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陈寅恪讲义《敦煌小说选读》相关问题续探
一、引言
2003年9月,笔者在友人帮助之下,通过网上竞拍,购得《敦煌小说选读》一册。此书原为清华大学毕树棠藏品,高28.5厘米,阔16.5厘米,铅印直排,每页12行,每行36字。版心有鱼尾,上象鼻有“敦煌小说选读”6字1,下象鼻有“国立清华大学讲义”8字。各篇原系相对独立,合装成册,外加红色封面,贴有纸条,上有毕树棠毛笔手迹:“敦煌小说选读”。内文另有毕氏钢笔手迹两处,均题作“陈寅恪先生讲义”。
经笔者初步考证,此书当系陈寅恪在清华大学授课时所用讲义之汇编,因其中藏有上海古籍版《陈寅恪文集》以及三联书店版《陈寅恪集》失收的陈氏佚文一篇——《敦煌本〈太公家教〉书后》,故此意义非同寻常。有关佚文的内容、撰写时间、历史价值以及失收原因,笔者曾有专文考证2,此不赘述。本文拟就相关问题再作探讨,以期海内外方家释疑、指正。
二、全书篇目及点校等简况
1.《维摩诘经菩萨品演义 北平图书馆敦煌写本光九四号》,9页。前书“陈寅恪先生讲义 毕树棠藏”(钢笔繁体字)。
按:此文有标点,有校勘。具体校勘符号约有三种:①(),表示改正错讹;②(?),表示存疑;③〔〕,表示补入文字。例如:
①如此丽质婵娟,争不忘(妄)生动念。
②身柔软兮,新下巫(?)山。貌娉停兮,才离仙洞。
③知喧哗为生死之因。悟艳质是〔轮〕洄(回)之本。
又按:此篇末页背面靠装订线处,有蘸水钢笔所书数字“3”,字迹远较篇首毕树棠题字(似用自来水笔写成)陈旧。
2.《巴黎国民图书馆敦煌写本部伯希和收藏第二九二六号》,2页。前书“陈寅恪先生讲义 毕树棠藏”(钢笔繁体字)。
按:此文无标点,无校勘,仅于篇首、篇末分别注明“(前缺)”、“(下缺)”。
又按:此篇末页背面有蘸水钢笔字“9 第2学期起”。
3.《诸经杂缘喻因由记 北平图书馆敦煌写本腾二十九》,2页。
按:此文有标点,有校勘。
又按:此篇末页背面有蘸水钢笔字“4”。
4.《舍利佛起精舍因缘 上虞罗氏藏敦煌石室本》,2页。
按:无标点,无校勘。前注“前阙”,后注“下阙”。
又按:此篇末页背面有蘸水钢笔字“2”。
5.《维摩诘经押座文 伦敦博物馆敦煌写本》,2页。
按:有标点,有校勘。最后一段作:“不似听经求解脱。学佛修行能不能?能者虔恭合掌著!经提(题)名目(别本作字此本原作字复改目)唱将来!”其中“(别本作‘字’,此本原作‘字’,复改‘目’)”不知是否陈寅恪选录时所作校注。
又按:此篇末页背面有蘸水钢笔字“5”。
6.《慧远外传 伦敦博物馆敦煌写本》,2页。
按:有标点,有校勘。第一部分篇首注“阙”。第二部分内有句云:“挞遣出九农。长养(此字涂傍注一字似是扬字)并五策。”圆括号内11字,似与上例同。
又按:此篇末页背面有蘸水钢笔字“6”。
7.《目连救母变文》:(一)伦敦博物院藏敦煌写本,(二)北平图书馆藏敦煌写本成字九十四号,共3页。
按:此篇末页背面有蘸水钢笔字“7”。
8.《目连救母变文》:(三)北平图书馆藏敦煌写本丽字八十五号,(四)北平图书馆敦煌写本霜字八十九号,(五)伦敦博物院藏敦煌写本,共7页。
按:此篇末页背面有蘸水钢笔字“10”。
又按:《目连救母变文》各本均不全,合北平、伦敦两地5种写本,始成一足本。各本述同一事者,文字有异同。又,各本均有标点、有校勘,首尾相连,脉络尚清晰。
9.《太公家教》,4页。
按:有标点,有校勘。篇首注“(上阙)卷”。正文首句残缺开篇:“(上阙)代。长值危时。”
又按:此篇末页背面有蘸水钢笔字“13 第2学期完”。
10.《敦煌本太公家教书后》,下署“陈寅恪”(铅印),2页。
按:此篇末页背面有蘸水钢笔字“12”。
11.《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下署“陈寅恪”(铅印),4页。
按:此篇末页背面有蘸水钢笔字“8 第1学期完”。
12.《西夏文佛母孔雀明王经考释序》,下署“陈寅恪”(铅印),2页。
按:篇首天头另有蓝色圆珠笔字迹:“王静如考释,陈为之序。”字体苍老,且以简体书就,或系毕树棠晚年补写。
三、关于清华讲义之编写
上述12篇讲义中,共有11篇在末页背面书有表示次序的数码,此数码应为各篇讲义最初的印发次序。除了第5、6、7篇以外,其余8篇的装订次序与原来的印发次序并不一致。这一差异的形成,以及各篇讲义错漏的产生,应该与当年清华讲义的制发过程有着直接关系。
事实上,装订次序与印发次序不相一致的情形,绝非仅此一例。以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的王国维为例,他发给学生的讲义和文章,都是根据授课的进程而随印随发的,其制发过程一般是由助教赵万里将王氏手稿抄成清稿,交抄胥誊写油印,而先已印行的文章则往往直接将印本交给抄胥誊写油印。抄录、誊写、排印诸环节都可能发生错误,当然也不排除王国维本人偶尔笔误的可能。虽说各篇讲义所记页数自为起讫,但在讲义篇数较多的情况下,各篇先后次序难免混淆。遇到个别讲义因仅有一页而未记页数,或者讲课途中随时补发的讲义,汇总编排时更是不易给出准确的顺序。3
王国维于1925年4月就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教授,开普通演讲课并指导研究生,先后印发讲义111张,后来为了便于保存,由研究院办公室按线装书的形式汇订为一册,盖上研究院印章,注明“清华学校研究院讲义(王静安先生)”,并于首页之前编附《目录》2页,自《古史新证》至《西吴徐氏印谱序》,共29篇。4在这部讲义汇编中,《中国历代之尺度》、《莽量释文》、《蜀石经残拓本跋》、《释乐次》等4篇,无论是写作时间还是印发时间,都晚于那些器铭考释和释文,但在装订成册时,或者前后倒置,或者穿插其间。“由此可知这本讲义的装订次序并不反映当时印发讲义的次序,至少并不完全反映那种次序。”5
陈寅恪应聘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第二个月(1926年8月),就由吴宓推荐,安排浦江清担任他的助教。1929年研究院解散后,浦江清转至清华大学中文系任助教,1932年任专任讲师,1937年任教授,一直与陈寅恪共事。6虽然目前还无法确定浦江清是否承担了《敦煌小说选读》的抄写工作,但浦江清与吴宓一样,也在日记中对于编写讲义留下了一些记载:
(一)《吴宓日记》:
1925年12月30日:“研究院学生来函,不肯应赵元任先生《语音学》考试。又来函,求梁任公著之《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讲义。”7
1929年5月19日:“终日编讲义,苦作。”8
1929年5月22日:“type-write 讲义。”9
1929年9月19日:“晚饭时,有女生来索讲义。”10
1930年4月5日:“午饭后,女生欧阳采薇来索讲义。未见。”11
1930年4月23日:“9—11欧阳采薇等三女生来求讲书,以考试在即故也。”12
1939年10月5日:“宓今日编讲义。于各国文字之源流,多请教于邵循正君。其绩学可佩也。”13
1939年10月6日:“下午,编理讲义。3—5至系主任室打印。”14
(二)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增补本):
1932年1月19日:“下午返校,翻看余半年来所讲中国文学史之讲义,因明日考试须预先出题也。……讲义不甚满意,大概再教二三年后方能成书。”15
1942年12月26日:“上午未出门。读《散曲丛刊》,选关汉卿以下小令若干,抄写付讲义。”16
1943年1月3日:“此数日留研究所,选元人散曲作讲义。”17
1949年2月8日:“上午,上中文系办公室。交冯君抄印《唐诗选》讲义若干页。在图书馆查看《新唐书》。下午,读《闻一多全集》中《唐诗杂论》数篇,参阅其所选《唐诗大系》。”18
上引各条记载,时间跨度长达20余年,足以表明讲义作为一种为讲课而编写的教材,同样在清华教育史上曾经发挥过不可低估的作用。清华大学至今仍然有评选优秀教材、讲义的制度,不过笔者更感兴趣的是以下这些问题:
第一,当年的讲义,从编写到印制再到散发,到底有哪些明文规定的制度?像吴宓那样做事一丝不苟、勤勤勉勉的人,不惜自己打印讲义,但大多数教师是否都交由助教或抄胥代劳?此外,从研究院学生来函“求梁任公著之《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讲义”、“女生欧阳采薇来索讲义”等文字来看,教师发放讲义的做法似乎也不一致。
第二,与此相关,清华讲义的收费情形也无从探究。当时,北京大学教员讲课,有指定课本者,有印发讲义者,课本由学生自购,讲义的印刷费最初似乎未向学生征收,后因“各科讲座大多增发讲义”,1922年10月“北京大学评议会决定再收讲义费每位学生一块钱”,不料由此引发了一场“一块钱风潮”。19时隔一年,鲁迅在北京的两所学校担任兼课教授,他上课使用的讲义《中国小说史略》在付印时,由本人负责销售200册,故而也采取了收取讲义费的做法。20虽然清华经费充足而且经济独立,但上述两例或许仍然有助于推测清华讲义费的情形。
第三,作为全校图书资料的大本营,清华图书馆在讲义的编写过程中无疑起到了资料库的作用,但除此之外,是否还承担了其他的功能——例如讲义的整理成册、入库收藏、借阅流通等等?与此相关的是,毕树棠个人拥有此册《敦煌小说选读》,究竟是图书馆剔旧时为毕购得,还是通过什么其他途径?
四、陈文失收原因补述
《敦煌本〈太公家教〉书后》未能收入陈集的原因,估计是最早整理《陈寅恪文集》的蒋天枢从未见过此文,当然也不排除其他可能。
清华国学研究院于1925年9月9日开学,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于1929年秋提前结束。陈寅恪自1926年7月到校后,一直与国学院相始终。1926年暑假后开课,陈寅恪开设题为“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的“普通演讲”,21并指导研究生。1928年8月17日,清华学校易名为清华大学。陈寅恪于国学院结束后,“任中文、历史系合聘教授,并为中文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开专题课。中文系和研究所开‘佛经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等。史学系则开‘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等课。”22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陈寅恪“授课之余,精研群籍,于唐代文学及佛经多所涉及。所特好者,用力尤勤”23,开始了他学术生涯中着力研究敦煌学的第一个主要阶段24。
后来受命于危难之际、独力完成《陈寅恪文集》整理重任的蒋天枢,则是清华国学研究院招收的第三届学生,时在1927年。据陈寅恪1956年自述,他与蒋天枢“1928年在清华是师生关系”,25估计是指主要授课时间在1928年26。蒋天枢1930年秋毕业后,先后在北平师范、河南大学、东北大学等校任教,1943年秋受聘为北碚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271949年解放后至50年代末,陈寅恪与蒋天枢虽然天各一方,但师生间书信不断:陈寅恪托蒋天枢“在上海图书馆查材料”,蒋天枢则“常通信问业”。281964年5月末,蒋天枢抵达广州,“陈寅恪将晚年编定的著作整理出版全权授与蒋天枢”。29
据此,笔者以为,蒋天枢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期间(1927年至1929年),应该没有看过陈寅恪发放给学生用作讲义的《敦煌本〈太公家教〉书后》一文。离开清华后,1931年至1932年、1937年在北平,301943年在重庆,1946年在南京,1948年至1949年之交在上海,1953年、1964年在广州,蒋天枢曾有多次拜谒亲炙的机缘,31如果陈寅恪有意将此文收入文集,应该不会不向蒋天枢提及。即便是陈寅恪出于某种考虑,无意将此文收录,至少也会谈及,而蒋天枢编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时,于“论著编年目录”内至少也应该稍作提示。32推测的结果是,蒋天枢应该从未看过,甚至从未听说过老师的这篇短文。至于陈寅恪本人,或因年代久远追忆未及,或者另有他故,致使此文最终未能收入文集。
归结以上所述,似乎可将该文撰作的时间上限定于1930年33,而其下限似乎可定于陈寅恪携家逃离故都的1937年34。联系到毕树棠藏本中《〈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及《〈西夏文佛母孔雀明王经考释〉序》二文的首次发表时间均为1932年,由此推测,《敦煌本〈太公家教〉书后》一文也极有可能撰作于同一时期,约在1932年前后。
五、关于毕树棠
(一)毕树棠的名号
毕树棠原名毕庶滋,号树棠,后以号行。台湾学者苏云峰所著《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一书,根据1927年5月刊行的《清华一览》,列有1920年清华学堂图书馆职员简介表,“毕庶滋”条云:“毕庶滋,图书馆职员,号树棠,山东文登人,山东第一师范毕业,尚实英文学校肄业,曾任文登高小校长、师范教员及西伯利亚铁道监管会翻译。”35这大概是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毕树棠简介。
值得注意的是,《吴宓日记》关于毕树棠的一条注释,犯了一个不应该的小错误。“毕树棠”在《吴宓日记》首次出现是在1929年7月2日:“晨8—10在Lib.与毕树棠谈。”日记整理者于该页下注释云:“毕树棠(1900—1983),名庶澄,山东文登人。济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尚实英文学校肄业。曾任小学校长、师范教员。1921年到北京清华学校图书馆任事务员。抗战期间留平。抗日战争胜利后,复任清华大学图书馆职员。1953年调清华大学建筑系图书资料室工作,1973年退休。”36此处毕树棠的原名变成了“毕庶澄”。偏偏山东文登真的有一个在近现代史上小有名气的反派人物毕庶澄(1893,一作1894—1927)。此人是直鲁联军张宗昌的部下,其人其事,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溥仪《我的前半生》、高阳《玉垒浮云》等著述均有提及。毕庶澄与毕庶滋有无关系,笔者学识有限,只好暂付阙如。
有“笔名大王”之誉的陈玉堂,在其所著《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中提供了毕树棠的两个笔名——碧君、民犹。37此外,笔者在网上搜索有关毕树棠的资料时,发现了毕氏的另一个名号——毕树堂。北京大学中文系学术论坛主页公布的《沈从文研究论文举要》,38收录了署名“毕树堂”的篇目——《评〈从文自传〉》(原载1936年2月3日天津《大公报·文艺》)。而清华经管校友网转载的一篇郑林宽写于1935年的回忆文章,也使用了“毕树堂”这一名号:“职员方面,比较熟悉的有图书馆几位老师。毕树堂先生当时在编目室工作,业余常写些短文和翻译西方小说。当他不知从哪里知道我常在报纸副刊上投稿,并撰写些介绍外国文坛动态报导时,竟主动地把新到的、外边不易看到的如英文《莫斯科新闻》、《国际文学》以及美国的《群众》、《新时代》、《现代史料》借给我带出用,并指点我怎样把重要的国际文坛消息介绍出去。”39“堂”、“棠”同音,因音同或音近而派生出其他字号的例子,自古以来比比皆是,排除网络文字常见的失误因素之外,毕氏的这一名号极有可能确有其事。
(二)毕树棠的几件大事
毕树棠一生除致力于清华的图书事业外,还是清华文界元老之一,同时又是一位颇具声誉的翻译家。据笔者粗粗梳理,毕树棠至少有以下几件大事可以载入史册,值得今人研究。
一是直接参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在吴宓、浦江清等人的引导与鼓励下,参与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的活动,应该是毕树棠从事现代文学创作活动的起始阶段。1925年2月,吴宓到北京清华学校筹办研究院,任研究院主任。1928年1月至1932年12月,吴宓主编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清华的不少教师应邀参与其事。据毕树棠自述,“我有时去投稿,偶得吴公及其门生浦江清、赵万里诸君所称许,因之关于英美文学的稿子,我借清华图书馆英美书刊之便,写得较多。”401929年10月6日《吴宓日记》则云:“夕,宴毕树棠、浦江清、朱自清、叶崇智于室中,皆《文副》撰稿人也。”411930年1月21日:“晚7—10在室中宴叶崇智、毕树棠、朱自清、浦江清(5.10),谈新文学。”42除《大公报·文学副刊》外,毕树棠的文章另见《国闻周报》、《新月》、《宇宙风》、《文学季刊》等期刊。
二是对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的批评。除了上引《评〈从文自传〉》之外,最著名的莫过于《鲁迅的散文》一篇。这篇最初发表于《宇宙风》第34期(1937年2月1日)的文章,其后经常被人提起、最常被人引用的是这样几句:“最初写小说,一定就成功,却止于《呐喊》与《彷徨》;继之写散文,也一定就成功,却又止于《野草》和《朝花夕拾》。”“缺乏一个哲学家的完整的中心思想,因此在气度上有了限制,不能产出长篇的巨作。”“杂感是他的独造,殊难与他人相提并论,其实只可算他的散文的糟粕。”毕树棠对鲁迅散文(尤其是杂文)的批评,今天应该到了平心静气地予以再评论的时候,不能再随意地乱扣帽子、乱打棍子。
三是参与晨光版美国文学丛书的翻译。毕树棠一生译著颇多。据舒乙回忆,赵家璧经营晨光出版社时,曾经组织《晨光世界文学丛书》的翻译出版,译者队伍集中了当时一大批国内最优秀的翻译家,其中就包括毕树棠。43此外,毕树棠曾于1942年“在中德学者联合创办的综合性学术刊物《中德学志》(4卷1期、2期)上发表了《苏德曼论》的长篇专论”,对有“自然主义巨擘”之称的德国戏剧家、小说家苏德曼(Hermann Sudermann,1857—1928)作了十分全面深刻的评论。“这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总结苏德曼文学创作的最翔实的一篇、也是最后的一篇文献。”44由此不难看出毕树棠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广博与深湛。
至于毕树棠直接参与清华校园文学活动的描述,还可参阅张玲霞新著《清华校园文学论稿(1911—1949)》。45
而毕树棠次子毕可松所撰《回忆父亲毕树棠》46,虽说篇幅不长,但作为一篇家传,仍可补充相关史料之不足,尤其是文中对于这位“着实作了清华的Watchman”的清华前辈,有着不少亲切而感人的回忆。
(三)毕树棠与陈寅恪
毕树棠与陈寅恪初见,时当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时期。根据吴宓日记的记载,陈寅恪抵京在1926年7月7日。477月10日及12日,吴宓两度陪导陈寅恪参观图书馆,48陈、毕二人相识,或即在吴宓导游图书馆前后。共事清华期间,吴宓在其日记里对陈、毕之交游并无直接记载,但据毕树棠自述,他为了协助顾子刚、浦江清为陈寅恪准备讲课用的书籍和参考文献,“有时到陈先生办公室,有时也到他家里去”,与陈寅恪也很熟悉。49另据卞僧慧回忆,陈寅恪晚岁整理诗文时困难重重,“在搜集旧著时,力有不及,或托诸友生。如《狐臭与胡臭》一文,曾刊在清华中文系一刊物上。1964年秋,周一良先生因事南来,特探望先生,因以搜寻此文相托。当时清华图书馆毕树棠先生,从20年代即专司本馆中外杂志之管理,竟遍觅不得。此文刊出值卢沟变起前夕,曾否入藏,毕先生已难追忆。周先生转而他求,最后从出版时在系中任教之余冠英先生处得之。今收入《寒柳堂集》中。先生旧作当然不至篇篇如此,仅此一端,当时困难情状,亦可想见矣。”50
行文至此,又浮现出新的问题:毕树棠既已知晓陈寅恪四处搜集旧作,即使以常理来推测,他也不大可能不将珍藏的《敦煌小说选读》寄赠给陈寅恪。再者,毕树棠1983年4月才因车祸不幸辞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982年出版的《陈寅恪文集》以及1981年面世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毕树棠理应见过。他是否与蒋天枢就陈寅恪佚文事进行过联系,现在也只能悬而不决了。
此外,毕树棠解放后曾向清华大学图书馆捐赠了120种古籍51,这批捐赠的古籍中不知是否包含了《敦煌小说选读》。这些,同样只能留待高明指教了。
六、结语
三联版《陈寅恪集·读书札记二集》收录了陈寅恪在《须达起精舍因缘曲》、《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等三种佛曲上所作的札记(荣新江辑录)。52陈氏为上述三种佛曲所作的跋文(凡4篇),收入《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53而《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则录存《两晋南北朝史》54、《唐史讲义》、《元白诗证史讲义》等三篇讲义。笔者设想,日后如能修订再版陈集,是否可以考虑将《敦煌小说选读》一并收入?
最后,引用陈寅恪的两段话作为全篇的结束语:“总而言之,考据之学,本为材料所制限。敦煌本是否为鸠摩罗什所译,尚待他日新材料之证明。今日固不能为绝对否定之论,亦不敢为绝对肯定之论,似为学术上应持之审慎态度也。”55“此则未得确证,姑作假设,以供他日解决问题之参考,所谓仅资谈助者是也。”56
注释:
1 全书合计41页,仅第16页版心误作“敦煌小说读选”。
2 张求会《陈寅恪佚文〈敦煌本太公家教书后〉考释》,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3 据裘锡圭《〈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前言》,见王国维著《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3页。
4 据季镇淮《〈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跋》,同上,第333页。
5 据裘锡圭《〈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前言》,同上,第5—6页。
6 据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7 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3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5页。
8 同上,第4册,第256页。
9 同上,第4册,第256页。
10 同上,第4册,第293页。
11 同上,第5册,第50页。
12 同上,第5册,第61页。
13 同上,第7册,第86页。
14 同上,第7册,第86页。
15 浦江清著《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增补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版,第64—65页。
16 同上,第229页。
17 同上,第232页。
18 同上,第289页。
19 据北京大学总务长蒋梦麟回忆,系每学期收一块钱;而据北大学生田炯锦回忆,则是“每学期每一门功课收讲义费一元”。详陈明远著《文化人与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45—46页。
20 《文化人与钱》,第49—50页。
21 据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第39页;苏云峰著《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96页。按: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一九二六年”条称“暑假后开课,先生讲授佛经翻译文学”,似不尽准确。见蒋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页。
22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75页。
23 同上,第75页。
24 姜伯勤《陈寅恪先生与敦煌学》一文认为,陈寅恪1927年至30年代初期发表的第一批敦煌学研究成果,与陈垣的《摩尼教入中国考》、《敦煌劫馀录》等,“标志着中国敦煌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陈寅恪先生在早期敦煌研究中划出了一个新时期,把题跋研究发展为有广阔世界文化视野的专题研究”。姜文原载《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此据张杰、杨燕丽选编《解析陈寅恪》,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
25 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43页。
26 1927年4月,蒋天枢参加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三届新生考试,报考的导师原为王国维,未及报到而王已自沉,遂改由梁启超“指导写作”、陈寅恪“负责授课”。见朱浩熙著《蒋天枢传》,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1928年6月14日,研究院为刘盼遂、戴家祥、蒋天枢等22名学生举行毕业典礼;7月,研究院教务会议批准罗根泽、蒋天枢等10人继续留校研究1年。是年陈寅恪所授课目为《梵文文法》(每周2小时)、《唯识二十论校读》(每周1小时)。见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第66、67、74页。
27 据《蒋天枢传》,第5、6、7、8、9各章。
28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143—144页。
29 同上,第420页。
30 据《蒋天枢传》,第42、60—61页。
31 陈、蒋历年见面之记载,分见《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133、140、142、156、175页。可参阅《蒋天枢传》,第88—90、99、108—111、126—132、177—185页。
32 据《陈寅恪先生论著编年目录》前言,“一九五三年十月廿二日就所钞得者辑成此目”,“编年目录写成后,曾寄广州,请师订正”。见《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193页。
33 1928年8月17日,清华学校始易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敦煌小说选读》各页版心下镌“国立清华大学讲义”而非“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讲义”,据此亦可推断各篇讲义并非印发于国学研究院期间。
34 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一九三七年”条:“日军既入北平,散原老人终日忧愤,疾发,拒不服药,旧历八月初十日弃世。”“先生料理父亲丧事,于满‘七七’后,携家仓皇逃离北平。”见蒋著,第112—113页。
35 《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第114页。
36 《吴宓日记》,第4册,第266页。
37 陈玉堂编著《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页。
38 网址:http://chinese.pku.edu.cn/bbs。(检索日期:2005年1月23日)
39 郑林宽《十八罗汉今何在,明岁值年倍思亲——回忆七级经济系学习生活片段》,此据清华经管校友网下载,网址:http://166.111.96.6/alumni/news/n3_030802.htm。(检索日期:2003年11月21日)
40 毕树棠《琐忆吴宓》,原载《泾阳文史资料·吴宓专辑》。此据李继凯、刘瑞春选编《追忆吴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
41 《吴宓日记》,第4册,第300页。
42 同上,第5册,第12页。
43 舒乙《赵家璧的两个高峰》,载《解放日报》2002年11月18日。
44 吴晓樵《苏德曼与中国文坛》,载《中华读书报》2001年4月18日。
45 张玲霞著《清华校园文学论稿(1911—1949)》,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6 载宗璞、熊秉明主编《永远的清华园——清华子弟眼中的父辈》,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392—399页。
47 详《吴宓日记》,第3册,第188页。
48 同上,第3册,第190页。
49 毕树棠《忆陈寅恪先生》略云:“我和陈寅恪先生相识,是我与吴雨僧先生相过从之中开始的。当时,吴先生住清华西客厅,陈先生也住过那里,可是陈先生初住城里,上课时才来清华,在西客厅吃一顿午饭。……在其他时间里,他来清华,也总是在西客厅休息,我常常去看吴先生,有时就得见陈先生,简单地谈几句话,慢慢就熟了。其次是业务的关系。陈先生于1926年到国学研究院讲学,用的一些中外书籍和参考文献几乎全是清华图书馆所未入藏的,都得临时置备供应。当时主要由顾子刚先生与浦江清助教承办,我们做他们的下手,一面学习,一面工作,所以我有时到陈先生办公室,有时也到他家里去,慢慢也就熟悉了。”(见倪文尖编《文人旧话》,上海:文汇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毕树棠在此文中,还提到了陈寅恪《敦煌小说选读》一课相关研究成果的形成——“由北京图书馆和伦敦博物馆等处所藏的敦煌写本中选用若干篇,就原文加以考订与解释,即成精辟之论述是也”。又曾引用《西夏文佛母孔雀明王经考释序》,以证明陈寅恪“研究过比较语言学甚深”,“更可知其治学之精神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如认为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对于王国维死因的分析,“似比他论更高更深些”;“陈先生之文章亦绝不枯燥,然亦不华丽,似另有一种语言的句法组织,而又与我国考据传统之文章息息相通,似乎颇有些科学性,令人有耐读而不易学之慨”;陈寅恪虽“不以诗称”,但“陈先生的文学鉴赏之才还是非凡的”。(同前,第2—6页)凡此种种,足可见毕树棠不仅钦敬陈寅恪治学之精神、方法与成绩,而且对于陈氏之学确曾作过较深的研究。
50 卞僧慧《未继承父业者即不能整理遗著欤?》,载《中华读书报》1998年10月21日。按:《狐臭与胡臭》一文,最早刊于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编《语言与文学》(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6月出版)。详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所附《陈寅恪先生论著编年目录》(蒋著,第198页)、马幼垣《陈寅恪已刊学术论文全目初稿》(载中山大学历史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09页)。
51 《清华大学图书馆收藏古籍的历史》,此据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网页下载,网址:http://history.lib.tsinghua.edu.cn/treasure/shoucang.htm。(检索日期:2003年11月21日)又,据清华新闻网消息,2005年5月26日,毕树棠的子女将父亲的书信、手稿、翻译稿等44件遗物以及各个时期的照片32张,一并捐赠给了“老先生衷心热爱的清华大学”。网址:http://news.tsinghua.edu.cn/new/news.php?id=10550。(检索日期:2005年8月11日)此外,网上书店“布衣书局”曾发布毕树棠藏书《东方杂志二十周年纪念号》(上、下册)相关信息,另附毕氏生平,均可参阅。网址:http://www.booyee.com.cn/bookdetail-used.jsp?bookid=36712。(检索日期:2005年8月11日)
52 见陈美延整理《陈寅恪集·读书札记二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99—311页。
53 分见《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93—196、203—210、353—354、192页。
54 《两晋南北朝史》题注云:“高等学校交流讲义。”见《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83页。
55 陈寅恪《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跋》,见《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95页。
56 陈寅恪《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同上,第233页。
(原刊于《九州学林》,2005年冬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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