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一个中国”

在陈诚的政治生涯和政坛活动中，有一件特别值得称道的事，即反对将台湾“独立”或交由联合国“托管”，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他所坚持的“一个中国”，只能是由蒋介石当“总统”的“中华民国”，但是，在客观上却回击了分裂势力的活动，维护了民族的团结与国家的统一。

台湾虽于抗战胜利后，即根据《开罗宣言》的决定，由中国政府收回主权，但嗣后在国际上又出现了一种声音，即认为中日之间尚未签定和约，台湾的地位尚未确定。这当然是对于中国主权的公然挑战。1949年6月底，蒋介石收到了中国驻东京代表团的来电，称“盟总对于台湾军事颇为顾虑，并有将台湾由我移交盟国或联合国暂管之拟议”。蒋氏立即复电，望该团负责人就此事与麦克阿瑟详谈，指示谈话要点中特别强调：“台湾移归盟国或联合国暂管之拟议，实际上为中国政府无法接受之办法，因为此种办法，违反中国国民心理，尤与中正本人自开罗会议争回台湾之一贯努力与立场，根本相反。”[54]作为台省最高官员的陈诚，在对台湾岛地位的看法上，秉承与蒋介石同样的理念，坚决反对“托管”台湾。在他就任东南军政长官后，复于10月17日，以“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发言人”的名义，断然否认“美国将托管台湾”的传言。[55]美国是否公然声称要“托管台湾”，并不重要。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否认”，却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台湾当局是决不能接受被“托管”之事实的。后来，陈诚在1952年10月向国民党七全大会作施政报告时，特别指出：1949年时，“少数野心分子勾结国外不肖之徒，正从事‘独立’‘托管’活动”。他并将此种活动列为台湾日益加深的“隐忧”与“重要危机”之一种。[56]字里行间，透出了陈诚对分裂活动的鄙视与谴责。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对于台湾的动向极为关注。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以来，中共中央为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逐步影响到台湾内部。美国政府推行的“两个中国”政策，不仅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也遭到了台湾当局的领导人蒋介石、陈诚等人的反对。海峡两边在反对推行“两个中国”政策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中共方面通过不同渠道，采取多种办法来做蒋介石和陈诚的工作。其中包括委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傅作义多次给蒋氏父子和陈诚去信，转达中共对台的方针、政策；通过有关人士将“奉化庐墓依然，溪口花草无恙”的照片寄去台湾；由统战部门安排蒋介石内兄毛懋卿为浙江省政协委员，给蒋介石在奉化、陈诚在青田的亲属以照顾等。这些举措，对蒋、陈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进入60年代后，美国对华政策有了调整，一方面加强与中国政府的接触，一方面向台湾当局施加政治、经济上的压力，继续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美蒋之间的矛盾也因之加深、扩大。据长期从事中共对台工作的童小鹏先生回忆：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经与周恩来研究商讨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确定了对台的总方针是：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给下一代去做。毛泽东还提出了对台的具体政策，根据周恩来的概括，具体可归纳为“一纲四目”：

“一纲”即：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为：一是台湾统一于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台湾可以派人来参加中央政府的领导工作，中央政府不派人去台湾担任领导职务。二是台湾所有军政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是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一候条件成熟并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四是双方互约不派遣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57]

此后不久，周恩来又请有关人士转告陈诚：台湾回归祖国以后可以行使更大的自治权利，除外交以外，军队、人事均可由台湾朋友自己来管。周恩来还表示，过去送去的信件虽然是一些朋友个人写的，但政府是支持信中建议的，我们个人在政府中的任职虽然会有变化，但政府对台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58]

据左双文先生在《炎黄春秋》发表的文章介绍：在1961年下半年陈诚应邀访美时，美国政府曾企图在是否从金门、马祖撤退问题上，离间蒋氏父子与陈诚之间的关系，以实现其搞“两个中国”的目的。中共方面决定以促进他们之间的团结来击破美国“拉陈抑蒋”的阴谋。周恩来表示：“我们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他认为陈诚“还有些民族气节，看来不会被美国牵着鼻子走”。周恩来还特地在陈诚赴美前，请人提醒台湾当局要加强内部团结，即蒋、陈、蒋的团结，把军队抓在手里，美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周恩来申明：只要他们能一天守住台湾，不使它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我们就不改变目前对他们的关系。希望他们不要过这条界。[59]

这年七八月间，陈诚在美访问时，美国务院曾将1955年以来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记录交陈阅读，以示信任。陈诚阅后对人说：“中共拒绝美国一切建议，而坚持美舰队及武装力量退出台湾的作法，不受奸诈，不图近利，是泱泱大国风度。”他还表示，他们也要向历史做交代。[60]

1962年，有一次周恩来邀请张治中、傅作义、屈武等人在钓鱼台吃饭。席间曾谈到台湾问题，周恩来希望他们能写信给台湾当局，告诉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后来，屈武给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写了信，张治中、傅作义则给蒋经国、陈诚等人分别写了信，转达了周恩来的意思。[61]童小鹏先生回忆：毛泽东指示，解决台湾问题要靠实力派，主要是指蒋氏父子和陈诚，但蒋诚之间也有矛盾，我们做了些工作化解。蒋介石第三次连任“总统”，我们捎了话，表示赞成，支持蒋，促进他们内部团结。[62]这一时期，中共通过不同渠道所表达的和谈诚意和提出的一些具体建议与设想，对台湾当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台湾当局的代表人物也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决不会接受“两个中国”。[63]

1963年7月，当陈诚因病提出辞职后，周恩来迅即约见张治中、傅作义等人，共议此事。周恩来分析，促使陈诚提请辞职的原因不外三个，即：美国压力、内部矛盾及身体有病。周说：“不管台湾形势如何，我们的政策是要老小合作。”[64]同年12月7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亚非欧14国前，在广州停留时，在南海舰队的军舰上会见了正准备赴台的香港文化界知名人士张雅群。周恩来请他转告陈诚及台湾当局：美国正准备采取更多的实际行动，要把台湾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而国共两党可以在反对“两个中国”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我们不会因自己强大而不理台湾，也不会因有困难而拿原则做交易。如果单从我们方面看，台湾回归祖国固然好，既然暂缺，那也无损于祖国的强大地位。我们是从民族大义出发，从祖国统一大业出发，今天祖国的四周边界问题已解决，唯独东南一隅尚未完满，这个统一大业应该共同来完成。[65]

陈诚在台湾当局中，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号人物”，辅佐蒋介石执政十六七年，始终反对分裂台湾，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值得肯定。直至1965年3月逝世前，他还留下了令人感叹、殊堪玩味的66字遗言，其中既无“反共”、“反攻”之言词，又不乏团结、统一之意旨，应当说，这是多年来中共坚持做台湾当局高层工作的结果。

陈诚死后，1965年7月18日，周恩来总理为欢迎李宗仁归来，在上海虹桥机场候机室，对上海党政军负责人、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各界人士讲话时说：“陈辞修是有爱国心的人”，“陈不准美帝制造两个中国”，“可惜他身体不好，死的早了”。[66]据说，陈诚还曾向蒋介石进言：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兵力，不能信任美国，不能受日本愚弄。陈诚死后，台湾当局的一些人想在陈诚遗言中加上“反共反攻”的内容，陈诚的亲属不同意，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同意不修改。[67]陈诚嫡系将领黄维认为：“陈的三句话遗言，都是对祖国统一的热切要求和呼吁。只因为当时在台湾的环境下，不得不用那样的语言表达其心声。”[68]黄维的这一认识应当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