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孙立人“兵变”案

1955年6月上旬，蒋介石将亲去台湾南部的屏东校阅陆军各兵种。屏东地区的凤山军事基地是“总统府参军长”、前陆军总司令孙立人主持第四军官训练班的地方。而关于孙立人将趁蒋阅兵之机，实行“兵谏”的情报，已经秘密传到蒋介石那里。

孙立人，字仲能，安徽舒城人。早年求学清华大学，后入美国普度大学，获土木工程学士学位，复转西点军校学习军事。1927年归国后，服务军事，曾率税警第4团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滇缅战役中，率新38师取得仁安羌大捷，有“东方隆美尔”之称。1944年升任新1军军长；抗战胜利后，先后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陆军副总司令；1947年11月赴台编练新军，1949年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50年起任陆军总司令，1954年调任“总统府参军长”。

屏东阅兵前，蒋介石既知孙立人将有“异动”，遂通过“国防部保密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孙立人在军中的主要骨干郭廷亮、江云锦、田祥鸿、刘凯英等100余人秘密逮捕。同时，台湾当局如临大敌，将原定受阅部队重新编组，一部分部队被临时取消受阅资格；阅兵场地四周，岗哨林立，戒备森严。

6月6日晨4时半，台南7万名受检部队，抵屏东机场，进入受检位置。为保证检阅的绝对安全，军方两度用扫雷器在检阅台前进行反复检查，致使正式检阅的时间从9时半推迟到11时半。孙立人紧随“总统”蒋介石、“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何应钦、“国防部长”俞大维之后，参加了检阅。

屏东阅兵后，台岛内外开始沸沸扬扬地传出所谓“兵变”的新闻。新闻的焦点围绕在孙立人及其已被逮捕的百余名部属之间。六七月间，孙立人的行踪成了人们猜测和议论的中心内容。

7月31日，是台湾当局举行一年一度“扩大军事会议”的日子。作为“总统府参军长”的孙立人，本应赴会。可是，这天一清早，“副总统”陈诚便来了电话，约孙前去谈话。孙立人于7时刚过，即带了随从参谋陈良埙，前往信义路陈诚官邸。孙立人判断，这次谈话将揭开盛传了将近两个月的谜底。

陈诚将“参军长”迎进客厅后，命副官们在厅外候命，由他与孙立人单独谈话。果不出孙立人所断，陈诚向孙交了底，把所谓郭廷亮“匪谍”案的情况向孙作了通报。郭廷亮，云南河西人，1922年生，1939年入税警总团2期学习，次年毕业后，留在孙立人麾下服务。后随孙远征印缅，官至上尉连长。抗战胜利后，编入新1军，开往东北，任榴弹营少校营长。陈诚告知孙立人，郭廷亮已“供认”：1948年，郭率部驻沈阳铁西二道街三义和米栈内，与店主白经武相识，并经介绍与青年女子李玉竹结婚。11月2日，沈阳解放，郭被困于城内，经白介绍，与其在吕正操部任联络科长之兄白经文接触，允为中共去台从事“兵运工作”，约定联络暗号，得解放军所开路条及黄金10两。郭遂携妻经津、沪而抵台，重投陆军副总司令孙立人麾下，先后任储训班副队长、少校营长、教官之职。1954年9月，郭曾与一操北方口音的“李先生”，按秘密联络暗号接头，并接受对方布置的任务，准备在适当时机发动“兵谏”。陈诚与孙立人的谈话，共进行了2个多小时，致使陈、孙均未能前去参加“扩大军事会议”。也正是在这一天的扩大军事会议上，台湾当局正式宣布了“孙立人案件”。

次日，孙立人的随从参谋陈良埙接到台北宪兵队的通知：上面有命令，“参军长”不要出门。

接着，“国防部”又派黄、傅二局长前来，将江云锦等人的供词交孙阅读。

至此，孙立人深知，自己已经在劫难逃。于是，他于8月3日给“总统”蒋介石送上了一份辞呈。内称：“近者陆军部队发生不肖事件，奉副总统谕示郭廷亮案情，日昨黄傅两局长奉命交阅江云锦等供词资料，职涉有重大之罪嫌”，“拟请赐予免职，听候查处”，“俾闭门思过，痛悔自新”。其“请予惩处”的“过错”有二：

一、郭廷亮为职多年部下，来台以后，又迭予任使，乃竟是匪谍，利用职之关系肆行阴谋，陷职入罪，职竟未警觉，实为异常疏忽，大亏职责。

二、两年前鉴于部队下级干部与士兵中，因反攻有待，表示抑郁者，为要好心切，曾指示警训组江云锦等于工作之便，从侧面联络疏导，利用彼等多属同学友好关系，互相策勉，加强团结，以期领导为国效忠，原属积极之动机，不意诲导无方，竟至变质，该江云锦等不但有形成小组织之嫌，且甚至企图演成不法之举动，推源究根，实由职愚昧糊涂，处事不慎，知人不明，几至贻祸国家，百身莫赎。[39]

半个月后，“总统府”突然于8月20日，发布“总统命令”，免去孙立人“总统府参军长”职，由黄镇球接任；并组成以陈诚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彻底调查孙案。“总统命令”称：

（一）总统府参军长陆军二级上将孙立人，因匪谍郭廷亮案引咎辞职，并请查处，应予照准，着即免职。关于本案详情，另组调查委员会秉公彻查，候报核办。此令。

派陈诚、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组织调查委员会，以陈诚为主任委员，就匪谍郭廷亮案有关详情，彻查具报。此令。

（二）国防部副部长陆军二级上将黄镇球另有任用，应予免职。此令。

特任陆军二级上将黄镇球为总统府参军长。此令。[40]

酝酿已久的爆炸性新闻，终于出台了。戎马一生的孙立人，在一场不见硝烟的战斗中，成了败将。而蒋介石的嫡系宠将陈诚，却深深地介入到扑朔迷离的“孙案”中来。

说起陈诚与孙立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在抗日战争中，曾两度共同战斗在同一战场。一次是1937年的淞沪会战中，陈诚先后担任第3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15集团军总司令、左翼作战军总司令和第3战区前敌总司令，全盘负责指挥淞沪战事；而孙立人则是税警总团第2支队的少将司令官兼第4团团长，曾在淞沪战场受伤10余处，被炸成“血人”，九死一生。另一次是在1943年的印缅战场，陈诚担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筹划收复缅北失地、打通国际交通线；而孙立人则在中国驻印军中任新1军军长，同样肩负着收复缅北与修筑中印公路的任务。他们同是抗日战场上叱咤风云的高级将领，并两度战斗在同一地区。不过，他们之间真正发生较多的工作联系，还是在东北和台湾。孙立人于1947年7月离开东北，先后到南京、台湾担任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司令；陈诚则于当年9月赴东北任行辕主任，指挥东北战事，而此时孙立人的旧部新1军则在陈诚麾下。孙立人曾致函陈诚，希望不要将新1军分割使用；陈诚在被免去一切职务、闲居上海时，亦曾邀孙来沪。陈、孙真正的合作共事，乃为1949年至1950年间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中，他们分任正、副军政长官。

陈诚与孙立人，虽有一段军事上共事的渊源，但在人事关系上，却不属于同一派系。陈诚属黄埔系，在军中有较深厚的根基，尤其握有一批黄埔高级将领；孙立人则无派无系，但受美国赏识，有国际背景。

1949年2月14日，蒋介石已经下野，退隐溪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已经响到长江边；代总统李宗仁已经表示，愿意在中共提出的8项条件的基础上举行和谈。这一天，美国白宫训令驻南京大使馆，派公使衔参事莫诚德为密使，飞往台北，游说刚刚上任的台湾省主席陈诚“自立”。据美国国家档案局保存的文献称，其内容包括：

一、台湾现在的省主席，宜使政治与国府分离，经济贸易和中共绝缘。台湾省主席办理台政，美国每年拨给台湾经援2500万美元。

二、形式上，联络菲、澳、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各国，各出一些象征性的兵力，会同美军占领台湾。希望在两周之内，在台召开政权转移会议，苏联、中国国民党政府亦可参加。

三、会议决定后，美国即对台海之海上及空中担任巡逻与联系活动，以免外来军队之来袭；同时遣送不受欢迎的大陆在台分子。

四、通知蒋介石，如他愿意留台，当以政治避难者身分相待。

五、邀请孙立人参加台湾新政权。[41]

陈诚以忠蒋而闻名，自不会接受这一方案。而“邀请孙立人参加台湾新政权”一条，却使这位陆军副总司令祸福参半。它既使蒋介石、陈诚不能将孙立人等闲视之；又使蒋、陈对孙氏更增加了一层戒备之心。

接着，莫诚德又与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处长肯楠博士，进一步商讨了由美国派兵占领台湾和扶立孙立人成立新政权的问题。据美国NSC密档第53号记载：

邀请孙立人将军参加（美国）占领军新政权。如他肯接受此任，则我们分化中国驻台军队之工作即告成功……

国务卿艾奇逊主张：以孙立人替代陈诚为台省主席。我们所需要者，乃一干练笃实之人，不必听蒋介石之指挥，亦不必从李宗仁联合政府之命令，而专为台湾谋福利。孙氏经验或有未足，但其他条件，都甚符合。

由此，美之扶孙抑陈，已十分明显。就中亦可推断出，陈、孙之间关系并不融洽。美国人当时也看出了他们之间的歧见。1949年5月11日，美驻台北“领事”艾嘉以第154号电致国务院称：“孙立人与陈诚歧见尚未调处。他表示，陈诚有意冷冻他，重用自己亲信；孙氏在陈之下的指挥权，迭遭陈氏亲信干预。”6月12日，艾嘉复以第225号电致国务院称：孙立人“抨击彭孟缉和陈诚其他亲信为本位主义、盲从，起码落后时代五十年”。

此后，在陈诚担任“行政院长”期间，孙立人与台湾黄埔将领之间的关系，更趋紧张。《孙立人在台兵变》一文曾有如下生动描述：

当陈诚任行政院长、周至柔任参谋总长、王叔铭任空军总司令、桂永清任海军总司令时，屡当蒋介石召开会议时，陆军总司令提出的问题或意见，总是遭到了三票对一票的否决，有时弄得蒋介石亦左右为难……有时老孙气急了，就在会议上向老蒋报告说海军、空军如何好，如何、如何行，那末请总统将陆海空三军测验一下，比一比，看究竟哪一军好。先从我们三军总司令考起，比文也好，比武也好，比立正稍息也好，比x+y也好，由你们海空军决定好了……由此可见老孙与陈诚、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等高级将领间之矛盾多深。[42]

在回溯了上述陈、孙关系的历史之后，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之间，各自代表着不同的势力。而由陈诚来主持孙立人“兵变”案的调查，则是蒋介石在清除孙立人举措中的必然人选。

9月19日，以陈诚为首的“调查委员会”，与孙立人进行了整个“调查”期间唯一的一次接触。这天上午9点，孙立人奉召来到阳明山第一宾馆，阅览王云五、黄少谷两委员分别讯问孙之部属郭廷亮、王善从、田祥鸿、江云锦、陈良埙、刘凯英6人的笔录。中午，由陈诚单独邀请孙立人至自己寓所共进午餐。下午4时起，由在台北的全体调查委员与孙作集体谈话。谈话中，孙立人拒不承认自己知道郭廷亮等人的“发动计划”，再三声称希望“消弭于无形”的观点。孙立人面对陈诚等咄咄逼人的提问，回答说：“至于整个的计划，我是不晓得的。”陈诚等人又问：“为什么不向当局报告呢？”孙立人答：“我总以为只要他们不作这个事情，就没有事情了，不会再有什么，所以我也觉得把这个话放在我心里，用不着报告了。”[43]

这次谈话一共进行了4个小时，直到晚上8时过后方告结束。

“调查委员会”在陈诚的主持下，总共工作了将近50天，最后由陈诚定下基调、王云五执笔，撰成“报告书”。“报告书”认定：孙立人有“在军中违法密结私党或秘密结社集会之嫌”，以及放纵刘凯英逃脱、“循情包庇之嫌”。对于“匪谍”郭廷亮活动于其左右，“至少应负失察之责任”；对于“亲信人员不法言行之知情不报，以及平日之管束无方与训导失当，实难辞酿成郭廷亮阴谋之咎”，“应负其责任”。“报告”笔锋一转，又云：

惟念孙立人将军为总统多年培植之人才，且曾为抗战建功，孙立人将军在8月3日上总统签呈中曾沥陈愧悔自责之情，在9月19日答复本委员会询问时，亦痛切自承错误，一再声述愿负全责。且己引咎辞去总统府参军长职务并奉政府令准免职。本委员会谨建议总统于执行法纪之中，兼寓宽宥爱护之意。

这份“报告书”，除了在日本治疗眼疾的何应钦外，由陈诚等8名在台委员签署，呈送蒋介石。原拟于10月10日前公布，因故延长至20日公布。报告全文共18000多字。台湾“中央社”电台在20日这一天，以每小时发出1500—2000字的速度，共播发了11个小时，方将全文发完。

与公布调查报告的同一天，台湾当局又公布了一份由蒋介石亲签的处置孙立人的“总统令”。“总统令”当然完全肯定了陈诚主持调查所得出的结论，并采纳了“报告书”关于处置孙立人的建议。内称：

兹据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陈诚、委员王宠惠等呈报彻查结果，一致认定该上将不知郭廷亮为匪谍，尚属事实，但对本案有其重大咎责。兹念该上将久历戎行，抗战有功，且于该案发觉之后，即能一再肫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兹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处议，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44]

这“由国防部随时察考”的命令，不禁使人联想起18年前对张学良将军之“交军事委员会予以管束”的命令。张将军已被“管束”了18年，先后幽禁于南京、奉化和新竹，往后究竟还需“管束”多少年？天知道！孙立人之“由国防部随时察考”，究须多长时间？当亦无人知晓。

在“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书和蒋介石的“总统令”公开播发的当天，“副总统”陈诚于下午2时接见了孙立人，陪同接见的还有“总统府秘书长”张群。据《中央日报》报道：

孙立人将军于二十日下午二时获悉总统已明令对他因匪谍郭廷亮案作宽大的处理暨调查报告书已正式发表后，即驱车赴陈副总统官邸晋谒陈副总统，表示诚恳的谢意。孙将军当时表示，政府对此案的处理极公平合理，尤其总统对他的宽大与爱护，使他铭感五内。他并曾向陈副总统表示，他正闭门思过，痛切改悔，将来如有机会，他将再度为国效力，以赎前愆。[45]

上述报纸报道的内容，多为官样文章，并不能代表孙立人的真实思想。不过有消息说，孙立人还向陈诚表示，他过去在美国普度大学学过土木系，愿以一名工程师的身份，献身于陈诚所主持的石门水库建设。对于孙立人在“由国防部随时察考”期间的任用，陈诚当然不敢擅自决定，允向“总统”报告。但是，到23日蒋介石接见孙立人时，其所作的指示，实际上是拒绝了孙立人的这一要求。蒋介石说：

你要从心理上及精神上充实自己，俾来日可用。要多研究东方，尤其是中国的书籍，特别是中国古圣贤名言，作一个优秀的军人。

从此，孙立人便同当年的张学良一样，开始了一种没有时间下限的“修身养性”的生活。

20日当晚，作为陈诚调查孙立人“兵变”案的结束，蒋介石在士林官邸设宴款待了陈诚等8名在台的“调查委员”，用以酬谢他们两个月来的辛劳。

纵观陈诚与孙立人二人的全部人生轨迹，他们私人之间并无太深的个人恩怨。孙立人事件的发生，有诸多复杂的因素，有历史的、国际的背景，也有个人性格方面的原因。这是台湾当局内部的一场政治斗争。陈诚之介入此案，完全是秉承了蒋介石的意旨，他个人对此并没有过多的选择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