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排长到参谋总长

陈诚，字辞修，浙江青田人。1898年1月4日出生，先后入高市小学、丽水浙江省立第11中学和浙江省立第11师范学校读书。1918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后被编入第8期炮科。1922年于保定军校毕业后，分配至浙江第2师第6团任少尉排长。

少尉、排长——这军队中最起码的官衔，便成了陈诚戎马一生的最初一个台阶。

1923年3月，陈诚随邓演达去广东参加革命，在邓任团长的建国粤军第1师第3团任上尉副官，旋调上尉连长，负责警卫大元帅府。5月，陈诚随孙中山出征西江沈鸿英叛军，在作战中胸部负伤，幸为邓演达亲自率部抢救而脱险。他在肇庆医院养伤、治疗期间，适逢大元帅行营参谋长蒋介石来院慰问伤员。这是陈诚与蒋介石这一对恩怨相伴一生的难兄难弟之间匆匆而过的第一次接触。9月，陈诚伤愈，升任师部独立连少校连长。

1924年春，黄埔军校成立。陈诚不计官阶，随邓演达到该校任上尉特别官佐，任教育副官之职。在这里，26岁的陈诚，因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为日后的官运亨通打开了门径。一天晚上，他因出外访友，深夜始归，一时不能入睡，便携带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一书到操场练习单杠。恰巧遇到清晨散步的校长蒋介石。蒋随手拿起《三民主义》翻阅，只见上面圈圈点点，显然已被被认真阅读过，遂对陈诚大加赞赏，并询问了其姓名、单位，还作了记录。操场的奇遇，成了陈诚依靠蒋介石发迹、一生追随蒋介石的开始。

不久，广州大本营组成东征联军，讨伐陈炯明，陈诚被任命为校军炮兵第1营第1连上尉连长。陈诚率领的炮兵连，成为黄埔军校中最早的一支炮兵部队。1925年2月中旬，陈诚的炮兵连在淡水之役中大显神威，将叛军火力压倒，使步兵一涌而上，攻克淡水城。淡水一战，使默默无闻的陈诚受到蒋介石、何应钦的赞赏，在革命军中崭露头角。接着，3月的棉湖之战，更使陈诚声威大振。战斗中，炮兵连因大炮发射过多，撞针发软，已卸下炮身。但面对黑压压冲过来的叛军，蒋介石直接命令陈诚重新架起大炮，亲自发射。陈诚明知炮弹已不能发射，又不好违抗命令，便硬着头皮，将炮架起，试射一发。不料这一炮不仅打响，而且正好击中叛军一群散兵；接着又连发三炮，连发皆中，似有天助。[1]在炮兵的轰击下，战局大为改观，校军的阵地也转危为安，战斗取得了胜利。陈诚的突出表现和战绩，轰动了全团，受到各级指挥官的赞许。此后，陈诚率炮兵连，又参加了广州国民政府的第二次东征，并因在惠州之战中再立战功，升迁校军第2营少校营长；半年后，调任黄埔军校炮兵大队长。

1925年陈诚在东征战役战场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组成了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陈诚始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中校参谋，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不久调任预备第1师严重部所辖第3团团长。部队到达赣州后进行改编，陈诚仍在原部，任第21师第63团上校团长。1927年2月中旬，在桐庐附近，陈诚率部随21师与孙传芳3师之众背水激战，陈部伤亡甚众，连、排长伤亡不少。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陈诚亲率特务队、侦察队冲锋，并横穿往返于200米宽的阵地第一线，鼓励官兵奋勇作战。第21师连克新登、杭州，陈诚擢升第21师少将副师长兼第63团团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思想比较倾向于国民党左派的师长严重，请病假休养，陈诚遂代理师长，旋实任师长。

南京国民政府为彻底解决张宗昌直鲁军和孙传芳余部，于5月开始分三路进行“第三期北伐”。陈诚所率第21师被编入第1路军第4纵队何应钦辖下，辗转作战于苏北扬州、通州（南通）、徐州一带。蒋军在攻击徐州中失利，陈诚所部也损失较重。蒋介石于8月中旬辞总司令职，并宣布下野。这一局势，使青云直上的陈诚，在宦途上遇到挫折。

孙传芳在取得8月初的胜利后，利用南京政府在军事上、政治上处于困境的机会，集中了11个师和6个混成旅的兵力，分别沿津浦路和大运河南下，于26日趁江面大雾，分三路强渡长江，攻占龙潭和栖霞山。此时，执掌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大权的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急令在南京驻防的第21师陈诚部驰援栖霞山。陈诚虽胃病正在发作，仍抱病上阵，指挥阵地上5个师的军队，从三面向敌军据点发出冲锋，先后攻克栖霞山、龙潭两地。按说陈诚带病指挥，勇于负责，战果辉煌，应受奖升迁；但他实际得到的却是一枚酸涩的苦果。由于部队中派系的矛盾，又逢蒋介石下野，陈诚于10月被免去师长职，赴沪养病。陈诚在其戎马生涯中，第一次遇到了顿挫。

陈诚赴沪不久，就来到老上司严重手下，任军政厅副厅长；12月，严重辞军政厅长职后，陈诚任军政厅代理厅长，兼军事委员会军事教育处处长。

1928年初，蒋介石复出；4月，蒋任命陈诚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陈诚就任警卫司令后，大肆扩充实力，共辖3个警卫团，节制2个炮兵团，指挥2个宪兵团，其实力超过杂牌军的1个军。但不久，在部队整编中，警卫司令部就被裁撤，仅以原警卫司令部的2个团与第17军曹万顺所部的4个团合编为第11师，曹为师长，陈为副师长。不过，陈诚却掌握着该师的人事、经理实权。

陈诚以第11师副师长的名义，实际指挥第11师，于1929年3月间，参加讨桂战役，西据武汉；旋又于5月间，“宣慰”新编第5师，北进襄樊。这年夏天，曹万顺因处事失当，引起部队中黄埔系下级军官的不满，被排挤走，陈诚遂接任第11师少将师长。此后，陈诚大量罗致黄埔学生，锐意改革，大力编遣曹万顺旧部，使第11师官兵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从而成了他戎马一生中的起家部队。

12月，唐生智起兵反蒋。陈诚所部第11师被编在第2路军刘峙属下的右翼军中。激战中，第11师有的团被冲垮，有的团伤亡过半，陈诚亲率特务营到前线参加战斗，并对唐军喊话。在度过了最艰难的局面之后，至1930年1月初，陈军随蒋军大部队全面反攻，大获全胜。在收编唐军和其他杂牌军的基础上，第11师扩充为3旅9团，实力大大加强，跃入甲种师行列。

在随之而来的中原大战中，陈诚率第11师，因及时赶赴曲阜，击溃晋军，解了第12师之围，后又与第60师、61师首先攻进济南城，而获重奖，并被提升为第18军军长兼第11师师长。中原大战结束后，陈诚所率第18军得到较大充实，辖有第11师、14师及直属攻城旅，总兵力达4万余人。与此同时，陈诚对第18军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将其建设为一支以他为中心的、具有独特风格的战斗部队。自此，人们便习惯地将蒋军中的陈诚系称为“土木系”。按中国的字形拆解释义，“土”者，“十一”也；“木”者，“十八”也。第11师和第18师正是陈诚系部队的基础。

在国共关系破裂以后，陈诚参加了对江西红军的“围剿”。1931年6月，他开始担任左翼集团军中第2路进击军总指挥。1933年2月，其所统率的第52师和第59师在黄陂被歼，师长李明、陈时骥被俘。蒋介石为此发出“万急电”，称此为“本军未有之惨事”、“无限之隐痛”。[2]陈诚接蒋电，百感交集，默然曰：“诚虽不敏，独生为羞。”[3]3月21日，急于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的第11师，在草苔冈附近被红军包围，经终日激战，第11师大部被歼，师长萧乾负伤。陈诚得悉这一消息时，几乎昏厥倒地。数日中，伤心泪下，羞愧不已。一个月内，连损3师，这在陈诚一生的战斗记录中，堪称为少有的失败。蒋介石并未因此失去对陈诚的信任，在第五次“围剿”中，仍命陈诚担任主攻部队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3路军总指挥。陈诚认真领会蒋介石关于“战术守势，战略攻势”，“步步为营，处处筑碉”的方针；同时又利用了红军中“左”倾军事冒险路线的错误，于1934年间，先后占领中央苏区的广昌、建宁、石城、宁都等地，迫使红军离开苏区，进行长征。这年7月，陈诚还被任命为庐山军官训练团副团长，蒋介石亲任团长，负责轮训全国各地的高级军官。由此，陈诚开始在各种不同场合，担任蒋介石的副手。蒋有意培养陈诚的迹象，亦逐渐显露。

1936年12月陈诚（右二）与国民党军政要员及其夫人在西安事变中

1935年3月，陈诚兼任陆军整理处长，受命整理全国陆军，后又增加对全国骑兵、炮兵、工兵的督导整理。4月，晋升陆军中将。1936年6月，奉派赴山西协助阎锡山防御红军东渡黄河，任“剿匪军”第1路总指挥。其间蒋介石曾电告阎锡山：“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4]6月，任陈诚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9月，加陆军上将衔。12月，调任军政部次长；12月12日，在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中，与蒋介石同时被拘，后因事变和平解决，获释回南京。

抗战爆发时，陈诚正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因战事日紧，训练团于1937年8月中旬提前结束。陈诚被派往淞沪战场，任第3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15集团军总司令，后又任第3战区左翼作战军总司令。陈诚率部顽强抗击日军，付出重大代价，同时也重创日军。至转移阵地时，他以自己直接指挥的军队殿后，掩护撤退，致使伤亡更重于其他部队。

在武汉会战期间，陈诚先后被任命为武汉卫戍总司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第9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在政治部中，与担任副部长的共产党人周恩来和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出现的第3厅厅长郭沫若之间，由于各自奉行不同的路线和方针，关系微妙而复杂，曾发生过不少分歧和矛盾，但总体说来，还是维持了与中国共产党人合作共事的局面。1938年7月，出任三青团中央团部书记长，而三青团团长则由蒋介石亲任。10月10日，陈诚指挥所部将被包围于万家岭的日军大部歼灭，使其“陈尸满谷，弃械遍野，仅数百人向西北豕突，情状至为狼狈”[5]。陈诚所部，经数月奋战，已疲惫不堪。10月24日，蒋介石下令自武汉撤退，25日武汉失陷。

武汉失陷后，陈诚于12月初赴重庆，专任政治部长，其第9战区司令长官与湖北省主席职，则分别交由薛岳、严重代理。但是，每遇重大战役，蒋介石常派陈诚返回前线，指挥战事，如南昌、长沙之战等。1939年5月，陈诚升陆军二级上将；10月，兼任新设立之第6战区司令长官；12月，他又奉派参与粤北战役的指挥。陈诚发现粤北部队尽使用于第一线，手中没有机动预备力量，实为一着险棋，遂秘密将第9战区之第54军经长沙运至祁阳待命，并控制一部列车备用；后果于日军大举北犯、粤北守军亟待增援时，将第54军快速运抵，给予日军迎头痛击。陈诚在后来忆及这一情节时，还颇带欣赏的口吻说：“此乃粤北战事转败为胜之最大关键，而且含有一段神秘的意味在内。”[6]也有些战役指挥，陈诚奉命于危难之间，战场条件太差，陈诚无回天之力，致未能凑效，如1940年初的桂南战役、6月的宜昌之战，陈诚均自请处分。

第6战区曾于1940年上半年短期撤销，7月，重建第6战区。在此前后，陈诚辞去政治部长与三青团书记长职务，专任第6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驻节湖北恩施。他在恩施主政期间，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利用自己的权威与地位，推行了一套创利的战时经济政策，如实行“二五减租”，部分物品的平价供应和比较严厉的“三禁”（烟、赌、娼）政策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941年10月初，指挥反攻宜昌作战，予敌重创，迫敌第13师团，连卫生、后勤人员都组织起来，参加战斗；但正待将宜昌完全占领时，敌大批后援部队到达，不得不奉命撤退，致功亏一篑。这一战役共歼敌3677名，毁敌机14架、舰船14艘、汽车107辆。[7]

中国最高军事当局为了打通陆上与盟国的通道，编练新军，准备反攻，于1943年初，决定设立远征军司令长官部。2月11日，陈诚奉派为远征军司令长官，仍兼第6战区司令长官与湖北省主席，驻节云南楚雄之弥渡。在此期间，他策定了远征军作战部队整备计划。为了训练远征军的基层干部，并使其会使用美械装备，军事委员会举办了驻滇干部训练团，蒋介石亲任团长，龙云与陈诚任副团长，陈诚实际负责。与陈诚打交道较多的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史迪威认为：陈诚是中国诸将领中的一位“最强有力和令人感兴趣的人”；“在蒋介石的儿子具备条件之前，他会被看成临时的继承人”。[8]陈诚于5月初，拟定了在中缅战场反攻作战的初步计划。

正值陈诚筹划远征军实施反攻之际，鄂西战局突呈紧张。驻湘鄂日军集中7个师团，约10万兵力，配以飞机百余架，自5月中旬起，大举西犯。陈诚奉命由云南飞返恩施，坐镇鄂西前线指挥。他诱敌于渔洋关至石牌要塞间，求歼敌军于大江之西；令嫡系部队第18军之第11师胡琏部拼死固守石牌。经半月激战，日军不堪疲惫，主动后撤。此役共歼日军25178名，毁敌机45架、汽车75辆、艇舶122只。[9]陈诚因指挥鄂西会战有功，于10月9日，获国民政府授予的青天白日勋章。

鄂西会战结束后，陈诚迅返远征军司令部，并于10月再次拟定远征军反攻计划，其部署为以主力分别攻取腾冲、龙陵，进入八莫、九谷，然后进攻腊戍，与盟军会师曼德勒。陈诚本人因胃病复发，于11月底赴重庆休养，未及实践这一计划，远征军司令长官一职由卫立煌接替。后来卫立煌基本按照这一计划，实现了与英美盟军会师、打通国际通道的目标。

1945年陈诚（右）在重庆机场与毛泽东（中）、张治中（左）合影

陈诚经半年休息，于1944年五六月间，先后作为机动力量，奉命参与豫西作战之指挥与整顿西北局势。7月6日，他受命接替蒋鼎文，担任第1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统辖9个集团军、23个军。11月，陈诚接替何应钦，任军政部长，何改任陆军总司令；1945年1月，陈诚又兼任后勤总司令，直至日本投降。

陈诚在抗战中，转战8年，悉心指挥，为打击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抗战胜利后，陈诚主持军政部，开展部队复员与接收工作。1946年上半年，他根据“三人军事小组”达成的《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的精神，将陇海路沿线及西北的国民党军，整编为27个军、67个师；将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国民党军，整编为29个军、80个师。后因国民党挑动了全面内战，部队整编工作亦中辍。

1946年5月9日陈诚（中）在南京机场迎接美国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左二）

1946年5月，国民政府接受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建议，决定撤销军事委员会及其军令部、军政部、陆军总司令部，设立国防部。31日，正式发布命令，白崇禧任国防部长，陈诚任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这样，陈诚便掌握了全国军事大权，可以直接秉承国民政府主席的命令，统率陆海空军。

从少尉排长到陆军二级上将、参谋总长，陈诚用了24年的时间。这24年，使陈诚从军官阶梯的最底层，爬到了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