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水风灾害

陈诚在职掌台省期间，比较体贴民情，关心民间的疾苦，尤其是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的时候。

1959年8月7日，台湾中南部发生了60多年来未有的大水灾，24小时内，降雨量达700至1000毫米以上。老天差不多把正常情况下需要4个月至半年才降下的雨水，在一天一夜中疯狂地倾泻到这个岛屿的中部和南部。在狂风暴雨的肆虐下，广大的城市、乡村，变成了一片泽国。房倒屋塌，桥梁断裂，铁路、公路毁坏，电讯中断，整个岛屿一片凄凉。据台湾当局公布，受灾面积为1.2万余平方公里，灾民达30余万人，公私损失约为新台币37.4万亿元。陈诚向新闻界披露，在这次水灾中，共死亡669人，失踪377人，受伤852人，无家可归者31000人。

此时，陈诚重新兼任“行政院长”刚一年。救灾工作，刻不容缓。陈诚于8月9日，召开紧急会议，听取了台省主席周至柔报告巡视灾区情况，并作了4点指示：

第一，由空军派出飞机维持空中交通，陆上交通命工兵先行抢修公路；

第二，要求工商界人士协助“政府”稳定物价，救济灾民；

第三，由有关单位多拨黄豆，制造豆芽、豆腐，以补蔬菜之不足；

第四，省政府紧急救灾工作所需经费，由财政部主计处用紧急支付来解决。[51]

10日，陈诚邀工商界重要人士40余人举行座谈。会上，他要求每个民众都应发挥“人饿己饿，人溺己溺”的同情心，配合“政府”，协力救灾；工商界不许投机取巧，抬高物价。他还宣布：自即日起，各项主要生活物资应照以前价格，不准上涨；蔬菜、肉类均暂行停止出口；猪肉如再上涨，可以考虑禁屠。次日，为节约肉食消耗，稳定猪肉价格，由“中央”和省、市各级机关、人民团体共同决议，实施全省性有限度禁屠。首先自12日至19日连续禁屠8天，以后每逢星期二、星期五禁屠，直至水灾区恢复原状为止。

17、18日，陈诚率台省主席周至柔、“经济部长”杨继曾、“交通部长”袁守谦等高级官员，先后至中部灾情较重的苗栗、彰化、台中、南投四县视察。据台湾报纸报道：陈诚一行，在视察过程中，“没有接受县市政府的招待”，“都吃带来的便食”。陈诚表示，他所以要带若干“中央”主管官员一起来灾区，“是免得这些主管官员分别到灾区去，使地方官员们花费时间去招待”。他又规定，“今后如有人在工作上必要到灾区去的话，必须不妨碍县市政府的工作，且须自备交通工具”。陈诚身着西服，头戴白色礼帽，手拄竹节拐杖，经过崎岖的山路，察看了各处灾民居住的地点。他听取了受灾地区军政长官关于灾情和救灾工作的报告，并对各项急需处理的问题，作出指示。他对苗栗、彰化两县的地方官员说：

政府对于这回台湾中南部各县市水灾的复旧[52]工作，已经有了一整个的计划，依照概略的统计，在抢修方面大概要花新台币三亿元；在修复工作方面，大概要用新台币六亿元。这就是说，对于这回暴雨造成的灾害，约需新台币九亿元才能修复过来。目前关于钱的方面，无论中央政府或者台湾省政府，都很困难，但是政府无论如何，将尽最大的努力，把钱筹足，在最短期间，依先后缓急，展开复旧工作，希望复旧工作在本年底可以全部完成。[53]

陈诚率员巡视灾区四县后，于18日下午6时飞返台北；晚8时30分，即在官邸召集“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主管举行会议，研究灾情，商讨进一步的救济及重建办法。会上决定，成立由陈诚亲自主持的台湾省中南部水灾救济及重建工作小组，下设人力、物资、财务三组，分由“国防部副部长”梁序昭、“经济部长”杨级曾和“财政部长”严家淦为三组召集人。该小组的任务为负责拟订重建计划及推动重建工作，陈诚指示：重建工作的第一优先，就是重建生产力。

陈诚对于灾区的重建工作，制定了四条原则：

1.充分利用人力物力，以发挥人力弥补财力之不足，以节约物力弥补灾害之损失；

2.重建工作，应以恢复交通及生产为最优先，按交通、水利及生产事业的次序进行；

3.筹措财源，须避免通货膨胀，并防止物价暴涨；

4.重建工作，必须力求计划确实，手续简捷，以期争取时效，有效执行。[54]

他依据这些原则，又对若干具体问题，作了阐明。关于节约：他宣布继续执行每周禁屠两天的决定。因为台湾每天约杀猪7000头，每周禁屠两天，一个月就可少杀5万多头猪，而此次水灾中，全省生猪损失不过1万多头。他认为，“在灾期节约，也是道德上应该的事情，没有遭受灾难的人，实在不应在许多同胞受到灾害的时候大吃大喝”。关于减免田赋：他表示，对于受灾流失的耕地，“政府”一定考虑免征田赋，但现在还不能对减免田赋问题作出规定，“希望能耕种的田地，一定要很快恢复耕作生产”。关于贷款：他宣布由“政府”按一定标准贷给灾民重建资金的50%，由灾胞自筹其余的50%。在贷款中，有几种人应获得优先，即赤贫的人、“革命先烈”遗属和出征军人家属。

8月31日，蒋介石以“总统”名义，依“宪法”、《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规定，为抢救灾害，加速重建步伐，颁布《紧急处分令》，规定：对现行“税法”及各级“政府”预算，自9月1日起，作“必要之变更，俾统筹运用，争取时效，以应付财政经济上之重大变故”；各项税课、公私小客车、电力电信费及铁路、公路票价自9月1日起，将分别附征水灾复兴建设捐，这些收入均由“行政院”统筹调度支拨。《紧急处分令》还授予“行政院”以自行支配这些款项的全权，明令：

凡关款项支拨、工程发包、物料采购及使用等事项，应简化审计会计程度，由行政院斟酌情形核饬办理，得不受各该有关法令限制。[55]

这就大大增加了“行政院”的权力。对此，社会上颇有反应。“立法院”认为这样做，缺乏“法律”依据，向陈诚提出质询。陈诚解释说：“救灾如救火，事实上，这场水灾比大火更厉害，如果我们救灾还先要弄一个‘法案’或进行修订若干种‘法规’，这样，将不知耽搁了多少事情。”他宣称：“希望舆论界相信我，我决不会滥用职权。”陈诚还在向“立法院”作的“施政报告”中强调：

总统颁布《紧急处分令》，其目的在争取时效，迅赴事功，及时恢复交通、水利及农工生产，以防灾害影响的扩大与人民痛苦的加深，这种为应付紧急灾难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本主席不但希望贵院谅解，而且诚恳地希望予以支持……紧急处分令虽然加重了本院的权力，同时也加重了本院的责任。我们重视责任甚于重视权力，决不敢滥用权力，重增罪愆。[56]

在救灾重建工作中，陈诚动用了大批军队。约3万多名官民，累积工数约400万工，完成各种工程450项。陈诚对此深表赞许。他认为：使用军工，间接的效果多于直接的效果，无形的帮助大于有形的帮助。因为军工支援，争取了抢修和重建的时效，控制了工资，稳定了物价，更具有安定人心、安定社会的作用。

陈诚在1960年2月中旬，向“立法院”作“施政报告”时指出，按照重建计划，“政府”共将投资15.38亿元，动员人力623万余工，使用建筑材料21万吨，施工区域达13个县市，动工工程共28类1474项，全部工程将于6月底完成。他还特别报告了在重建工作中运用新技术、提高设计标准的情况。例如：公路桥梁的载重量，一律提高到不低于20吨；公路路基截变取直，加固放宽；重要桥梁调整跨度；灌溉工程采用自动节制水闸等。他从此次灾区重建工程中，总结了两条教训：一是技术人才不足。施工中，不得不临时调一部分学习工程的预备军官参加。他深深感到，“今后我们需要培养更多的技术人才”。二是工业生产力不足。施工需用的五金器材，尚不能完全由岛内供应。他表示，“今后我们必须加速发展工业建设，同时要提高技术与产品的水准”。[57]陈诚全力关注的重点工作，于1960年6月30日，由台省主席周至柔宣布全部结束；自1959年9月1日起实施的《紧急处分令》，亦因重建工作的结束而自动失效。

与1959年8月的“八七”水灾相隔一年，灾区重建工作甫告完成。1960年8月1日，在台湾中部又发生了“雪莉”台风的灾害。该次台风于7月31日下午7时在花莲北方30公里处登陆。登陆后，风势虽有减弱，但在新竹附近已诱发出副台风，给全岛各地带来大雨。台风过境，暴雨成灾，共伤亡475人，失踪95人，铁路、公路损毁较多。幸第一期水稻已经登场，第二期才有一部分栽种不久，损失不大。陈诚早已于7月31日台风在台岛登陆之前，即根据气象资料，督促各有关单位加强防灾、抗灾的措施，要求做到“全力预防，加强准备，以防万一”。8月1日，灾害发生后，陈诚即命令台湾省政府、各地驻军及警察单位，全力协助民众防护堤防，抢救灾害。台岛驻军迅于当日成立中部地区八一抢救指挥部，至晚10时，已出动官兵万余名、车辆300余辆，救出灾民3000余人。

2日，陈诚召集“行政院”各部、会主管开会，商讨对“雪莉”风灾的救济、抢修等问题。他指出，由于有了去年抢救“八七”水灾的教训和实际成果，大大减轻了这次风灾的后果。陈诚分析此次风灾损失相对较少的原因在于：

1.灾区民众受去年水灾的教训，均能提高警觉，注意防范；2.雪莉风灾在日间发生，同时三军有计划的协助，故伤亡及其他损害减少；3.重建堤防较坚，重加修护之处亦多，疏浚工程较深，故洪水消退较速；4.重建工程能争取时效在6月底以前完成，对此次风灾发生了防堵作用，否则不但前功尽弃，而且可能遭受更大的损害。[58]

据此，他希望各部门认真总结这两次灾害的经验教训，“密切协同合作，以人和克服天灾，对全省水利系统应彻底勘测整理，对交通建设的技术方面，应力求改进”。陈诚要求省政府、“国防部”、“交通部”等单位共同配合迅速恢复交通，“尽先恢复公路交通，再集中力量先行抢修纵贯铁路的山线或海线”；他还保证支持省政府进行救灾和抢修的各项措施。在8月4日的“行政院”例会上，他再次重申，要求各部门“努力同心，争取时间，尽速完成‘雪莉’风灾的善后工作，克服灾情，恢复旧观”。在陈诚的主持下，这次台风所造成的后果，迅速得到了消除。

1963年9月11日，正当陈诚因病赴日月潭休养之际，“葛乐礼”台风又给台湾北部造成了严重的灾害。一时间，海水翻滚，河流泛滥，树木倒拔，房屋夷平。北部泛滥的洪水，波及到中部地区，使电讯及交通中断，公私损失奇重。受灾较重的地区为台北市和台北、新竹、苗栗、台中4县。陈诚因交通阻梗，一时不能返回台北，遂暂以书信指示。他在13日致台省主席黄杰的信中，根据抢救“八七”水灾的经验，作了5点指示：

（一）从速整理灾区，使灾胞早日得以归居，从事清理家务；

（二）对于灾区之清洁消毒工作极为重要，以先大灾后必有瘟疫；

（三）从速计划并切实实施修复各种所遭损害之工程，尤以交通最为重要；

（四）对于此次抢救灾胞奋不顾身致死亡者，从优抚恤（可参照阵亡之例办理），负伤者亦应重奖，其余努力人员亦希予以奖励；

（五）救济抚恤以及修复或重建所需之经费，不分中央、地方，诚当负责筹措，希转宏涛兄转告严部长[59]拨垫。[60]

16日，陈诚提前结束病假，未及公路完全修复，即随同修路工程人员，自日月潭赶赴台中；17日，复乘机返台北。当天下午4时半，陈诚来不及稍事休息，立即在其官邸召集“行政院”会议，并请台省主席黄杰参加，听取了农田、工矿、水利、交通、电讯等方面受灾、损失情况的汇报。在其所作的指示中，除前致黄杰信中已列出各点外，尚有：（1）为做好救灾的善后和重建工作，各有关方面应首先就其执掌范围，将损失情况调查清楚，并拟订补救计划及步骤，由“中央”和地方全力筹措经费，完成善后及重建工作；（2）此次台北市郊洪水为患，特别严重，应切实检讨，“行政院”防洪小组应厘定整个计划，分别先后缓急，不为局部之要求所困扰；（3）对灾民的救济，除以灾害程度确定救济标准外，尤应考虑对特殊情况作特案处理；（4）关于工厂矿场的规复和继续生产办法，可照“经济部”及“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所拟计划，加速辅导。

处理“葛乐礼”风灾，大概可以算作陈诚在“行政院长”任期及其一生中，最后处理的一件重要公务。此后，他即于12月初获准辞去“行政院长”兼职，以静养身体为主。

陈诚在其担任“副总统”、“行政院长”期间，多次主持处理水、风灾害，致力于灾区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并作出了一些成绩。此外，他体贴民情、讲求效率、重视技术等作风，也为台湾各界所公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