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的沧浪亭，是一处楼台错落，烟水茫茫的所在。
从前读过两篇《沧浪亭记》——作者分别为它的始建者北宋诗人苏舜钦和明代文学家归有光——似乎都是侧重讲其“所以为亭者”，没有更多地涉及园林自身，所以，留下的印象很淡漠了。倒是清代苏州文士沈三白在《浮生六记》中“笔端常带感情”的记述，令人久久萦怀。他深以宅近名园为幸，说，得“居苏州沧浪亭畔，天之厚我可谓至矣”；甚至后来被迫迁往他处，他还情怀依依地顾恋：“沧浪风景，时切芸怀。”他记叙沧浪亭的园林佳胜，饶有韵致：“檐前老树一株，浓阴覆窗，人面俱绿，隔岸游人往来不绝。”“叠石成山，林木葱翠。亭在土山之巅，周望极目可数里，炊烟四起，晚霞灿然。少焉，一轮明月已上林梢，渐觉风生袖底，月到波心。”
可惜，我的实地游观，是在盛夏的白天，没能体味到那种晚霞成灿、月映波心的幽情逸韵。但，过得石桥，风来四面，翠柳摇丝，感觉还是蛮有诗意的。苏州园林大都以高墙围护，自成丘壑；唯有沧浪亭外面绕以浩渺的清池，望去顿起烟霞之想。园内，以山峦为轴心，楼堂轩榭，各抱地势，并有长廊相连接，逶迤高下，自然形成游观的路线。水令意远，石致神幽，内外景色融为一体，极富水乡山岛意趣。而且，四时景观俱有佳致，春可赏竹翠玲珑馆，夏宜观荷藕花香榭，秋坐清香馆饱嗅丹桂飘香，冬临闻妙香室探访寒梅，都是可游、可望、可摄、可忆的。
这使我想到知名学者文震亨阐扬的“三忘”境界。他是明代大书画家文徵明的曾孙。十五、十六世纪的两百年间，世居苏州的文氏家族前后六七代人，一直醉心于园林——“城市山林”的营造与欣赏。文震亨对于居住生活的空间艺术尤有独到的见解，他在《长物志·室庐》篇中写道：
居山水间者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吾侪纵不能栖岩止谷，追绮园之踪；而混迹廛市，要须门庭雅洁，室庐清靓，亭台具旷士之怀，斋阁有幽人之致，又当种佳木怪箨，陈金石图书。令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
他概括得实在是好。
看得出，其他都是衬托，文震亨的着眼点在于“城市山林”，而其落脚点是实现“三忘”境界。所谓“混迹廛市”，即在商肆集中之地安家落户。既然是置身闹市，就不可能拥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只能“纳须弥于芥子”，在有限的物质形态中创造出可供精神悠游、心灵寄托的“壶中天地”。在这种情况下，要能达到久居者悠然忘老、暂住者乐而忘归、游观者怡然忘倦的境界，着实不易。文震亨从两个方面提出要求：一是营造“门庭雅洁，室庐清靓”，遍植“佳木怪箨”的自然环境（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打造“硬件”），这样才能住下来舒适，游起来饶有情趣；二是创造一种“具旷士之怀，有幽人之致”的文化氛围，能够满足文人雅士的精神需求和增进审美情趣的人文环境。这后一方面当然更为重要。
看来，以这些标准来衡鉴沧浪亭，自是当之无愧的。其实，这也正是苏舜钦园林杰作中所引为自豪的“龙门得意之笔”。你看，他在五律《沧浪亭》中劈头就讲：“一径抱幽山，居然城市间。”由于“迹与豺狼远，心随鱼鸟闲”，因此，“吾当老此境，无暇事机关”。从前的文人走“学而优则仕”的路子，晋谒公卿、应酬世务、入朝问政，自然不能脱离目迷五色的都会；但朝政龌龊，争斗激烈，常为幽人、逸士所难堪。要论生活安定、环境恬适，自然应以山林为富有诗意的乐土。理想的境界是“鱼与熊掌”兼得，两方面都不放弃，于是，便构想出这种“城市山林”的模式，并且得到优游于仕、隐之间的士大夫的率先首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说：“人间有闲地，何必隐林丘？”这里的“人间”并非泛指，应当作尘氛十丈的都市理解。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筑宅舍于鹤林寺后，索性亲笔直书“城市山林”四字以为匾额。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当时士大夫认同“城市山林”，自有更深层次在——它反映了一种人生态度与心性哲学。白居易在《中隐》一诗中提出，与隐于朝的“大隐”、隐于山的“小隐”不同，“中隐”隐于市，“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他在《池上篇》中，说得就更充分了：“有室有堂，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飘然。识分知足，外无求焉。”既不受仕途牵累、“乌纱”羁绊，保持相对独立的心性自由，又无须穴居岩处，免除了饥寒、冻馁之苦；使出与处、仕与隐、“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对立得以融通，外部社会所带给他们的烦恼与束缚涣然冰释，从而获致一种自由的精神空间，人们自然会趋之若鹜的。
对于现代人来说，“三忘”境界以及“城市山林”的选择，仍有其实际的价值。为了使疲惫、烦闷的心灵获得自然的滋养，实现“生活艺术化”和“艺术生活化”，使优美、自然的生态环境和充实、高雅的人文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真正实现荷尔德林多年前所向往的“人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这确是一个十分理想的境域。只是，现实中这样的资源实在是太少了。
（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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