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与作风

台湾舆论称陈诚为“集忠诚勇拙于一身”。撇开政治立场不谈，就陈诚的性格、为人、处世而言，说他有忠、诚、勇、拙四个特点，也不无道理。

陈诚很善于从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总结、概括出一些立身行事的道理。1948年间，他读毕一家报纸的社论，遂以钢笔书写了几行字：

陈诚墨迹

我们不必怕有人反对，我们只怕自己没有警觉，不想求进步；如果有警觉，肯求进步，则反对者愈多，警觉性愈强，而进步亦愈大。但根本问题仍在我们的动机是否为复国建国而努力，如果是，纵有人反对，我们也可扪心无愧。[1]

这一总结，深深地打上了政治的烙印，具有反共、忠蒋的浓厚色彩；但就如何对待别人的反对以及如何警惕自身的缺点而言，当亦有一定的道理。

1944年，陈诚随兴说过几句话：

勿谓时踵厄运而自疑，勿谓事不由人而自懈。

见危不能竭其诚，临难不能效其忠，非智者之所应有。

这些话，当然具有强烈的时代背影和浓厚的政治色彩。不过就中亦可见陈诚赖以安身立命的人生哲学。

他曾把当代社会中的复杂矛盾，概括为8句话：

落后的社会，现代的要求；

苟安的习惯，战时的要求；

自私的观念，民主的要求；

有限的财力，无穷的要求。

面对这种复杂的社会、心理上的矛盾，陈诚始终提倡创造、团结与信任。他说：

争长短，不合作，是革命最大罪恶；

去意气，求团结，为胜利不二法门。

以创造代替占有，

以团结代替倾轧，

以互信代替猜忌，

以鼓励代替责难。[2]

1950年秋，在陈诚于阳明山短暂养病期间，蒋介石送他一本《毛奇评传》。毛奇是德国著名的军事家，先后任普鲁士参谋总长与德军总参谋长，指挥过丹麦战争、普奥战争与普法战争，著有军事著作多种。陈诚三天读毕全书，写下两段心得：

思想——教育——演习——作战，连成一片，是毛奇成功的基础。

永久和平是每个人的愿望，但须研究战争能否避免，如果答案是不可避免，甚至因避免战争而使国家独立与安全都不能保的时候，只有抱亡中求存、死中求生的一法——战争。[3]

从这些心得、感想中，可以看出陈诚性格和思想的某些方面。

有资料称赞陈诚对于阅读报纸、文章十分认真，且常有批示与处置。在何定藩先生编辑的《陈诚先生传》中有如下的记录：

陈副总统政务太忙，虽不能抽出较多时间和记者晤谈，但他对舆论特别重视，每天必亲自阅报，探取民情民瘼。各报的社论或专栏（包括广播的评论），每天必读必听，遇有重要而精辟的言论，即圈点后交给有关部会或幕僚参考保存，有时还询问作者的姓名，表示嘉许或约谈。

除了评论性的文章以外，陈副总统也喜欢看各报的历史小说、小品文、掌故等。前几年，台北某报连载一篇以抗战史实为背景的历史小说，其中提到某将领因作战不力而遭枪毙，因作者一时笔误致把人名弄错，陈副总统阅后即予指正，并嘱转告作者。[4]

陈诚的工作踏实而认真，在蒋介石身边的文臣武将中，他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他曾自撰一副对联：“艰难困苦不足以移其志，危疑震撼不足以动其虑。”陈诚常说，工作中“不但要任劳任怨，而且要任谤”。他非常厌恶那种认为“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思想。他认为“不怕有错，只怕不做；因为进步就是从尝试与错误中产生出来的”。陈诚一生最反感欺骗行为，而主张待人以诚，他常说：“骗人的事，可能使少数人永远受骗，也可能使多数人一时受骗；但决不能使所有的人长期受骗。”他还在工作中，提倡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在1953年的一次“行政院”检讨会议上，陈诚举了生活中的一个非常浅显的例子，来倡导这种精神。他说，讲到积极，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故事：有一位老农请人吃午饭，早晨便叫孩子到镇上买菜，等到客人都到齐了，孩子还没有把菜买回来，老农急了，便去查看究竟，发现他的孩子和一个贩卖百货的小贩，都站在一条很窄的田埂中间。老农便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孩子说小贩不愿让路；小贩又说，孩子不愿让路。所以两个人都只好站在那里。结果，那位老农马上把小贩的担子挑起放在一边，让他的孩子过去了。之后这位老农告诉他的孩子说：遇到困难的问题，一定要有“挺进”的精神，僵持在那里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今后只要我们发挥“挺进”的精神，一定可以解决很多问题。[5]

陈诚在主持军政工作中，向以雷厉风行的作风而闻名。他处理问题，坚决果断，不循私情，不留情面。在陈诚主政湖北期间，监利县县长黄向荣，用公款作棉花生意，被省参议员傅鹤琴向陈诚作了检举。陈诚立即将黄逮捕法办。省保安司令部的人与黄的关系较好，又同情其乃初犯，遂延宕半年，迟迟未办。至1943年陈诚调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动身前夕，省保安司令部将拟判黄向荣12年徒刑的判决书，匆匆送陈审阅，意欲保黄过关，免其一死。不料陈诚阅后，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连骂几声“混蛋”，在签呈上赫然批了四个大字：“即予枪决”。原想成全黄向荣的一纸签呈，反而成了送黄入地的催命书。黄在临刑前，抽出钢笔给妻子写下四句遗言：“杀我吓人，死不甘心，教我子孙，再莫做官。”写完后，也骂了几声“混蛋”。对黄向荣的处置是否过重，人们说法不一。但陈诚此举有一定的震慑作用，却是毋庸置疑的。

宜昌县长武长青，在颁发鸦片烟膏新旧牌照的交替期间，经过请示行政督察专员吴良琛，同意了商人们在捐赠一定数额款项的前提下，暂先无照营业。这种捐赠的款项，既有利于缓解县财政的困难，又可使县长本人得到好处。有人把这事告到陈诚那里，正逢陈诚召开县长会议。陈诚令将武长青解押恩施。县长们拭目以待，他们知道武长青与陈诚有同学之谊。到了会议结束的一天，陈诚下令：“宜昌县长武长青贪污有罪，着即枪决。”主办法官踌躇良久，鼓足勇气向陈诚直言：“武长青的案件还没有审讯，可否等审问清楚了再枪决？”陈诚大怒，严令：“什么审讯不审讯，马上枪决，不准迟疑。”据说武长青临刑前，大呼冤枉。曾经同意武长青接受捐赠的行政督察专员吴良琛，吓得魂不附体，跑到测字摊上去算命，求问吉凶。

在日常行政工作中，陈诚也将治理军队的一套办法搬到政府。抗战中的湖北省政府每年要召开一次党政军年终检讨会，时间为一个多月，与会人员被严格编成中队、大队，形同一支部队；按时点名，不得迟到、早退，更不能无故缺席。各厅、处长、行署主任、行政专员及县长，都要作工作报告，一律限半个小时，到时打铃。陈诚还要不断向报告者提出问题，并时常插话，使得报告者十分惶恐。公安县长方扩军到结束铃响，才读了一半。陈诚严厉地批评说：“你在公安干了这么多年，就是一本经，也该念熟了。”之后，这位著名的“不倒翁”，还是倒下了。

晚年时期的陈诚，往昔的性格与作风，更趋成熟。他于出任台省主席后，在社会秩序异常混乱的情况下，以严厉手法整顿交通。台湾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郭骥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陈诚的一件经历：

民国三十八年初，两百余万军民随同政府播迁来台，交通秩序混乱，汽车横冲直撞，每天压死若干无辜人民。有一天，一辆军车在中山北路一段，开上行道，压死四个人，司机心里一慌，急向后倒，又压死四个人。陈主席以兼任警备总司令的身份，下令规定，凡因不遵交通规则而压死老百姓的司机，将予就地正法。过了两天，有一辆吉普车司机在南昌街撞死一个人。触犯这个规定，经军法审讯，就在出事地点执行枪决。从此台湾全省，几乎一年多，没有发生车祸。处决一个草菅人命的司机，无形中不知救了多少老百姓的性命。[6]

陈诚在国民党军政官员中，算是比较清廉的一个。早在二三十年代，他以第11军和第18军部队起家的时候，就对各级部队中“吃空额”的现象，作出过严格规定。陈诚只允许部队里有少数的名额作为机动掌握，如连长为2名，营长为3至4名，团长8至10名，旅长则不准超过8名；逃兵限于24小时内上报，否则以吃缺论处。他宣称，各部队长凡不遵守这一规定者，轻则撤职，重则枪决。各连队的伙食，也由全体士兵轮流采购副食品，然后向全连公布账目。陈诚还要求，各部队长在调离原职办理移交时，必须把部队的公积金一并移交。他自己在卸职第21师师长、总司令部警卫司令和第14师师长时，都将公积金造册交清。他不惜使用巨量公积金，创办残废军人工厂、农场；而在私人应酬中，则较为节俭。

到台湾后，陈诚的地位比过去更高了，且已年过半百，但生活上仍保持了在大陆时期节俭的习惯。在《陈诚先生传》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

陈副总统家居生活简朴，与平民无异，常使他的宾客感动和惊奇，副总统常说：“我自任师长起到现在，始终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准。”

说到吃，陈副总统喜欢吃猪肝汤和刀削面，都是极为普通的食物。他每天早上一碗面，早晚两餐，也不过两三样菜，最常见的是炒蛋、白菜。约客人吃饭，除外宾酬酢之外，最多加两样，又不准备海味，每人一杯酒，且都是国产的，其实，陈副总统请客吃饭都是为了谈问题或商量公事。

说到住，五十二年（即1963年）以前，信义路官邸有几间平房，客厅里有一套沙发，小客厅是几张旧藤椅，从没有换过。遇有外宾来访或对外宾赠勋，客人稍多，就没有回旋之地，可是，陈副总统却一直处之泰然。

总统知道这种情形，非常关心，乃趁陈副总统在日月潭养病期间，关照总统府副秘书长黄伯度先生为他建造几间较为合用的房子。陈副总统回来以后，知道是总统的德意，才住进去了。这几间房子是拆掉旧有客厅改建的。[7]

常年跟随陈诚烧饭的炊事员，并非什么名厨，而是早年军营里的伙伕。陈诚很少吃米饭，每顿只吃一只小馒头，有时胃口好，就吃一只半；最喜欢吃湖南菜，最喜欢的一道是豆豉、肉丁、豆腐干、笋丁炒在一起的。他吃菜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将菜里的丝丝、丁丁切得整整齐齐。

陈诚的穿着也很简单。常穿的两套西装，一套是黑色的，一套是藏青的，质料都不怎么好，剪裁也并不时新。每当身边的人劝他做点笔挺的衣服接待外宾时，他都指指现有的两套西装说：“这个蛮好，本地料子，而且我穿起来很合身。”陈诚经常穿一双棕色皮鞋，身边人劝他再买一双黑色皮鞋，陈诚问：“为什么？棕色皮鞋还没有破，不是挺好吗？”后来别人提醒他，参加国际性的宴会，穿黑色皮鞋比较适当时，他才作了让步，说：“那好，就再买一双黑皮鞋吧！”

陈诚反对打高尔夫球。他认为打高尔夫球的那一套设备太昂贵，而且都要坐汽车去高尔夫球场。他常问：“有没有一种更经济而普遍化的运动？”陈诚还曾经说：“试想一想，每逢周末或星期天，在高尔夫球场摆满汽车，附近的老百姓看了会怎么想！”据王云五先生回忆，陈诚曾说：“今日何日，此地何地，大敌当前，还玩高尔夫球，试问除了台湾，我们还有后路吗？”[8]王氏以8个字来形容陈诚的私生活，即：“俭以持躬，严以齐家。”

陈诚办事的作风雷厉风行，对一切腐败现象，严惩不贷，可是平时的待人及物，却显得平易而普通。他在阳明山休养时，看见小孩子要叫一声“小朋友”，看见老年人要叫一声“老先生你好”！有一位75岁的老农，回忆在1948年时，曾在阳明山后山公园遇见过陈诚，陈诚问他种多少地，生活过得怎样？这位老农便邀请陈诚到自己家里去坐坐。陈诚答应以后一定去，但今天不去了。没过多久，报上便发表了陈诚出任省主席的消息。老农想，陈诚当了省主席，更不会到自己家里来了。想不到事隔半年，陈诚真的来到了他家，并说：“老先生对不起，我本来老早要来看你的。因为我说了来，就一定要来看你才对。”

台北市仁爱路段的老里长王添有曾回忆去陈诚家中查户口的情况。他与陈诚的副官在门口警卫室核查户口簿及身份证，被陈诚知道了，陈诚便一定要请他到会客室里去坐，并叫人倒茶递烟。陈诚对他说：

“我是你们管区的居民，里长到居民家调查户口，应该要表示一点礼貌。”

“查户口是公事，不要以为我是副总统与行政院长，你们应视作普通居民，也应该照规定的详细调查。”[9]

陈诚对于到他家中来访者，能做到长谈不倦，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陈夫人谭祥常埋怨陈诚不能节制与宾客谈话的时间，曾调侃说：“你能不能学会‘端茶送客’那一套呢？”陈诚却解释说：“来看我的，都是国家的英才俊杰。我现在目力不行了，看书看得很慢，而陪这些有学问和有见解的人多谈谈，正是充实我自己的好方法，我不能放过这种机会。”

陈诚的起居、休息，亦有严格的规律，自成习惯。每天早晨6时起身，在庭院中散步；再读当日报纸；用过早点后即去办公。中午常利用午餐与僚属餐谈，解决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有时会临时取消午睡。晚饭后如有僚属来请示工作，常讨论至深夜12时。晚间官邸无客时，便打开收音机听音乐或广播；偶尔与夫人对弈象棋。

陈诚虽保持了军人威严的风度，但在日常生活中，却充满了幽默。一次，陈继承到他的官邸去看他，别人要他们把自己的年龄报出来，看到底谁的年纪大。陈诚笑着说：“不要排了，当然是我大。因为我叫陈诚，他叫陈‘继’承。”陈诚在一次向“立法院”作施政报告时，曾用小孩子与老太婆竞走的故事，来说明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常会见仁见智，有所不同。他说：“一个老太婆和一个小孩子同向某一个村庄出发，小孩子说只要一天的时间就可走到，但结果这个老太婆却走了一天半才到达目的地，老太婆气愤非常。过了两天，当她碰到这个小孩子的时候，就质问他说：‘小孩，你不是说一天就到的，怎么我走了一天半才到呢？’这小孩却简单地说：‘是一天可以到达的，我就是一天跑到的。’路是一样的远，老太婆和小孩子两人在行程的差别，是由于各人的走法不同，一个年轻力壮的孩子当然跑得快些，年迈的老太婆势必要慢慢走，所以他们两个人的争执是无谓的。这也是对一件事的看法，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的道理。”[10]

陈诚曾接受医师的劝告，将喝酒改为抽烟，因为酒会刺激他已经割治过的胃部，而抽烟却可以帮助消化和缓解情绪。他打趣地说：“不抽烟是好人，抽烟是好国民。”他的解释是：吸烟是消费，且对身体无益，不抽烟的是好人；但现在台湾的税收大部取自公卖局，公卖局一定要烟酒销路好，才能增加“国库”收入，因此抽烟的是好“国民”。

一日陈诚好友来访，陈夫人正在楼上，陈遂命工友请夫人来作陪。但台籍工友听不清国语，误将“夫人”听成“冯庸”，便把冯庸请在门房里等了一个多小时。冯庸乃长年跟随陈诚在武汉行营、军官训练团和东北行辕的幕僚。陈诚赶快把冯庸请进来，笑曰：“对不起，你做了我一小时多的夫人。”[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