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展“四年计划”

1953年是中国农历的蛇年。从这一年起，台湾当局由“行政院长”陈诚主持，开始执行“第一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

早在1952年，台湾省政府在吴国桢的主持下，即制定出《台湾经济四年自给自足方案》，目标是在方案完成后，使1957年台湾的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地步。但是该方案的各项主要生产指标都偏高，难于实现。1953年7月，在陈诚的主持下，台湾“行政院”决定成立“行政院经济安全委员会”（简称“经安会”），负责经济计划的设计、审议与实施。初由台省主席兼任“经安会”主任委员，旋即改由“行政院长”兼任，并设副主任委员1人，委员11至15人，“行政院”“财政”、“经济”、“交通”、“国防”等“部长”，参谋总长，省财政厅长等均为委员人选。“经安会”内分4个组与工业委员会。工业委员会负责制订第一期四年计划中工交部门的计划；第4组则负责设计制订农业部门的计划。

陈诚决心采用“养鸡生蛋”的办法发展经济。他形象地比喻说：

如果只注意财政而不在经济方面去求发展，以培养财源，那就是“杀鸡取卵”。

……

我们一定要“养鸡取卵”，才能使经济发达，人民生活改善，财政收支平衡。[42]

第一期四年计划的主要任务为：“以最有效迅速的途径，从事经济建设，提高农工生产能力，充裕物资供应，满足国内市场需要及增加出口以求对内经济的稳定，对外改善国际收支。”在此总目标下，“经安会”的工业委员会与第4组于8月同时开始了分别制订工农业发展四年计划的工作。

工业委员会认为，工业的发展不宜面面俱到、全面铺开，应遵循4条原则，即：第一，在平衡中择重点发展；第二，增产指标以岛内外市场为基准；第三，充分利用现有设备和自产原料，节省外汇；第四，扩充生产与改进生产并重。工业部门计划分为矿业、制造业、电业、交通运输业四个方面。矿业以发展煤矿为主，重点发展储量大、产量多、设备好的煤矿；制造业的发展应注重生产原料与农副产品的利用，着重发展投资少、见效快、产品适销的轻工业；电业着重于水力资源的利用，并在南部增加火力发电能力；交通运输业着重于水陆运输设备的增添，立足于不断增加新线，但要适当开辟新港。工业投资45.18亿元，计划工业生产平均年增11.1%；交通运输投资9.23亿元，计划年平均增长7.2%。

负责制订农业部门计划的“经安会”第4组，曾邀请各有关农业机构的主管人员、有关公营企业代表、专家、教授等60余人，组成粮食作物、特种作物、林业、渔业、畜牧、水利等6个审议小组，逐年设计各项农业指标。该计划包含农作物、林产、水产、畜产及水利5个分计划。农作物计划要求着眼于供给岛内需要和增加外汇收入，具体有4项重点增产者：一为对于供给岛内需要及外销均有重要性者，如米；二为对外销具有重要性者，如甘蔗、青果、茶；三为对减少进口具有重要性者，如黄麻、花生、黄豆、小麦；四为对供应国内需要具有重要性者，如甘薯、烟叶。林产计划要求在不滥伐的原则下，增产木材，稳定木材价格。水产计划旨在发展远洋及近海渔业。畜产计划要求推广优良种畜，提高畜产量。水利计划为加强排灌工程建设，筹备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兴建。农业投资共23.58亿元，农业生产计划指标平均每年增长4.8%。

陈诚把第一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一个目标，四项原则”。他说：

一个目标是什么？就是力求提高自给自足的程度，使主要的必须物资能够自给，使国际收支可以平衡。四项原则是什么？一是整个性。经济是一个整体，各项生产建设必须相互配合，均衡发展，根据此一原则，所以本计划注重“以农业培植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的原则。二是重要性。经济的范围很广，我们应做的事也很多，但在有限的财力、人力、物力条件下，我们必须把握重点，择其具有重要性的事来做。因此，本计划的农业部门则以增加米谷生产为主，工业部门则以肥料与电力为主。三是经济价值。我们不仅要注重整个性和重要性的原则，更要注意经济价值的原则，这也就是说，要能以较少的投资，获得较大的成果。同时，要在短期内有产生经济价值的可能。四是保守的估计。本计划对于增产的数量，建设的进度以及节省或增加外汇数额的估计，均采取保守的态度，力求低估，不敢高估。因为成果超过我们的估计，那是很好的；假如成果不能达到我们的估计，反要增加很多困难。[43]

陈诚还在一次向国民党中央委员和中央工作人员讲话时，要求大家在贯彻执行第一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时，要提倡勤俭和实践。他形象地比喻说：“当前我们的处境，一如农人春耕时期，必须紧缩裤带，辛勤耕耘，然后才有秋收冬藏，所以全国上下必须厉行节约，实践克难，做到人人以奢侈为可耻，以浪费为罪恶……我们要重实践，尚力行，对于应该做与可能做的事，必须迅速确实地去做，不可空谈理论，浪费时间。”

当陈诚主持制定和实施的第一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进行到第二年时，他因为当选为“副总统”而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这期四年计划实施的大部分时间，便由他的继任俞鸿钧负责主持。虽然如此，陈诚作为蒋介石的副手，对于关系台湾命运的四年计划之执行，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

到1956年，第一期四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基本实现或接近完成，工农业生产都有了大幅增长。

工交方面：工业的实际投资额为33.2亿元，只占计划额的73.5%；但工业平均年增长率达11.7%，超过了11.1%的原定指标。在25个项目中，有9项超额完成了指标，16项未完成计划指标。有些项目，虽未完成指标，但甚为接近，如发电量完成75.8亿度，占原计划的96.7%；煤完成939.9万吨，占92.2%；毛纱完成63.17亿磅，占96.9%。也有些项目完成较差，如硫化铁生产109500吨，只占计划数的75.6%；人造纤维、塑胶和汽车轮胎的增产计划，则未能投产。交通运输的实际投资额为9.77亿元，为计划额的105.9%。铁路客货运、公路客运，都完成了计划指标，仅水运货物的装卸量未能完成。

农业方面：4年中实际投资22.9亿元，为计划额的97.2%；年均增长达6.2%，比原计划年均增产4.8%的指标，几乎提高了30%。在21个农业项目中，有15个项目达到或超过了计划指相当规模；没有达到计划指标的6个项目，其完成数额基本也在90%以上。

到1958年7月陈诚再度出任“行政院长”时，台湾的第二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已经实施到第二个年头。

第二期四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开发资源，增加农业生产，加速发展工矿业，扩展出口贸易，以提高国民所得，增加人民就业，平衡国际收支，从而加强经济作战能力。”本期计划为第一期计划的继续和扩大，属同一目的的更高阶段。4年中计划总投资180亿元新台币，其中含工业99.2亿元，交通运输24.7亿元，农业56.3亿元；计划工业年均增长率12.2%，农业4.5%，减少国际收支逆差5900万美元。

陈诚接手主持第二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后，遭遇到1959年8月台湾中南部水灾的打击。

1959年8月的特大水灾刚刚过去4个月，道路、桥梁、农舍都还在修复之中。尽管如此，陈诚在这年年底，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决心成倍地增加投资，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陈诚决定，在“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中，设立“工业发展投资研究小组”，负责联系和协调各机关促进投资的工作，并对工业环境的改善和一般投资事项，作政策上的研究和建议。他开始把主要注意力移向工业。他规定，“工业发展投资研究小组”的任务是：作为与投资有关的各级“政府”机构的联络中心，汇集并调和各方意见；作为沟通投资人、民间生产事业与有关“政府”机构间的机构，研究与投资有关的各种因素，经常注意实际发展，并向“政府”和投资人双方供给情报，提供建议；从事对投资人服务，协助投资人进行投资活动。陈诚提出，当前要改善投资环境，需要三个方面协调配合、共同努力。他说：

一是政府方面。要节省开支，集中力量于建设事业；简化行政手续，便利私人投资；调整赋税，鼓励储蓄和投资；将部分公营事业适当转变为民营事业；修改有关经济法令、规章制度。

二是政府和民间两方面。要共同努力开拓国外市场，在国际间建立商业信用；吸收最新技术与管理知识，培植技术、管理、推销人才；争取国外资金与技术合作，加强对投资人的服务及供给必须的资料。

三是民间方面。要恢复固有的刻苦、节俭习惯，增加储蓄，减少消费；振奋企业精神，创办新的事业；遵守商业道德，从事公平竞争；健全本身事业，改进品质，减低成本；健全同业组织，互相合作；遵守政府法令，与政府相配合。[44]

1960年3月，陈诚正式推出他主持拟定的《加速经济发展19项措施》。他不再安于每4年一期的经济建设计划，而要在此基础上，再赋予经济发展以一个新的加速度。“19项措施”中包括了预算、金融、外汇与贸易等各方面大胆的改革措施。该措施主要内容为：

（1）鼓励储蓄，节约消费；

（2）建立资本市场；

（3）改善民间投资环境；

（4）扶助民营企业；

（5）在外汇、税收、贷款、资金等方面为民营企业提供优惠；

（6）修订投资设厂用地、出入境手续及企业经营有关“法令”，废除旧有阻碍经济发展条文；

（7）充分利用公营事业及军事生产单位现有设备；

（8）对公用事业费谋求合理标准；

（9）执行精兵政策，推行军官退役制度，“国防”费用维持目前水平；

（10）改善税制与税务行政，建立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公平负担；

（11）改进预算，推行绩效考核制度；

（12）军政事业取消一切变相津贴；

（13）调整公务人员薪金，取消一切暗补，采行单一薪金制，实行退休制度；

（14）加强军费支出稽核；

（15）建立“中央银行”制度，将目前台银代理的“中央银行”业务与普通银行业务严格区分；

（16）所有办理存入款的机构，一律纳入银行系统，受代理“中行”的台银控制；

（17）严格划分银行业务，接受“财政部”监督，避免将短期资金留作长期之用；

（18）建立单一汇率制度，放宽贸易管制；

（19）扩大出口，简化手续，加强对外业务接触。[45]

陈诚宣称：实行经济改革计划的首要措施，是“改善投资环境，积累建设资金”；而上述19点措施，正是围绕解决建设资金问题，实行的大胆革新。他还主张，发展工业，必须抓好粮食、电力与外汇这三个环节，要“配合粮食生产计划，扩建肥料工业与水利建设；扩充电力建设，以发展工业之基础；增加外销产品的生产，以争取外汇；增加省内必需品生产，以节省外汇”。

第二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在陈诚及其前任“行政院长”俞鸿钧的共同努力下，基本上取得了成功。4年中，各业总投资为190.2亿元，其中工业为102.7亿元，交通运输37.7亿元，农业为49.8亿元。除农业外，各种实际投资均超过了计划的规定。工业年均增长率为12%，基本实现了计划的规定；农业年均增长5.3%，超过了4.5%的指标；“国民生产”毛额年均增长7.5%，与计划指标持平。总的说来，农业生产计划完成得比工业好，小麦产量达16.5万吨，超过计划指标49.8%；大豆产量为17.2万吨，超额19.3%；重点产品稻米也达750.1万吨，实现了计划指标的95%。

继1960年完成第二期四年计划之后，陈诚又主持制订了1961年至1964年的第三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由于原来具体研制四年计划的“经安会”于1958年8月撤销，故第三期计划即由“行政院”、“经济部”与“交通部”分别承担，最终由“经济部”汇总。1958年11月，“经济部”专门设立了“农业及工矿计划联系组”，吸收原“经安会”第4组和工业委员会的部分工作人员，继续进行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计划的制订工作。“交通部”也于1960年9月专门设立了“运输计划联系组”，负责交通部门计划的制订工作。

第三期四年计划的目标，在于改善环境，提高生产能力，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扩展对外贸易，减少对美援的依赖程度，逐步建立新的社会经济结构。整个计划共包括农业、工业、交通运输、社会建设、石门水库建设、国际贸易与国际收支6个部门。计划经济年均增长率为8%，农业年均增长5.4%，工业为12.1%；“国民生产”毛额与“国民收入”均增长36%，按复利计算，年均增长为8%。计划4年总投资500亿元，其中农业83亿元，占全部投资额的16.6%；工业229亿元，占45.8%；交通运输66亿元，占13.1%；社会建设25亿元，占5.1%；石门水库18亿元，占3.7%；其他79亿元，占15.7%。

陈诚由于健康的原因，没有能把第三期四年计划执行完成，于1963年12月辞“行政院长”职；执行经济建设计划的重任，亦同时交给了他的继任严家淦。

第三期四年计划，在陈诚与严家淦两任“行政院长”的主持下，其执行情况，大大好于前两期，各项关键性的指标均已达到，不少指标远远超出。4年中，实际总投资595.7亿元，超过计划指标的19.1%；“国民生产”毛额增长了44%，平均每年增长9.5%；均超过了计划指标。农业方面，年均增长率为6.3%，超过计划指标20%；稻米产量达848.5万吨，为计划指标的98.8%；香蕉达66.5万吨，超过计划指标33.1%；渔产量达136.7万吨，为计划指标的116.3%。但也有些农产品产量较低，如小麦只完成12.5万吨，仅为计划指标的38.8%，比第二期四年计划的实际产量还降低了24%。工业方面，年均增长率为14.9%，超过计划指标23%；煤产量达1871.3万吨，为计划指标的105.1%；硫化铁产量18.7万吨，完成95.6%；水泥产量798.1万吨，完成107.1%；发电量为197万度，完成94.3%。到1963年，工业净产额在工农业总额中，第一次超过农业，达到51.29%。4年中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大大超过了原订的计划指标。出口值为12.73亿美元，达计划指标的138.4%；进口值为13.99亿美元，为计划指标的111.2%。

1964年10月，陈诚以带疾之躯，出席台湾1964年经济建设成果展览会的开幕典礼，发表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的公开演讲。陈诚讲了4点简明扼要的意见，他说：

一、勿以当前经济进步而自满；二、检讨我们自己的经济，方能立于不败之地；三、今后经济作战应多了解国际环境；四、今天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一很大缺点，即少数工商界不求进步。

陈诚在他的晚年，为台湾的经济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长达12年的三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实施过程中，他亲自主持制定了两期四年计划和一项临时性的“19项措施”，程度不等地主持了各期四年计划的实施。

无可讳言，陈诚致力发展的台湾经济，属资本主义类型，它无法摆脱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所固有一切矛盾和弊病；其目的，则是为了巩固台湾当局的统治，“反攻复国”。但是，对台湾岛的经济开发，属于中华民族全民族的共同事业，这一经济基础，在实现祖国统一前后，都可直接、间接地为祖国的繁荣、富强服务。同时，陈诚关于重视资金积累、重视技术、讲求效率和速度等经济建设思想，也有可资借鉴和可取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