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共急先锋

陈诚认为，世界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乃同属一种思想和政治体系；而在这一体系的国家中，又是以苏联为首。因此，他把“反共”与“抗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陈诚十分重视鼓吹加强“民主国家”的团结，以便结成一个“坚强的反共阵线”。他在1949年9月3日发表的“九三胜利日”广播演说中说：

……世界上所有民主国家，必须联合一致成为一个坚强的反共阵线……须知反共战争，胜败都是整个的，甚至可以说，任何一国反共战争的失败，就是全体民主国家的失败，而反共战争的最后胜利也不是任何一国的力量所能单独争取的……

陈诚竭力呼吁，各反共国家，要克服相互间的矛盾，尤其是需要联合起来，支持台湾当局，对付中共。他在1949年“国庆”纪念日前夕，以东南军政长官的身份，发表广播讲话说：“世界上所有民主国家与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必须放大眼光，克服矛盾，捐弃成见，避免苟安，放弃小利，站在整个世界人类自由生存的立场，来决定一切政略与战略，万不可短视自私，由了赤色帝国主义者的阴谋诡计。”他还指出，对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国家”不能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予以承认；否则，“就要成为全世界人类的蝥贼了”。可是，世界反共国家间的利害斗争，从未停止；各国之间的团结一致，也一直做不到。这当然就影响了台湾当局“反共复国”的斗争。这是使陈诚深以为虑的。他在1951年8月的一个报告中指出：“现在国际情势虽然错综复杂，千变万化，但是苏俄肆行侵略，赤化全球的企图是不变的，而民主国家联合一致，反抗侵略，终必获致最后胜利的推断，也是可以确定的。不过，在今天错综的国际情势下，民主国家还没有能一致团结以抵抗侵略前，对于我们，可以说是一段最艰苦而危险的阶段。”

为此，陈诚大肆叫嚷，亚洲人对保卫亚洲要负起责任，台湾当局也“必须负起拯救中华民族的责任”。他力促组织“亚洲反共联合战线”。他说：“亚洲人对于保卫亚洲，必须负起责任，惟有基于亚洲人的自觉、团结与努力，然后亚洲才能真正得救。今天亚洲国家既不能在敌人的恶意之下求苟安，亦不能在友人的善意之上存幻想，必须自觉自强，团结互助，以集体的力量与一致的行动，对付我们的共同敌人。所以组织亚洲反共联合战线，乃是亚洲人自救的一个重要步骤。亚洲反共联合战线的成否，关系亚洲人国家自身安危存亡。”在与亚洲一些反动政权的关系上，陈诚紧跟蒋介石，把台湾当局打扮成亚洲“反共国家”中的“救世主”。他不仅积极支持派兵去韩国，而且还随时准备派兵去南越支持吴庭艳政权。他在一次接见南越新闻界访华团时说：“如果将来越共胡志明举兵南侵，越南政府需要自由中国出兵援助抗共时，自由中国将派遣部队前往越南。”“我们的部队，只要是与共党作战，不论何地皆愿前往。”他还将台湾当局说成是“拯救中华民族”的“救世主”，竭力鼓吹依靠“自我努力”来改变别人的看法。陈诚声称：“中国人自身必须负起拯救中华民族的责任，亦唯有依靠中国人自身的努力，中华民族始能真正得到拯救。因此，我们不必问别人对于我们的看法如何，安排如何；要问我们自己的做法如何，努力如何。我们决不可寄希望于国际局势的变化来改变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必须从自我努力的过程中来改变别人对于我们的认识。只要我们自身有力量，自己有办法，任何人都会希望我们反共复国的大业获得成功；反之，如果我们自身无力量，自己无办法，任何人都不会代替我们达成任务。”

为了迅速发挥国际上“反共阵线”的作用，陈诚更进一步提出“驱逐”苏联出联合国和各反共国家均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的具体主张。他说：

反共抗俄不特无悖于民主自由之原则，且为维护此项原则最具体最实际之工作。为集中意志，集中力量，俾能以团结一致之坚决行动确保世界之安全和平。民主国家倘决心使联合国成为维护正义的和平之组织，应立即将苏俄驱逐于此一组织之外。

吾人主张，民主国家应立即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盖以接受克里姆林宫控制指挥之共产党，乃不忠于自己国家，不忠于自由民主之暴力集团，故吾人实不应予毁坏自由者以自由。[20]

不仅如此，陈诚还为世界上一切反共国家设计了一个“全球性的战略”。这项战略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制订一项“全球性之安全防御计划”。将北大西洋公约与美日、美菲、美澳新安全同盟扩大，使之包括所有反共、非共国家，并建立统一组织，制定统一计划。另一方面，对于德、日、意、奥等战败国的歧视与限制，应迅速修正解除，“使均能以独立平等之地位参加民主阵容，共同抗御克里姆林宫暴徒之侵略”。

第二，根据整个世界的需要，决定战略的运用。“一方面应决于敌人之侵略动向及由此可能造成之危险；一方面则应决于吾人必须使用之力量及其可能产生之效果。”因此，“重欧轻亚”或“重亚轻欧”都是不正确的。欧洲的工业生产能力固属重要，亚洲的庞大土地、人力与资源，亦同样重要。实行经济抑制固属重要，“强化最弱一环”也是必须采取的步骤。

第三，实行战略分工，充分运用各国本身的优点。“民主国家”有富于工业生产能力者，有富于人力者，有富于资源者，必须打破地区上与种族上的界限，实行战略分工。“民主国家”应使中国大陆成为防阻“苏俄侵略”之长城。

陈诚还提出，在“反共抗俄”中，应“认清敌人弱点争取主动”。他认为苏俄的弱点为：（1）“俄式共产主义”已经“没落”；（2）苏联内部矛盾尖锐，包括苏联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矛盾，苏联国内的民族矛盾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矛盾”；（3）苏联实力基础的薄弱。有鉴于此，“民主国家”应采取的主动措施包括：政治上，“展开政治与宣传攻势，由思想之渗透进而为行动之渗透，培养并援助一切反抗史达林政权之势力，必要时，应采取适当方式配合局部的军事行动，以保持并扩大政治之成果”；军事上，应由“中心防卫”扩展为“全面防卫”，在适当地带与适当时机，采取适当方式方法，攻击“敌人”最弱之点，对于局部的边缘战争，“民主国家”应力求政略与战略统一，采取有效军事行动，“彻底粉碎敌人之拖延、消耗与疲劳战略”。经济上，“民主国家之经济行为，必须配合政治与军事目的，最低限度亦不应使经济行为与政治、军事目的相反背，若以吾人之战略资源售予敌人制造武器用以杀伤吾人之战士，显属极端愚蠢与极端残忍之行为”；扩大和加强对“敌人”的禁运措施，“在适当地区与时期，应即采取全面之封锁政策”。

在陈诚“反共抗俄”的总体战略思想中，始终把台湾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上。陈诚认为：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的动向，足以决定整个亚洲的前途；对于亚洲的任何努力，如不能在中国有所成就，则最终必定失败。他竭力吹嘘台湾“强大的武力”，捏造台湾在大陆拥有100余万人的游击队；声称台湾当局一旦实行军事反攻，“大陆上必将涌起反共抗俄之狂潮”。陈诚竟以英国在二次大战中的作用，来比喻台湾之对大陆。他说：“二次大战，阻止希特勒之侵略英吉利海峡，解放欧洲大陆之主力，则来自英格兰岛，今日台湾之与中国大陆，其情势亦复如此。”陈诚不断强调，台湾是整个“自由世界”“反共抗俄”斗争中的一环，以争取“国际间”对台的更多援助。1953年3月，他在“行政院”检讨会上说：“自由中国是整个自由世界的一环，自由中国的力量增加一分，对于自由世界的贡献便增加一分，自由世界的力量也可因此增加一分。”

陈诚曾在《如何走向安全和平之路》的长篇报告中，归纳了自己“反共抗俄”的战略思想。他说：

吾人认为，世界的命运是整个的，故西方民主国家对于亚洲以及亚洲的中国，绝不可稍存歧视与忽视。吾人切望所有民主国家对于当前世界命运之整个性与关联性有一共同深刻了解，继续加强彼此之间之合作互助。当此千钧一发之际，切不可各自为谋，尤不可斤斤计较既往之错误与得失。吾人应面对残酷危险之现实，忠实执行整个人类的愿望，以团结一致之坚决行动，阻止敌人之渗透分化。[21]

由于陈诚所持的坚决反共的立场，使他在对待战争与和平的观察与看法上，都深深打上了反共的烙印，形成了一种荒谬的理论。1954年8月10日，陈诚应台北市编辑人协会之请，作时局演讲，着重讲述了如何避免世界性原子大战的问题。他的观点是：

第一，要彻底放弃与苏俄共产集团“共存”的幻想。陈诚以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行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援越南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为例，叫嚷“共产党的本质就是侵略，就是战争”。在这个问题上，他得出如下的结论：“共产党之产生，就是要以各种斗争的手段消灭民主自由的思想和制度，否则它便没有存在的理由，更没有发展的可能了。这两种集团的不能相容，就像水火不能相容一样，双方斗争的最后结果，必然是一方完全胜利，另一方完全毁灭。”

第二，要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削弱“敌人”。陈诚狂妄地进行战争叫嚣，认为共产主义“敌人”的力量强一分，战争的危机便多一分；当“敌人”认为已经可以战胜“民主国家”的时候，原子大战便要爆发了。因此他主张早打、大打，与其被动地等待“敌人”来打自己，不如主动地选择时间、地点去打“敌人”。

第三，要培植共同命运的意识与共同行动的意志。陈诚很为反共国家之间的同床异梦、各打各的算盘和缺乏精神力量的情况着急，竭力呼吁“民主国家”要培养共同命运的意识与共同行动的意志。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呢?陈诚提出：“无论在国内或国际间，最重要的就是要能拿‘反共’二字作为道德上和行动上的一个共同标准，使大家都能明白认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怎样做是错的，怎样做才是对的。有了这个共同标准，然后大家意志才能集中，行动才能一致，团结才能巩固。”

在“反共抗俄”问题上，陈诚堪称为蒋介石忠实、得力的助手，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陈诚关于“反共抗俄”理论的阐释，也如他坚决反共的立场，暴露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