有恶右铭公于西太后左右者，谓右铭抚湘时，积极推行新政，影响特大，倘为唐才常所得，则东南半壁局势殊难收拾，西太后因下密旨令江西巡抚松寿就地处置，不得向外张扬。时其父（名闳炯）任千总，从往西山；既宣旨，右铭公被胁迫悬梁，千总见其身犹抽搐，因引其足而气始绝。今戴老去世已三十年，其子明震亦死，明震少子德威（熊贞玉所生）尚时来崖处问学，云其先人遗著于‘文革’中被抄一空，是否尚有流落于人间者已不可知。”“赐死”之说兴，信者不乏其人，疑者亦不在少数，最新的考辨文字可参阅李开军《陈宝箴“赐死”考谬：与刘梦溪、邓小军两先生商榷》（载《文史哲》2011年第1期）。

2　“祸延显考”、“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等，实为旧时讣告、哀启、行状惯用的夸饰性词句，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亦未能免俗。如陈宝箴《陈母李太夫人讣告》：“不孝树年等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显妣。”（见汪叔子、张求会编《陈宝箴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863页）《陈母李太夫人行状》复云：“临终之日，神明不乱，正席起坐如平时。不孝树年、宝箴暨诸孙、曾孙等亲视含敛。恸惟侍奉无状，罪孽深重，呼天抢地，百死莫赎。徒以灵榇未归，窀穸未就，不得不苟延残喘，匍匐终事。”（同前，第1865页）再如陈三立《诰封一品夫人先妣黄夫人行状》：“夫人遽以十二月十八日卒，享年六十有六。逾三日，不孝始返视含敛。呜呼！天殆欲暴不孝罪恶于人世邪？何其酷邪？”（见《散原精舍文集》，上海：中华书局1949年版，卷五，第5页）《先府君行状》则云：“不孝不及侍疾，仅乃及袭敛。通天之罪，锻魂剉骨，莫之能赎。天乎！痛哉！……不孝既为天地神鬼所当诛灭，忍死苟活，盖有所待。”（同前，卷五，第15页）

（原刊于《中国文化》，2007年春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