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陈寅恪兄弟诗词“误署”问题
2011年2月，赵灿鹏君披露了原载于1916年10月17日《民苏报》（北京）、署名“陈寅恪”的一首七律《寄王郎》：
泪尽鰤鱼苦不辞，王郎天壤竟成痴。
只今蓬堁无孤托，坐恼桃花感旧姿。
轻重鸿毛曰一死，兴亡蚁穴此何时。
苍茫我亦迷归路，西海听潮改鬓丝。1
赵君经过比较，发现最新版的《陈寅恪集·诗集》2也未收录此诗。难得的是，赵君并未由此认定这就是陈先生的集外佚诗，而是举例说明陈先生的作品曾经被误署——刊载于1916年11月10日《东方杂志》（第13卷第11号，第21页）的“陈寅恪”词三首就被卞僧慧先生断定“实属误署”3，继而谨慎地提出疑问：“《民苏报》刊陈先生佚诗，不知是否亦为‘误署’。”赵君之所以迷惑不解，除了卞先生的结论“不知何据”，可能还有一个原因——该期《东方杂志》“同一栏目并有陈三立、俞明震诗各二首，前者为陈先生之父，后者为陈先生母舅”4，是否他们的诗作也是误署？
对于赵君的疑惑，笔者尚无法完全解答，只能就目前所知试作回应如下：
一、陈寅恪词三首“误署”之始末及新探
【锁窗寒·咏帘】5、【破阵子】、【浣溪纱·早春作】等三首词在1916年11月10日《东方杂志》发表后，“陈寅恪”这一署名并未立即引起争议。同年11月20日《大中华·文苑》（第2卷第11期）、12月30日《民国日报·艺文》“亦发表了三首词中的两首：【破阵子】、【浣溪沙·早春作】”，署名变成了“彦通”（陈方恪字），6也未出现任何争议。可能正是因为没有听闻争执，夏敬观才将三首词当作陈寅恪的作品收入《忍古楼词话》。1936年6月30日的《词学季刊》（第3卷第2号）连载了夏氏“词话”，又一次发表这三首词——与当年《东方杂志》所披露者仅三两字微异，署名回归为“陈寅恪”。不料这一次却引发陈寅恪的不满，坚持让七弟方恪要求该杂志予以更正（详后）。9月30日，《词学季刊》（第3卷第3号）正式刊出更正消息。或许是为了进一步澄清署名问题，“陈方恪后来又将这三首词重新发表在龙榆生主持的《同声月刊》上（见1941年6月20日第1卷7号、1942年1月15日第2卷1号、1943年4月15日第3卷2号）”。7
所谓“误署”，大致经过如此。问题不算太复杂，后来也已基本解决，但还有一些疑点始终没有消除，曲折反复的过程也给治学者留下了经验教训。因此，仍有必要花费一点笔墨，理一理事情的来龙去脉。
陈寅恪生前，除了1936年的那一次较真，迄无资料显示他继续关注过此事。1986年6月，陈门弟子蒋天枢在改定旧稿《陈寅恪先生传》时，估计仍然没有发现《词学季刊》的“更正”，而是仅仅根据署名，认定三首词属于陈先生的作品——“传世词仅此三首而已”，并且作出了与原词风格迥然不同的解读——“从词意约略可见在京、在湘时意绪”。8这篇传记，尽管迟至1997年才随着《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的出版而为学界所知，但作者的特殊身份无形中增强了这一说法的“权威性”。
2005年，至关重要的证据——陈方恪写给龙榆生要求更正的那封信——在台湾影印公布，9却因为传播渠道的不畅，其价值并未在研究成果中得到及时的体现——至少武黎嵩君同年发表的《陈寅恪真的有诗无词吗？——记三首署名陈寅恪的词作》就似乎来不及征引。武文尽管注意到了那条“更正”，但仍然推测：“这3首词应系陈寅恪所填，可能是寅恪先生归国后从其父辈亲友交游时所作，其间或经七弟陈方恪润色，故而后来方恪先生有此一说。”10武文倾向于将三首词作归于陈寅恪的理由主要有四点：第一，“《东方杂志》是一本相当严谨的杂志，口碑很好，更重要的是陈氏父子（陈三立、陈衡恪）都是《东方杂志》‘文苑’的长期撰稿者，怎么会对这样一个错误视而不见呢？……‘知子莫若父’，陈三立至少对于陈寅恪是否作词这一问题是心知肚明的，如果系发表致误，陈三立、陈衡恪以及陈寅恪本人都可以提出异议，并刊登刊误，不至于20年间竟无消息。”第二，“陈方恪当时也是《东方杂志》的撰稿者，其对于1916年《东方杂志》发表的3首词作何以当时不提出署名的质疑呢？”第三，“词作本身的内容，也带有陈寅恪诗歌的特点。”第四，陈寅恪早年在美国留学时，习惯以诗稿写示吴宓，“过后即自己撕成碎片，团而掷之，不让钞存”，“此足以见陈寅恪对于诗词之态度”，“把胞弟陈方恪的词作攘为己有，不符合陈寅恪的为人”。11笔者也大体认同第四点理由，即陈寅恪不大可能将弟弟方恪的词署上自己的名字；至于第三点理由，将主观性偏强且缺乏足够样本分析的文学鉴赏手法阑入史实的考辨之中，原本存在较大的风险，更无法经得起陈方恪那封信的验证，因此难以继续成立；而前两点，也依然有待进一步释疑解惑。
2007年，潘益民君根据南京图书馆所藏陈方恪遗稿，将这三首词录入了《陈方恪诗词集》，12以这种较为直接的形式初步结束了署名的争议。
2009年，刘经富君勤勉辑注的《陈衡恪诗文集》终于出版。刘君对义宁陈氏研究有年，在该书“陈衡恪词”这一部分的“弁言”里，较早使用了新材料——陈方恪1936年8、9月间写给《词学季刊》主事者龙榆生的那封信，13又特别拈出为武君所遗漏的一条旧材料——“1916年11月20日《大中华·文苑》（第2卷11期）、1916年12月30日《民国日报·艺文》亦发表【破阵子】、【浣溪沙】，署名‘彦通’”，14以此再次确认这三首词的作者不是衡恪（字师曾），而是方恪。2011年，刘君将此“弁言”改写成《陈寅恪有诗无词》，重申了结论：“这三首词确实是陈方恪的作品，陈寅恪一生也许真的没有填过词。”15至此，误署问题可谓尘埃落定。
然而，潘著、刘著亦小有疏失，仍需补漏纠偏。方恪信略云：
《词学季刊》第三期第一号《忍古楼词话》所载陈师曾遗词及第三期第二号所载陈寅恪诸词，皆弟所作。此事本无足轻重，因家兄寅恪性情直拗，必以为弟故架其名，反为不美。务请于后期郑重更正为敂。至感至感！16
为了引起对方的重视，方恪特意在重要词句下添加了墨圈（现以着重号代替）。龙榆生遂在《词学季刊》第3卷第3号（第170页）“词坛消息”栏刊发了《〈忍古楼词话〉之更正》：
本刊第二卷第一号及第二号所载夏吷庵先生著《忍古楼词话》，内有陈师曾先生遗词，及陈寅恪先生词。顷据陈先生介弟彦通先生来函，称师曾、寅恪两先生，素不填词，所录皆出渠手，夏先生偶尔误收，特为更正。
两相对照，不难看出，龙榆生的“更正”不但将“第三卷”误刊为“第二卷”，而且犯了阐释过当的失误——方恪来函只是声明所刊长兄衡恪、六兄寅恪之词“皆弟所作”，从头到尾并未称两位兄长“素不填词”。这不经意间的一次阐释过度，影响至今犹存，直接困扰了数首词的归属认定。
众所周知，诗文代作也是历来的传统，儿子代父亲、学生代老师最为常见，兄弟之间相互代作也不罕见。以义宁陈氏家族为例，陈三立至少有四篇文章是代父亲陈宝箴撰写的17；陈隆恪至少替父亲陈三立写过五首诗18，隆恪之女小從所云“先祖……或有酬应之作，间亦命先君代笔”19，诚非虚言；陈方恪也曾为父亲代笔，目前至少有两首诗可以确认是他“代家大人作”。20正因为司空见惯，方恪才会说“此事本无足轻重”，若不是碰上“性情直拗”的寅恪，根本不需要“郑重更正”。据此，窃以为武文所列四点理由的前两点，是将现代人的著作权意识生搬硬套在前人身上。
依笔者看来，导致兄弟二人看法不一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既有性格的差异——寅恪自幼“好静深思”21，及至长成，言行不苟、名正言顺是其学者风范的重要体现；方恪“从小就坐不热板凳”22，“行事随随便便”，“文人气十足，不护细行之处，所在多有”。23也不能排除身份的区别——1936年的寅恪，已是清华大学历史、中文二系合聘之名教授；方恪此时依然是落魄文人一般，这年冬天，“因生活难以维持”，“常命阿根将家中暂时不用之物用黄包车送当铺抵押变现”。24尤其需要考虑这三首词的内容——像“更玲珑、遥倚未眠，夜情密意飞不到”（【锁窗寒·咏帘】）、“锦被半堆金线暗，冷落闲门逐绣鞯，东风伴醉眠”（【破阵子】）、“来往江城惆怅客，泪痕和墨教题诗，洞房空想碧螺卮”（【浣溪沙·早春】）这样的艳词，确实和陈寅恪格格不入。陈氏弟子蒋天枢昔年应是被署名误导，继而作了错误的解读。相反，方恪“倜傥风流，善为艳语”25，这些艳词出自他的笔下，更加合情合理。一言以蔽之，方恪未必借寅恪之名以自重，但寅恪坚持“物归原主”倒是给这三首词的归属作了一个了断。
二、陈衡恪【浣溪沙】（两首）也被误署
回头再说龙榆生的“更正”带来的困扰。龙榆生说寅恪“素不填词”，倒也符合事实，毕竟至今尚未发现一首寅恪的词作；26但是这句话放在衡恪身上，则大错特错——“陈衡恪不仅能诗，亦工填词”27一直是士林公论。1930年，方恪在为自己的《殢香馆词草（甲）》作序时也曾说过：“先伯兄师曾亦喜倚声，尝从伯弢、吷庵丈相唱和。”28衡恪、方恪年龄相差整整15岁，如果不是衡恪过早辞世，义宁陈氏工于填词者恐怕就不能由方恪一人独擅胜场了。因此，刘经富君在搜集、整理陈衡恪词作时，继续为衡恪代鸣不平。刘君在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质疑龙氏“更正”的基础上，认真分析了夏敬观《忍古楼词话》所录衡恪词作的归属。1936年3月31日《词学季刊》（第3卷第1号）所刊《忍古楼词话》，录存衡恪词四题五首：【春从天上来·海棠花下作】、【庆清朝·海棠（用碧山榴花韵）】、【踏莎行】、【浣溪沙】（两首）。其中，【庆清朝·海棠】一首，由衡恪题写在宣统二年庚戌（1910年）所绘花卉册页上，最为可信。此册页共四帧，各有题词：首水仙，次海棠，三梅花，四莲花。其一之题词为衡恪所作，落款曰：“右调【解连环】，用清真韵，衡恪写并填词。”29其二之题词即【庆清朝·海棠】，落款曰：“右调【庆清朝】，用碧山韵，师曾陈衡恪并录近作。”30其三之题词亦为衡恪作品，落款曰：“右调【玉烛新】，用清真韵，衡恪画并录旧作。”31其四之题词为方恪所作【水龙吟】，落款曰：“右调【水龙吟】，今年夏七弟仿碧山体作白莲词，并录于此。公湛仁兄词长雅鉴，宣统庚戌十一月衡恪灯下作。”32衡恪本人对这四首词的归属已经说得一清二楚，因此，即便【庆清朝·海棠】同样见录于“陈方恪遗稿《鸾陂词》”33，也不宜再将此词收入《陈方恪诗词集》34。
至于【春从天上来·海棠花下作】、【踏莎行】、【浣溪沙】（两首），刘经富君只是将【浣溪沙】（两首）归于衡恪名下35，潘益民君则将这三题四首一并断给了方恪36，二人的分歧在于对【浣溪沙】（两首）的研判。刘君似乎主要根据方恪没有将【浣溪沙】（两首）与【春从天上来·海棠花下作】、【踏莎行】同在《同声月刊》重新发表这一点37，就推定【浣溪沙】（两首）应该属于衡恪的作品38。查阅《陈衡恪诗文集》，刘君所录这两阕词39，完全依据夏敬观《忍古楼词话》（载《词学季刊》第3卷第1号）而来。相比之下，潘君《陈方恪诗词集》所录，远较《陈衡恪诗文集》丰富得多，前后各稿借鉴、修改的脉络清晰可见，因而也更有说服力。为了把问题说清楚，不得不将《词学季刊》与《陈方恪诗词集》所录作个对照：
《词学季刊》：
【浣溪沙】银汉临岐一道催，悄风黄叶共徘徊，青镫低映绣帘开。 故国寒砧传晚信，锦衾瑶瑟动清哀，三更残月度秦淮。
【浣溪沙】回首秦林入梦空，片云流水隔香红，玉箫帆落石塘风。 辛苦犹怜天外月，素秋飞影入瑶宫，千门人语断肠中。
《陈方恪诗词集》：
【浣溪沙】隐隐津亭叠鼓催，殷勤从与劝离杯，高楼红袖首重回。 故国寒砧传晚信，锦衾瑶瑟动清哀，三更残月度秦淮。
潘益民校注：“见陈方恪遗稿《鸾陂词》《禽犊萃编》《殢香馆词草（甲）》、散页（三）；又载夏敬观《忍古楼词话》和《词学季刊》第三卷第二期；亦见《同声月刊》第一卷第八号，载时‘锦衾瑶瑟动清哀’句中‘衾’作‘裘’。”40
【浣溪沙】一曲霓裳兴未终，琼箫翻谱玉玲珑，片云流水隔香红。 应念长安今夜月，素秋飞影出瑶宫，千门人语断肠中。
潘益民校注：“见陈方恪遗稿《鸾陂词》《禽犊萃编》《殢香馆词草（甲）》、散页（三）；又载夏敬观《忍古楼词话》，又见《词学季刊》第三卷第二期和《同声月刊》第一卷第八号。”41
【浣溪沙】惆怅临歧酒一杯，悄风黄叶共徘徊，青灯低映绣帘开。 故国寒砧传晚信，锦衾瑶瑟动清哀，三更残月渡秦淮。
潘益民校注：“见陈方恪遗稿《说病词》；另载《词学季刊》第三卷第一期，载时‘惆怅临歧酒一杯’作‘银汉临歧一道催’。”42
【浣溪沙】回首秦林入望空，片云流水隔香红，玉箫帆落石塘风。 辛苦犹怜天上月，素秋飞影出瑶宫，千门人语断肠中。
潘益民校注：“见陈方恪遗稿《说病词》；另载《词学季刊》第三卷第一期。”43
尽管不能说陈方恪遗稿上的词必然都是他的作品，但仅就【浣溪沙】（两首）而言，在找到更加直接有力的新证据之前，我宁愿相信它们的作者就是陈方恪。
三、《寄王郎》一诗仍难确定作者
先说作者可能是陈寅恪的四个原因：
首要的一条，是内容、情感与陈寅恪比较贴切。友人胡文辉君（《陈寅恪诗笺释》作者）也看到了赵君披露的此诗，他根据笺释陈寅恪诗的经验和体会，认为这首诗应该是陈先生的佚诗，主题是讥刺袁世凯复辟。承文辉君电传专为此诗而作的《〈陈寅恪诗笺释〉补遗之一》（未刊稿），让我再次钦佩他的灵敏和睿智——如果此诗确实是陈寅恪的诗作，那么文辉此次笺释的思路和结果大体依然可信可从。撇开使事用典、古今杂糅等诗艺暂且不论，这首诗在内容、情感上确能给人一种“作者非陈莫属”的感觉。“归路”、“西海”等词句，反映的不正是作者曾经留学海外？“王郎”者，或为陈寅恪海外留学之同伴？“轻重鸿毛曰一死，兴亡蚁穴此何时”一联的内涵，虽说没有网友zjmr所称那么丰富——“遗老的感慨，文人的清高，时运不济的无奈”44，但确实符合陈氏对家国兴亡这一主题的偏好——仅以作于此诗前数年的另外三首诗为例：《庚戌柏林重九作》（1910年）的创作起因是“日本合并朝鲜”，因此才会有“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的结句；45《自瑞士归国后旅居上海，得胡梓方朝梁自北京寄书并诗，赋此答之》（1912年）中“西山亦有兴亡恨”一句，46词旨显豁；《法京旧有选花魁之俗，余来巴黎适逢其事。偶览国内报纸，忽睹大总统为终身职之议，戏作一绝》（1913年），以巴黎选美“花魁”的一年一度反讽袁世凯的总统终身制。47特别重要的是，《寄王郎》的刊发时间是1916年10月17日，因此，“轻重鸿毛曰一死，兴亡蚁穴此何时”与袁世凯该年6月6日病死、复辟梦破的“今典”若合符节。
其次，陈衡恪、寅恪、方恪兄弟在时间、能力、社会关系等方面，为发表诗词作品等提供了足够的条件。1914年秋，陈寅恪应江西省教育司副司长符九铭电召，从法国巴黎回国，在南昌审阅江西选派留德学生考卷，“这项工作连续进行三年”。48因身体不适，曾回南京家中休养，“同时自修”。49“审阅试卷是间歇性的，其余时间可自行支配，其间1915年曾赴北京，一度担任袁世凯北洋政府经界局局长蔡锷的秘书。1916年至1917年，曾在长沙任湖南省公署交涉股股长。”50在此数年间，寅恪之长兄衡恪在京，“充教育部不列为官者，主图书编辑”，“颇以文艺播士夫间”。51七弟方恪亦颇为活跃：1914年，由梁启超推荐，“进入上海中华书局，任杂志部主任；此后，还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以及设在法租界三茅阁的《民立报》及《时事新报》做过编辑”。521916年3月，又经梁启超介绍，赴京任财政部盐务署秘书，“实际为梁启超所办的《大中华》杂志做编辑工作”，遂与罗惇曧、曹经沅、徐树铮等旧雨新知常有游宴唱和，“诗词佳篇频出，文名日盛”。53方恪在1916年11月20日《大中华》上刊出不同时期的诗词四首54，大概也是假借了编辑职务的便利。
1916年10月17日（旧历九月二十一日）是陈三立64岁寿辰，散居各地的儿孙们返回南京，为老人祝寿。55随后，衡恪携新妇黄国巽北返；寅恪往长沙；方恪于10月19日陪侍父亲赴上海，与郑孝胥、李瑞清、李宣龚、夏敬观、朱祖谋等人往还，“在沪月余，回宁”。56
据此，笔者推测，1916年“陈寅恪”诗在《民苏报》发表，同年“陈寅恪”词三阕在《东方杂志》刊布，乃至1936年夏敬观《忍古楼词话》误收继而导致《词学季刊》误署“陈衡恪”、“陈寅恪”词作，这三件事都极有可能与陈方恪有关——至少1936年龙榆生应方恪的要求发布“更正”已经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再次，《寄王郎》讥刺袁世凯复辟的立意，与《民苏报》主编朱镜宙的理念相一致。朱镜宙长期鼓吹革命，反对袁氏称帝，“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民信报》停刊，朱镜宙应邀聘任北京《民苏报》主编。……1917年8月，孙中山护法广州，朱镜宙辞职前往，受聘军政府参议”。57朱镜宙在京担任主编为时虽短，却恰巧涵盖了《寄王郎》发表的时间——1916年10月17日。主编的立场与作者的倾向相一致，或许也可作为判断此诗归属的一条旁证。
最后一个原因，1916年的陈寅恪仍然处于学术研究的准备期，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文化圈，都可谓寂寂无名。此时离陈寅恪正式发表第一篇不像论文的文章——《与妹书（节录）》——的1923年，58尚有7年的漫长时间。因此，他的诗作被外人盗名的可能性应该不大。
接着说无法断定作者必然是陈寅恪的四个理由：
首先，代笔或误署在当时的报刊上是一种普遍现象，真假难辨，层出不穷。同在1916年，10月17日北京《民苏报》登载“陈寅恪”《寄王郎》，11月10日上海《东方杂志》推出“陈寅恪”词三阕，11月20日北京《大中华》发布“彦通”【浣溪沙·早春作】等三首词。既然《东方杂志》所刊“陈寅恪”词三首“实属误署”，刊布于《民苏报》的《寄王郎》同样存在着误署的可能性。
其次，此诗尽管在内容、情感等方面都与陈寅恪比较贴切59，但毕竟只是孤证。尤其是将此诗置于如此复杂的背景之下，对它的归属保持必要的怀疑，原本无可厚非。找到两种以上的文本，固然不是鉴定真伪、判别归属的唯一标准，但倘能在其他文献中发现相同、相似或相关的记载，显然既利于作品的校雠，更利于作者的认定。
再次，该诗在拟题、用辞、对仗等技巧上似与陈寅恪不甚匹配。陈寅恪作诗，当然不会像作史一般矜持，但拟题、措词依然十分讲究，诗题中之称谓，尊长如“文芸阁丈廷式”、“曾农髯丈”，同辈如“胡梓方朝梁”、“影潭先生”、“傅斯年”、“熊式一君”，学生如“王啸苏君”、“蒋秉南教授”等等，60称得上各安其份。即使是友朋间的戏谑之作，如“始悟同乡女医士，挺生不救救苍生”61之例，也不失温柔敦厚之旨。《寄王郎》一诗，写作动因既然是挽悼友人丧妻，假设诗题以“王君”或“先生”相称，且内含“诗以慰之”之类字词，显然较为熨帖；“寄王郎”三字则稍显随意，甚至略有轻薄为文之嫌疑。此诗首句“泪尽鰤鱼苦不辞”，亦莫明其妙。“鰤鱼”，即“老鱼”，“食之杀人”，62与“王郎”丧妻不啻风马牛不相及。文辉君手法老辣，且看他如何破解难题。寅恪晚年所作律诗，对仗更为整饬沉稳，“闻歌易触平生感，治史难逃后学嗤”63、“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64、“白日黄鸡思往梦，青天碧海负来生”65诸联，颇有法度森严、沉郁顿挫之气象。相比之下，早年各律稍欠工整者不乏其例，如“士有相怜宁识面，生原多恨此伤神”66、“承平旧俗凭谁问，文物当时剩此冠”67等。而《寄王郎》“只今蓬堁无孤托，坐恼桃花感旧姿”、“轻重鸿毛曰一死，兴亡蚁穴此何时”二联，与作于之前的上引各联相比，又给人等而下之之感。
最后一个理由，陈寅恪对待两次误署，前后反应不一致，也为署名的判定平添了一丝疑惑。恰如武文所言，【锁窗寒·咏帘】、【破阵子】、【浣溪纱·早春作】等三首词，在1936年6月30日被《词学季刊》公布之前，早已正式发表于1916年11月10日的《东方杂志》，为什么陈寅恪的更正要求迟了整整20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发行的《东方杂志》，作为百科全景式的大型综合性期刊，发行之广、影响之大，《民苏报》难以望其项背；即便是《词学季刊》，虽说“每期发行千册，颇有流传域外者”68，但毕竟只是“当时为词家交流研究成果的唯一学术性刊物”69，而且从1933年4月创刊到1936年9月结束，一共只出版了11期，因此，其影响也无法与《东方杂志》相提并论。陈寅恪早在第一次留学欧洲之时，已经养成了“有点趋同西方”的饮食习惯，“接受了现代卫生科学观念”，回国后还曾为了“了解更多国外动态”，煞费苦心地让侄儿封怀出面，订阅了一份“价格不菲”的“英文报纸”。70素不填词的陈寅恪，既然连词学刊物都会有所留意，归国后又曾设法订阅英文报纸以跟进国外学术动态，那么，他似乎没有理由不关注国内首屈一指的老牌刊物《东方杂志》71。新的疑惑接踵而来：在兄弟数人中，寅恪堪称“能谨饬廉隅，以世其家声”72的代表，留学海外学术机构的经历，也无疑会强化他对于著作权、署名权的尊重和保护。此时的他虽然默默无闻，但是以他的“直拗”个性和初步形成的学术规范意识，如果发现了这三首词误署了自己的名字，不大可能得过且过，更不可能欣然接受。照此逻辑推导下去，势必得出相反的结论：陈寅恪也许没见过这一期《东方杂志》，也许并不知道误署之事。真相如何，只能留待进一步发掘。
四、卞僧慧的依据及其他
据卞僧慧老人自述，刘经富君对《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编撰也曾给予“持久支持”73，该谱间有“经富按”批注若干74。因此，“陈寅恪”词三首被该谱断定“实属误署”，这一结论估计来源于刘经富君。当然，此为笔者之推测，真实情况尚待当事诸君予以确认。
至于“陈三立、俞明震诗各二首”，则确实没有误署。陈三立的两首诗，一题作《次韵酬剑丞过沪上旧居寄怀》，一题作《重九日逸社诸公于哈同园登高咏九言属遥和一篇》，均录存于《散原精舍诗续集》卷下。75俞明震诗二首，一为《雨后湖上》，一为《中秋日约同人饭于法相寺》，均见《觚庵诗存》卷四。76《东方杂志》所刊，诗题及正文与陈、俞诗集所录微异者，今编《散原精舍诗文集》已作校勘77，新编《觚庵诗存》则阙如78。导致赵灿鹏君连带着对这四首诗也有所疑虑的原因，可能是该期《东方杂志》刊登的那条“正误”——“前号‘文苑’内《寄和石遗登海天阁》、《题……》两诗，均系陈宝琛作，误为‘陈宝箴’。特此更正。”这么醒目的一条“正误”，恰好与“陈寅恪”词三阕同在一页（第21页），由此产生联想也就不足为奇了。
五、馀论
应该说，“陈寅恪”词三首的误署、“陈衡恪”词二首的误判，屡经考释，至此应无疑义。相关著述日后如能再版重印，不妨据以正误。现阶段尚无法解答的，只剩下《寄王郎》如何判定这一疑难。基于上文所示四个原因，笔者倾向于认为此律是陈寅恪的诗作，不存在误署的问题；与此同时，鉴于上文所列四个理由的客观存在79，笔者以为暂不宜将此诗直接收入陈寅恪的诗集。之所以如此“模棱两可”，或许可以借用陈寅恪本人的话作为解释：“考据之学，本为材料所制限”，“尚待他日新材料之证明”，“今日固不能为绝对否定之论，亦不敢为绝对肯定之论，似为学术上应持之审慎态度也”。80
附：陈小從复张求会函
【张求会按】2012年2月20日，笔者致函陈小從女士，禀报《读书》刊发陈寅恪先生佚诗一首，并录呈胡文辉君笺释以求教。3月14日，接奉小從女士赐复之手札。女士素以诗词名，虽寿登九秩，而思路清晰，文辞老到。征得老人同意，谨此公布，或有助于对《寄王郎》一诗之分析。原札一处手误（“轶诗”，误书为“轶事”），已予径改。
小张：
接到有关寅叔轶诗之函件已有旬日了，经再捧读《诗集》，玩味寅叔之诗格、诗风，觉得这首《寄王郎》之作品虽有些相类，但是在用典用词及诗之语言上，此不及已出版之作。按寅恪叔以渊博之学，诗其馀事耳，而在造句用词上仍平易流利，并不艰涩。故鄙见认为可能是寅叔本人之弃稿（或许是并未寄出）。
假如是他人之作，而落寅叔名，也有可能。如尊函所提之词三首，系方叔之作。令友胡先生将此诗拟定为友人丧偶并带“反袁”之作。慰友悼亡，是肯定的。不过，此友“王郎”何许人也？未弄清受赠者之经历，则所推证之辞将如何落根？所谓“皮之不存，毛将安附？”
再从诗本身来看：
只今蓬堁无孤托，坐恼桃花感旧姿。
上句胡注为无后嗣，但“无孤托”“孤托”两字是否可成语？而其对句“感旧姿”，则“无”对“感”尚可通，“旧姿”对“孤托”则颇费商酌。而坐对桃花典可能是暗用唐崔护之“人面桃花”故事。
另，颈联：
轻重鸿毛曰一死，兴亡蚁穴此何时。
按：死有重于太山，有轻如鸿毛，此典用在慰友丧偶，似乎不太妥切。下句“兴亡蚁穴此何时”，注者谓系反对袁世凯，仅据寅叔写此诗之时间恰与袁之死时间相合，而无其他方面之佐证，则“兴亡蚁穴”之典泛用在指世势人情之无常，也可以说得过去。
末联：
苍茫我亦迷归路，西海听潮改鬓丝。
这联倒似寅叔口气，“西海听潮”别人难以借用。
以上所写，不过是一时所触之见。我是个读书不求甚解之人，写诗也不过自遣自娱，既然您不耻下问，也就大胆说几句吧。不妥之处，还希指谬是幸。
匆此。即颂
文祺
陈小從
2012.3.6
（2012年3月17日定稿）
注释：
1 赵灿鹏《陈寅恪佚诗一首》，载2011年第2期《读书》，第17页。
2 陈寅恪著、陈美延整理《陈寅恪集·诗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版。
3 卞僧慧纂、卞学洛整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4页。求会按：卞先生将日期误标作“十一月十五日”。
4 赵灿鹏《陈寅恪佚诗一首》。
5 【锁窗寒·咏帘】，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作“《琐窗寒》”，见蒋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15页；赵文则误作“《锁梦寒（咏帘）》”。
6 刘经富《陈寅恪有诗无词》，载《书品》2011年第4辑；又见刘经富《〈陈衡恪词〉弁言》，载陈衡恪著、刘经富辑注《陈衡恪诗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9页。按：据潘益民、潘蕤合著之《陈方恪年谱》，1916年11月20日《大中华》仅刊载【浣溪沙·早春作】，并无【破阵子】。详潘著，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5页。
7 刘经富《陈寅恪有诗无词》；又见刘氏《〈陈衡恪词〉弁言》。
8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见《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215—216页。
9 见张寿平辑释、林枚仪编纂《近代词人手札墨迹》，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5年编印，下册，第381页。
10 武黎嵩《陈寅恪真的有诗无词吗？——记三首署名陈寅恪的词作》，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11 同上。
12 陈方恪著、潘益民整理《陈方恪诗词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分见第122—123、124—125、126页。
13 求会按：写作时间由台湾学者张寿平先生（号缦盦）推定，见《近代词人手札墨迹》，下册，第382页。
14 刘经富《〈陈衡恪词〉弁言》，见《陈衡恪诗文集》，第169页。
15 刘经富《陈寅恪有诗无词》。
16 《近代词人手札墨迹》，下册，第381页。
17 详见陈三立著，潘益民、李开军辑注《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4—190页。
18 详见陈隆恪著、张求会整理《同照阁诗集》，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6、134、134、136、140—141页。
19 陈小從《〈同照阁诗钞〉编后记》，同上，第450页。
20 陈方恪代父所作二诗，一为《题周左季吴越西关砖塔藏经卷子》，题下原注：“代家大人作”（此承潘益民君2012年3月12日电传诗稿图片），收入《陈方恪诗词集》（第33—34页）时，改为篇末注明；一为《题曹靖陶看云楼觅句图》，见《陈方恪诗词集》，第69页。
21 陈小從《庭闻忆述》，载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6页。
22 章品镇《徜徉在新社会的旧贵族——记陈方恪》，见章著《花木丛中人常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81页。
23 张宏生《〈陈方恪诗词集〉序》，见《陈方恪诗词集》，卷首“序”，第1页。按：陈寅恪之挚友吴宓，称许义宁陈氏之门“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也”（吴宓《读散原精舍诗笔记》，载《国学研究》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51页），唯独对方恪则评为“能诗，而狂放佻达”（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88页）。
24 《陈方恪年谱》，第126页。
25 张宏生《〈陈方恪诗词集〉序》，见《陈方恪诗词集》，卷首“序”，第3—4页。
26 犹忆十余年前，求会曾就散原老人何以不填词请教于陈小從女士，女士有言：当系个人喜好不同所致，并无他意。2005年夏，受女士委托，整理其尊人隆恪先生（字彦和，又作彦龢）诗稿，仅觅得词一阕——【浣沙溪·和蔬畦】（似作于1953年），原稿左侧有作者另行所书十余字：“此为平生弟一次之作，可笑可笑。彦龢。”（见《同照阁诗集》，第260页）附记于此，学者欲探究义宁陈氏父子兄弟何以皆擅作诗而词道各异，无妨撷供参考。
27 刘经富《〈陈衡恪词〉弁言》，见《陈衡恪诗文集》，第167页。
28 《陈方恪年谱》，第43页。
29 《陈衡恪诗文集》，第174页。
30 同上，第175页。按：“并录近作”前，疑脱“写”或“画”。
31 同上，第176页。
32 同上，第176页。
33 《陈方恪诗词集》，第139页。
34 同上，第139页。
35 《陈衡恪诗文集》，第184页。
36 《陈方恪诗词集》，分见第124，125，123、132、140页。
37 详《陈衡恪诗文集》，第168页。
38 刘经富《〈陈衡恪词〉弁言》略云：“《同声月刊》上重新发表的《踏莎行》《春从天上来》应是方恪所作”，见《陈衡恪诗文集》，第168页。《陈寅恪有诗无词》复云：“方恪信中指出的《词学季刊》第三期第一号所载《忍古楼词话》中的陈衡恪（字师曾）遗词四题五首，其中有两首是方恪作品。”两次均未言及【浣溪沙】（两首），显系将作者定为衡恪。
39 详《陈衡恪诗文集》，第184页。
40 《陈方恪诗词集》，第123页。按：校注所云“《词学季刊》第三卷第二期”，应为“《词学季刊》第三卷第一号”。
41 同上，第123页。按：校注所云“《词学季刊》第三卷第二期”，应为“《词学季刊》第三卷第一号”。
42 同上，第140页。
43 同上，第140页。
44 zjmr《〈读书〉2011年第二期读后感想》，发表时间：2011年2月15日15时30分49秒，发表网页：豆瓣“《读书》小组”，网址：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7622362/。
45 《陈寅恪集·诗集》，第3页。
46 同上，第7页。
47 详胡文辉著《陈寅恪诗笺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软精本），上卷，第14—16页。
48 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合著《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31页。
49 陈寅恪《第七次交代底稿》，见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37页。
50 《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第31页。
51 陈三立《长男衡恪状》，见陈著《散原精舍文集》，上海：中华书局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版，卷十三，第8页。按：拙稿原作“在此数年间，……衡恪仍在教育部任职”，承潘益民君2012年3月12日函示：“陈衡恪民初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不是经正式铨叙的官吏，似为部聘人员或编外人员，即散原老人所称‘不列为官者’也。”潘君所示证据，皆为确凿可信之文献，现据以修改，亦可见散原行文之谨严。
52 《陈方恪年谱》，第60页。
53 同上，第64—65页。
54 内含前引【浣溪沙·早春作】，同上，第65页。
55 详陈小從著《图说义宁陈氏》，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56 《陈方恪年谱》，第66页。求会按：陈氏父子抵沪日期，见郑孝胥著、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册，第1630页。又，潘著将阳历10月19日误标为“农历十月十九日”。
57 朱有发《朱镜宙在辛亥前后》，载《温州日报》2011年12月5日，网址：http://www.wenzhou.gov.cn/art/2011/12/5/art_9832_195110.html。
58 陈寅恪《与妹书（节录）》，原载《学衡》第20期，1923年8月出版。
59 友人李开军博士2012年3月2日电示：“诗之最后二句，显是身在海外之语，且‘改鬓丝’与此时寅老26岁之龄似亦不合。”姑附于此，以备他日核验之用。
60 陈诗标题称谓各例，分见《陈寅恪集·诗集》第19、103、7、10、18、54、127、151页。
61 陈寅恪《〈留美学生季报〉民国八年夏季第二号读竟，戏题一绝》，参阅胡文辉著《陈寅恪诗笺释》，上卷，第24—25页。
62 《集韵·脂韵》。
63 陈寅恪《乙巳正月三日立春作》（1965年），见《陈寅恪集·诗集》，第164页。
64 陈寅恪《乙巳冬日读〈清史·后妃传〉，有感于珍妃事，为赋一律》（1965年），同上，第172页。
65 陈寅恪《丙午春分作》（1966年），同上，第175页。
66 陈寅恪《追忆游那威诗·皮桓生墓》（1911年），同上，第5页。
67 陈寅恪《癸丑冬，伦敦绘画展览会中，偶见我国新嫁娘凤冠，感赋》（1913年），同上，第8页。
68 龙榆生语，见《词学季刊》合订本，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出版，下册，卷末附页。
69 龙厦材《后记》，同上，下册，卷末附页。
70 《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第30页。
71 武黎嵩君在翻阅、研究该杂志的基础上，评述曰：“《东方杂志》在当时属于比较有影响的综合性学术期刊，主要关注时事政治、国际关系、西方国家历史与现状以及文史掌故、古典文学研究等内容，是一份比较严谨的刊物。”可参阅。见武氏《陈寅恪真的有诗无词吗？——记三首署名陈寅恪的词作》。
72 吴宗慈《陈三立传略》，载《国史馆馆刊》创刊号，1947年12月出版。
73 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之“后记”，见卞著，第413页。
74 如第6、7、20、28、29等页，均有“经富按”。
75 陈三立著《散原精舍诗续集》，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一年（1922年）版，卷下，分见第22、17—18页。
76 俞明震著《觚庵诗存》，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民国九年（1920年）排印本，卷四，第9页。按：诗题后来分别定为《雨后湖楼晓起》、《中秋集法相寺和子纯丈原唱》。
77 详陈三立著、李开军校点《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上册，第491—492页。按：后一首（第498页）无异，故无校记。
78 详俞明震著、马亚中校点《觚庵诗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74、75页。
79 拙稿理由之三，即“该诗在拟题、用辞、对仗等技巧上似与陈寅恪不甚匹配”，极有可能限于特定条件下材料之匮乏、信息之闭塞，更受制于自身学养之不足、技法之拙劣，不知不觉间陷没先入为主、结论先行、强不知以为知等泥淖中。陈寅恪先生在批评父执陈石遗对王安石《明妃曲》之解释与史实不符时，曾有句云：“说诗而不考史，未有不流为臆说者也。”（见张求会辑录《陈寅恪手批〈宋诗精华录〉》，载《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此类窘境，吾人虽竭力规避，似亦在所难免，尚祈贤明者察而谅之，且有以教我。
80 陈寅恪《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跋》，见《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95页。
（原刊于《中国文化》，2012年春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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