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办阳明山会谈

1961年下半年，由陈诚一手筹划并主持了两次“阳明山会谈”。陈诚宣称，“阳明山会谈”的要旨为：

（一）商讨反攻复国大计，积极解救大陆同胞；（二）加速复兴基地的经济发展，增进人民的生活，充实反攻力量；（三）加强海内外的团结，一致为复国建国而努力；（四）交换对政府应兴应革的意见，造成更多的成绩和更大的进步。[46]

早在这年4月13日，会谈即开始筹备运作，陈诚聘袁守谦为会谈筹备处主任。经两月余筹划，工作大致就绪。6月22日，陈诚召集会谈筹备处副组长以上人员及“行政院有关部会首长”在“行政院”举行筹备会议，他指出：“阳明山会谈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邀请参加会谈的人士，也一致对会谈表示重视，希望有关人员充分准备，使会议圆满成功。”

7月上旬，陈诚以“行政院长”身份，主持召开了“以研讨经济的发展，配合反攻军事，增强反攻力量为主旨”的阳明山第一次会谈。陈诚在发给与会者的邀请书中指出：“当前大陆及国际情势之发展，尤亟需海内外一切力量之加强团结，以助反共抗俄国策之实现，尤亟需我全民族一切力量加强团结”；为此，“特决定邀约各方贤达硕彦，分别举行会谈，交换对时局之意见，商讨应兴应革事宜，期以博访周询之功，收集思广益之效”[47]。被邀请参加阳明山第一次会谈的，有工矿、农林、渔牧、水利、商业等各界从业人士和专家共104人，其中台湾60人，海外华侨44人。

7月1日，阳明山第一次会谈在台北阳明山庄会场正式开始，有84名被邀请者与会，40名“政府”官员及有关人士列席。陈诚出席主持并致词。他重申，这次会谈的主要任务，“是为了商讨反共复国大计”；希望“与会诸先生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来发表意见”。他特别强调了经济力量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他说：

历史告诉我们，经济是决定战争成败的主要因素，也是保障军事胜利成果的主要条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形均可证明。我们第一次会谈以经济财政为主，原因亦正在此。

陈诚在致词中，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为会谈定下了基调。

第一，“加速复兴基地经济发展”。他指出，应努力实现19点财经改革措施和积极推行第三期四年经济计划；对于如何使生产的增加适应人口增加的需要，如何依加速经济发展的要求培植人才并使人尽其才等问题，都需要更进一步从社会观念、经济制度、技术知识各方面互相配合，加倍努力。

第二，“配合反共复国的需要”。他认为，“反共复国”的行动，需要经济与军事密切配合。因此，必须一面求经济力量的充实，以适应一切可能的变化；一面谋求经济与“外交”、侨务等方面的配合，以肩负对中共经济作战的任务。“一切工作尤须着重适应军事行动的需要，作支援前线的适当准备”。

第三，“拯救大陆同胞，重建自由康乐的国家”。他宣称：“光复大陆，建设民有、民治、民享的新中国，是我们反共斗争的最终目标。”他还鼓吹，在“光复大陆”后，要运用台湾的物资、技术、生产能力，及在国际贸易上的信用，来供应大陆人民粮食、布匹、果品、种籽等生活必需品，“使他们能恢复建康，从事生产，得图休养生息”。[48]

与会者先后听取了“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的一般政务报告，参谋总长彭孟缉的军事报告，“经济部长”杨继曾的经济建没报告，“外交部长”沈昌焕的当前国际形势与“外交”情况报告，以及有关大陆情况的报告；同时，进行了综合会谈。

6日，与会者按三组进行分组会谈。第一组着重研讨经济发展问题，其中包括对于经济建设的困难、经济行政、工矿、农林、渔牧、交通运输建设、美援运用、发展毕侨经济及劳资关系方面的检讨。第二组着重研讨财政金融问题，主要包括促进预算收支平衡、改进税制及税务行政、粮食、金融制度、通货发行及货币供应、银行贷款与利率及储蓄存款等问题。第三组着重研讨外汇贸易问题，其项目包括政策、输出入、贸易商业管理、有关外汇贸易调查研究工作等。各组的会谈，均将围绕“加速复兴基地经济发展，充实反攻力量”这一中心内容进行。陈诚表示，希望各与会者在会谈中，“不必讲我们已有之成就，最好把政府没有想到和没有做好的工作尽量指出，以作今后改进的参考”。

7日，陈诚为这次会谈作了总结。他首先肯定这次会谈的举行，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进行会谈的目的，是要“了解国民的需要”，“依据国民的需要来做”；而通过会谈，“使政府同仁对财政、经济以及贸易等问题，都有了深切的了解”，“这次会议的结束，即是政府行动的开始”。他表示，“政府”将根据会谈中所提供的有关农、工、渔、矿等方面的建设性意见，来修订第三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接着，他对会谈中着重讨论的8个问题，分别作了综合说明。

第一，“国防”负担与经济发展问题。他说：“带着国家安全的背包往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走，自然很吃力，但如果抛弃了国家安全的背包，我们生产建设的成果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希望，都可能化为乌有。”因此他认为，“国防费用”的支出，并非全部是消耗性的，很多支出，对于促进经济发展与增加“国民”就业，也并非没有益。

第二，经济体制问题。他指出，11年来，台湾当局的做法，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向，即不断扩大企业的自由，扶植民营企业；今后仍要坚持这种做法，并将公营事业转为民营，以培养民间的经济力量，加速经济发展。

第三，农业与工业问题。他分析，一方面要适应时代的要求，以工业化为目标；但是另一方面，也要注意现实的条件，循序渐进。他说，今后我们仍要努力加速经济的现代化，以工业生产总值超过农业生产总值为目标。

第四，增加生产与节约消费问题。他认为这两个问题表面上看来是矛盾的，但实际上是可以调和的；并宣布今后将运用租税政策来推动节约，鼓励生产。

第五，资金、利率与货币供应量问题。他承认在会谈中，大家对此问题的认识有距离。他强调：货币的发行量，必须“兼顾经济的发展与经济的安全”。从原则上说，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在通货不致恶性膨胀的条件下，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使其用于生产建设方面似有必要；但在当前财政收支还不能平衡，人们对通货膨胀比较敏感的情况下，需作审慎的处理。

第六，平衡财政收支与改革租税问题。他提出：要通过严格控制预算、实施绩效预算、健全“国债”管理制度、切实整顿税收等办法来平衡财政收支；要建立并迅速实现以直接税为中心的税制。

第七，辅导对外贸易问题。他打算充裕外销货款，放宽出口限制并简化手续，成立保税仓库及工厂，加速办理退税，加强外销组织与商务调查，开辟国外市场，严密商品检验。

第八，行政上的问题。如“法令”、机关事权、行政效率与风气等。[49]

陈诚在这篇总结报告的最后，特别提出“复国大计”的问题。他谴责了“现在国际间酝酿的‘两个中国’的阴谋”，表示决不会接受这类解决办法。他重申“反共复国”的决心，并要求大家发扬“在艰弥劲，遇阻不回”的精神。

陈诚主持的这次阳明山会谈，着重研究的是台湾经济发展的问题，但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反共复国”是其基调。从时间安排上来看，用于政治喧嚣的时间也远多于对经济问题的实质性的探讨。台湾当局对此举大肆宣传，毒化了海峡两岸的气氛，掀起了一股新的反共浪潮，在海内外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但会谈毕竟为经济界的著名人士和专家商讨问题，交换意见，提供了一个场所，开放了言路，对于暴露和解决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有一定的作用。陈诚在政治上反对“两个中国”的主张，这在客观上也有利于祖国的统一大业。

距阳明山第一次会谈约50天，陈诚又于8月下旬召开了阳明山第二次会谈。8月上旬，陈诚本人还在美国纽约访问，台湾“行政院阳明山会谈筹备处”已根据陈诚出台前既定的方针，将准备邀请出席第二次会谈的第一批名单75名，经“行政院”第726次院会通过，予以公布，并陆续发出邀请。此次会谈，主要邀请对象为教育、学术、新闻界人士。会谈将依照原订计划，以讨论现行教育设施、“国家”长期科学发展及“光复大陆后的教育重建工作”为重点。

陈诚于13日由美返台后，使举行阳明山第二次会谈的各项筹备工作，得以迅速落实。17日，“行政院”例会通过了出席会谈的第二批邀请名单计31名。在前后两批106名被邀人士中，一部分为台湾本岛和香港各公私立大学、学院及新闻事业单位的著名人士，一部分则为旅居美国、西德、加拿大、萨尔瓦多等地的学人和新闻界人士。

22日至24日，与会人士在正式参加会谈前，首先被组织在台北、金门等地，参观了军政、经济、文教设施。

25日，第二次会谈在台北阳明山庄正式召开。这一天，在被邀请者中有87人出席，另有62名有关部门和单位人员列席。陈诚出席主持会谈，并首先致词。他在讲话中，概述了国民党当局迁台前后政治、军事、财经、社会、教育等各方面的情形。他说：“这次会谈是以文化、科学、教育为主，与会诸位先生，或在学术上有卓越的成就，或在文化岗位上有重大的贡献。”他强调，必须“运用教育的力量”，以“谋求社会安定与政治的进步”。陈诚还重弹“反共”老调，宣称：“我们的国策是反共抗俄，而达成这项国策的重要工作，则是先求确保并建设台湾，再谋反攻大陆，拯救水深火热中的同胞。”[50]继陈诚致词后，与会者先后听取了“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的一般政务报告、“外交部长”沈昌焕题为《世界的危机与我们的奋斗》的“外交”报告、“教育部长”黄季陆题为《近年来教育文化的发展和今后努力的方向》的文教报告，以及有关大陆情况的报告。

26日，由陈诚主持进行了综合会谈。与会者就留学政策、文化思想、新闻等方面，提出了意见。陈诚在当天会谈结束时，发表了讲话。关于留学问题，他说：“对于青年出国留学的名额，不宜加以限制。凡接受技术训练的，亦不必大学毕业。”他表示相信，那些希望延长留学时期或暂时留在岛外就业者，“在光复大陆以后，他们一定愿意回国效力”。关于香港和海外的“思想文化斗争”，他对于在海外、尤其是在香港“从事思想文化斗争人士”，“极表钦佩”。他指出：“在海外、在香港进行文化思想斗争的艰巨，和保卫金马前线的将士，具有同等的功劳与重要。”关于新闻事业问题，他说，台湾现在已有报纸31家，刊物700种，通讯社42家，电台64家。“今后与其求量的发展，不如求质的改进，更为重要，”他告诉与会者，“自出版法修正公布以后，政府从不愿轻于援引执行。”[51]

陈诚在28日综合会谈结束时，就当前的国际形势及“反攻复国”的问题作了补充说明。他认为：“当前世界紧张局势，悉由苏俄集团扩张侵略、渗透煽动所造成”；目前，“反攻复国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我们惟有更加团结合作，充实光复大陆的主观条件，并由此增进国际的同情与支援”。对于与会者发表的众多意见，陈诚表示欢迎，认为“虽见仁见智，各有不同，但同样值得重视”。同时，他又提出，“希望在大家对反共复国作艰苦奋斗的时候，各方人士最好在批评检讨之中，多多鼓励政府能够认真负责，勇于做事”。他重提过去说过的几句话来要求大家，即：以创造代替占有，以团结代替倾轧，以互信代替猜忌，以鼓励代替责难。陈诚特别强调说：“中华民国”决不可能被中共所打倒，但可能被自己骂倒。“因为各种谩骂攻讦而使士气人心受到严重影响，并为政府各项措施，增加许多阻力。”[52]

自29日起，第二次会谈分4组进行。各组重点研讨的内容分别为：第一组，“大陆光复后教育文化重建问题”；第二组，当前教育措施问题；第三组，文化建设与新闻事业问题；第四组，交换有关国际情势及“反共复国”的意见。与会者每人可填报第一、第二两个志愿，参加两个组的会谈。填报结果，第一志愿参加“当前教育措施问题”组者最多，有51人；而第一志愿参加“大陆光复后教育文化重建问题”组者最少，只有1人，会谈组织者不得不动员第二志愿者，参加该组活动。

在分组和综合会谈的基础上，第二次会谈于31日上午通过了《当前教育措施问题》、《文化建设与新闻建设问题》两项研讨结论。这一天，在陈诚的主持和操纵下，还以全体与会人士的名义，发表了《促请政府早日反攻大陆的声明》和《对当前局势与反共复国的综合意见》。这两份文件，充满了“反共”和“反攻”的叫嚣。《声明》敦促台湾当局，“应把握时机，反攻大陆，击垮中共”。

31日下午，陈诚在6天的阳明山第二次会谈结束前，为会谈作了总结。他认为与会者对于当前世局与“反攻复国”的问题，已经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主要是：第一，“当前世界紧张纷乱局势的日益严重，系由共产集团扩张侵略所造成”；第二，“没有自由统一的中国，亚洲和世界的安全和平便不能确保”；第三，“相信我们的奋斗一定会得到最后的成功”。[53]

由陈诚主持的阳明山第二次会谈，也和他在1个半月前主持的第一次会谈一样，政治的喧嚣淹没了对于实际问题的讨论。这只不过是陈诚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对文化、教育、学术界的海内外知名人士，采用的一种拉拢手段和精神战。当然，一些正直的学者和新闻界人士，在发展文化、教育、科学事业，争取新闻自由方面，还是提出了若干有益的建议。

按照陈诚最初的设想，阳明山会谈共应召开四次。第一次以经济发展为主题，第二次以文教建设为主题，第三次以政治问题为主题，第四次则为综合性讨论。但在举行了第二次会谈后，该项活动便即行中止。

陈诚和台湾当局，开动了全部的宣传机器，打出了最强的阵容，全力以赴筹备，组织了这两次会谈。这决不是任何个人一时心血来潮的举措，而是台湾当局面临外交、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形势，所作出的重要决定。当时国际上时时吹起“两个中国”的冷风；台湾当局自大陆撤退台湾后，经过10年多的整顿、努力，政权基本巩固，军事上与大陆隔海对峙的格局已经形成，经济上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亟待振兴起飞，学术文化方面需要解决许多实际问题；中国大陆恰逢三年困难时期，这使台湾当局产生了可以加快“反攻复国”步伐的错觉。台湾当局深感，自己处于发展与障碍、有利与不利、成功与失误等多元的矛盾之中。要解决这些矛盾，求得自身的巩固与发展，就必须团结内部、整齐步伐，加强海内外的联系。为了做好海内外实业、文化等方面著名人士的工作，适应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阳明山会谈便应运而生。

尽管两次阳明山会谈，都使对经济、文化等问题实质性的讨论，淹没于“反共复国”的政治喧嚣之中，但对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专业讨论，毕竟是会谈的主题，也是会谈所打出的旗号，因而会谈对于沟通台湾当局与经济界、文化界的联系，听取各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制定经济、文化发展的战略决策，都有着实际意义。会后，台湾当局修订了经济发展计划，以及有关教育、留学生、新闻等方面的政策。此后台湾经济的起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都与两次阳明山会谈有一定的关系。作为会谈影响的另一个方面，还有以“反共复国”为中心口号的消极的、恶劣的政治、军事影响。由于这两次会谈系由台湾当局中枢直接主持，出席对象又来自海内外，因而加剧了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第二次会谈所形成的反共《声明》和《意见》，更被台湾当局视为一种政治资本。这种“反攻”的喧嚣和浪潮，发展到最高点，便成为1962年蒋军准备窜犯大陆的军事行动。中国大陆当时面临的经济困难，在客观上也有助于这种反共浪潮的泛滥。

会谈体现了陈诚“虚实并重”的风格。两次阳明山会谈，是在陈诚一手筹划和主持下进行的。陈诚在长期追随蒋介石的政治、军事生涯中，形成了“虚实并重”的风格。所谓“虚”，就是讲国民党那一套政治，几乎自抗战胜利以来，他反共的思想一直不变。所谓“实”，即认真负责、脚踏实地地抓政权、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建设。陈诚在国民党内是著名的实干家。因此，会谈的“双轨”制内容，既是时代打在它身上的烙印，也是会谈主持者陈诚风格的真实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